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脑卒中及亚型的疾病负担趋势。

基于全球疾病负担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Joinpoint回归模型来探究变化趋势，并应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模型预测至2036年的疾病负担。

1990—2021年，中国脑卒中发病人数增长142.65%，但标化发病率下降9.78%，死亡率下降43.01%。亚型分析显示，缺血性脑卒中发病率显著上升35.72%，而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率降幅达82.70%。2021年男性发病率性别比升至1.73，女性DALY率降幅超男性16个百分点，较1990年性别差异持续扩大。年龄分布呈现双峰特征，75~79岁人群发病率最高（2 005.45/10万），55~59岁人群标化DALY率降幅最大，较1990年增加57.61%。归因分析表明，高收缩压仍为首要危险因素，标化死亡率77.73/10万，但低体力活动相关死亡率近20年激增222.54%。预测至2036年，女性脑卒中标化发病率较2021年将逆势上升5.26%，男性死亡率下降16.69%，性别差异进一步加剧。

中国脑卒中防控取得显著成效，但人口老龄化与危险因素演变带来新挑战。需针对缺血性卒中增长、青年发病年轻化及性别差异制定精准干预策略，强化空气污染控制与代谢综合征管理，完善区域化三级防治网络。

探究四川地区社区人群中共病模式与新发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

基于西南区域自然人群队列数据，使用潜在类别分析于16种长期疾病中识别共病模式，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共病状态、共病数量以及特定共病模式与新发抑郁症状的关联；通过分层分析比较这些关联在不同年龄、性别、饮酒频率、吸烟状况和绿地水平亚组内的差异。

共病状态、共病数量与新发抑郁症状风险显著相关，OR值分别为1.46（95% CI: 1.13~1.88）、1.19（1.09~1.29）。相较于高血压共病模式，高脂血症共病模式和代谢及骨骼共病模式与新发抑郁症状相关，OR值为1.69（1.01~2.61）和2.90（1.47~5.71）。

共病状态可能增加抑郁的发病风险，其中，代谢及骨骼共病模式相较于高脂血症共病模式 ，具有更高的抑郁发病风险。

基于生命历程理论，了解中国老年人早期逆境(ACEs)与身体圆润指数(BRI)之间的关系及性别异质性，进而为制定老年人肥胖防控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使用2013年、2014年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数据库(CHARLS)中的7 695名参与者数据，首先运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LS)评估ACEs与BRI之间的线性关系，后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RCS)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并分析性别异质性。

纳入分析的7 695名中国老年人中，经历过ACEs的会表现出更高的BRI (β₁=0.68, P<0.01;β₂=0.74, P<0.01;β₃=0.78, P<0.01;β₄=0.74, P<0.01)，同时二者之间的关联能够部分被健康生态学理论中的家庭环境网络、生活条件和政策环境层所解释。RCS结果显示，全人群ACEs和BRI之间呈现显著非线性倒“J”型分布，男性呈现显著非线性倒“U”型分布，女性则为显著非线性正相关。

中国老年人的ACEs与BRI显著相关，且存在性别差异。这一发现凸显了营造健康成长环境、从源头预防健康风险、加强心理疏导的重要性，以及在风险源头进行干预以降低未来健康风险的必要性，对公共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分析MSM人群安全套坚持使用现状及影响因素，为艾滋病防控干预策略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2022年8—10月对四川成都281名MSM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信息、艾滋病相关服务、行为学以及心理状况等信息。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对安全套坚持使用的影响因素进行降维并筛选，再利用SHAP分析对变量筛选后的随机森林模型进行解释。

MSM最近6个月安全套坚持使用率为65.5%，当降维后变量数为7时，随机森林模型具有最佳的性能（AUC：0.834）。SHAP分析结果表明变量重要性及其SHAP绝对值的均值依次为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得分情况（0.079 0）、艾滋病相关歧视得分情况（0.051 3）、是否有过异性性行为（0.029 9）、居住情况（0.011 4）、最近六个月同性性伴寻找途径（0.007 8）、职业（0.004 8）以及性角色（0.002 6），其中，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得分较低、艾滋病相关歧视得分较高、有过异性性行为、在家中接触同性性伴的MSM安全套坚持使用情况较差，独居、职业为学生、性角色为两者都有的MSM安全套坚持使用情况较好。

