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探索老年人血清维生素B12水平与慢性肝病患病之间的联系，为防治慢性肝病提供线索。

本研究基于华西老年人群健康队列在2022年5月—2023年11月的基线数据进行，共纳入4 563名研究对象。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和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来探究血清维生素B12与肝脏脂肪变性、肝纤维化以及慢性肝病之间的关联。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血清维生素B12的Q1水平相比，Q4水平将增加患病毒性肝炎的风险（OR=1.96，95% CI：1.23～3.19）。而与Q1水平相比，Q4水平与肝脏硬度水平呈正相关，且这种正相关性随着血清维生素B12水平的升高而增强（OR=1.55，95% CI：1.20～1.99）。血清维生素B12水平与受控衰减参数值之间没有这种相关性（P>0.05）。此外，在本研究中，血清维生素B12水平与肝脂肪变性组和肝纤维化组均存在线性相关性。

本研究发现血清维生素B12水平的升高与慢性肝病中的病毒性肝炎相关，同时在肝纤维化患者体内也发现较高水平的血清维生素B12。这提示维生素B12与肝脏疾病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联系，并为进一步探究肝脏疾病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线索。

探究童年不良经历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机制，检验自理能力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

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The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CLHLS）数据，纳入1 811名65岁及以上的受访老年人。采用CES-D10量表评估抑郁得分，通过童年医疗缺失与饥饿经历量化童年不良经历，以日常活动能力受限指数衡量自理能力。运用线性回归分析变量间的直接关联，并采用Process 4.2 Model 4分析自理能力在童年不良经历和老年抑郁状况之间的中介效应，同时排除控制变量的影响。

童年不良经历的数量与抑郁得分显著正相关，总效应值为0.461（95% CI：0.093～0.830），自理能力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050（95% CI：0.003～0.108），占总效应的10.90%。

童年不良经历可直接（89.10%）或间接通过损害自理能力（10.90%）共同提高老年人抑郁水平。建议实施生命历程早期干预，将自理能力维护纳入老年心理健康服务的核心环节，干预措施重点聚焦脆弱老年人群，通过早期筛查并针对性干预、提高心理韧性、加强社会支持减轻童年逆境的长期负面影响。

本研究通过揭示中国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波动规律与周期特征，实现对其短期趋势的预测，从而为科学优化防控策略提供支持。

基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2015年1月—2025年1月中国病毒性肝炎的月度发病数据，采用Census X-13方法进行季节性调整，深入探究病毒性肝炎的流行规律与变化趋势。使用HP滤波法剖析病毒性肝炎发病的循环周期特征，并利用机器学习模型（long short-term memory,LSTM）与时间序列分析模型（seasonal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SARIMA）进行预测，同时对该预测模型的预测性能进行评估。

研究发现病毒性肝炎的发病病例数呈上升态势，且各年份的发病情况均表现出季节性波动特征，每年的3—4月为发病高峰。2015年1月—2025年1月，中国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数呈现出三个完整的循环周期，平均周期跨度为40个月，且各周期的振幅并不稳定。机器学习与时间序列模型的平均相对预测误差分别为6.37%和6.71%，其中LSTM模型的均方根误差与平均绝对误差均较低，显示出更优的预测性能。

结合循环周期分析和机器学习模型可有效提升预测精度，助力实现“健康中国2030”目标。

分析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水平对高血压及其共病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脑血管死亡的影响。

本研究利用χ²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运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来分析LDL-C水平对高血压及其共病患者的全因与心脑血管死亡风险的影响。

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高血压人群中，与LDL-C 第一分位组（Q1）相比，第三分位组（Q3）、第四分位组（Q4）全因死亡风险分别增加 75%、165%，Q4 组心脑血管死亡风险增加 96.4%；共病人群中，Q2、Q3和Q4 组全因死亡风险分别为 Q1 组的 1.601 、2.082 和2.874 倍，Q4 组心脑血管死亡风险为 Q1 组的 2.592 倍。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提示，LDL-C 水平与高血压及共病患者全因死亡、心脑血管死亡风险均呈线性相关。其中，高血压患者 LDL-C 超过 2.713 mmol/L（全因死亡）、2.650 mmol/L（心脑血管死亡）时风险显著升高；共病患者 LDL-C 高于 2.016 mmol/L（全因死亡）、2.020 mmol/L（心脑血管死亡）时风险升高。

