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患者的身体圆度指数（Body Roundness Index，BRI）与全因及CVD特异性死亡的关联。

纳入UK Biobank的188 428名CVD患者，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和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RCS）分析BRI与死亡风险的关联和剂量反应关系，并进行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在中位随访12.75年期间，共21 548人死亡，其中5 367人死于CVD。多变量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显示，BRI与全因、CVD及缺血性心脏病（Ischemic Heart Disease，IHD）死亡风险呈正相关（P_趋势<0.001）：与Q1相比，Q5 全因、CVD和IHD死亡的HR（95% CI）分别为1.32（1.26~1.38）、1.71（1.55~1.89）和2.04（1.76~2.37），未发现与卒中死亡风险有关。RCS分析表明，BRI与全因及CVD死亡风险呈“J 型”关联，以BRI=4.45为阈值，低水平时风险平缓，超过阈值后风险陡升；BRI与IHD死亡风险呈正相关，未见非线性；BRI与卒中死亡风险不相关。

在CVD患者中，BRI与全因及CVD死亡风险呈“J 型”关联，与IHD死亡风险呈正相关，但与卒中死亡风险无关。

探讨我国农村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ylori）阳性人群H. pylori防治相关知识、态度、行为现状及行为影响因素，为采取有效的健康教育及健康促进策略提供参考。

于2024年10月—12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江苏、安徽、山东和河南4省的27个农村县区的168个行政村（居委会），对全体农村居民采用¹³C尿素呼气试验进行H. pylori感染检测，对16 144名已确定为H. pylori阳性人群开展问卷调查。利用聚类分析确定H.pylori阳性人群知信行现状，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H.pylori相关健康行为影响因素。

H.pylori阳性人群的知识、态度、行为维度的标准分分别为（0.69±0.29）、（0.91±0.15）、（0.73±0.15）分。K-means聚类分析结果显示，27.99%、5.49%和15.59%的调查对象分别在知识、态度、行为维度处于低水平。根据知识和态度水平划分为高知识—高态度、低知识—高态度、高知识—低态度及低知识—低态度四类特征人群。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低知识—低态度水平的人群相比，高知识—高态度水平的人群行为维度水平高（OR=6.45，95% CI：5.45~6.83），其次是低知识—高态度水平的人群（OR=2.48，95% CI：2.09~2.95）；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行为维度水平高（OR=1.46，95% CI：1.33~1.60）；与农民相比，非农民职业的人群的行为维度水平高（OR=1.30，95% CI：1.18~1.44）。

农村地区H. pylori阳性人群态度水平较高，但知识与健康行为水平偏低，建议对不同特征人群实施精准分层干预策略，重点针对低知识—低态度和高知识—低态度的人群，强化其认知水平及风险意识，为农村地区H.pylori感染及胃癌的综合防控提供循证策略支持。

少肌肉型腹部肥胖（D/AO）与糖尿病前期（PreDM）转变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探索，尤其在中国中老年人群中。本研究旨在于探究PreDM转变与D/AO之间的关联。

纳入了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ARLS）中2 438名≥45岁PreDM参与者，采用其2011年和2015两波数据进行前瞻性分析。通过logistic 回归模型检验D/AO与PreDM转变之间的纵向关联，并运用敏感性分析和亚组分析，以评估二者关联的稳健性。

调整所有协变量后，D/AO与PreDM消退（OR：0.556；95 % CI：0.340~0.909）、进展为DM显著相关（OR：1.780；95% CI：1.158~2.736）。亚组分析显示，在有高血压病史、无高血脂、低社交活跃度、无烟酒史、夜间睡眠时长≤7.5 h的参与者中，D/AO与PreDM的消退存在关联；在无冠心、无高血压、高血脂病史、夜间睡眠时长、吸烟史、饮酒史及社交活跃度中，D/AO与PreDM的进展为DM呈显著关联。

少肌型腹部肥胖（D/AO）会增加PreDM进展为DM的风险，同时降低其消退的可能性。这些发现强调，在糖尿病预防策略及公共卫生政策中，需增加针对PreDM及高危人群提高肌肉力量、减少腹部肥胖的干预措施。

探讨≥65岁老年人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变化轨迹与脑卒中发病风险的关联。

选取扬中市2016—2019年至少参加3次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体检，未患心脑血管疾病的≥65岁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脑卒中发病信息来源于扬中市二级及以上医院的HIS系统、镇江市慢性病监测信息系统，以及年度健康体检时研究对象的自我报告。使用潜在类别混合模型（latent class mixed model，LCMM）识别SBP长期变化轨迹，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不同老年人SBP轨迹组与脑卒中发病风险的关联。