提高MSM的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减少HIV相关歧视，重点关注并干预有异性性伴的MSM，以及经常在家中接触同性性伴的MSM可能有助于提高MSM的安全套坚持使用率。

分析2014—2023年青海省流行性腮腺炎(流腮)流行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流腮防控提供参考。

收集2014—2023年青海省流腮发病数据，运用描述性方法分析流腮发病的变化规律；建立时空地理加权回归 (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TWR)模型，计算回归系数均值，分析不同因素（社会因素：人均GDP、在校学生数；自然因素：年均气温、年均风速、年总降水量、年总日照时数）对流腮发病的影响。

2014—2023年青海省共报告流腮病例数14 278，年平均发病率24.06/10万，其中2019年最高(65.62/10万)，2016年最低（8.28/10万）。季节指数显示：流腮呈现冬季、夏季双峰流行态势。男女性别比为1.2：1；5~14岁（40.66%）、15~24岁（35.94%）发病数最多；职业以学生(69.15%)为主。西宁市发病率（29.29/10万）最高，玉树州发病率 (8.49/10万）最低。GTWR模型结果显示：年均气温、人均GDP、年总降水量与流腮发病率存在正向关联；在校学生数、年均风速、年总日照时数与流腮发病率存在负向关联。

青海省流腮报告发病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重点关注西宁市地区5至25岁儿童、学生群体；社会、自然等因素对流腮发病存在空间异质性，各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区域性防控措施。

描述和分析1990—2021年中国归因于烟草的心血管疾病（CVD）负担变化情况，旨为CVD防控科学防控提供依据。

从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提取1990—2021年中国归因于烟草的CVD死亡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数据，利用Joinpoint软件分析其变化趋势，采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模型（BAPC）预测2022—2030年中国归因于烟草的CVD疾病负担变化情况。

中国归因于烟草的CVD死亡人数从1990年的5.43万例上升至2021年的10.14万例，标化死亡率从1990年的75.59/10万下降至2021年的52.32/10万，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24%（95% CI：-1.53%~-0.95%）；中国归因于烟草的CVD导致的DALY从1990年的151.58万人年增至2021年的235.30万人年，标化DALY率从1990年的1 766.25/10万下降至2021年的1 145.78/10万，平均每年下降1.42%（95% CI：-1.63%~-1.20%）。预测模型显示，中国2022—2030年归因于烟草的CVD疾病负担随时间变化呈下降趋势，2030年标化死亡率和标化DALY率可能分别达到45.47/10万和967.51/10万。

1990—2021年中国归因于烟草的CVD的标化死亡率和标化DALY率虽呈现下降趋势，其疾病负担仍然较重，在不同性别和年龄间存在较大差异，提示应进一步加强老年人群尤其是老年男性人群CVD早期预防，以有效降低我国归因于烟草的CVD疾病负担。

探索我国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并建立风险预测模型，为实现健康老龄化提供参考。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第五轮数据，选取年龄≥45岁的慢性病患者纳入研究，按7:3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基于健康生态学模型纳入相关因素，采用χ²检验和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因素并绘制列线图。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校准曲线、Hosmer-Lemeshow检验评价风险预测模型。

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症状发生率为49.71%。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层中性别、年龄、慢性病数量、BADL状况、IADL状况，行为方式层中晚睡时长、是否常因疼痛而烦恼，人际网络层中居住地类型、对子女是否满意，生活工作层中教育水平状况、是否有淋浴设施，上述因素与我国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发生显著相关。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症状风险预测模型训练集和测试集AUC分别为0.762和0.753，校准曲线显示预测概率与实际概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Hosmer-Lemeshow检验P>0.05，显示模型预测效果良好。

我国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应从多层次、多维度提高中老年人群生活质量，促进健康老龄化。

探究石化工人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与高血压发病风险的定量关联和剂量-反应关系。

