分析2015—2023年乌鲁木齐市水痘的流行分布特征，结合百度搜索关键词构建预测模型，探讨百度指数在水痘防治监测中的补充应用。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2015—2023年乌鲁木齐市水痘病例三间分布特征。确定水痘关键词,构建综合百度搜索指数。选出ARIMA和ARIMAX的最优模型，通过平均绝对误差 (MAE)、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均方根误差(RMSE)评价两种模型的预测效果。

乌鲁木齐市水痘年均报告发病率为80.85/10万，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χ²=1.136，P=0.287），各年龄组发病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7 582.372，P<0.001），七区一县年均发病率不同（χ²=21.496，P<0.001），其中头屯河区最高（100.54/10万）。筛选出的ARIMAX(1,1,0)(1,0,0) ₅₂为最佳预测模型（预测集MAE为12.04%，RMSE为13.80%，MASE为1.18%），拟合效果较好。

需加强学龄期儿童和头屯河区、达坂城区等重点人群及重点地区的疫情监测。基于搜索词百度指数建立的ARIMAX模型可用于预测乌鲁木齐市水痘的流行趋势，进一步扩展传统监测预警系统的技术支撑。

了解山东省年轻男男性行为者HIV感染风险认知偏差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制定切实可行的HIV健康教育计划提供参考依据。

2022年4~7月，在山东省6个城市招募年轻MSM，开展问卷调查并采集血样，收集MSM的人口学特征、HIV风险认知、风险行为等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年轻MSM HIV感染风险认知偏差的影响因素。

共调查年轻MSM 978人，≥20岁占85%（831/978），未婚/离异/丧偶者占97.6%（955/97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61.1%（598/978），2.6%(25/978)HIV抗体检测阳性，3.6%(35/978)梅毒抗体检测结果阳性，HIV感染风险认知偏差者占47.1%(461/978)，其中，54.0%(249/461)低估风险，46.0%(212/461)高估风险。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未婚/离异/丧偶（OR=11.693,95% CI:1.546 ~88.407)、自评新型毒品的危害为无或较低(OR=2.041,95% CI:1.477~2.825)是低估风险的危险因素；本省户籍(OR=2.618,95% CI:1.397~4.90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OR=1.728，95% CI:1.206~2.475)、同性恋(OR=2.532,95% CI:1.093~5.845)、自评新型毒品的危害为一般或较高(OR=8.323,95% CI:4.602~15.052)、没有接受过艾滋病干预(OR=2.288,95% CI:1.224~4.292)、没有服用过暴露前预防用药（OR=11.905,95% CI: 3.663~38.462)是高估风险的危险因素。

山东省年轻男男性行为者HIV感染风险认知偏差比例较高，HIV风险行为广泛存在，应重点加强自评HIV感染风险低但却有高危行为的MSM的教育，提高风险意识，减少危险行为的发生。

分析2012—2021年山东省县域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率的时空聚集特征，为制定精准防制策略提供依据。

利用山东省死因登记报告系统数据，计算交通伤害死亡率。分别采用Geoda 1.18和SatScan 9.7进行空间自相关和时空扫描分析以探索时空聚集特点，并运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探索其影响因素。

2012—2021年山东省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秋季偏高。各年均存在空间相关性，“高—高”聚集区主要位于鲁中南和鲁西北。时空扫描显示全人群存在4个聚集区，一级聚集区存在于2012年3月至2015年2月，覆盖26个区县，主要位于鲁中南。城乡与总人群相似，均主要位于鲁中南，城市主要聚集区存在于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覆盖19个区县；农村主要聚集区存在于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覆盖38个区县。主成分回归分析显示，反映经济、交通情况的变量影响较大，其中常住人口数、客货运输量与死亡率呈正相关，其他呈负相关。

2012—2021年山东省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聚集区存在于鲁中南，且农村聚集更明显。提示应根据聚集性特征，关注高风险地区的法律执行、基础设施建设、人口流动等影响因素，因地制宜地采取或调整防控策略。

分析2015—2023年南宁市居民急性心肌梗死死亡及潜在寿命损失的变化趋势，为制定慢性病防控政策提供依据。

整理南宁市全人群死因监测数据，计算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年龄别死亡率、构成比、潜在减寿率（PYLL%）、标化减寿率（SPYLL%）和平均减寿年数（AYLL）等指标，采用Joinpoint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做趋势分析。