血清LDL-C水平是高血压及其共病患者全因死亡和心脑血管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揭示了LDL-C水平与死亡的剂量反应关系，为临床上更严格的降脂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利用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MR）方法评估肠道菌群、血液代谢物与妊娠期抑郁的因果关系。

利用东亚人群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数据，基于两样本MR方法评估216种物种级肠道菌群、61种血液代谢物对妊娠期抑郁的因果效应。反向MR方法评估妊娠期抑郁对已识别的肠道菌种和血液代谢物的影响，以排除反向因果偏倚。

研究发现11种肠道菌种和4种血液代谢物与妊娠期抑郁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其中，5种肠道菌种（Akkermansia muciniphila、Desulfovibrio piger、Providencia rettgeri、Clostridium phytofermentans、Ruminococcus obeum）和2种血液代谢物（谷氨酰胺、α-氨基丁酸）被认为是妊娠期抑郁的保护因素；而另外6种肠道菌种（Streptococcus pneumoniae、Blautia hansenii、Bacteroides xylanisolvens、Eubacterium dolichum、Prevotella veroralis、Streptococcus vestibularis）和2种血液代谢物（醛固酮、苯丙氨酸）则是妊娠期抑郁的危险因素。反向MR分析未发现存在反向因果关联。

本研究鉴定出11种肠道菌种与4种血液代谢物，有望成为东亚人群妊娠期抑郁的潜在治疗靶点。

探讨使用利尿剂的高血压人群血清尿酸水平与全因死亡、心血管疾病死亡以及肿瘤死亡之间的关联。

纳入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 1999—2018年10个周期中使用利尿剂的高血压成年患者。采用加权Kaplan-Meier生存分析、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以及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分析血清尿酸水平与全因死亡、心血管疾病死亡以及肿瘤死亡之间关联，并进行亚组分析。

共纳入3 744名使用利尿剂的高血压成年患者，对其进行平均7.9年的随访，其中全因死亡1 428人，心血管相关死亡563人，肿瘤相关死亡248人。加权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高尿酸组相比非高尿酸组，全因死亡风险、心血管疾病死亡、肿瘤疾病相关死亡风险增加（P<0.05）。调整协变量后，血清尿酸水平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风险比分别为1.05（95% CI：1.01～1.09）和1.10（95% CI：1.02～1.18）。加权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分析发现血清尿酸水平与全因死亡风险以及心血管死亡风险成线性相关(P for nonlinear>0.05)，亚组分析结果一致且未发现交互作用(P>0.05)。尿酸水平与肿瘤死亡风险关联性无统计学差异。

在使用利尿剂的高血压人群中，血清尿酸水平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风险呈现线性正相关。

量化模拟干预居住地绿色空间暴露对高血压患病的健康收益，为构建合理有效的健康城市规划体系提供科学证据。

基于中国区县级归一化植被指数(the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暴露水平、人口分布及NDVI-高血压相对风险数据，运用Miettinen公式，评估等量、静态、动态和修正干预NDVI导致高血压患病率降低的程度。

研究人群NDVI暴露每提升0.10、0.20和0.30个单位时，高血压病例数可对应减少13.99%（13.97%~14.01%）、25.97%（25.92%~26.02%）和36.00%（35.88%~36.11%）。将NDVI提升到最大观察值（0.82）或≥P₇₅时，可预防20.84%（17.11%~24.58%）和6.21%（5.82%~6.59%）的高血压患病。

四种绿色空间干预方案均可降低HTN患病率，其中等量干预效应更好，未来可形成多元协同的高血压防控模式。

探讨制造业职业人群肺结节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并验证基于关键变量的风险预测模型，为职业健康高危人群的早期筛查提供量化工具。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纳入某制造业企业581名在职员工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无肺结节组397人，肺结节组184人。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逐步向前法）筛选独立预测因子并构建预测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各变量及联合模型的预测效能。

多因素分析显示，女性（OR=2.100,95% CI:1.163～3.791,P=0.014）、吸烟（OR=5.757,95% CI:3.552～9.332,P<0.001）及工龄（OR=1.113/年，95% CI:1.084～1.143,P<0.001）是肺结节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预测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0.801(95% CI:0.762～0.840)，灵敏度为62.50%，特异度为87.15%。

基于性别（女性）、有吸烟史和长工龄构建的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判别效能，可作为制造业等职业暴露人群肺结节早期筛查的实用工具，其普适性有待在更广泛人群中进一步验证。