共纳入≥65岁老年人12 304名，LCMM共识别出2组SBP轨迹，即低初始SBP微升组（90.55%）和高初始SBP高升组（9.45%）。随访至2024年12月31日，共随访60 266.59人年，平均随访时间4.90年。共新发脑卒中2 495人，总发病密度为41.40/1 000人年；其中低初始SBP微升组为39.74/1 000人年，高初始SBP高升组为57.91/1 000人年。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显示，与低初始SBP微升组相比，高初始SBP高升组脑卒中发病风险增加20%（HR=1.20，95% CI：1.04~1.38）。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年龄组别间，收缩压轨迹与脑卒中发病风险的关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70岁组HR=1.26，95% CI：1.04~1.51；≤70岁组HR=1.13，95% CI：0.91~1.39；交互作用P值=0.015）。

SBP呈高初始水平且快速上升的老年人群发生脑卒中的风险较高，应作为脑卒中防控的重点人群，加强血压监测和干预。

构建并验证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社会衰弱风险预测模型。

选取2024年6月—2025年2月在河北省三甲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455例，根据HALFT量表分为社会衰弱组（169例）和非社会衰弱组（286例）。按7：3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318例）和测试集（137例），采用单因素分析，Lasso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社会衰弱的影响因素。基于logistic回归、极端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XGBoost）、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3种模型分别构建风险预测模型，评价模型预测效能，选出最优模型。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为初中（OR=0.272，95% CI：0.101~ 0.730）、中专高中（OR=0.275，95% CI：0.140~0.540）、大专（OR=0.064，95% CI：0.010~ 0.424）、本科及以上（OR=0.114，95% CI：0.021~0.618）、电子健康素养（OR=0.954，95% CI：0.914~0.996）、社会支持（OR=0.897，95% CI：0.840~0.958）是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社会衰弱的保护因素；糖化血红蛋白（OR=1.315，95% CI：1.026~1.684）、糖尿病并发症数量为2种（OR=2.813，95% CI：1.420~5.572）、≥3种（OR=6.196，95% CI：2.769~13.863）、糖尿病痛苦为中度（OR=3.022，95% CI：1.134~8.050）、重度（OR=7.623，95% CI：2.543~ 22.854）、抑郁症状（OR=2.940，95% CI：1.576~5.486）是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社会衰弱的危险因素（P<0.05）。测试集中各模型AUC均>0.800，其中以随机森林模型效能最佳（AUC=0.866）。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开发的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社会衰弱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可为临床早期识别老年2型糖尿病人群中的社会衰弱高风险患者提供参考依据。

探讨城乡居民医保整合政策对农村中老年群体抑郁水平的影响。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20年五轮追踪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政策效应。

医保整合政策使农村中老年人抑郁评分降低0.426分（β=-0.426，P<0.05），且对农村男性（β=-0.416，P<0.01）和中年群体（β=-0.570，P<0.1）作用显著。慢性病状况的改善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医保整合对农村中老年人抑郁水平有显著降低作用，未来应深化制度改革、优化慢病保障、加强精准施策，提升农村中老年身心健康保障水平。

开展石家庄市城市污水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变异株长期监测，揭示主要流行变异株演替规律及其与人群监测数据关联性，为多态势、高灵敏现代化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自2023年1月至2025年6月（共30个月），按月采集石家庄市桥东污水处理厂污水样本，通过膜过滤法富集病毒颗粒，采用逆转录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T-qPCR）检测浓缩样本中的SARS-CoV-2，并利用第二代测序技术（NGS）开展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主要变异株谱系分型，进一步与当地同期人群感染监测数据进行相关性比较分析。

RT-qPCR检测结果显示30个月的污水样本均为阳性，SARS-CoV-2主要流行变异株依次经历了BA.5、XBB、JN.1、XDV谱系的演化更替，与临床感染样本变异株监测数据演替趋势基本一致。污水与临床感染样本各变异株月度占比的Spearman相关性分析均存在显著相关（BA.5谱系ρ=1.000，P<0.001；XBB谱系ρ=0.905，P<0.001；JN.1谱系ρ=0.817，P<0.001；XDV谱系：ρ=0.676，P<0.01）。Kendall相关性分析进一步表明污水与临床感染样本变异株构成呈显著正相关（τ=0.652，P<0.001）。