2015—2023年南宁市12县（市、区）共报告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病例38 870例，其中男性22 566例，女性16 304例；粗死亡率为59.84/10万，标化死亡率为53.70/10万；粗死亡率及标化死亡率均呈稳定趋势，AAPC分别为-1.408和-2.892，P值分别为0.443和0.054；死亡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40岁后呈直线上升；急性心肌梗死院前死亡构成比为81.53%～87.29%，处于较高水平，但整体呈现下降趋势（AAPC=-0.552%，P=0.007)；潜在减寿率在0.33%~0.42%，平均减寿年数6.02年-7.03年，变化趋势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女性的潜在减寿率及平均减寿年数均呈下降趋势，AAPC分别为-5.941%和-3.475%，P值均小于0.05。

南宁市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较高，潜在寿命损失较严重，应加强急性心肌梗死院前急救及健康教育工作，老年人、男性是防控的重点人群。

使用神经网络以及优化算法，建立肥胖等级预测模型，对肥胖风险进行评估。

对从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收集的年龄在14岁至61岁之间参与者的2 111条记录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建立BP神经网络肥胖等级预测模型，同时通过剪枝法对模型的隐层节点数和传递函数进行优选，找出最优网络结构。另外利用遗传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对模型权值和阈值进行优化，最终建立起精确度高、实用性强的GASA-BP神经网络肥胖等级预测模型。

预测模型预测结果的R²为0.975 1，MAE为0.352，预测精度高，实用性强。在模型预测肥胖等级过程中，体重指标最为重要，与肥胖等级相关性达到了0.913，家族中是否有超重成员相关性也比较强，相关性为0.505。

GASA-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在预测肥胖等级方面性能优于其他模型，能够对肥胖等级做出最为准确的预测，可为个性化肥胖评估以及后续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参考。

分析2016—2023年武汉市急性心肌梗死（acutemyocardial infarction，AMI)发病率及变化趋势，为武汉市开展AMI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收集武汉市心脑血管疾病监测系统2016—2023年AMI发病数据，计算粗发病率、中标发病率、世标发病率，采用Joinpoint回归模型来估算AMI的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

武汉市AMI发病率从2016年56.67/10万上升至2023年115.29/10万（APC=10.24%,P<0.05），中标发病率从2016年40.45/10万上升至2023年79.57/10万（APC=9.75%,P<0.05），2016—2023年武汉市男性AMI中标发病率（83.65/10万）高于女性（34.99/10万），城市（62.59/10万）高于农村（55.35/10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2016—2023年武汉市男女性AMI发病率、中标发病率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均有P<0.05）；城市居民发病率、中标发病率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均有P<0.05），农村居民发病率、中标发病率2016—2020年的变化趋势均无统计学意义，2020—2023年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均有P<0.05）；2016—2023年武汉市<30岁、30～<40岁、40～<50岁、50～<60岁、60～<70岁和≥70岁年龄组居民AMI发病率以不同的速度上升，趋势均有统计学意义（均有P<0.05），其中，30～<40岁、40～<50岁年龄组居民发病率上升速度较快，AAPC分别为16.73%和13.87%。

2016—2023年武汉市AMI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青壮年男性是重点防控人群。

了解2023年长沙市医疗机构环境中多种呼吸道病毒（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污染情况，为防控医院感染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

采集长沙市11家医疗机构环境样本(包括空气、桌面、台面、垃圾桶、电源开关、门把手、电梯按键、洗漱间水龙头及饮水机等物表涂抹)共计 663份，利用RT-PCR开展多种呼吸道病毒核酸检测，比较不同类型医疗机构、监测区域和环境样本多种呼吸道病毒总体阳性率差异。

2023年长沙市医疗机构环境中多种呼吸道病毒核酸总体阳性率为10.41%，其中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的阳性率分别为0.90%、5.28%、3.77%和0.45%。不同类型医疗机构中，综合医院多种呼吸道病毒阳性率最高（15.22%），专科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福利医院和体检机构）阳性率分别为10.71%和2.61%。不同类型监测区域中，门诊诊疗区域的多种呼吸道病毒总体阳性率最高（12.50%），公共区域和住院病房阳性率分别为9.78%和5.51%。不同类型样本中，桌面、台面及垃圾桶等涂抹样本多种呼吸道病毒总体阳性率最高（15.45%），洗漱间水龙头和饮水机涂抹、电源开关、电梯按键及门把手等涂抹和空气样本多种呼吸道病毒阳性率分别为10.96%、9.83%和2.94%。不同类型医疗机构、监测区域和环境样本多种呼吸道病毒总体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023年长沙市医疗机构环境中存在多种呼吸道病毒污染，需要进一步加强环境监测和消毒。