测定天津市售海水虾及淡水虾中24种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per- and palyfluoroalkyl substances,PFASs）的含量水平，进行污染特征研究。

利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样品中PFASs的含量，进行统计学描述并运用非参数检验进行含量比较。

共完成67份海水虾、105份淡水虾的检测。海水虾样品中共有14种PFASs检出，∑PFASs检出浓度范围为0.160～43.4 μg/kg，整体PFASs类污染物检出率为100%；淡水虾样品中共检出17种PFASs，∑PFASs检出浓度范围为0.135～27.9 μg/kg，整体PFASs类污染物检出率为99%。两种虾类水产品的主要检出组分均为长链PFASs，单份海水虾中检出PFASs的种类为1～11种，单份淡水虾中检出PFASs的种类为0～13种，其中全氟辛烷磺酸、全氟辛酸和全氟壬酸为主要污染成分，6:2Cl-PFESA、8:2Cl-PFESA均有一定检出。经过比较发现淡水虾中的河虾污染较为严重。

天津市售虾类水产品中存在一定程度PFASs污染，应深入研究、引起重视并加强管理。

探讨贵州省2012—2024年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流行状况及变化趋势，为科学防控提供依据。

整理贵州省2012—2024年食源性疾病暴发资料，开展描述性分析；采用Joinpoint模型分析食源性疾病发病与死亡的长期趋势；使用集中度（M）和圆形分布法揭示其季节性特征。

2012—2024年贵州省共发生4 951起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年均发病率4.10/10万，病死率0.67%。总体发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死亡率呈持续下降趋势，二者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AAPC）均等于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age change，APC），分别为13.37%和-14.42%（P<0.05）。20～59岁人群高发且上升趋势明显。铜仁、遵义、黔东南发病率较高且呈上升趋势，AAPC分别为12.82%、13.76%、13.19%（P<0.05）。2023年发病人数最多，发病具有一定季节性（集中度=0.443），7月2日为高峰日，4月18日—9月15日为高峰期。毒蘑菇和有毒植物所致食源性疾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AAPC分别为21.91%和17.37%（P<0.05）。

2012—2024年贵州省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总体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死亡率呈下降趋势，不同地区及致病因素的食源性疾病发病趋势存在差异。食源性疾病发病具有一定季节性，建议于发病高峰前开展有针对性的防控工作。

了解成都市儿童睡眠质量与含糖饮料消费行为意向的关系，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探讨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在儿童睡眠质量与含糖饮料消费行为意向间的平行中介作用。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基于TPB和儿童含糖饮料消费影响因素相关文献编制儿童含糖饮料消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意向调查问卷。于2024年10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成都4所学校三～五年级共2 021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儿童睡眠质量指数、含糖饮料消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意向间的关系。在控制性别、年级和地区的情况下，采用SPSS PROCESS组件Model 4运行bootstrap法检验含糖饮料消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在儿童睡眠质量指数和含糖饮料消费行为意向间的中介作用。

不同性别、年级和地区下儿童含糖饮料消费行为意向得分存在差异；儿童含糖饮料消费行为意向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睡眠质量指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588、0.624、0.552、0.165，P<0.001）。在控制性别、年级和地区的情况下，儿童含糖饮料消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在睡眠质量指数与行为意向间的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为0.136，占总效应的68.69%。

睡眠质量影响儿童含糖饮料消费行为意向，儿童含糖饮料消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在睡眠质量与行为意向间存在平行中介作用。

探讨贵州省中小学生2012—2023年维生素D营养状况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为制定营养改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在贵州省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调查点抽取小学初中各1所，共9 83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血液样本测定，采用2023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对每年的患病率进行标准化，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不同性别间维生素D水平的差异，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比较不同年龄组间的差异，两组比较采用Bonferroni法校正检验水平。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检验维生素D水平随年份的变化趋势。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维生素D水平变化趋势在不同亚组间是否存在差异。

