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拟探索血糖控制水平与胆囊结石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性。

利用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UKB）截止2023年的纵向队列数据及重庆市开州区某医院2013—2017年参加健康体检人群的队列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别在两中心队列中探讨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 GHb）和血红蛋白糖化指数（hemoglobin glycation index, HGI）与胆囊结石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性，并利用meta分析方法将两中心研究结果进行整合。此外，在重庆市开州区某医院中进一步采用轨迹分析法探讨空腹血糖、GHb和HGI变化轨迹与胆囊结石发病风险的关联性。

UKB和重庆市开州区某医院队列数据的meta汇总结果显示，空腹血糖每升高1个单位及1个标准差，胆囊结石发病风险的HR分别为1.061（95%CI：1.054 ~ 1.068）和1.076（95%CI：1.067 ~ 1.085）。与空腹血糖<6.10 mmol/L人群相比，6.10 ~ <7.0 mmol/L人群（pooled HR=1.151，95%CI：1.095 ~ 1.210）和≥7.0 mmol/L人群（pooled HR=1.398，95%CI：1.336 ~ 1.463）的胆囊结石发病风险均升高。与GHb<5.7%人群相比，5.7% ~ <6.5%人群（pooled HR=1.044，95%CI：1.013 ~ 1.076）和≥6.5%人群（pooled HR=1.187，95%CI：1.123 ~ 1.255）的胆囊结石发病风险均升高。此外，结果显示，在低水平组中HGI每增加1个单位及1个标准差，胆囊结石的发病风险HR分别为0.689（95%CI：0.570 ~0.834）和0.911（95%CI：0.868 ~ 0.955）；在中水平组中胆囊结石的HR分别为0.737（95%CI：0.562 ~ 0.967）和0.962（95%CI：0.930 ~ 0.995）；在高水平组中胆囊结石的HR分别为1.067（95%CI：1.006 ~ 1.131）和1.028（95%CI：1.003 ~1.054）。轨迹分析结果显示，与高水平HGI轨迹组相比，低水平HGI轨迹组胆囊结石发病风险降低（HR=0.187，95%CI：0.047 ~ 0.743）。而空腹血糖和GHb不同轨迹组与胆囊结石发病风险未达到显著水平。

血糖控制水平与胆囊结石发病风险存在关联性，血糖控制不佳会明显增加胆囊结石的发病概率。在未来临床实践中，应重视血糖的规范化管理，通过科学调控血糖水平，为降低胆囊结石发病风险提供有效防控手段。

探究估计葡萄糖处理率 (estimated glucose disposal rate，eGDR)、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triglyceride glucose index，TyG)、胰岛素抵抗代谢得分（metabolic score for insulin resistance，METS-IR）、甘油三酯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triglyceride to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ratio，TG/HDL-C Ratio）、TyG-腰围（TyG-waist circumference，TyG-WC)、TyG-身体质量指数（TyG-body mass index，TyG-BMl）、TyG-腰高比（TyG-waist-to-height ratio，TyG-WHtR)、身体形态指数（a body shape index,ABSI）及圆锥指数等9种胰岛素抵抗、脂质代谢及肥胖相关指数与广西某县中老年人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HUA）的关联，筛选关键指标并通过前瞻性队列验证。

采用横断面与前瞻性队列相结合的研究设计。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各指标与HUA的关联；构建XGBoost等五种机器学习模型评估指数的效能并筛选关键指数。前瞻性队列中，采用修正泊松回归和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最关键指数与HUA发病风险的关联及剂量-反应关系。

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调整协变量后，TyG、METS-IR、TG/HDL-C Ratio、TyG-WC、TyG-BMI、TyG-WHtR, ABSI和圆锥指数与HUA呈正相关，eGDR与HUA呈负相关（P<0.001）。机器学习模型结果发现，TG/HDL-C Ratio为识别HUA的最关键指数。TG/HDL-C Ratio与HUA发病风险呈非线性关联（P<0.001），TG/HDL-C Ratio与HUA的阈值为2.971。

九种指标均与中老年人HUA相关，TG/HDL-C Ratio是识别HUA的最关键指数，对HUA人群的早期识别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

探讨白细胞计数（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和高敏C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构建的炎症评分与2型糖尿病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

基于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和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U.S.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NHANES）的数据，本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RCS）分析以及亚组分析，探究WBC-hsCRP炎症评分与T2DM的关联性。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较高的WBC-hsCRP炎症评分与T2DM发生风险增加相关。经广泛校正潜在混杂因素后，WBC-hsCRP炎症评分每增加一个四分位距（IQR），CHARLS和NHANES的T2DM发生风险分别增加12%和45%（CHARLS：OR=1.12,95%CI：1.05～1.19；NHANES：OR=1.45,95%CI：1.22～1.72）。RCS分析表明CHARLS存在非线性关联，而NHANES呈现近似线性关联。亚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这些结果的稳健性。