基于石家庄市城市污水SARS-CoV-2变异株监测可实时反映社区人群变异株演替动态，可作为未来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的一项重要信息来源。

探讨倒班和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HUA）的交互作用对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患病风险的影响。

选取广州市某汽车制造企业3 349名在职职工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其人口学资料、生活习惯、倒班情况、肝脏超声、血尿酸等数据，采用二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倒班、HUA对NAFLD患病的影响，通过相乘、相加交互作用分析倒班和HUA的交互作用对NAFLD患病风险的影响。

3 349名研究对象中，NAFLD检出率为41.36%（1 385/3 349），HUA检出率为52.05%（1 743/3 349），倒班者占比为73.16%（2 450/3 34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倒班（OR=1.349，95% CI：1.087~1.676）和HUA（OR=1.732，95% CI：1.436~2.088）均为NAFLD患病的危险因素。倒班与HUA对NAFLD患病不存在相乘交互作用（OR=0.910，95% CI：0.600~1.380）。模型2（调整年龄、BMI）、模型3（完全调整模型）的相加交互作用分析显示，倒班与HUA存在协同作用。模型2的相对超额危险度比（relative excess risk due to interaction，RERI）、交互作用归因比（attributable proportion due to interaction，API）、交互作用指数（synergy index，S）分别为13.865（95% CI：4.320~23.411）、0.628（95% CI：0.507~0.749）、2.922（95% CI：2.107~4.051），模型3的RERI、API、S分别为14.025（95% CI：2.004~26.046）、0.625（95% CI：0.476~0.774）、2.891（95% CI：1.940~4.308）。

倒班和HUA对汽车制造业工人NAFLD患病影响存在相加交互效应，优化该人群的排班制度和加强其HUA的防控可能有助减少NAFLD的发生。

探讨外卖骑手抑郁症状的潜在类别，并分析不同类别的影响因素。

采用整群随机方法，抽取成都市6家企业的外卖骑手，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患者健康问卷和职业紧张测量核心量表进行调查，运用潜在剖面分析划分抑郁症状潜在类别，并通过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

共纳入560名外卖骑手，外卖骑手抑郁症状分为无抑郁风险组（28.21%）、情绪抑郁低风险组（61.43%）和情绪抑郁高风险-认知抑郁中风险组（10.36%）。离异是情绪抑郁高风险-认知抑郁中风险的危险因素（OR=2.22，95% CI：1.58~3.12）；本科及以上是情绪抑郁高风险-认知抑郁中风险的危险因素（OR=3.17，95% CI：2.70~3.71）;长时间工作是抑郁的危险因素（OR=2.70，95% CI：2.17~3.36）;社会支持是抑郁的保护因素（OR=0.83，95% CI：0.76~0.91）。

针对不同潜在类别制定及时有效的干预措施，以缓解外卖骑手抑郁情绪。

了解贵州省市售食品中肺炎克雷伯菌分子分型、毒力与耐药特征，为我省有针对性的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监管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023—2024年贵州省9个市（州）从市售预包装冷藏即食食品、生猪肝中分离的38株肺炎克雷伯菌进行拉丝试验、全基因组测序以及抗生素敏感性试验。

38株分离株共筛选出4株高黏液型肺炎克雷伯菌（hypermucoviscous Klebsiella pneumoniae，hmKp）。通过全基因组序列分析，共获得20种荚膜型（capsule type，KL）、30种序列型（sequence typing，ST）、80种毒力基因和35种耐药基因。ST 37为主要菌株，分子型别为ST65-KL2的hmKp同时携带iucA、iroB、ybtS、rmpA、clb基因，ST490-KL3 肺炎克雷伯菌同时携带iucA、iroB、ybtS、allS基因。β-内酰胺酶类耐药基因以bla_SHV-11、bla_SHV-1、bla_LAP-2为主，5株携带bla_OXA-10基因。抗生素敏感性试验结果显示，耐药前五位依次是氨苄西林、四环素、氯霉素、氟苯尼考、磺胺甲噁唑/甲氧苄啶，耐药率分别为81.58%、50.0%、44.74%、44.74%和28.95%，对碳青霉烯类药物均敏感。