贵州省中小学生维生素D水平在2012—2023年虽存在波动，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r_s=0.048, P<0.001），从2012年的21.1 ng/ml上升至2023年的22.6 ng/ml。男性的维生素D水平一直高于女性（P<0.05）。随着年龄的增长，维生素D水平呈下降趋势（P<0.05）。除2015年外，12～14 岁和15～17岁年龄组的血清25(OH)D浓度均低于6～8岁年龄组。女性维生素D缺乏（vitamin D deficiency,VDD）和维生素D不足（vitamin D inadequacy,VDI）始终高于男性，各年龄组的VDD和VDI患病率均有波动，2023年各年龄组VDD和VDI患病率均低于2012年。分位数回归模型结果显示，男性维生素D水平随时间的改善速率显著慢于女性（β=-0.118, P=0.016），6～8岁年龄组儿童维生素D水平的年均改善速度显著高于15～17岁年龄组（β= 0.261,P<0.001）。

贵州省中小学生VDI和VDD的患病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尤其针对女性和高年龄组男性需制定相应营养干预策略来改善维生素D营养状况。

调查银川市初中生体重管理知识知晓率、影响因素及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异常现状，分析体重管理知识知晓率与BMI异常相关性，为儿童青少年体重健康教育开展提供帮助。

2025年3月12日—4月26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银川市9所初中的2 485名初一至初三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自行设计问卷调查保持健康体重相关的营养、运动等综合知识的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采用电动人体成分分析仪筛查BMI异常。参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学龄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筛查》（WS/T456—2014）、《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WS/T586—2018）标准，确定不同性别和年龄的消瘦、超重、肥胖学生。

银川市初中生体重管理知识总体知晓率为57.34%，“预防认知”方面知晓率最高，为51.75%，“科学控重”方面知晓率最低，为35.57%；不同年级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间表现出女生高于男生，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生（OR=0.53）、初三年级（OR=1.21）、城市学生（OR=0.78）、独生子女（OR=1.31）、父母学历大专及以上（OR=1.18）、与父母同住（OR=2.21）、监护人体重正常（OR=0.84）、学校开展健康教育（OR=1.33）、教师讲授体重管理知识（OR=2.61）是影响初中生体重管理知识知晓率的相关因素（P<0.05）。银川市初中生BMI异常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29.86%，消瘦、超重、肥胖人数分别占总人数的8.09%、14.29%、7.48%。初中生体重管理知识知晓率与BMI消瘦、超重、肥胖组均存在负相关性（r=-0.712、-0.723、-0.756，P值均<0.05）。

银川市初中生体重管理知识总体知晓率较低，BMI异常率较高；初中生体重管理知识知晓率与BMI异常存在负相关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探讨社会退缩和自尊在童年创伤与初中生抑郁中的链式中介作用，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2025年6—8月，采用分层抽样法对山东省泰安市5所初中的2 63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青少年自评量表中的社交退缩维度部分、自尊量表、儿童期创伤问卷以及抑郁症筛查量表等工具对核心变量进行测量，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各变量对抑郁的影响，采用中介模型和bootstrap法检验社会退缩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童年创伤各维度均与社会退缩呈显著正相关，与自尊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社会退缩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自尊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童年创伤各维度能够直接正向预测初中生的抑郁程度（β=0.335、0.113、0.237、0.152、0.175，P均小于0.001），也能通过社会退缩这一中介变量（β=0.196、0.110、0.172、0.138、0.176，Boot95% CI均不经过0）或“童年创伤→社会退缩→低自尊→抑郁”的链式中介路径（β=0.020、0.010、0.025、0.014、0.026，Boot95% CI均不经过0）对初中生抑郁程度进行间接预测，自尊在情感虐待、情感忽视以及躯体忽视与初中生抑郁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β=0.021、0.037、0.025，Boot95% CI均不经过0）。

社会退缩和低自尊在童年创伤与初中生抑郁中发挥着链式中介作用，及时阻断风险因素、发展保护因素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具有重要作用。

探讨儿童青少年体脂率筛查肥胖的参考值，为开发中小学生肥胖快速评估工具，推进儿童青少年肥胖筛查工作提供参考。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于2024年9月在上海市普陀区对2 270名中小学生进行体格检查，收集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采用SPSS 29.0软件进行χ²检验和秩和检验，拟合曲线分析不同性别、年龄体脂率的变化趋势，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确定体脂率筛查肥胖的最佳切点。

调查学生的年龄范围为7～17岁，平均年龄为（11.85±3.10）岁。单纯性肥胖检出率为16.8%，中心性肥胖检出率为22.1%。随着年龄增长，男生体脂率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女生体脂率整体呈上升趋势，男女生的体脂率在10岁及以后出现差异（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性别、年龄别体脂率诊断肥胖的模型拟合值均在0.5以上，曲线下面积均大于0.900，特异度和灵敏度基本>80%。