基于前期在我国南方某大型石化企业建立的职业人群队列（n=2 386），以2018年开展的职业健康监测为基线调查，每年定期职业体检为随访调查至2023年。通过问卷调查、职业有害因素监测、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获取研究对象的人口基本信息、职业暴露评估、血压、血糖、血脂和SII检测结果。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和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分别探索SII与石化工人新发高血压的定量关联和剂量反应关系，并依据职业接触信息、年龄、性别开展分层分析。

随访期内累计新发高血压645例，SII与高血压发病风险呈剂量依赖性正相关。将SII等分为3组（T1、T2、T3），当调整协变量后，T2和T3组的高血压发病风险[HR(95% CI)]相较于T1组分别为1.40(1.16~1.70)和1.30(1.06~1.58)。随着SII增加，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先上升后下降，呈倒U字形的非线性变化 (P=0.005, 非线性P=0.007)。亚组分析显示男性及39岁以下石化工人的研究结果与总人群一致。接触噪声与否不影响SII与高血压发病风险的关联，且未观察到苯系物接触工人SII与高血压发病风险相关。

SII与石化工人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呈剂量依赖性正相关，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研究结果为SII在石化工人高血压风险评估和预防中的应用提供了研究基础。

通过分析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探讨多环芳烃（PAHs）暴露与血浆致动脉粥样硬化指数（AIP）的关联性。

本研究选自NHANES 2009—2016年中≥20岁人群,由于尿液多环芳烃代谢物（OH-PAHs）的分布呈偏态（左偏），本研究应用对数变换（lg）使数据接近正态分布，根据lgOH-PAHs的四分位数水平将参与者分为四组。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评估PAHs暴露与AIP的关联，使用平滑曲线拟合进一步探究PAHs暴露与AIP的非线性关系，并进行亚组分析。

共纳入3 084例参与者，其中女性1560例（50.6％），平均年龄（49.1±17.6）岁。在校正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家庭收入与贫困的比率、体重指数（BMI）、吸烟、饮酒、高血压、高胆固醇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与最低四分位数组（Q1）相比，最高四分位数组（Q4）（β=0.056，95% CI：0.021~0.091）与AIP呈正相关；在性别分层的亚组分析中，男性人群PAHs高暴露组（Q4）（β=0.068，95% CI：0.010~0.126）与AIP呈正相关，女性（β=0.047，95% CI：0.001~0.094）同上；在按BMI分层的亚组中，BMI<25的人群（β=0.096，95% CI：0.032~0.160）里，PAHs的水平与AIP的正相关显著。平滑曲线拟合结果显示，PAHs浓度与AIP呈倒U型关系。

本研究发现PAHs暴露与AIP密切相关，提示PAHs暴露是AIP升高的重要危险因素。

探究金属与邻苯二甲酸酯（Phthalates, PAEs）复合暴露与血脂指标间的总体关联以及在此关联中的代谢扰动和内源代谢物的中介作用。

随机抽取广州市（n=35）和清远市（n=39）的74名居民测定其尿液样本中15种金属元素和9种PAEs代谢物水平，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和广义加权分位数和（gWQS）回归模型分别评估单污染物和复合暴露与血脂水平间的关联；基于非靶向代谢组学、中间相遇方法和中介分析识别连接复合暴露与血脂改变的内源代谢物及代谢通路，并探索代谢物的中介效应。

尿中砷、镉等7种金属及邻苯二甲酸单异丁酯（MiBP）等4种PAEs代谢物浓度与总胆固醇（TC）增加呈显著正相关；表征金属与PAEs复合暴露总体负荷的加权分位数和（WQS）指数与TC增加呈剂量依赖性相关，其每增加1个单位，TC增加0.43（95% CI: 0.05~0.82）mmol/L。紫苏酸、脱氢表雄酮、花生四烯酸、雄酮、犬尿氨酸、葡萄糖胺6-磷酸和异戊酸等8种代谢物与WQS指数和TC水平均显著相关并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依次为0.09(95% CI:0.02~0.27)、0.18(95% CI:0.04~0.35)、0.21(95% CI:0.02~0.44)、0.12(95% CI:0.02~0.24)、0.08(95% CI:0.02~0.21)、0.08(95% CI:0.01~0.20)和0.09(95% CI:0.01~0.19)；类固醇激素的生物合成途径代谢通路被显著富集。