了解中小学生含糖饮料摄入频次及购买习惯，并探究含糖饮料认知和行为的关系，为减少学生含糖饮料摄入提供依据。

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以深圳市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于2021年9至10月通过网络发放问卷收集相关信息。Spearman秩相关分析不同类型含糖饮料摄入频次之间的相关关系，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含糖饮料认知得分与摄入频次得分之间的关系，分层分析探讨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

共纳入6~18岁中小学生16 840名。含糖饮料总摄入量≥3次/周占比为58.9%，一～三年级、四～六年级和中学生分别为52.3%、60.3%和67.6%。父母(73.3%)为含糖饮料的主要购买人，便利店(73.7%)为主要购买场所，“好喝”(77.2%)是主要选择原因。不同类型的含糖饮料摄入频次之间均具有正相关关系(P<0.001)。多因素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含糖饮料认知得分越高者其含糖饮料摄入频次越低(β =0.179，95% CI：0.155~0.204)。含糖饮料认知得分与父母文化水平对学生含糖饮料摄入频次存在相乘交互作用(P<0.001)。

深圳市中小学生含糖饮料摄入频次较高，含糖饮料认知水平与摄入频次以及父母文化水平有关。

考察青少年早期自杀意念的动态发展轨迹，以及性别、留守状态、是否独生、走读情况和社会支持等对自杀意念发展轨迹的影响。

采取整群抽样法，于2023年3～12月选取湖南省某城区中学989名在校7年级学生进行3次追踪调查，使用青少年自杀意念量表(PANSI)与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CASSS)进行问卷调查，采用LGMM模型分析探究青少年早期自杀意念的不同类别。

青少年早期自杀意念的发展轨迹存在4个潜在类别，分别是C1组定义为“高风险—稳定型”（7.2%）、C2组定义为“中风险—恶化型”（8.8%）、C3组定义为“中风险—稳定型”（11.1%）以及C4组定义为“低风险—稳定型”（72.9%）。女生、留守、独生是青少年早期自杀意念发展轨迹的危险因素（均P<0.05），社会支持是发展轨迹的保护因素。

青少年早期自杀意念的发展轨迹具有显著的群体异质性与个体差异性。

了解产妇母乳喂养社会支持现况及影响因素。

采用完全随机整群抽样法，对承德市4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35例产妇进行母乳喂养社会支持水平调查，采用随机森林模型和LASSO回归进行影响因素重要性排序和筛选。

产妇母乳喂养社会支持量表总得分为52.00（9.00）分。LASSO回归显示：当lambda（λ）值为0.117 7时，误差最小，对应的影响因素数目为 10个，重要性排序及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母乳喂养社会支持的主要因素依次是：社区宣传母乳喂养的方式、是否重返工作岗位、就业状态、夜间是否哺乳、喂养方式（P<0.05）。

产妇母乳喂养社会支持水平有待提高，医护人员可根据产妇母乳喂养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了解扬州市小学生家长的儿童肥胖健康素养现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为优化我市儿童肥胖防控健康教育工作提出新思路。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扬州市6个县（市、区）每地随机抽取1个街道，再从每个街道随机抽取4所小学，每所小学每个年级（1~6年级）至少随机抽取1个班级，以整班为单位，对学生家长开展问卷调查。

本次共调查小学生家长6 097人，其中健康素养达标3 615人，达标率为59.29%。健康认知、健康行为、健康知识、操作技能和健康意识的达标率分别为66.54%、41.68%、69.99%、44.89%、32.97%。经χ²检验，不同居住地、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收入、与学生关系、学生体重状态的家长健康素养达标率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居住地、文化程度、职业、学生体重状态是小学生家长儿童肥胖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家长居住在乡镇(OR=1.223，95%CI：1.092~1.369)、职业为生产/制造/修理业(OR=1.353，95%CI：1.059~1.729)和无业(OR=1.514，95%CI：1.126~2.036)以及其他(OR=1.404，95%CI：1.112~1.773)、学生体重状态为肥胖(OR=1.203，95%CI：1.060~1.366)是小学生家长的儿童肥胖健康素养的危险因素，家长学历为高中及以上(OR=0.265~0.649，95%CI：0.133~0.752)是小学生家长的儿童肥胖健康素养的保护因素。