体脂率可以作为肥胖筛查指标的应用价值较高，体脂率可直观准确地反映儿童体脂含量和变化。

分析四川某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生龋患现状，探讨龋病与营养状况的关联，为少数民族地区龋患防控提供依据。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该少数民族地区13 899名中小学生纳入研究，开展口腔、体格检查和问卷调查，差异性检验运用χ²检验，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龋病与营养状况的关联。

2024年四川某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生龋患率为 74.17%，藏、羌、汉族分别为77.63%、74.29%、57.26%；不同性别、民族、学段、地形地貌、超重肥胖情况、每天喝奶频率的学生龋患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 170.20、364.64、93.77、675.45、106.85、22.49，P均<0.001)。不同年龄学生龋患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74.82，P<0.001）；超重、肥胖为四川某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生龋病的保护因素（OR=0.696、0.587，P值均<0.001）。

四川某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生龋患率较高，超重肥胖与龋病密切相关。建议构建“环境-营养-行为”综合干预体系预防龋齿，保护学生口腔健康。

探讨村医与村干部协同干预对农村中老年高危人群艾滋病知识、态度及检测行为的影响。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泸州市M村64名具有艾滋病高危风险特征的中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身前后对照设计，通过村医+村干部协同干预模式对研究对象实施为期3周（每周1次，共3次）的集中教育干预和4周的维持干预。在基线（T0）、干预一次后（T1）、干预两次后（T2）、干预三次后（T3）、维持期后（T4）共5个时间点，评估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歧视态度、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HIV自检意愿及检测行为。

干预后，研究对象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歧视态度、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HIV自检意愿及检测行为均有改善（均P<0.05）。干预呈累积性效果，T3各指标达到最佳水平并在T4保持稳定（P<0.05）。

村医与村干部协同干预可有效提升农村中老年高危人群的艾滋病知识水平、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降低艾滋病歧视态度，促进检测行为。

探究“中医病证+西医诊断”模式下的中医病证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s）分组模型，为相关部门优化浙江省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 of zhejiang, ZJ-DRG）方案，提高其在中医医疗机构适用性提供参考。

收集2020—2023年浙江省某综合性三甲中医医院出院患者的病案首页数据和DRG分组数据，选取痔病（ICD-10编码：I84.0 ～I84.9）为目标中医药治疗优势病种。采用多层感知机（multilayer perceptron, MLP）神经网络模型和K-Prototypes聚类算法筛选分类节点，并利用决策树模型进行痔病病例分组，通过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和方差减少量（reduction in variance, RIV）对所建立模型进行组内同质性和组间异质性评价。

本研究纳入的4 663名痔病患者按ZJ-DRG 分组，研究对象被分为6个DRGs 组，组间异质性（RIV：1.92%）和组内同质性（CV：9.34%～26.29%）均一般。在基于“主诊断_主证_主要手术操作”的 K-P聚类算法分组下，共形成10个DRGs 组，RIV值提升至9.05%，CV值在17.14%～22.99%间不等。进一步融合中医特色指标及并发症，决策树模型（CRT 算法）下，RIV 提升至34.59%。

所构建的中医病证DRGs分组模型改善了分组效能，增强组间异质性，可为建立中医优势病种的分层、分区段病组激励机制提供参考。

构建TOPSIS-RSR-马尔可夫链模型，综合评价山西省中医药服务能力现状并预测动态演变趋势。

基于2021—2023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公立中医院数据，构建含2项一级、10项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采用TOPSIS法、RSR法进行能力排名，通过马尔可夫模型预测2024—2025年变化趋势。

TOPSIS 法显示运城（C=0.88）、晋中（C=0.75）、太原（C=0.75）居前三，朔州（C=0.10）居末；RSR 法将太原（RSR=0.818）、长治（RSR=0.75）归为最高档；两种方法排序中度一致（Spearman r=0.56）。马尔可夫预测显示短期能力分化，头部集聚效应增强，部分中低水平城市存降档风险，低水平城市占比稳定25%。敏感性分析证实核心结论稳健，乐观及结构优化情景可提升高水平城市比例，悲观情景加剧马太效应。