本研究结果提示WBC-hsCRP炎症评分与T2DM呈正相关，提示其在识别T2DM高风险个体方面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探讨糖尿病发病年龄与病程对全因及特定病因死亡的独立或联合影响。

纳入1999—2018年美国国家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中5 555名糖尿病成年人，通过加权Cox比例风险模型和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糖尿病发病年龄和病程与全因及特定病因死亡率的关联。

多因素分析显示，60岁及以上发病的糖尿病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和糖尿病相关死亡率均低于45岁以下发病者［HR（95% CI）：0.55（0.46～0.65）、0.65（0.49～0.88）、0.34（0.19～0.64）］。病程≥17年者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和糖尿病相关死亡率高于病程<4年者［HR（95% CI）：1.85（1.51～2.27）、1.66（1.22～2.26）、4.82（2.11～8.69）］。与发病年龄<45岁及病程≥17年者相比， 45岁≤发病年龄<60岁和发病年龄≥60岁中病程为0～17年的亚组死亡率风险更低［HR（95% CI）：0.37（0.19～0.70）、0.59（0.40～0.87）、0.72（0.56～0.93）、0.55（0.43～0.71）、0.59（0.46～0.74）、0.72（0.57～0.90）］。

发病年龄和病程与糖尿病患者死亡存在非线性关联，两者共存时会进一步升高死亡风险。

分析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启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后CD4/CD8比值的动态变化轨迹及影响因素，并探索其与死亡风险的关联。

收集2005—2023年无锡市启动ART的HIV感染者监测数据，采用潜在类别轨迹模型识别CD4/CD8比值变化轨迹，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运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树(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 tree, GLMMT)探索识别影响轨迹组别归属的人群特征，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轨迹与死亡的关联。

共纳入3 808例HIV感染者，识别出两类CD4/CD8比值变化轨迹，分别为逐步恢复组（28.02%，1 067/3 808）和持续倒置组（71.98%，2 741/3 80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OR=1.29, 95%CI: 1.01～1.64）、经同性传播（OR=1.25, 95%CI: 1.04～1.49）、启动ART时间>30 d（OR=1.70, 95%CI: 1.47～1.97）、基线CD4计数水平<200 个/μl （OR=1.21, 95%CI: 1.03～1.43）、基线CD4/CD8比值水平<1（OR=2.24, 95%CI: 1.59～3.17）的感染者的CD4/CD8比值变化轨迹更可能为持续倒置组。GLMMT分析结果显示，ART启动时间>30 d、基线CD4/CD8比值<1的HIV感染者CD4/CD8比值持续倒置比例为77.72%（1 427/1 836）；ART启动时间≤30 d、男性、基线CD4计数<200个/μl者持续倒置比例为73.85%（401/543）。CD4/CD8比值持续倒置组发生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相关死亡的风险更高（HR=4.90, 95%CI: 1.52～15.83），但与非AIDS相关死亡无统计学关联。

HIV感染者的CD4/CD8比值持续倒置现象较为普遍。在评估免疫状态和疾病进展时，除CD4计数外，还应关注CD4/CD8比值，并充分考虑人口学及行为学因素的影响。

探讨不同尿酸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uric acid and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ratio,UHR）与中老年人新发糖尿病的关系，为中老年人糖尿病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选取参加2011—2020年五次调查的中老年人。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s,RCS）分析基线UHR和累积UHR与糖尿病发病风险间潜在的非线性关联。利用K-means聚类算法将UHR变化轨迹分为三类：低水平增长类（Class 1）、中等水平增长类（Class 2）和高水平下降类（Class 3），并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不同UHR参数与新发糖尿病的关联。进一步按性别、年龄、户口类型进行亚组分析，并通过纳入交互项检验交互作用。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敏感性分析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研究共纳入4 638名参与者，五年随访期间，新发糖尿病342例（7.37%）。RCS分析显示，基线UHR和累积UHR水平越高，中老年人患糖尿病的风险越高。在控制混杂因素后，与Class 1类相比，Class 2类和Class 3类的糖尿病发病风险显著增加，其HR分别为1.42（95%CI：1.10～1.83）和1.79（95%CI：1.27～2.53）。此外，与基线UHR和累积UHR的最低三分位数组（T1）相比，最高三分位数组（T3）调整后HR分别为1.64（95%CI：1.21～2.23）和1.60（95%CI：1.18～2.18）。

UHR水平升高会增加糖尿病发病风险。持续监测UHR并进行早期干预，有助于降低中老年人糖尿病的发病率。

探索地区光气候水平（自然光照水平）对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影响及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