贵州省市售食品中肺炎克雷伯菌毒力基因携带率高，致病力强，ST型和KL型呈现多样性。

了解重庆市谷物及其制品中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dexynivalenol，DON）、3-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3-Acetyl-deoxynivalenol，3-Ac-DON）、15-乙酰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15-Acetyl-deoxynivalenol，15-Ac-DON）污染水平，评估重庆市居民DON及其乙酰基衍生物三种真菌毒素总的膳食暴露水平及可能的潜在慢性健康风险。

使用三角分布等模型对2018—2023年重庆市监测的9类共794份谷物及其制品样本中DON及其乙酰基衍生物的污染水平分布进行拟合，根据分布类型进行参数估计。本研究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重庆地区数据，采用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的概率评估方法，对重庆市居民的膳食暴露水平予以评估，进行风险特征描述。

谷物及其制品中DON、3-Ac-DON和15-Ac-DON的平均污染水平分别为213.00、0.09~4.48和0.75~5.51 μg/kg。重庆市3~6岁、7~17岁、18~59岁和60岁及以上人群膳食DON及其乙酰基衍生物平均摄入量分别为1.11~1.19、0.85~0.94、0.47~0.48 和0.50~0.52 μg/（kg·d）。P₉₀水平下，大部分人群组的暴露水平超过每日可耐受摄入量，P₉₅水平下，各人群组的暴露水平为每日可耐受摄入量的1.12~2.87倍。小麦粉制品是重庆市膳食DON及其乙酰基衍生物暴露的主要来源。

重庆市居民DON及其乙酰基衍生物（3-Ac-DON和15-Ac-DON）膳食平均暴露处于安全水平，高暴露人群可能存在潜在的体重减轻风险。

分析2017—2024年柳州市农村地区6～23月龄婴幼儿喂养状况及趋势，探讨婴幼儿喂养的影响因素。

对柳州市儿童营养改善项目2017—2024年监测评估的5 020名婴幼儿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趋势χ²检验分析婴幼儿喂养的时间变化趋势，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婴幼儿喂养的影响因素。

2017—2024年柳州市农村地区6～23月龄婴幼儿达到最低膳食多样性（MDD）、最低膳食摄入频率（MMF）和最低可接受膳食（MAD）的比例分别为64.40%、82.45%和53.17%，蛋类和/或肉类摄入（EFF）、蔬菜或水果零摄入（ZVF）的比例分别为90.86%和15.14%。8年间MDD、MAD分别从71.92%、53.82%下降至59.17%、49.70%（、11.912，均P<0.01），MMF、ZVF分别从77.20%、9.75%上升至82.01%、16.33%（、33.036，均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母亲苗族的儿童MMF（OR=1.38，95% CI：1.06～1.79）、MAD（OR=1.37，95% CI：1.11～1.68）不合格的风险更高；母亲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的儿童更可能达到MDD（OR=0.72，95% CI：0.58～0.88）、MMF（OR=0.70，95% CI：0.55～0.90）和MAD（OR=0.70，95% CI：0.57～0.87）；父亲苗族的儿童MMF（OR=2.04，95% CI：1.56～2.67）不合格、ZVF（OR=1.44，95% CI：1.16～1.80）的风险更高，父亲侗族的儿童MMF（OR=1.84，95% CI：1.43～2.36）不合格的风险更高；父亲就业的儿童更可能达到MDD（OR=0.86，95% CI：0.74～0.99）、MAD（OR=0.78，95% CI：0.68～0.90）、EFF（OR=0.70，95% CI：0.56～0.88），ZVF（OR=0.62，95% CI：0.52～0.74）风险更低；喂养与营养知识得分与MDD（OR=0.94，95% CI：0.89～0.98）、MMF（OR=0.86，95% CI：0.80～0.91）、MAD（OR=0.86，95% CI：0.82～0.90）和EFF（OR=0.89，95% CI：0.82～0.97）正相关；12～23月龄儿童更可能达到MDD（OR=0.35，95% CI：0.30～0.41）、MAD（OR=0.59，95% CI：0.51～0.69）和EFF（OR=0.13，95% CI：0.10～0.16），ZVF（OR=0.22，95% CI：0.18～0.26）的风险更低；孩次≥3的儿童MAD（OR=1.26，95% CI：1.06～1.50）不合格的风险更高；多胎的儿童更可能达到MMF（OR=0.28，95% CI：0.14～0.58）和MAD（OR=0.58，95% CI：0.41～0.83）；过去两周有腹泻病史的儿童更可能达到MMF（OR=0.45，95% CI：0.26～0.76）；服用营养素补充剂的儿童更可能达到MDD（OR=0.82，95% CI：0.71～0.94）、MMF（OR=0.82，95% CI：0.68～0.98）和EFF（OR=0.72，95% CI：0.58～0.90）。