山西中医药服务能力呈“梯度分化中动态演进”特征，需实施“头部城市引领-中部城市突破-尾部城市兜底”的差异化策略加速山西省中医药发展。

构建一套科学、系统的健康副校长工作运行指标体系，以解决当前对其工作成效缺乏标准化评估工具的问题，为客观衡量与持续改进健康副校长工作提供依据。

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专家访谈等方法构建初始条目池，采用德尔菲法进行两轮专家咨询，综合专家意见形成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层级指标的权重。

最终构建一套包含5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和57个三级指标的健康副校长工作运行评价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构建过程科学、可靠，具有较高的专家共识度和一致性，能够为系统评估健康副校长工作成效提供一套实用、量化的测量工具，推动学校卫生工作的规范化与高质量发展。

分析家庭结构对青岛市女性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的影响，为制定和完善传染病健康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对2022年青岛市15～69岁女性常住居民进行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继而利用决策树算法建立预测模型，以识别关键分层变量。

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调整城乡、户籍、年龄、学历、婚姻状况、职业等因素后，家庭人口数为2人和3人及以上的女性传染病防治素养高于独居女性（OR=1.528，95% CI：1.512～1.545；OR=1.514，95% CI：1.499～1.530），不照顾或未养育未成年人的女性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较低（OR=0.890，95% CI：0.886～0.895）。χ²自动交互检测法决策树模型共筛选出6个女性传染病防治素养的影响因素，分别是学历、城乡、职业、家庭人口数、是否照顾未成年人和年龄。低学历女性中，在农村独居者和在城市中养育未成年人者具备较低的传染病防治素养。

是否独居和是否养育未成年人都影响女性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建议重点关注独居女性和生活在城市中正在照顾或养育未成年人的低学历女性，以促进女性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整体提升。

了解贵州省中老年人口腔健康知信行现状，评估其影响因素，为中老年群体口腔健康促进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贵州省35～44岁中年人2 040人，65～74岁老年人2 023人。使用χ²检验和非参数检验分析知信行现状，Spearman检验分析知信行的相关性，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知信行的相关因素。

知识知晓率与态度持有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进食甜食频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知识与态度、口腔清洁行为呈正相关（r=0.511、0.174），态度与口腔清洁行为呈正相关（r=0.140）。经多因素调整后发现，性别、年龄、经济地区、教育年限及医保类型是知识知晓和积极态度持有情况的影响因素；饮食行为得分与女性（OR=1.015，95% CI：1.002～1.028）、65～74岁（OR=1.038，95% CI：1.024～1.052）、教育年限≤9年（OR=1.099，95% CI：1.052～1.149）、农村（OR=1.051，95% CI：1.028～1.075）呈正向关系，与三类地区（OR=0.971，95% CI：0.944～0.998）呈负向关系；口腔清洁行为得分与女性（OR=1.087，95% CI：1.056～1.119）、三类地区（OR=1.080，95% CI：1.012～1.152）呈正向关系，与65～74岁（OR=0.930，95% CI：0.902～0.959）、农村（OR=0.929，95% CI：0.879～0.981）、居民医保（OR= 0.852，95% CI：0.816～0.890）呈负向关系。

贵州省中老年人群口腔健康知信行水平具有独特特征，有必要通过开发适老化宣教，优化口腔疾病保险政策等措施促进知识、态度、行为合理转化。

探讨老年女性生育年限与肌少症之间的关联作用，并评估抑郁状态在两者关联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对象来自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光街道，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方式收集人口学资料；通过女性初潮及绝经年龄计算得出生育年限。采用Inbody 770测量肌肉质量，同时测量握力及步速并依据指南判定对象是否患有肌少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生育年限与肌少症的关联，采用中介分析探索抑郁状态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最终纳入2 857名绝经后女性，根据《亚洲肌少症工作组2019肌少症诊断及治疗专家共识》判定1 098人（38.43%）为“可能肌少症”、463人（16.21%）为“肌少症”、345人（12.08%）为“严重肌少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生育年限与肌少症的OR值为0.85（95% CI: 0.75～0.96），与严重肌少症的OR值为0.76（95% CI: 0.67～0.85）。中介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状态可介导生育年限与肌少症的发病关联，中介占比为9.67%；抑郁状态在生育年限与严重肌少症关联中的中介占比为6.34%。

更长的生育年限能够降低患肌少症的风险，且抑郁状态在该关联中存在中介作用。鉴于抑郁状态的显著中介效应，未来应关注并改善绝经后女性群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减小因低雌激素水平而带来的肌少症患病风险。