我市小学生家长的儿童肥胖健康素养总体水平较高，但健康行为、操作技能和健康意识达标率较低。开展儿童肥胖防控宣教工作过程中需重点关注居住在乡镇、低文化程度、无业、肥胖学生的家长，并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活动。

探寻不同的家庭环境对中学生抑郁的影响，以及应对方式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

通过多阶段抽样抽取青浦区4所中学的1 902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自编一般情况调查问卷收集受试者性别、年龄、家庭环境等相关信息；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检测各项应对方式因子得分；9项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检测抑郁得分。采用t检验、秩和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和Spearman秩相关分析进行差异分析或相关分析；利用SPSS Process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不利家庭环境下（离异/单亲的家庭结构、不和/争吵的家庭氛围以及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及以下）的初中生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有利家庭环境下（家庭结构为稳定婚姻、家庭氛围和睦融洽以及家庭经济状况优越）的初中生。有利家庭环境中的中学生“指向问题的应对”分量表得分较高、“指向情绪的应对”分量表得分较低；不利家庭环境中的中学生则相反。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在家庭结构（β=0.212, 95% CI:0.029~0.421）、家庭氛围（β=0.304, 95% CI:0.169~0.461）和家庭经济状况（β=0.261, 95% CI:0.058~0.491）对中学生抑郁程度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值分别占总效应值的9.83%、15.13%和13.85%；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在家庭结构（β=0.316, 95% CI:0.139~0.521）、家庭氛围（β=0.455,95% CI:0.311~0.626）和家庭经济状况（β=0.505, 95% CI:0.306~0.730）对中学生抑郁程度的影响中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值分别占总效应值的14.68%、22.72%和26.75%。

不利家庭环境会影响中学生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而应对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探索家庭作业时长对小学生近视的影响，并评估其在不同年级学生中的差异。

设四川省21个市（州）183个区（县）为研究点，每个研究点随机抽取2所小学，以整班为单位抽取4~6年级学生，每个学校每年级至少抽取80人进行视力筛查并完成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家庭作业时长对近视的影响。

47 054名4~6年级小学生纳入研究，4年级占32.5%，5年级占33.4%，6年级占34.0%；4~6年级小学生近视率为50.3%，并随年级增长而增高。控制协变量后，以平均每天家庭作业时长<1 h为参照，作业时间1~<2 h为近视的危险因素（OR=1.059，P=0.008）。按性别分层分析，在男生中观察到相同效应（OR=1.102，P=0.001），5年级男生效应最明显（OR=1.123，P=0.026）。按学生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分层分析，在地区经济水平好的学生中也观察到相同的效应（OR=1.097，P=0.005）。

家庭作业可能会增加小学生近视的风险，建议科学、合理地安排家庭作业时长。

探讨在呼吸道感染疾病的流行模式发生变化背景下的深圳市盐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不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超额住院情况以及住院费用结构变化情况，为制定循证公共卫生政策以及疾病负担做出合理控制提供信息。

基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采集2020—2023年盐田区急性呼吸道感染住院患者的数据资料，应用调整Serfling回归模型估计超额住院情况，应用结构变动度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住院费用结构及项目关联情况进行定量分析。

2023年急性呼吸道感染超额住院发病1 698例，超额率170.82%，占该年总住院人数的63.08%，病毒、支原体感染的病例增加，可能是发生超额住院的主要原因之一。住院费用结构发生变化，诊断类费用结构变动值、贡献率和关联度均最大。

2023年急性呼吸道感染超额住院超额率高，住院费用结构也发生变化。应不断健全监测系统，以捕获异常流行或超额住院情况，为医疗资源准备、分配提供依据；不断加强临床路径管理，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分析2018—2023年南昌市女性健康素养变化情况和影响因素，为干预女性健康素养提供依据。

在2018—2023年南昌市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的基础上，对有效样本中10 034名女性数据进行分析。通过χ²检验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不同特征女性健康素养水平进行组间差异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并利用χ²趋势检验分析南昌市女性健康素养的变化情况。

2018—2023年，南昌市女性健康素养水平逐年上升，从17.87%提升到30.80%。其中，健康知识和理念及安全与急救分别在健康素养三方面和六维度中居首位。影响南昌市女性健康素养的因素有城乡、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婚姻状况。城市女性健康素养水平是农村女性的1.249倍（OR=1.249，CI:0.934～1.669）；35～44岁组女性健康素养水平比15～24岁组高93.5%（OR=1.935,95%CI:1.375～2.724）；大专及以上（OR=15.851，95% CI: 12.525~20.060）女性健康素养水平是小学及以下女性的15.851倍；职业为公务员/教师及其他事业单位（OR=0.373,95% CI:0.252～0.553）和农民（OR=0.368,95% CI:0.231～0.585）的女性健康素养水平明显低于女性医务人员；未婚女性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在婚女性45.5%（OR=0.545，95% CI: 0.332~0.896）。