在四川省187个区（县）各随机抽取幼儿园2所、小学2所、初中2所，每个学校每年级以整班为单位抽取学生（至少80名）进行视力检查，并问卷调查小学4～6年级学生。使用χ²检验进行近视率的差异性比较，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地区光气候水平对近视的影响。

330 132名学生纳入研究，Ⅱ类光气候地区（45>Eq≥40klx）学生占5.9%，Ⅲ类光气候地区（40>Eq≥35klx）学生占9.8%，Ⅳ类光气候地区（35>Eq≥30klx）学生占15.1%，Ⅴ类光气候地区（Eq<30klx）学生占69.2%；Ⅱ类、Ⅲ类、Ⅳ类、Ⅴ类光气候区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分别为30.4%、29.0%、33.9%、43.1%，随光气候水平降低（类型代码增大）而增高。控制协变量后，以Ⅱ类光气候地区（高光照水平）为参照，Ⅲ类、Ⅳ类、Ⅴ类光气候区均观察到近视的危险效应（OR=1.433,95%CI:1.331～1.543；OR=1.543,95%CI:1.437～1.656；OR=1.325,95%CI:1.238～1.418；P均<0.001）。分层分析，男生、女生、地区经济水平好和差中均观察到相同效应（P均<0.001）。

地区自然光照水平可能会影响儿童青少年近视，建议关注读写环境光照强度，不足时予以人工照明补充，同时进一步增加户外活动时间。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老年人群饮食质量对肌骨生物年龄加速的影响，为通过膳食营养策略干预肌骨衰老提供科学依据。

对纳入华西健康增龄队列及华西骨健康队列基线调查数据3 765名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开展横断面研究，采用简化食物频率问卷计算中国健康饮食指数（the Chinese Healthy Eating Index,CHEI）以评估饮食质量。以通过临床指标预测的肌骨生物年龄与实际年龄差值表征肌骨生物年龄加速，控制人口学特征、生活方式、慢性病等潜在混杂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CHEI与肌骨生物年龄加速的关联，并进行亚组分析。

CHEI总分与肌骨生物年龄加速呈负相关（r_s=-0.09），与CHEI得分最低组相比，得分最高组肌骨生物年龄加速值降低0.31岁（β=-0.31，95%CI：-0.51 ~ -0.10）。亚组分析显示，在男性、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24 kg/m²及不吸烟者中，提高膳食质量能更有效延缓肌骨衰老（P_交互作用均<0.05）。

遵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健康饮食模式可减缓肌骨生物年龄加速，降低肌骨衰老相关疾病风险。

了解无锡市产稻米中重金属［铬（Cr）、砷 （As)）、铅（Pb）、镉 （Cd）、汞（Hg）］的污染状况，并评估其潜在健康风险。

2021—2024年从无锡市辖A和B水稻种植区共采集157份稻米样本，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ICP-MS）对目标元素进行检测。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评价无锡市产稻米的污染水平，运用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评价食用无锡市产稻米的健康风险。

各重金属的年均浓度均在标准限值内，均值从高到低为：Cr>As>无机As>Pb>Cd>Hg，各元素的变异系数范围为33.12%～352.94%。A和B地区的Cr、As、Pb、Cd、Hg单因子污染指数和综合污染指数均小于0.6，处于安全水平。重金属的总致癌风险为3.51×10^-4，其中无机As的致癌风险最高，为2.68×10^-4；重金属的单独非致癌风险和多种重金属危害健康风险指数均小于1，无机As的非致癌风险最高，为5.95×10^-1。

无锡市产稻米中重金属污染处于安全水平，样本中重金属污染分布不均，重金属的致癌和非致癌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

分析阿里地区人群膳食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为欠发达高海拔地区通过膳食干预防控慢性病提供参考。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于2021年6—8月抽取606名阿里成年居民开展调查。利用食物频率调查表获取近1年内食物消费情况，运用因子分析构建膳食模式，无序多分类logistic逐步回归识别其影响因素。

共提取五种膳食模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干果饮料模式与非在婚（P=0.043）、其他职业（P=0.027）、吸烟（P=0.023）、近1年体重增加2.5 kg以上（P=0.019）、非清洁燃料（P=0.006）、自评健康差（P=0.001）呈正相关；藏族模式与教育程度（P<0.001）呈正相关，与非干部（P=0.002）、非清洁燃料（P<0.001）呈负相关；高加工不健康模式与年龄（P<0.001）、自评健康差（P=0.027）呈正相关，与非在婚（P=0.019）、非干部（P=0.039）、家庭生活水平（P=0.002）、吸烟（P=0.003）、饮茶（P=0.022）、近1年体重增加2.5 kg以上（P=0.004）、非清洁燃料（P=0.004）呈负相关；现代肉食型模式与年龄（P=0.011）、非在婚（P=0.003）、非干部（P=0.020）、饮茶（P=0.005）呈正相关，与饮酒（P<0.001）、业余体育锻炼（P=0.004）、非清洁燃料（P=0.042）呈负相关；膳食纤维模式与非清洁燃料（P=0.030）呈正相关，与高家庭生活水平（P=0.002）、饮茶（P=0.018）呈负相关。