探讨体力活动与社区老年人心血管代谢性共病（cardiometabolic multimorbidity, CMM）的关系。

基于2020年CHARLS的9 076名老年人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控制混杂，分析体力活动与疾病数量的关系；并利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和限制性立方样条评估体力活动水平（physical activity level , PAL）与CMM的关联。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显示，充足的体力活动平均减少0.20个心血管代谢性疾病数量（ATT:-0.187～-0.225）。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当PAL≥1 800MET-min/week时，与较低的CMM风险显著相关（1 800<PAL≤3 000组：OR=0.814, 95% CI:0.682～0.972；PAL≥3 000组：OR=0.647,95% CI:0.572～0.732）。限制性立方样条提示，PAL与CMM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剂量反应关系（P for nonlinear<0.05）。当PAL在3 800 MET-min/week处时，该活动水平与较低的CMM风险显著相关，PAL>8 000 MET-min/week时，关联强度趋于平稳。

体力活动与心血管代谢性疾病数量减少有关，维持适量的高体力活动水平在预防老年人CMM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L-02肝细胞系体外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模型研究献血者隐匿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occult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OBI）血浆对人肝细胞的感染性。

在54 446例献血者中收集OBI血浆标本28例作为实验组，同时随机选取28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阳性献血者血浆标本作为对照组；对照组标本感染L-02肝细胞后检测HBV标志物以建立体外肝细胞感染模型；采用相同实验方法研究实验组标本对L-02肝细胞系的感染性。

对照组标本除1例外，其他27例标本均于感染L-02肝细胞后在肝细胞裂解液中检测到HBV DNA；28例OBI标本中仅有1例标本可在肝细胞裂解液中检测到HBV DNA。

OBI献血者血浆感染肝细胞的几率远低于HBsAg阳性献血者血浆，但仍存在经输血传播HBV的风险。高滴度乙型肝炎表面抗体的存在可能是防止OBI经输血传播HBV的关键因素之一。

分析浙江省2019—2024年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流行规律，为今后学校事件的防控对策提供参考。

收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中浙江省2019—2024年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利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从时间、空间、学校类型及事件控制效果等方面进行分析。使用R 4.3.1软件完成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

2019—2024年浙江省累积报告了2 067起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发病总数66 441例，平均罹患率为2.94%，期间无死亡病例。2023年报送事件最多，为651起，占事件总数的31.49%。发病高峰时间为11—12月及3—4月。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各年度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空间聚集性（P值均>0.05）。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场所主要在小学（1 088起），占52.64%；其次为幼儿园（488起），占23.61%。幼儿园罹患率最高，为5.79%，高校罹患率最低，为0.67%，不同学校罹患率存在统计学差异（χ²=7 938.143，P<0.001）。农村地区学校罹患率明显高于县、镇和城市学校（P<0.001）。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介入处置时间、持续时间两者呈正相关关系（r₁=0.830，P₁<0.001），事件的持续时间、发病数两者呈正相关关系（r₂=0.607，P₂<0.001）。

浙江省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以肠道、呼吸道传染病为主，其中冬春季为高峰期，低龄儿童应作为防控重点，需加强家校和卫生部门之间沟通协作，早期介入处置可缩短事件持续时间，减小发病规模。

评价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居民健康水平，为优化慢性病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选取济南市2014年前建成的三个示范区作为研究对象，并以三个未建成示范区的区县作为非示范区设为对照。收集2013—2023年户籍人口死亡登记数据，采用 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首次将健康期望寿命（healthy-adjusted life expectancy,HALE）、标化死亡率(age-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e,ASMR)、早死损失寿命年（years of life lost,YLL）率及早死概率与示范区建设结合起来，采用joinpoint回归模型计算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比较示范区与非示范区的趋势变化。

2013—2023年示范区居民HALE由69.20岁升高到71.32岁，年均升高0.32%（P<0.05），全死因ASMR年均下降1.96%（P<0.05），YLL率年均下降0.92%（P<0.05），早死概率年均降低2.22%（P<0.05）。主要疾病中，示范区居民肺癌、胃癌、肝癌、食道癌四种主要恶性肿瘤，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的ASMR、YLL率与早死概率均呈下降趋势。对于缺血性心脏病(ischemic heart disease,IHD)、四种主要恶性肿瘤及COPD，示范区居民的早死概率下降速度不仅大于其ASMR的降幅，也明显超过非示范区早死概率的下降速度。然而，IHD的ASMR和YLL率, 脑梗死的YLL率和早死概率及呼吸系统感染各指标均未见明显下降趋势。