柳州市农村地区6～23月龄婴幼儿喂养状况改善不理想，尤其是MDD和MAD。关注少数民族、母亲低学历、父亲无业、低月龄和高孩次的儿童，普及婴幼儿喂养知识以改善农村地区儿童喂养状况。

分析妊娠期女性夜间社交媒体使用对妊娠相关焦虑的影响，为促进妊娠期女性心理健康提供依据。

采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夜间社交媒体使用量表和妊娠相关焦虑量表，对2024年12月—2025年3月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产检的妊娠期女性进行调查，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探讨妊娠期女性夜间社交媒体使用的潜在类别，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夜间社交媒体使用潜在类别与妊娠相关焦虑的关系。

共纳入855名妊娠期女性，夜间社交媒体使用得分为19.54±4.38，可分为3个潜类别：低频使用-睡眠良好（41.2%）、高频使用-睡眠延迟（49.2%）和高频使用-睡眠干扰（9.6%）。夜间社交媒体使用显著增加妊娠相关焦虑风险（P<0.001）；相比低频使用-睡眠良好组，高频使用-睡眠延迟和高频使用-睡眠干扰组的妊娠期女性发生妊娠相关焦虑的风险显著升高[OR值（95% CI）分别为2.903（2.118~3.979），5.087（2.771~9.339），P值均<0.001）]。

妊娠期女性夜间社交媒体使用较普遍且存在个体间异质性；夜间社交媒体使用与妊娠相关焦虑风险升高有关。应重视夜间社交媒体使用对妊娠期女性的影响，进行针对性干预，促进孕期身心健康。

探究易地搬迁老年群体认知功能的动态演变轨迹及其影响因素，为搬迁后续健康干预提供参考。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选取山西省四市八县24个安置点的740名老年人开展三轮追踪调查。采用潜变量增长混合模型（LGMM）识别认知轨迹类别，并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

认知功能障碍检出率22.6%，认知功能得分总体呈上升趋势。LGMM识别出两类认知轨迹：“山峰型高认知功能组”和“谷底型低认知功能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龄（OR=2.914，95% CI：1.946~4.362）、非在婚（OR=2.551，95% CI：1.632~3.985）、无规律体育锻炼（OR=1.952，95% CI：1.327~2.873）和肥胖（OR=2.652，95% CI：1.579~4.452）是低认知轨迹的危险因素；基本活动能力与低认知轨迹风险呈负相关（OR=0.723，95% CI：0.637~0.821）。

易地搬迁老年群体认知功能整体呈改善趋势，但高龄、非在婚、缺乏体育锻炼、肥胖及活动能力受限会显著增加认知衰退风险。建议推进早期认知筛查，增设社区体育设施，并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支持。

构建社区老年人脑卒中一级预防行为依从性量表，以整体评估社区老年人群依从行为水平，为一级预防现状调查、影响因素及健康宣教提供参考工具。

基于《2024年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卒中协会脑卒中一级预防指南》，以慢性病自我护理理论为理论框架，采用文献回顾法、德尔菲（Delphi）法，对18名专家进行两轮函询。通过对社区老年人的预调查，验证量表条目的适用性。

两轮函询问卷回收率均为100%，函询专家权威系数为0.89。2轮函询中条目重要性均数均>3.5、满分比均>0.2，变异系数CV均≤0.25，Kendall W协调系数分别为0.305，0.265（均P<0.001）。最终形成3个维度，10个子维度，33个条目的社区老年人脑卒中一级预防行为依从性量表。

基于脑卒中一级预防指南（2024）、以慢性病自护理论为理论框架的社区老年人脑卒中一级预防行为依从性量表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可作为评估社区老年人脑卒中一级预防行为依从性的评估工具。

以优化医疗费用管控策略、健全疾病防治体系、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目的，探讨山西省长治市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住院诊疗现状，分析费用构成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8—2023年长治市90 465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住院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住院费用影响因素。