南昌市女性健康素养水平有所提升，今后要以基本医疗、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治素养为重点内容，以农民、老年、低文化程度和低收入女性为重点人群，创新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促进活动，普及健康生活方式与技能。

综合分析评价2019—2022年山东省公立中医医院医疗质量，为卫生部门提升医疗质量提供参考。

基于山东省参加绩效考核的公立中医医院调查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RSR法以及二者模糊联合方法对山东省公立中医医院的医疗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依据熵权TOPSIS法医疗质量评价结果2019年最好，2022年次之，C值分别为0.594 4，0.548 6；RSR法评价结果为2022年最好，2021年次之，RSR值分别为0.750 0，0.688 0；二者模糊联合法评价结果最好年份为2022年，2021年次之；三种评价方法均显示2020年的医疗质量评价结果最差。

熵权TOPSIS、RSR法及二者模糊联合法评价结果虽略有不同，但趋势基本一致，2019—2022年山东省公立中医医院医疗质量呈逐年提升趋势。采用二者模糊联合的方法能够更科学合理反映其评价结果，对医疗质量水平提升及管理规范具有一定参考借鉴意义。

研究2020—2022年安徽某地恶性肿瘤和心血管病患者住院费用控制及结构变化，为合理控制医疗费用、完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供参考。

运用结构变动值、结构变动度和结构变动贡献率等评价指标，分析DRG改革后住院各项费用变化情况及其对总费用变化的影响程度。

DRG改革后两类疾病次均住院费用和次均住院天数明显下降，其中结构变动贡献率最高的分别是药品费（29.89%）和治疗费（26.61%）。

DRG实际控费及结构优化效果明显；医护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费用构成仍需进一步提高；需要关注“以检查化验养医”问题。

分析评价地中海贫血防治政策、发现其政策工具使用与分布情况以及政策优缺点，提出改进建议。

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构建了“政策工具-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框架、借助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PMC），进行定量评价。

研究发现：广西地中海贫血防治政策总体质量较高，但也存在着多部门联合发文较少，缺乏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18.46%），政策性质略显模糊，政策时效难以做到长期与短期兼顾等问题。

地中海贫血防治政策应从增加需求型工具利用、兼顾政策长短期时效、动员多主体参与等方面入手提升政策质量。

探讨医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及与社会生态学风险因素的关联，为学校和相关部门性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于2021年9月至11月，对山西省某医学院校1 280名学生进行了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社会生态学风险因素、婚前性行为态度的匿名调查。

对婚前性行为持积极态度的学生占39.75%。调整一般人口学特征后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在家庭维度中，高风险组（OR=1.61 ，95% CI ：1.02~2.54）对婚前性行为赞同度是低风险组的1.61倍。在时间维度中，中风险组（OR=1.57，95% CI ：1.14~2.17）对婚前性行为赞同度是低风险组的1.57倍；相对于文化维度低风险组，文化维度的中风险组（OR=1.96 ，95% CI：1.43~2.69）、高风险组（OR=4.75，95% CI：3.24~6.97）均与婚前性行为态度呈正相关，即随着维度风险的增加，对婚前性行为的赞同度越高。WQS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维度对医学生婚前性行为态度影响最大，占45.40%，时间维度和家庭维度分别占15.60%和14.40%。

医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是社会生态风险因素综合作用结果，高风险家庭因素、中风险的时间因素和中、高风险的文化因素增加医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赞同，其中文化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大。

研究子代教育和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并探索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

基于跨越18年的七期专项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组基轨迹模型识别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异质性发展趋势，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研究子代教育和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发展轨迹之间的关联，利用KHB方法分析代际支持在其中的中介效应。

共纳入了1 342名年龄在60～100岁且至少参与两期调查的老人，确定了3个认知功能轨迹组：低下降组(19.75%)、中下降组(44.41%)、高稳定组(35.84%)。与低下降的受试者相比，子代教育水平越高，认知功能轨迹归属于中下降组和高稳定组的可能性越高，代际支持在两者的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并呈现出需求依赖性的特点。且代际经济支持在每个轨迹组中介效应贡献占比最大，稳健型检验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轨迹存在异质性，子代教育成就是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积极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同时在现代化思想与文化浪潮地不断冲击下，中国农村地区传统“孝文化”依旧根深蒂固。