本研究显示，阿里地区人群五种膳食模式的分布差异与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及行为生活方式因素密切相关，且部分模式与体重变化、自评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关联。应依据本地区饮食文化特点与生活习惯实施精准膳食干预，为欠发达高海拔地区慢性病防控提供支撑。

对四川省居民摄入典型食品的亚硝酸盐暴露水平及其风险进行评估。

基于四川省969份典型食品中亚硝酸盐含量数据和4 504名2～96岁居民食品消费量调查数据，采用概率评估方法，以0.07 mg/（kg BW·d）做为每日允许摄入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ADI）进行亚硝酸盐暴露评估。

典型食品中亚硝酸盐超标率1.96%（19/969），其中酱腌菜和肉制品超标率分别为2.78%（9/324）和3.09%（10/324）。78.31%的调查人群摄入典型食品，肉制品日均摄入量最高为17.50 g/d，60岁以上人群酱腌菜摄入量相对较高，18～59岁人群肉制品摄入量相对较高。总人群的平均亚硝酸盐暴露量为 0.002 5 mg/（kg BW·d），为ADI的3.57%，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为肉制品，贡献率为65.52%，暴露量超过ADI的人群比例占0.25%。

四川省居民典型食品亚硝酸盐暴露的健康风险总体较低，个别极高典型食品消费者存在风险，肉制品是亚硝酸盐暴露水平的主要贡献食品类型。

探讨老年营养风险指数（geriatric nutritional risk index，GNRI）动态轨迹和累积变化与老年人群全因死亡风险的纵向关联。

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12与2014年的队列数据构建GNRI变化表征，以2014年为基线时间，进行为期4年的前瞻性观察，随访至2018年结束。采用K-means聚类划分GNRI轨迹类别并计算个体累积GNRI；通过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其与全因死亡的关联，限制性立方样条探索剂量-反应关系，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预测效能。

共纳入1 102名研究对象，随访期间死亡339例（30.76%）。轨迹分析显示，高-高组、低-高组相较低-低组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47%（HR=0.53，95% CI：0.37～0.77）、39%（HR=0.61，95% CI：0.44～0.84）；累积GNRI四分位分组中，Q3、Q4组较Q1组死亡风险分别降低36%（HR=0.64，95% CI：0.45～0.91）、54%（HR=0.46，95% CI：0.31～0.68）。累积GNRI与全因死亡风险呈非线性负相关，其在12、24、36和48个月的AUC值分别为0.692、0.694、0.720和0.712。

GNRI变化轨迹和累积GNRI的变化与老年人群的全因死亡风险之间存在显著关联，累积GNRI对全因死亡风险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探索整合转移认知与环境因素的健康行动过程模型(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 HAPA)在藏族青少年包虫病相关卫生饮食行为的适用性及干预指导价值。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西藏那曲地区4所学校，并对其学生采用自制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整合转移认知与环境因素的HAPA模型进行分析。

本研究纳入2 934名青少年，卫生饮食行为合格率为52.4%。中介分析显示，行动自我效能→卫生饮食行为意向→行动计划→卫生饮食行为的间接效应最大（β=0.060，P<0.05）；其次是行动自我效能→维持自我效能→行动计划→卫生饮食行为（β=0.014，P<0.05）。转移认知可以通过影响卫生饮食行为意向（β=0.013，P<0.05）和行动计划（β=0.010，P<0.05）间接影响卫生饮食行为，也可以通过维持自我效能路径（β=0.007，P<0.05）影响卫生饮食行为。环境因素通过行动计划（β=0.008，P<0.05）间接影响卫生饮食行为或直接（β=0.15，P<0.05）影响卫生饮食行为。

整合转移认知与环境因素的HAPA模型适用于解释藏族青少年包虫病相关卫生饮食行为，为藏区包虫病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评估1990—2023年中国出生缺陷（birth defects）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为优化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基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GBD）2023数据，提取中国总体出生缺陷和10种主要亚型的标化发病率、标化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率及标化死亡率数据。Joinpoint回归计算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AAPC），成对比较分析性别变化趋势的差异。