类固醇激素生物合成通路及脱氢表雄酮和雄酮等代谢物可能介导金属PAEs复合暴露与TC增加的总体关联。研究结果为金属和PAEs复合暴露的健康风险和潜在生物学机制提供了代谢组学视角。

探索儿童青少年血清维生素D缺乏的代谢特征及潜在生物标志物，为开展维生素D缺乏的早期识别和防控提供依据。

选取2023年3—5月广州市农村学龄儿童营养健康监测项目中60对维生素D缺乏和正常儿童青少年（年龄和性别匹配）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血清25(OH)D测定和血清非靶向代谢组学，筛选差异代谢物（设置阈值：FC值>1.25或<0.8，VIP值>1）并分析代谢通路。应用logistic回归筛选潜在生物标志物，并绘制ROC曲线以评估其准确性。

筛选出56个差异代谢物（38个上调，18个下调）。代谢通路分析显示，类固醇激素生物合成通路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Q_FDR=0.098 2)。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7,8-环氧基-4Z,10Z,13Z,16Z,19Z-（OR=1.95，95% CI:1.20～3.17）等12种潜在生物标志物与维生素D缺乏情况的关联具有统计学意义，且在训练集中AUC=0.922，95% CI: 0.865～0.978，在测试集中AUC =0.910，95% CI: 0.809～1，准确性较高。

本研究揭示了儿童青少年维生素D缺乏相关的代谢通路，识别出12种潜在生物标志物，为阐明维生素D缺乏的代谢特征及开展早期识别提供了基础。

分析膳食质量与抑郁症的关系。

数据来自NHANES 2007—2020年连续七个周期的膳食数据。利用HEI-2015、AEHI、MDS、PDI、hPDI、uPDI和CDAI评估膳食质量；通过多元加权logistic回归分析各类膳食指数与抑郁的关联，选择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各膳食指数与抑郁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敏感性分析以确保结果的稳定性。

共纳入18 490名研究对象，加权平均年龄为46.39±16.38岁。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与HEI Q1组相比，HEI Q4组抑郁风险降低（OR=0.786；95% CI：0.664~0.929）；与PDI Q1组相比，PDI Q2组抑郁风险降低（OR=0.847；95% CI：0.750~0.955）。HEI、AHEI、MDS、PDI、hPDI与抑郁之间未发现存在非线性关系，uPDI、CDAI与抑郁之间呈现出非线性关系。

膳食质量对抑郁症的发生有着显著影响。促进高质量膳食，增加食物的抗氧化能力，有助于预防和减缓抑郁症发生和发展。

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安徽省夫妇夜间睡眠时长对双方产后抑郁症状的影响。

对2023年11月—2024年10月到安徽省淮北市、界首市、马鞍山市和黄山市妇幼保健机构携带婴儿进行儿童健康体检的产后42天、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的夫妇双方，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进行抑郁筛查。描述夫妇双方一般情况和抑郁症状检出情况，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夫妇夜间睡眠时长与双方产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

共有2 424对夫妇纳入分析，丈夫和妻子产后4个时点抑郁症状总检出率分别为18.7%和19.7%。其中，丈夫产后4个时点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17.0%、20.4%、19.7%和17.8%，妻子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19.7%、19.6%、21.1%和18.3%。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妻子的夜间睡眠时长与自己及丈夫的抑郁评分均呈负相关，与丈夫的夜间睡眠时长也呈正相关，丈夫的夜间睡眠时长与自己及妻子的抑郁评分均成负相关；此外，妻子的抑郁评分与丈夫的抑郁评分呈正相关。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妻子和丈夫的夜间睡眠时长均能够预测自身的抑郁症状[β（95% CI）=-0.890（-1.016~-0.763）、-0.417（-0.550~-0.284），P均<0.001）]，即主体效应明显；在客体效应方面，妻子和丈夫的夜间睡眠时长均能够预测对方的抑郁症状[β（95% CI）=-0.200（-0.292~-0.108），P<0.001）]。