分析父母学业上行社会比较感知与儿童手机依赖倾向的关系，并探究学习乏味和学业自我妨碍的中介作用。

2023年10月采用父母学业上行社会比较感知量表、学习乏味量表、学业自我妨碍量表、手机依赖倾向量表对1 024名4~6年级小学生施测，采用process 4.3分析中介效应。

未检出儿童占54.78%，潜在依赖倾向占27.25%，手机依赖倾向占17.97%；性别[χ²=10.975,P=0.004]、年级[χ²=47.055,P<0.001]、与父母关系[χ²=28.453,P<0.001]和居住地[χ²=14.128,P=0.007]是手机依赖倾向关联因素；父母学业上行社会比较感知→手机依赖倾向的总间接效应为0.115[95%CI:0.090,0.142]，中介效果量P_M=58.67%；父母学业上行社会比较感知→学习乏味→手机依赖倾向的间接效应为0.064[95%CI:0.042,0.090]；父母学业上行社会比较感知→学业自我妨碍→手机依赖倾向的的间接效应为0.024[95%CI:0.013,0.038]；父母学业上行社会比较感知→学习乏味→学业自我妨碍→手机依赖倾向的间接效应为0.027[95%CI:0.018,0.040]。

父母学业上行社会比较感知可通过学习乏味和学业自我妨碍间件影响儿童手机依赖倾向。

研究老年人认知轨迹与全因死亡风险的纵向关联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中介作用。

依托CLHLS 2002—2008年数据，运用组基轨迹模型(GBTM)识别认知的异质性轨迹；将CLHLS 2008—2018年数据作为全因死亡风险的随访时间，绘制各认知轨迹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并进行Log-Rank检验，对认知轨迹组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联进行Cox回归分析；基于边际结构模型分析ADL对二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并进行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共纳入了4 177名65~105岁且至少连续三次参与随访的老人，确定了2个认知轨迹组:低-下降组(n=691,16.61%)和高-稳定组(n=3 186,83.39%)；经Log-Rank检验，不同认知轨迹组间的生存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323.69,P<0.01)，对协变量进行调整后，与低-下降组相比，高-稳定组(HR=0.64,95%CI：0.57~0.71)的全因死亡风险更低；ADL在认知轨迹与全因死亡风险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ADL介导的间接风险比为0.93(95%CI: 0.87-0.98)，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的结果与主要研究结果一致。

老人存在着不同的认知轨迹，且认知轨迹会对全因死亡风险产生影响，ADL在这种关联模式中存在中介作用。因此要对认知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老年人死亡风险。

探究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在家庭教养方式与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NSSI）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于2023年10—12月选取贵州省贵阳市2个区的12所中学的4 393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中文版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专业心理支持求助态度简版量表、中国青少年NSSI评定问卷对中学生进行调查。使用SPSS 27.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使用PROCESS 4.1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Bootstrap法进行验证。

中学生NSSI检出率为34.9％。积极家庭教养方式与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呈正相关、与NSSI呈负相关（r=0.308，-0.191，P<0.001）；消极家庭教养方式与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呈负相关、与NSSI呈正相关（r=-0.213，0.310，P<0.001）；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与NSSI呈负相关（r=-0.190，P<0.001）。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在积极家庭教养方式、消极家庭教养方式与NSSI间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分别为28.76%、8.87%。

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在家庭教养方式与中学生NSSI间发挥中介作用。父母应采取积极的教养方式、提高中学生专业心理求助的积极性，可预防和减少NSSI的发生。

探讨西藏青中年人群睡眠时长、睡眠质量与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性。

在2018年5月至2019年8月，利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拉萨市城关区30岁~59岁人群开展问卷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睡眠与抑郁症状之间相关性。

本次研究纳入5 510名30~59岁青中年人，年龄为44.7±8.5岁，抑郁症状者占1.9%。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在控制潜在混杂因素后，睡眠时长过短、睡眠质量差是青中年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与睡眠时长8h相比，眠时长≤6h和7h者抑郁症状的OR值（95%CI）分别为3.51（1.91~6.44）和1.89（1.06~3.37）。与睡眠质量好者相比，睡眠质量差者抑郁症状的OR值（95%CI）为2.24（1.46~3.46）。亚组分析显示，男性睡眠时长≤6h、女性睡眠时长≤7h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西藏青中年人群睡眠质量与发生抑郁症状的相关性，男女性别之间均有统计学意义。另外，青中年人群睡眠时长和睡眠质量两因素之间的联合效应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相关性，睡眠时长≤6h、睡眠质量差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最强（OR =7.43，95% CI：3.50~15.75）。