1990—2023年，中国总体出生缺陷疾病负担呈明显下降趋势，标化发病率、标化DALY率及标化死亡率相应AAPC分别为-0.39%、-4.31%和-4.84%（均P<0.001）。分阶段分析显示，中-低社会人口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SDI）阶段三项指标均呈明显下降趋势，AAPC分别为-0.92%、-2.13%、-2.32%（均P<0.001）；中SDI阶段标化发病率呈小幅上升（AAPC=0.24%，P<0.05），而标化DALY率与标化死亡率下降速度更为显著，AAPC分别为-8.40%和-9.40%（均P<0.001）。总体出生缺陷疾病负担男性始终高于女性；标化发病率的下降速度女性快于男性，而标化DALY率与标化死亡率的下降速度男性快于女性（均P<0.001）。1990和2023年先天性肌肉骨骼及肢体畸形均居标化发病率首位，先天性心脏病均居标化DALY率与标化死亡率首位。各指标在神经管缺陷（AAPC：-3.85%、-7.87%和-8.50%）与唇腭裂（AAPC：-1.58%、-9.38%和-12.89%）中下降趋势最为显著（均P<0.001）。

中国出生缺陷疾病负担明显下降，但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神经管缺陷与唇腭裂防控成效显著。未来应重点关注先天性肌肉骨骼及肢体畸形与先天性心脏病，加强一级预防和全周期健康管理。

探讨“体重管理年”背景下，社区超重/肥胖人群减重相关就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于2025年1—6月，招募沧州市4个社区服务中心超重/肥胖的居民535名，调查其社会人口学资料及减重相关就医意愿。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人群减重相关就医意愿的影响因素。

发放问卷535份，回收528份，有效回收率98.69%。社区超重/肥胖人群的减重相关就医意愿普遍较低，仅为33.71%。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性别、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BMI分级、自评健康状况及有无减重经历者就医意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减重相关就医意愿女性高于男性（OR=1.628,95%CI:1.323～2.041）；教育程度研究生及以上（OR=2.402,95%CI:1.204～4.785）、大专/本科（OR=1.853,95%CI:1.256～2.745）、高中/中专（OR=1.521,95%CI:1.126～2.053）高于初中及以下；肥胖高于超重（OR=2.113,95%CI:1.453～3.072）；有减重经历高于无减重经历（OR=1.681,95%CI:1.156～2.465）；自评健康状况良好（OR=0.584,95%CI:0.396～0.867）、一般（OR=0.436,95%CI:0.285～0.679）低于自评健康状况差。亚组分析提示，高学历的促进作用仅在女性及有减重经历者中显著（P<0.05），自评健康良好或一般的抑制作用仅在肥胖人群中显著（P<0.05）。

社区超重/肥胖人群的减重相关就医意愿低下，受性别、教育水平、BMI分级、减重经历、自评健康状况等因素影响。需加强男性、低教育水平及自评健康良好或一般的人群对肥胖疾病属性的认知，引导科学体重管理。

探讨社区老年人多重慢病发展轨迹与内在能力受损的关联。

基于上海市嘉定区2018—2023年医院信息系统数据及2024年社区调查，纳入≥60岁、完成内在能力五维评估且累积≥3次病案记录者2 406人。多重慢病定义为同时患≥2种慢性病。内在能力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从五维评估，任一维度受损判定为内在能力受损。采用组基轨迹模型（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ing，GBTM）识别多重慢病发展轨迹，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与内在能力受损的关联。

GBTM识别出三类轨迹：低水平稳定型（31.5%）、中水平缓慢增长型（52.8%）和高水平稳定型（15.6%）。2024年内在能力受损率为55.0%。完全调整后，多重慢病与内在能力受损相关（OR=1.23，95%CI：1.03～1.48）；慢性病数量≥4种时风险显著升高。与低水平稳定型相比，中水平缓慢增长型（OR=1.28，95%CI：1.06～1.55）和高水平稳定型（OR=1.65，95%CI：1.26～2.18）内在能力受损风险升高；年龄存在效应修饰（P=0.036），70～79岁组更显著。

社区老年人多重慢病负担较重且轨迹存在异质性；轨迹水平越高，内在能力受损风险越大。应结合轨迹识别高风险人群，将内在能力评估纳入社区随访以支持早期干预。

评估社交媒体用户在互联网常见病轻问诊场景中的择医偏好及支付意愿。

采用离散选择实验对微信和小红书用户（可使用≥1款医疗APP且近3月社交媒体登陆≥3次）开展调查。滚雪球抽样覆盖华东、华南、西南、西北。通过正交设计构建包含问诊价格、医院等级、医生性别、医学职称、诊后评价五项属性的择医情境。采用混合logit模型估计偏好系数，计算支付意愿。

共收到来自42个城市的190份有效问卷，其中18～24岁人群占73.68%。分析显示用户更偏好好评医生（vs. 中/差评，β=0.70, P<0.001）、低问诊价格（每增加1元，β=-0.52, P<0.001）、副主任医生（vs.主任/主治医师，β=0.43, P<0.001）、三甲医院医生（vs.三甲以下，β=0.30, P<0.001），对医生性别偏好无统计学意义（P>0.05）。受访者愿为好评医生、副主任医生、三甲医院医生额外支付103.43（95% CI: 39.94～166.92）、64.55（95% CI: 36.01～93.09）和44.60元（95% CI: 26.49～62.72）。