安徽省四地夫妇双方产后多时点抑郁症状较为普遍，且夜间睡眠时长与产后抑郁症状呈负向关联，夫妇双方相互影响，这提示开展心理干预时需要夫妻双方共同进行。

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探讨视屏时间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系。

采用自制问卷于2023年2—3月对山东省济南、潍坊、青岛三市3 960名初高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logistic回归和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分析屏幕时间与心理问题的关联强度及剂量-反应关系。

初高中青少年心理问题检出率为46.41%，29.70%报告休息日视屏时间(ST)>2 h/d。轻度心理问题与休息日不同设备平均ST存在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非线性＝0.003，P_总趋势＝0.003)，曲线近似呈“J”形，超过1.5 h/d风险增大。休息日ST>2 h/d与轻度心理问题(OR＝1.300，95% CI：1.085~1.558)相关。分层分析显示，女性、高中生休息日ST与轻度心理问题呈非线性相关(P_非线性<0.001)，与中度以上心理问题呈线性相关(P_非线性>0.05)(P_总趋势<0.001)。不同视屏设备仅手机/平板与轻度心理问题呈线性相关(P_总趋势=0.004)，超过2.0 h/d风险增加。

休息日平均屏幕时间超1.5 h/d增加心理问题发生风险，建议减轻学生课后学习负担，限制休息日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

分析云南大姚县农村老年人三种心脑血管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卒中）的流行现状及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在云南省大姚县选取1 382名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三种心脑血管病患病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关系。

调查人群高血压、冠心病和脑卒中的患病率、躯体性生活能力（PADL）、工具性生活能力（IADL）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受损率分别为66.2%、14.6%、5.9%、6.6%、36.5%和37.2%。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的患病率和PADL、IADL、ADL的受损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P<0.05）；女性高血压患病率、IADL和ADL受损率均高于男性（χ²=7.319，χ²=56.112，χ²=52.510，P<0.05）；低文化程度老年人的冠心病患病率较低（χ²=3.930，P<0.05），但PADL、IADL和ADL受损率较高（χ²=7.438，χ²=99.487，χ²=101.057，P<0.001）；家庭年人均收入低的老年居民冠心病和脑卒中患病率较低（χ²=6.442，χ²=4.250，P<0.05），但IADL和ADL受损率较高（χ²=6.517，χ²=4.934，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高血压（OR=1.760，95% CI：1.037~2.985）和脑卒中（OR=3.692，95% CI：1.989~6.856）的老年居民出现PADL受损的风险高于未患高血压和脑卒中者。

云南大姚县农村老年居民三种心血管疾病患病率较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偏低。降低高血压和脑卒中的患病率有助于减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损。

探讨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路径，明确服务共创素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社区归属感的调节作用。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24年9月至11月期间选取长治市社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将424例社区老年人数据纳入分析。采用SPSS 24.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PROCESS插件bootstrap法对中介及调节效应进行检验。

（1）社会支持对服务价值共创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β＝0.114, 95% CI: 0.029~0.199, P=0.009）；（2）服务共创素养在社会支持与价值共创行为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125（95% CI: 0.060~0.189, P<0.001），占总效应的52.3%；（3）在服务共创素养对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中社区归属具有调节作用（β＝0.147, P<0.001）。

通过构建社区健康服务中的社会支持、培育老年群体服务共创素养以及强化社区归属感机制，能够有效激发老年人参与健康服务的价值共创行为。

综合评价广西三级综合医院医疗质量水平，提出针对性的质量改进策略。

通过熵权TOPSIS法与RSR法的模糊联合，评价2019—2022年广西各地市三级综合医院医疗质量，运用障碍度模型进行医疗质量发展障碍因子诊断。

医疗质量评价指标中权重前三分别为特需医疗服务量占比（0.334）、下转患者人次数（0.216）和点评处方占比（0.107）；南宁市、柳州市和桂林市医疗质量水平靠前，防城港市、来宾市和河池市医疗质量水平靠后；障碍因子诊断表明，医疗质量受功能定位和合理用药影响较大，障碍度分别为73.77%和17.70%，但功能定位障碍度呈逐年降低趋势，合理用药障碍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2022年南宁市和桂林市的合理用药障碍度已超过功能定位。