睡眠时长过短（≤7h）、睡眠质量差对西藏青中年人群抑郁症状患病风险有影响，同时存在联合效应。

分析贵州省2016—2022年利福平耐药结核病(rifampicin-resistant tuberculosis，RR-TB)患者治疗延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贵州省制定RR-TB防控措施提供依据。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子系统“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中导出贵州省2016—2022年RR-TB患者病案信息，治疗延迟率随时间变化趋势采用趋势χ²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

贵州省2016—2022年RR-TB发生治疗延迟患者513例，治疗延迟率为23.29%。2016－2019年患者治疗延迟率呈下降趋势(趋势χ²=9.099，P=0.003)，2018年治疗延迟率最低，为10.53%；2020－2022年患者治疗延迟率呈上升趋势(趋势χ²=5.937，P=0.015)，2021年最高为31.62%。在地区分布上，黔南州(50.00%)和毕节市(47.26%)的非流动患者的治疗延迟率位居前列；而遵义市(28.70%)的流动患者治疗延迟率最高。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流动人口、初治失败、使用分子生物学药敏检测的患者相比，非流动患者(OR=1.496,95%CI=1.198~1.867)、新患者(OR=1.774,95%CI=1.344~2.342)、复发(OR=1.494,95%CI=1.110~2.011)、使用传统药敏检测方法(OR=2.985,95%CI=2.323~3.834)是治疗延迟的危险因素。

贵州省2016—2022年RR-TB患者治疗延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仍然较高。建议进一步加强对毕节市等重点地区的防治工作，加强对耐药患者的健康教育，实施以患者为中心的耐药患者关怀服务体系；扩大医保报销范围等，降低患者经济负担；进一步扩大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应用，达到全覆盖水平，为患者诊治提供有利条件。

探讨中国成年人睡眠状况与身心健康的纵向关系，为提升中国成年人睡眠状况以及预防相关慢性疾病提供依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利用自报夜晚睡眠时间、自评睡眠质量和日间功能构建睡眠状况指数，使用自评健康、慢性病、身体不适和BMI值测量生理健康，使用简易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测量心理健康，获得15 187个成年人三期（T0：2016年、T1：2018年、T2：2020年）纵向数据，采用趋势检验分析中国成年人睡眠状况变化趋势，使用交叉滞后路径模型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睡眠状况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纵向关系。

中国成年人夜晚睡眠时间呈显著下降趋势（Z=-19.609，P<0.001），睡眠不足报告率呈明显上升趋势（Z=-11.542，P<0.001），睡眠质量（Z=8.594，P<0.001）和日间功能（Z=11.045，P<0.001）呈显著恶化趋势。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3个时间点的睡眠状况与生理健康（P值均<0.001）和心理健康（P值均<0.001）均呈正相关。交叉滞后分析结果显示，T0、T1睡眠状况均正向预测T1、T2生理健康 [β=0.108（95% CI：0.093~0.122），β=0.078（95% CI：0.063~0.092）]和心理健康 [β=0.113（95% CI：0.096~0.126），β=0.095（95% CI：0.105~0.136）]，T0、T1生理健康 [β=0.111（95% CI：0.096~0.129），β=0.121（95% CI：0.078~0.111）]和心理健康 [β=0.132（95% CI：0.116~0.149），β=0.139（95% CI：0.122~0.156）]分别正向预测T1、T2睡眠状况。交叉滞后分析结果在亚组中始终稳健。

中国成年人睡眠状况呈明显恶化趋势，睡眠状况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均具有跨时间点的双向预测关系。

分析济南市2006—2022年水痘流行特征和水痘疫苗保护效果。

收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和济南市免疫规划信息系统中济南市2006—2022年水痘监测资料和2010—2021年出生人群水痘疫苗接种信息，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济南市2006—2022年水痘流行特征，采用筛查法分析2010—2021年出生儿童水痘疫苗接种率和疫苗保护效果。