在互联网常见病轻问诊场景中，传统医疗信号的影响力相对弱化，诊后评价成为影响社交媒体用户决策的核心要素。

评价地中海膳食对比低脂膳食在中国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患者中二级预防的经济性。

基于CORDIOPREV试验的临床数据，构建决策树-马尔可夫模型，从全社会角度模拟两种膳食干预下冠心病患者的总成本与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 QALYs),计算增量成本效益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ICER)和增量净货币利益(incremental net monetary benefit, INMB），以2024年中国1～3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为支付意愿阈值(willingness-to-pay thresholds, WTP)，通过单因素和概率敏感性分析验证结果稳健性。

地中海膳食组每例患者20年累积总成本为534 194.73元，获得9.89个QALYs；低脂膳食组总成本为466 877.72元，获得9.55个QALYs，ICER为196 360.67元/QALY，在1～3倍人均GDP之间。在3倍人均GDP阈值下，INMB为31 071.64，概率敏感性分析显示地中海膳食具有经济性的概率为57.68%。

在中国冠心病人群的二级预防中，地中海膳食较低脂膳食更具经济学优势，建议将其纳入我国冠心病二级预防策略。

探索新医改以来我国卫生经费投入系统、医疗资源配置系统和医疗服务效率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与制约因素，为推进我国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2010—2023年我国31个省份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和障碍因子演变。

耦合协调度均值由2010年的0.06提升到2023年的0.52，各省份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但未达到中级协调水平（<0.6），青海仅从0.02增至0.31；关键障碍因子障碍度均值从0.10增至0.32，从卫生经费投入系统和医疗资源配置系统的政府投入有限、人力资源队伍建设薄弱等多个指标逐渐演变为医疗服务效率系统的门诊与住院次均费用偏高等两个指标。

我国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关键障碍因子由多个投入型指标演变为2个效率型指标。应进一步从针对协调发展短板完善适配政策、优化医疗服务结构降低医疗费用、利用市场机制完善经费投入与利用机制等多方面提高三者协调发展水平。

分析2001—2025年我国精神卫生政策的演化路径，并进一步揭示其变迁背后的深层驱动力。

以298份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构建“三阶段独立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模型+余弦相似度+桑基图”的研究框架，分析三个阶段精神卫生工作的关注重点及演化路径，并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政策变迁的驱动因素。

三个阶段分别挖掘出7、6和4个潜在主题，政策呈现从体系探索到法治规范再到心理服务的演化路径。政策变迁的驱动力主要来自资源配置、制度变迁、公共事件与社会需求等多个维度。

过去二十五年，我国精神卫生政策经历了从疾病治疗到社会心理服务的范式转移。资源配置（如686项目、专业机构建设）直接催生了早期政策主题；重大制度事件（《精神卫生法》出台、心理健康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了法治规范、社会心理服务主题的形成；公共事件（非典、汶川地震）催化了服务模式转型；社会需求变化（从重性精神疾病管控转向全民心理健康促进）构成最根本的牵引力量。

本研究拟基于全国性老年人健康调查纵向数据，构建不同年龄组中内在能力与失能的参数生存模型，进而构建简易的内在能力分级体系。

基于CHARLS 2011—202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纵向数据，根据年龄分层，采用六种当前常用方法分别计算内在能力得分并构建五种失能风险参数生存模型。通过一致性指数（C-index）与赤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筛选最优模型，并依据该模型预测的失能风险的四分位数确定内在能力分级的参考阈值。

本研究共纳入3 272名老年人，基线中位年龄为65.00（62.00～70.00）岁。采用百分缩放法计算的内在能力得分结合Log-normal参数生存模型在多数年龄组中可呈现最优失能预测效果（60～69岁组：AIC=13 497.80，C-index=0.648 7；70～79岁组：AIC=5 306.87，C-index=0.624 8；≥80岁组：AIC=804.73，C-index=0.643 9）。内在能力各分级的参考阈值随失能风险升高而降低，且在不同年龄组、性别及慢性病数量间存在差异，其中高龄、女性及慢性病数较多的受访者的内在能力阈值较低（如在失能风险中位数水平，60～69岁无慢性病男性和女性的内在能力阈值分别为55.80和51.60，而≥80岁则降至45.10和34.80）。

基于百分缩放法的内在能力得分结合Log-normal参数生存模型对我国老年人失能发生风险的预测性能最佳，本研究获得的内在能力分级参考阈值可为我国老年人健康评价与分级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探究中老年人听力障碍与抑郁的关联及睡眠时间的调节作用。

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2020年四期数据，基于多变量Cox回归进行交互项检验与分层分析，以验证关联及调节效应。