广西各地市间医疗质量发展不均衡且发展侧重有所不同，应落实三级综合医院自身功能定位，加强合理用药保障，强化重点专科和重点学科建设，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特需服务。

了解公众对赋予公卫医师处方权范围的意向，对我国开展中的试点工作提供参考意见，为进一步探索我省赋予公卫医师处方权的政策制定和推动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撑。

采用滚雪球法开展电子问卷，结合个人访谈法调查四川省不同社会群体对公卫医师处方权执业范围的建议开放情况。

本研究共回收1 706份有效问卷，结果表明：89.45%的调查对象支持赋予公卫医师处方权，76.85%~83.06%的调查对象建议完全放开公卫医师针对传染病、慢性病、职业病、寄生虫及地方病等疾病范围的诊疗处方权，90.97%的调查对象认为应该允许公卫医师对慢性病患者和慢性病风险人群开具非药物干预的健康处方。

基于现有的试点方案，后续公卫医师处方权执业范围应进一步完善，考虑逐步试行非药物干预处方权，充分发挥公卫医师预防为主的职能优势，同时应强化公卫医师培养、培训以及考核机制，为基层提供优质的公卫医师队伍。

探索抑郁症状在老年人握力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间的中介效应，为预防和干预老年人ADL受损的发生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年的调查数据，将2 344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SPSS 25.0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偏相关分析，使用PROCESS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我国老年人低握力检出率为20.09%，抑郁症状检出率为34.94%，ADL受损率为20.95%；握力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r=-0.055, P<0.01）；握力与ADL受损呈负相关（r=-0.143, P<0.001），抑郁症状与ADL受损呈正相关（r=0.259, P<0.001）；抑郁症状在老年人握力与ADL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2.68%。

握力可通过抑郁症状对老年人ADL产生一定影响，提示老年人自身锻炼的重要性；改善握力与降低抑郁症状发生风险相结合的干预措施可能对维持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有较好的效果。

探讨跨国流动人群网络交友与发生风险性行为的相关性，为预防跨国流动人群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传播提供科学的证据。

采用滚雪球抽样法收集居住在中国的跨国流动人群的数据，初始调查种子来自义乌、广州、北京和杭州，通过问卷收集人口学信息、与性行为相关的数据（包括临时性伴的数量、交友途径、使用安全套的频率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交友途径与风险性行为的相关性。

调查341人，每次均使用安全套199人，占58.36％；有时使用安全套99人，占29.03%；从不使用安全套43人，占12.61%。拥有多名临时性伴者112人，占32.84％；无多名临时性伴者229人，占67.16％。通过网络途径交友者48人，占14.08%；通过非网络途径交友者293人，占85.9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比通过网络途径交友者，通过非网络途径交友者其每次均使用安全套的概率更高（OR值为3.358，95％CI为1.184~9.522）。

跨国流动人群发生无保护措施风险性行为与网络交友有关。

建立同时测定尿中九种常见邻苯二甲酸酯代谢物邻苯二甲酸单酯（monoester phthalate metabolites，mPAEs）的液液萃取-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极杆质谱方法。

1 ml尿样加入乙酸铵水溶液和β-葡萄糖醛酸酶于37℃摇床酶解16 h。加入20 μl甲酸涡旋混匀，再加入3 ml乙酸乙酯涡旋5 min进行液液萃取，离心后取上清液氮吹浓缩，经0.20 ml乙腈-水溶液（50:50，v/v）复溶后，用BEH C₁₈色谱柱（2.1 mm×100 mm，1.7 μm）分离，流动相为0.10%乙酸乙腈和0.10%乙酸水溶液，采用电喷雾负离子模式电离和多反应监测模式质谱检测，内标标准曲线定量。