济南市2006—2022年共报告水痘病例61 145例，年均报告发病率为 51.82 /10万，各年发病率在2008年的74.48 /10万至2022年的28.47 /10万之间，每年4至6月和11月至次年1月为水痘发病的两个高峰期。2006—2016年济南市5～9岁年龄组发病率最高，2017—2022年15～19岁年龄组发病率最高。2010—2021年出生儿童第一剂次水痘疫苗的累计接种率为77.32%，总保护效果为91.83%（95%CI：91.43%～92.30%），2010—2018年出生儿童第二剂次水痘疫苗累计接种率为45.86%，总保护效果为95.14%（95%CI：94.56%～95.66%）。

高发年龄组从5～9岁转向15～19岁年龄组，建议符合条件的青少年积极接种水痘疫苗；水痘疫苗保护效果2剂次比1剂次更好，建议将水痘疫苗2剂次接种纳入免疫规划。

探讨贵州省少数民族人群胆结石与心血管疾病的关联及肾小球滤过率在关联中的中介效应，为减轻心血管疾病负担提供参考建议。

本研究基于“西南区域少数民族聚集地世居自然人群队列研究”数据库，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抽样，于2018—2019年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黔南州对30~ 79岁少数民族人群展开基线调查，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胆结石与心血管疾病的关联，中介效应模型评估肾小球滤过率在关联中的中介效应。

贵州省少数民族人群心血管疾病检出率为3.16%，其中侗族、苗族、布依族检出率分别为3.27%、3.07%、3.12%，胆结石总检出率为9.03%。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调整所有协变量后(模型3)，在总人群[OR（95%CI）:1.633(1.269~2.102)]、侗族[OR（95%CI）:1.567(1.077~2.280)]、苗族 [OR（95%CI）:1.679(1.055~2.673)]中，胆结石与心血管疾病呈正相关。在布依族人群，胆结石与心血管疾病之间不存在关联。亚组分析显示，侗族<60岁胆结石患者与心血管疾病呈正相关[OR（95%CI）:1.825(1.022~3.258)]、未患高脂血症的胆结石患者[OR（95%CI）:2.151(1.352~3.422)]、未患高血压的胆结石患者[OR（95%CI）:1.612(1.013~2.565)]与心血管疾病存在正相关。苗族≥60岁[OR（95%CI）:1.878(1.038~3.397)]、男性[OR（95%CI）:1.546(1.212~5.586)]、BMI≥24[OR（95%CI）:1.972(1.160 ~3.354)]、有高血压的胆结石患者[OR（95%CI）:2.264(1.297~5.429)]与心血管疾病呈正相关。中介分析发现，在总人群、侗族、苗族、布依族人群中，肾小球滤过率在胆结石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6.96%、12.08%、17.43%、14.52%。

贵州省侗族、苗族人群中胆结石与心血管疾病呈正相关，尤其在苗族超重、高血压人群。在布依族人群中胆结石与心血管疾病之间不存在关联。肾小球滤过率在胆结石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探讨抑郁在生活自理能力和衰弱之间的中介作用。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线性回归模型和Bootstrap重复抽样法分析生活自理能力、抑郁和衰弱间的关系和中介效应。

共纳入了1 554名年龄在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其中衰弱发生率为14.1%，生活自理能力评分为5.9±0.4，抑郁评分为9.4±6.0。生活自理能力和抑郁、衰弱均显著负相关（r=-0.14,r=-0.23,均P<0.001），抑郁和衰弱呈正相关（r=0.34,P<0.0019）。生活自理能力(β=-0.164，P<0.001）和抑郁（β=0.013，P<0.001）是衰弱的影响因素，抑郁在生活自理能力和衰弱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12.17%。

抑郁会降低生活自理能力对衰弱的改善作用。

探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负担现状及影响因素。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庆阳市715例在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主要监护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调查问卷调查监护人人口学资料、家庭情况、健康状况、患者人口学资料及患病治疗情况，采用疾病家庭负担量表（FBS）调查家庭负担现状。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负担影响因素。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疾病家庭负担FBS总分（22.42±13.11）分，中等及以上负担占50.57%，家庭经济负担最重；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学历、婚姻、每月花费药费、目前病情、服药情况、医疗保障情况、监护人健康状况、与患者关系、同住时间、家庭月收入是家庭负担的影响因素（P<0.05）。

庆阳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疾病家庭负担偏高，应重点关注患者病情不稳定、每月花费药费高、家庭收入低、监护人身体处于亚健康或患慢性病、与患者长期同住的家庭，为其提供帮助和支持，减少家庭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