济南市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尤其在部分恶性肿瘤、COPD防控上表现突出。劳动年龄人群受益明显。IHD、脑梗死、呼吸系统感染等为防控重点。

统计2024—2025年青海省7 244例急性呼吸道感染（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ARI）病例22种呼吸道病原体检出情况，分析呼吸道感染病原体流行特征，为我省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采用多重real-time 聚合酶链式反应方法，对2024年2月— 2025年8月在青海省5个市（州）的6家呼吸道多病原监测哨点医院采集的7 244份 ARI 病例标本进行22种呼吸道病原体的检测，检测结果采用SPSS 2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2种病原体核酸检测总阳性率为52.32%。阳性率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流感嗜血杆菌（33.02%）、肺炎链球菌（26.99%）、甲型流感（10.48%）、鼻病毒（9.40%）和新型冠状病毒（7.10%）。3 790份阳性标本中，单一感染占60.82%，混合感染占39.18%。流感样病例（influenza-like illness，ILI）病原体阳性率为55.73%，高于重症急性呼吸道感染（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ARI）病例的45.94%，ILI和SARI病例病原体单一感染（χ²=12.231，P<0.001）和多重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33.674，P<0.001）。ARI病例6个年龄组感染22种病原体的感染率不同，4～7岁病例阳性率最高，为68.06%，60岁及以上病例最低，为39.34%。

青海省呼吸道感染冬春季节高发，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甲型流感、鼻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为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混合感染普遍存在。22种病原体检出率与年龄、季节、地区有关，需在不同季节，针对重点人群开展防控措施。

探讨南昌地区既往报告丙型肝炎患者共病特征及其与直接抗病毒药物(direct-acting antivirals,DAAs)治疗疗效的关联性。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纳入2019-2024年南昌市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丙型肝炎患者，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人口统计学特征、共病信息及实验室指标。主要结局指标为治疗结束后12周持续病毒学应答。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共病对治疗结局的影响。

共纳入596名患者，平均年龄（55.1±13.6）岁，男性占比60.9%（363/596）。共病总患病率为34.2%（204/596），前四位依次为高血压（18.8%，112/596）、肝硬化（13.6%，81/596）、糖尿病（7.4%，44/596）和乙型肝炎病毒共感染（3.5%，21/596）。多因素分析显示：既往报告丙型肝炎患者共病是抗病毒治疗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aOR= 2.68，95% CI：1.31～5.49）。具体共病方面，合并乙型病毒性肝炎（OR=4.80, 95% CI: 1.65～14.78）与合并糖尿病（OR=2.43, 95% CI: 1.09～5.30）是抗病毒治疗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

南昌市既往报告丙型肝炎患者共病负担较重，且是影响DAAs治疗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建议建立包含肝病科、内分泌科的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强化共病综合管理以优化抗病毒治疗效果。

全身性炎症与免疫状态在癌症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关于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ymphocyte-to-monocyte ratio，LMR）与乳腺癌发病风险之间关联的研究尚有限。本研究旨在探讨LMR与乳腺癌风险之间的关系。

基于2005—2018年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中13 519名具备完整LMR及乳腺癌数据的参与者。通过多元加权logistic回归、限制性立方样条、亚组分析，探索LMR与乳腺癌的独立关联性，进行敏感性分析以确保结果的稳定性。

研究显示LMR与乳腺癌风险存在显著U型关系，转折点在1.82，当≤1.82 时，其水平与乳腺癌风险呈显著负相关，每增加一个单位，乳腺癌风险降低76%（OR=0.24,95% CI: 0.18～0.31）；而在该阈值以上，关联不再显著。LMR四分位组中，最高四分位组（Q4）的乳腺癌风险较Q1组显著降低约47%（OR= 0.53，95% CI: 0.38～0.74）。对数似然比检验提示分段线性模型优于线性模型。亚组分析与交互作用检验显示，糖尿病患者与非糖尿病患者在LMR与乳腺癌风险关联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首次揭示了LMR与乳腺癌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宽U形）关联：无论LMR偏低或偏高均会增加患病风险，保持稳定范围的LMR，可能有助于预防和减缓乳腺癌的发生和发展。未来仍需要大规模前瞻性队列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