邻苯二甲酸酯类在0.50~200 ng/ml范围内有良好线性关系，相关系数大于0.999。当取1.0 ml尿液用于测定时，方法检出限为1.5×10^-3~0.29 ng/ml，定量限为4.9×10^-3~0.98 ng/ml。加标回收率为87.05%~111.5%，日内和日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0.31%~3.05%和0.59%~3.46%。采用建立的方法测定了正常人尿样277例，除邻苯二甲酸单苄酯（mono-benzyl phthalate，MBzP）的检出率为87.73%以外，其余8种mPAEs的检出率均为100%。其中邻苯二甲酸单丁酯（Mono-butyl phthalate，MnBP）检出含量最高，中位数水平为194.10 μg/g_肌酐；MBzP含量最低，中位数水平为3.7×10^-2 μg/g_肌酐。

建立了尿样中9种邻苯二甲酸单酯的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同时检测方法，可实现其灵敏、准确检测，为其暴露评估提供技术支持。

分析1990—2021年我国归因于低体力活动的结直肠癌（CRC）疾病负担变化趋势，为制定有效的公共卫生策略和医疗资源配置提供参考。

本研究依托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21数据库，聚焦我国≥25岁人群归因于低体力活动的CRC疾病负担数据，包括死亡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情况。运用Joinpoint回归分析疾病负担变化趋势和转折点，借助年龄-时期-队列模型估算死亡率的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并通过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ARIMA）模型预测2022—2030年疾病负担态势。

1990—2021年，我国归因于低体力活动的CRC的死亡数、粗死亡率、DALY数及粗DALY率均升高，死亡数从5 735上升至16 698，粗死亡率从0.78/10万增至1.53/10万；DALY数从128 353人年增至320 464人年，粗DALY率从17.55/10万增至29.44/10万。Joinpoint分析显示，死亡率、DALY率均呈增长态势；总人群标化死亡率、标化DALY率呈波动下降趋势，平均年度百分比变化为-0.21%（P>0.05）和-0.29（P<0.05），男性和女性的标化死亡率、标化DALY率变化趋势有性别差异。全人群年龄效应表现为我国归因于低体力活动的CRC死亡率基本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各年龄组相对危险度（RR）范围为0.04~10.75；时期效应表现为死亡率随时期推移单调上升，各时期RR范围为0.69~1.59；队列效应显示为死亡率随出生队列发展而逐步降低，各出生队列RR范围为0.25~5.23。性别间效应差异不明显。ARIMA预测模型显示，2022—2030年我国归因于低体力活动的疾病负担将继续加重。

1990—2021年我国归因于低体力活动的CRC负担呈显著上升趋势，且存在性别差异。其死亡风险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明显。亟需采取针对性措施，来有效遏制疾病负担上升态势。

构建并验证农村50岁及以上人群高危性行为预测模型，以实现高风险人群的早期识别，为精准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2024年2~4月于四川省泸州市农村地区便利抽样选取50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作为建模组，5~6月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村地区以相同方法选取同年龄段居民为验证组。采用LASSO回归筛选变量，再对筛选出的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以P值小于0.05的变量构建预测模型，并评估其预测效能。

本研究高危性行为发生率为28.52%（154/540）。预测模型包括5个预测因素：性别、酒后性行为、性传播疾病感染史、固定性伴和社会支持，为高危性行为的预测提供了科学依据。预测模型在建模组和验证组中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40（95% CI：0.914~0.965）与0.971（95% CI：0.951~0.992）；校准曲线均显示出较好的一致性，Hosmer-Lemeshow检验P值均>0.05；DCA分别在1%~93%和2%~98%之间时均有较高的正收益率。

基于LASSO-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的预测模型显示出较好的预测效能和应用潜力。

通过轨迹分析探讨衰弱状态与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的关联，为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RA患病风险提供科学依据。

来源于HRS的2004—2018年美国健康和退休研究的调查数据，对2004—2010三波数据采用增长混合模型进行衰弱的潜在类别分析，并以2010年为基线数据，追踪2010—2018四波数据，分析不同衰弱状态对参与者患RA风险的关联，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描述不同衰弱状态与RA发病之间的关联。