在全人群中，听力障碍者抑郁风险显著升高（HR=1.29，95%CI:1.08～1.55）；分层分析表明，该关联存在于短睡眠组（HR=1.35）和长睡眠组（HR=1.78），正常睡眠组则无关联；交互项检验结果显示，仅长时间睡眠可显著放大听力障碍对抑郁的影响（HR=1.69）。亚组分析显示，女性短睡眠者和男性长睡眠者的关联更为突出，且在60岁及以上人群效应显著。

听力障碍是老年人抑郁症状的重要危险因素，睡眠时间具有调节作用，维持正常睡眠时间可缓解、抵消听力障碍带来的抑郁风险，为听力障碍的中老年人心理健康防护提供了新的干预方向。

了解宁夏≥15岁现在非吸烟人群二手烟暴露现状及危害认知水平，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的控烟干预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选取2024年全国成人烟草流行监测宁夏数据中的现在非吸烟者为研究对象。全国成人烟草流行监测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population-proportional sampling，PPS）的抽样方法，于2024年3—10月在宁夏抽取5个区（城市点）和5个县/市（农村点）共10个监测点，30个乡镇/街道，60个居委会/村（片区），在每个片区中随机抽取120户家庭，每户随机抽取1名≥15岁常住居民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采用SPSS 27.0软件，用基于复杂抽样设计的加权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统计推断。

本次监测共完成问卷7 200份，清理后有效问卷6 259份，有效率为86.93%。本研究共纳入4 821名现在非吸烟者为研究对象。2024年宁夏≥15岁现在非吸烟人群二手烟总体暴露率为47.1%（95%CI：41.8～52.5）；室内场所中餐馆的二手烟暴露率最高，为53.2%（95%CI：40.1～65.8）；二手烟危害综合认知水平为54.8%（95%CI：43.1～66.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人群二手烟暴露方面，城市居民（OR=0.733，P<0.05）低于农村居民；以≥65岁年龄组为参照，25～<45岁组（OR=1.905，P<0.01）及45～<64岁组（OR=1.864，P<0.001）人群二手烟暴露风险较高。二手烟危害综合认知水平方面，男性（OR=0.788，P<0.05）低于女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群（OR=0.338，P<0.001）低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参照组；与其他职业人群为参照，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OR=0.556，P<0.01）、企业/商业/服务业工作人员（OR=0.672，P<0.05）及未就业人群（OR= 0.715，P<0.01）的二手烟危害综合认知水平较低。

宁夏非吸烟人群二手烟暴露率较高，男性、低文化及特定职业人群对二手烟危害认知不足。应加强农村地区、不同职业人群控烟干预，降低二手烟暴露危害。

探究对羟基苯甲酸丁酯（butylparaben，BuP）亚慢性暴露对成年雄性斑马鱼肠道菌群的影响。

选取4月龄成年野生AB型雄性斑马鱼，随机分为溶剂对照组、2.5μM BuP组、5μM BuP组、每组15尾。经60 d亚慢性暴露后，采集肠道组织及内容物，用16S rRNA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肠道菌群多样性、群落结构及功能通路变化。

与溶剂对照组相比，BuP暴露组Chao1、ACE、Simpson、Shannon指数均明显降低（P<0.001），β多样性显示菌群结构明显分离。在门水平，梭杆菌门（Fusobacteriota）相对丰度升高（P<0.001），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ota）降低（P<0.001）；属水平，鲸杆菌属（Cetobacterium）、气单胞菌属（Aeromonas）、邻单胞菌属（Plesiomonas）相对丰度上升（P<0.001），红杆菌科未分类属（f_Rhodobacteraceae_unclassified）、土微菌属（Pedomicrobium）相对丰度下降（P<0.001）。功能预测表明，BuP暴露可扰动菌群代谢通路，影响脂质代谢及免疫调节等过程。

BuP亚慢性暴露可降低斑马鱼肠道菌群多样性、重构群落结构并干扰代谢功能，破坏肠道微生态稳态。

了解吉林省未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的成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HIV/AIDS）患者人群流行病学特征。

选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2004—2025年吉林省累积报告的830例未接受ART的HIV/AIDS患者，以确诊年份分为2004—2015年和2016—2025年两组。采用χ²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及分层分析。

830例未治疗者中，男性占84.6%，45～59岁及≥60岁组分别占33.9%和34.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63.4%，非婚状态占68.3%，家政家务及待业占42.2%。感染途径以同性传播和异性传播为主，分别占48.2%和45.3%。其他就诊者检测占42.0%，检测咨询占25.3%。首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 cells/μl者占62.5%。与2004—2015年组相比，2016—2025年组中25～44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未婚、同性传播、检测咨询发现的占比上升。年龄与感染途径交叉分析显示，<25岁组同性传播占58.3%，25～44岁组同性传播占63.4%，45～59岁组异性传播占50.2%，≥60岁组异性传播占51.1%（χ²=50.583，P<0.001）。CD4⁺T水平分层分析显示，年龄分层上，≥60岁组和45～59岁组CD4⁺T<200 cells/μl比例，分别为67.4%和66.2%，高于<25岁组的20.8%（b=39.320，P<0.001）；感染途径分层上，同性传播组（66.5%）与异性传播组（60.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1.092，P=0.086）；样本来源分层上，其他就诊者检测组CD4⁺T<200 cells/μl比例最高，为77.9%，检测咨询组为54.3%（χ²=83.910，P<0.001）。