缺血性脑卒中住院患者逐年增加，男性增速更快；60~69岁为主要发病人群，发病年龄向高龄段推移；平均住院天数11.58天，呈缩短趋势；入院病情危、急患者占比上升，反映疾病临床严重程度加重。实施临床路径患者增加，治愈与好转患者人次上升，提示医疗技术手段提升；入院次数≥2次的患者逐年增加；选择三级医疗机构就诊患者上升，患者就医机构层级上移。平均住院费用8 965.01元，药品费、诊断费为主要组成部分；平均住院费用、综合医疗服务费、治疗费及康复费总体上升，诊断费与药品费下降。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住院费用影响因素按作用强度排序依次为：住院天数、就诊机构级别、年龄、性别、入院次数、实施临床路径情况、入院时病情、医保类型。

住院费用管控初见成效，但患者经济负担仍重，需优化费用结构、住院周期管理，平衡效率与康复质量；重视影响因素，加强疾病全周期防控。

了解江西省公立医院公共卫生职责建设现况，提出精准对策。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对江西省271家医院通过问卷调查疾病防治等8个维度，运用描述性分析和卡方检验分析公立医院公共卫生职责建设情况及不同层级的差异。

共纳入258家医院，94.57%的医院开展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89.15%设立独立公共卫生科，但仅49.22%配备公共卫生专业背景专职人员。不同级别医院公共卫生职责建设存在差异，三级医院在监测预警体系（100%）、感染性疾病科（98.25%）、智慧化监测（84.21%）等方面明显领先（P<0.05）；一级医院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100%）和公卫绩效考核（91.74%）等方面落实较好；二级医院在独立公卫科室设立和人员培训等方面落后。综合医院整体情况优于非综合医院。

江西省公立医院公卫职责落实存在显著层级差异，需要因层施策。

构建一套科学、系统且契合专科特点的三级公立精神专科医院运营评价指标体系，为医院精细化管理和卫生政策制定提供工具与参考。

基于平衡计分卡理论，通过政策分析、文献调研与半结构化访谈形成指标池，采用德尔菲法确定最终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

两轮专家咨询（专家积极系数100%，权威系数0.86~0.87，Kendall’s W检验显著）最终确立包含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43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权重分析显示，一级指标中患者维度权重最高（0.466 8），其次为财务维度（0.277 6），凸显“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导向；三级指标中患者满意度与门诊预约后等待时间权重居前。

该指标体系有效破解了通用评价标准在精神科领域的“水土不服”难题，是推动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工具，对精神卫生领域绩效考核与政策完善具有参考价值。

系统梳理我国医疗数据交易政策的架构与核心议题，识别政策不足，为后续优化提供依据。

检索2015—2025年国家层面发布的医疗数据交易相关政策文件48份。借助NVivo 12 Plus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内容挖掘与主题编码，构建政策要素的结构模型，并开展定性与量化相结合的分析。

我国医疗数据交易政策已形成“顶层设计-制度机制-发展路径”的三层次治理架构。但该体系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失衡：顶层设计层面，政策框架零散、行业专项法规缺位；制度机制层面，呈现出安全规范操作性弱与供给方激励不足的双重困境；发展路径层面，基础设施与专业服务生态的支撑能力滞后于宏观发展目标。

为提升医疗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与安全水平，支撑“健康中国”与“数字中国”战略，建议从三个层面完善政策体系：顶层设计层面，应推动行业专门立法与跨法规协同；制度机制层面，需制定可操作的安全细则并构建激励相容的收益分配机制；发展路径层面，应加速培育第三方服务生态与基础设施建设。核心在于推动政策从宏观导向转向微观赋能，以支撑“健康中国”与“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度融合。

探讨数字素养与我国老年人抑郁轨迹之间的关联。

基于2016—2020年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应用组基轨迹模型构建老年人抑郁的变化轨迹，运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数字素养和抑郁轨迹之间的关联。

识别出三个轨迹组：“长期无抑郁组”（64.87%）、“抑郁缓慢上升组”（29.75%）、“长期高抑郁组”（5.38%）。与长期无抑郁组的老年人相比，数字素养越高，抑郁轨迹归属于抑郁缓慢上升组（RRR=0.905，95% CI：0.851~0.962）和长期高抑郁组（RRR=0.681，95% CI：0.510~0.919）的可能性越小。

老年人抑郁轨迹存在异质性，数字素养显著影响抑郁轨迹，应提升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以缓解其抑郁。

分析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s）累计事件数及经历模式对中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

利用2011—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纳入12种ACEs，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别分析累计事件数和ACEs模式对认知功能的纵向影响，ACEs模式通过潜在类别分析方法进行识别。