基线人群共3 677人，其中男性1 337人（36.4%），女性2 340人（63.6%）。通过建立增长混合模型，确定四种衰弱轨迹，高衰弱降低组（10.6%），持续高衰弱组（20.1%），持续低衰弱组（34.0%），低衰弱升高组（35.3%）。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完全调整后的模型中，以低衰弱升高组为参考，持续高衰弱组患RA风险增加0.255倍（HR=1.255，95% CI：1.001~1.576），高衰弱降低组患RA风险增加0.422倍( HR=1.422，95% CI：1.071 ~ 1.888)。

衰弱是RA的危险因素，且高衰弱降低组和持续高衰弱组会增加患RA的风险。

基于孟德尔随机化（MR）方法来探讨肠道菌群与女性不孕之间的潜在因果关系并确定血液代谢物作为潜在介质的作用。

使用MiBioGen联盟发表的来自24个队列18 340名参与者的肠道菌群数据，加拿大老龄化纵向研究（CLSA）队列的血液代谢物数据和芬兰R10数据库关于女性不孕的GWAS汇总数据。采用逆方差加权法、加权中位数法、MR-Egger回归法来研究211种肠道菌群以及1 091个血液代谢物与女性不孕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两步孟德尔随机化方法探究血液代谢物在肠道菌群与女性不孕之间发挥的潜在中介作用。

IVW结果显示2门、1纲、2目、2科、12属肠道微生物分类群与女性不孕的发病存在显著的因果关联。其中毛螺菌属（genus Lachnospira）（OR=0.589, 95% CI:0.361~0.961，P=0.035），瘤胃球菌属(genus Ruminococcus torques group)（OR=0.756, 95% CI: 0.613~0.923，P=0.007）等表现出与女性不孕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伯克氏菌目（order Burkholderiales）（OR=1.174, 95% CI: 1.062~1.284，P=0.001），粪球菌属2（genus Coprococcu2）（OR=1.174, 95% CI: 1.062~1.297，P=0.002）等表现出与女性不孕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中介分析发现5种血液代谢物分别能够在5种肠道菌群与女性不孕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本研究分析确定部分血液代谢物能够在肠道菌群与女性不孕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有必要进一步调查以探索这些关联的潜在机制。

研究旨在构建与验证衡量东北地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公共卫生人员公共卫生专业能力、管理能力、基础能力等综合能力水平的科学评价工具。

采用文献研究法结合专家咨询法，建立综合能力题项，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完成评价工具的维度模块及其所属测量项的划分构建，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测量工具的结构模型进行拟合并对测量工具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形成公共卫生人员综合能力测量工具。

最终形成了包含“公共卫生专业能力、管理能力、基础能力”3个维度25个条目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公共卫生人员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累积方差贡献率70.97％，模型适配指数良好（RMSEA＝0.058，CFI＝ 0.968，NFI＝0.968），量表Cronbach α为0.864，分维度Cronbach α分别为0.963、0.961和0.959，各维度CR值为 0.945、0.930和0.818，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研究构建的量表3个维度客观、科学的评价基层疾控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为合理设置相应考核指标与培训内容，进而提升疾控公卫人员的综合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探究预防医学本科满意度外部影响因素，为提高公共卫生高等教育质量提供参考。

选取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数据，以综合满意度、办学条件满意度、教学质量满意度、就业满意度作为因变量，以多水平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在纳入的87所学校中，综合满意度平均值为3.94±0.41，就业满意度平均分最低，为3.61±0.52。东部地区平均满意度最高，西部最低。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预防医学学科排名在前50%的高校拥有更低的综合满意度（β=-0.299，95% CI: -0.545~-0.053）、办学条件满意度（β=-0.273，95% CI: -0.523~-0.022）和就业满意度（β=-0.379，95% CI: -0.671~-0.087）,带有交互项模型显示相较西部，东部地区的健康中国发展水平对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为负（综合满意度：β=-0.861，95% CI: -1.655~-0.067），人均GDP水平则对满意度影响显著为正（综合满意度：β=0.089，95% CI: 0.013~0.166）。

学校的预防医学学科水平和学生满意度呈负向关联，并且学校省份的卫生与经济水平对于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