吉林省未治疗HIV/AIDS患者以中老年、低学历、晚发现为主，但近年来青壮年、高学历、同性传播者占比上升。未治疗人群内部存在两类特征不同的群体，中老年群体以异性传播为主且免疫损伤较重，青壮年群体以同性传播为主。两类群体需采取差异化干预策略以提高治疗比例。

构建贵州省流感综合指数，预测流感预警阈值及分级阈值。

选取贵州省2017/2018—2024/2025年流感流行季的冬春季流感监测数据，选取流感样病例百分比、流感核酸检测阳性率和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数三个指标构建流感综合指数，采用移动流行区间法预测贵州省2025/2026流行季流感流行阈值及分级阈值，评价指标为灵敏度、特异度和约登指数。

最终选取了2017/2018、2018/2019、2019/2020、2021/2022、2023/2024、2024/2025年度六个流行季的监测数据并构建移动流行区间法模型进行预警分析，模型的灵敏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分别为0.90、0.96、0.86。2025/2026流行季的流行前阈值为0.73，流行开始周次为2025年第45周，结束周次为2026年第9周，流行持续时间为17周。

构建的流感综合指数评估贵州省流感流行水平效果较好，可为贵州省流感监测预警提供依据。

探索低档场所暗娼向嫖客推广传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尿液检测试剂并动员检测的实施效果及影响因素，为两类人群的检测干预策略制定提供参考。

2023年4—6月，在广西某市招募100名暗娼，由其向嫖客推荐参与简短调查并派发HIV尿液检测试剂动员嫖客自检，收集调查及检测数据，分析影响HIV传递检测的因素。

有66名（66.0%）暗娼参与传递检测，传递检测组与未传递组在户籍、文化程度、每天服务人数、服务对象年龄等因素上存在差异（P<0.05）。共计504名嫖客接受了尿液传递检测，其中403人主动接受自检，101人被动接受同伴志愿者检测，HIV抗体阳性2例，阳性率0.40%。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嫖客人群中，接受商业性服务1年以上（OR=5.601，95%CI：2.815～11.144）、在按摩屋之外地方寻找商业性服务（OR= 4.301，95%CI：1.576～11.737）、发生商业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OR=3.794，95%CI：1.456～9.889）、定期进行HIV检测（OR=6.699，95%CI：2.279～19.690）的人更愿意接受HIV传递检测。意愿调查结果显示，89名暗娼（89.0%）愿意主动向嫖客推介HIV检测试剂，336名嫖客（66.7%）认为HIV传递检测的模式效果好值得推广。

暗娼向嫖客开展HIV尿液传递检测模式可行。艾滋病防护意识强和有定期检测习惯的嫖客对传递检测的接受度更高。针对长期接受商业性服务的高活跃嫖客实施综合干预与传递检测，同时加强暗娼的动员能力培训，可作为阻断艾滋病商业异性性传播的创新策略。

探讨汉防己方剂对二氧化硅颗粒诱导小鼠肺纤维化的干预作用及可能机制。

采用一次性气管内滴注二氧化硅悬液建立小鼠矽肺模型，将70只C57小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暴露组、中药低、中、高剂量组、药物安全性组及阳性对照组（尼达尼布），暴露后连续灌胃给药56 d。检测小鼠体重、肺重系数及外周血白细胞计数；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肺及脾组织CD86⁺巨噬细胞比例；Western blot检测肺组织α-SMA与GSDMD-NT蛋白表达；苏木精-伊红染色及Masson染色观察肺组织病理改变及胶原沉积。

二氧化硅暴露后，小鼠肺组织Ashcroft评分由空白组的（0.48±0.20）分升高至（6.72±0.28）分（P<0.01）；CD86⁺巨噬细胞比例由（17.0%±1.6%）升高至（40.2%±5.0%）（P<0.001），同时α-SMA及GSDMD-NT蛋白表达显著增加。汉防己方剂干预后上述指标均明显改善，其中中剂量组Ashcroft评分降至（1.68±0.24）分（P<0.01）。

汉防己方剂可缓解二氧化硅诱导的小鼠肺纤维化，其作用可能与抑制炎症反应、调节巨噬细胞极化及减轻GSDMD介导的细胞焦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