与未经历ACEs者相比，经历≥4种ACEs的中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更快（β=-0.029，95% CI：-0.045~-0.012）。潜在类别分析识别出4类ACEs模式：低逆境、家暴和霸凌、情感和身体忽视以及父母精神疾病和死亡，其中父母精神疾病及死亡组认知功能下降比低逆境组更快（β=-0.018，95% CI：-0.027~-0.008）。

经历4种及以上ACEs及特定的ACEs模式与中老年认知功能下降有关，提示尤其要重点关注父母患精神疾病和死亡经历者的认知功能。

研究抑郁症状对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的影响，为我国中老年人群科学预防心血管疾病提供理论依据。

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2011—2020年的调查数据。基线通过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 -10）对纳入对象的抑郁状态进行评估。在随访中，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是否被医生诊断为心血管疾病来定义心血管疾病事件，利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抑郁症状对心血管疾病事件发生风险的影响。

在9年的随访中共记录了1 799例心血管疾病事件，有抑郁症状者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显著高于无抑郁症状者（HR=1.33，95% CI：1.21~1.47）。与抑郁症状得分Q1组相比，Q3组心血管疾病发病的HR=1.25（95% CI：1.09~1.43）、Q4组心血管疾病发病的HR=1.59（95% CI：1.39~1.82）。

抑郁症状与中国中老年人群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增加有关，这种关联独立于其他潜在的混杂因素。抑郁程度越严重，心血管疾病事件发生风险越高。

糖尿病肾病（DN）的发生发展与慢性炎症密切相关，且慢性炎症在氧化应激（OS）和免疫代谢改变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疾病进展。因此，本研究旨在确定DN中OS和免疫相关生物标志物及其潜在治疗靶点。

下载GSE142153，评估其中样本的免疫细胞浸润情况，同时对该数据集进行差异分析，将所得差异基因（DEGs）与OS相关基因（OSRGs）相交以鉴定DN过程中的OS相关差异表达基因（DE-OSRGs）。通过功能富集分析明确DE-OSRGs的生物学作用，构建蛋白互作网络（PPI），结合cytoHubba插件中MCC算法筛选出核心DE-OSRGs，并通过ROC诊断曲线验证其可靠性后，将DE-OSRGs的靶miRNA与DN相关microRNA进行交叉分析后筛选出miR-150-5p。最后通过大鼠DN模型验证核心DE-OSRGs的表达及靶miRNA的作用机制。

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出Toll样受体7（TLR7）为核心DE-OSRGs，并结合靶miRNA预测确定miR-150-5p为研究重点。动物实验表明，miR-150-5p agomir显著下调TLR7和NF-κB p65的表达（P<0.05），减少氧化应激标志物丙二醛（MDA）的生成（P<0.05），并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的活性（P<0.05）。此外，miR-150-5p还抑制了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6（IL-6）和白介素-1β（IL-1β）的分泌（P<0.05），减轻免疫细胞浸润，改善肾脏病理损伤。

miR-150-5p通过下调TLR7表达，调控NF-κB信号通路，有效减轻DN中的OS损伤和炎症反应，改善肾脏功能。

分析针对内蒙古自治区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实施综合干预的效果，并为内蒙古自治区心血管病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利用2015—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数据，根据纳入排除标准，确定3 354名心血管病高危对象，对其进行10年的综合干预。通过分析综合干预前后血脂、血糖和血压水平的变化，以评价综合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通过10年综合干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的TC和LDL-C水平下降（t=23.477，t=18.013），HDL-C和TG水平上升（t=-4.096，t=-9.154）；空腹血糖水平上升（t=-14.725）；SBP从160.16±22.76 mmHg下降至140.98±18.65 mmHg（t=49.481），DBP从93.10±12.75 mmHg下降至84.89±10.94 mmHg（t=38.45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进行干预效果分析显示，血脂和血压异常率均呈下降趋势（χ²=23.369，P<0.001；χ²=359.194，P<0.001），而血糖异常率呈上升趋势（χ²=357.75，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对内蒙古自治区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实施综合干预有利于降低血脂异常率和血压异常率，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但需要做好TG和空腹血糖水平的监测工作，进一步探讨其对心血管病的影响。

评估天津市疾控机构流行病学调查（以下简称流调）人员暴发调查能力，并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为提高疾控机构流调人员暴发调查能力提供科学依据。

于2024年5—6月对全市疾控机构的874名流调人员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被调查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个人暴发调查能力自我评估。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究流调人员暴发调查能力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全市疾控机构流调人员暴发调查能力总得分M为60.00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41~50岁：β=-5.060）、学历（本科：β=6.685；研究生：β=11.336）、未从事过传染病相关工作（β=-2.519）、未参加过现场流行病学培训（β=-2.500）、未参与过暴发调查处置（β=-3.694）、个案流调次数（> 50次：β=3.721）、趋势研判次数（1~5次：β=9.903；6~20次：β=10.369；21~50次：β=8.401；> 50次：β=19.484）、撰写流调报告次数（1~5次：β=5.716；> 5次：β=5.058）是暴发调查能力得分的主要影响因素（P均< 0.05）。

暴发疫情处置相关工作经验、流调核心技能实操次数、系统性培训以及个人学历层次与年龄结构是影响暴发调查能力的主要因素，优化实战培训和演练机制，针对不同年龄和学历人员分层次开展暴发调查能力培训，提升流调人员的综合处置能力。

了解贵州省2024年流感样病例中人博卡病毒（HBoV）的的检出情况及流行特征，分析其VP1基因的分子分型特征。

收集10 823份贵州省2024年流感样病例咽拭子样本，利用多重荧光定量PCR方法对呼吸道常见病原体进行检测，描述不同性别、年龄、季节的检出率，并筛选合格HBoV阳性样本进行VP1基因测序，采用BLAST、MEGA 11进行基因分型，使用邻接法构建系统进化树。

共检测出HBoV 97份，检出率0.90%。其中混合感染44份，检出率0.41%（44/10 823），鼻病毒（HRV）是主要的混合感染病原体。不同性别（χ²=2.732，P=0.098）、季节（χ²=5.989，P=0.112）HBoV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组（χ²=92.019，P<0.001）间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4岁组样本检出率最高，与其他三个年龄组间检出率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共获得25条HBoV的VP1基因序列，均为HBoV1型，包括1b（17株）、1a（7株）、1e（1株）3种进化分支。

2024年贵州省流感样病例中HBoV处于低水平流行，均为HBoV1型，以1b为主要流行株。0～4岁为主要感染人群，应持续加强小年龄人群的HBoV监测。

分析2018—2024年扬州市水痘发病的流行特征，评价将2剂次水痘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对学龄前儿童水痘报告发病率的影响。

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和江苏省预防接种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分别收集研究期间1~6岁儿童水痘月发病率数据和疫苗接种数据，描述2018—2024年扬州市水痘疫苗接种率情况，采用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评估免疫策略实施对学龄前儿童水痘报告发病率的影响。

2018—2024年期间，扬州市学龄前儿童水痘年均报告发病率为867.87/10万，实施水痘免疫策略后，目标人群接种率大幅提升，年均发病率从自费阶段的1 148.33/10万显著下降至166.75/10万（χ²=2 272.2，P<0.001）。中断时间序列分析结果，实施免费2剂次水痘疫苗免疫政策后，水痘月报告发病率的水平变化量为-94.41/10万（P<0.001），发病率的上升趋势被扭转，发病率斜率变化量为-3.95/10万（P=0.023）。

水痘疫苗免疫策略的实施极大幅度提升了疫苗接种覆盖率，有效降低了学龄前儿童的水痘发病率和疾病负担。

分析1990—2021年中国及全球压力性损伤的疾病负担趋势，并预测2022-2036年发展态势。

从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2024年5月16日发布GBD 2021中获取中国和全球0-95岁以上人群因压力性损伤导致发病数、患病数和DALYs及其年龄标化率等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Joinpoint分析疾病负担变化趋势，通过因素分解分析得到人口增长、老龄化及流行病学变化对疾病负担的影响，并运用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模型预测未来趋势。

1990—2021年，中国和全球压力性损伤的发病数、患病数及DALYs总量均增长。中国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患病率（ASPR）和DALYs率呈上升趋势，而全球总体呈下降趋势。中国男性增幅高于女性。年龄分布上，2021年中国人群的发病率、患病率及DALYs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AAPC分析表明，中国ASIR、ASMR和ASDR整体呈上升趋势。中国压力性损伤的ASIR、ASPR和ASDR将在未来持续增长。

1990—2021年，中国压力性损伤的疾病负担显著上升，且男性增幅大于女性。随年龄增大，疾病负担呈上升趋势。未来中国压力性损伤的疾病负担将持续上升，需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以降低疾病负担并改善患者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