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青岛市城阳区“三高共管 六病同防”慢病管理模式的实践与效果，为完善我国慢病防控工作提供政策依据。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用青岛市城阳区卫健局提供的统计数据分析“三高共管 六病同防”模式实施前后三高患者的规范管理率、控制率以及转诊率的变化。通过关键知情人访谈收集青岛市城阳区“三高共管 六病同防”模式建设、双向转诊机制、信息化平台建设等方面的资料。

青岛市城阳区“三高共管 六病同防”模式提高了三高患者的规范管理率和控制率，增加了三高患者的双向转诊人次数，有效控制了三高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

“三高共管 六病同防”慢病模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整合型卫生服务理念，提供了以健康为中心的连续性管理服务，发挥了基层医疗卫生政策的整合与协同作用，借助信息化平台建设提升了其服务效能并强化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可改善“三高”“六病”的管理效果，具有一定的推广和借鉴价值。

探讨“三高共管 六病同防”慢病管理模式下老年患者健康行为的影响因素，为改进慢病管理模式提供参考依据。

利用2019—2022年青岛市城阳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高”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纳入连续4年进行监测且数据完整的43 150例≥60岁患者，选取吸烟、饮酒和体育锻炼3个指标来衡量患者健康行为，采用广义估计方程对患者健康行为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2019—2022年青岛市城阳区≥60岁“三高”患者吸烟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2019年为13.09%，2020年略微上升到13.39%，2022年下降到12.25%。饮酒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2019年为16.44%，2020年略微上升到16.93%，2022年下降到15.07%。体育锻炼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从2019年的35.47%上升到2022年的42.39%。广义估计方程分析结果显示，男性患者吸烟率更高；男性、文化程度为小学和初中的患者更饮酒率更高；非本地户籍、文化程度较高、职业类型为非务农以及患“三高”种类较多的患者体育锻炼率更低。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开展“三高共管 六病同防”慢病管理模式后，患者健康行为总体上呈好转趋势，但吸烟率和饮酒率仍处于较高水平，体育锻炼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探讨“三高共管 六病同防”慢性病管理模式下“三高”患者血压、血糖、血脂控制的影响因素，为改进慢性病管理模式提供参考依据。

利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三高”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选取纳入“三高共管 六病同防”管理模式的60岁及以上且在2019—2022年连续4年进行了血压、血糖和血脂的监测的34 500例“三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广义估计方程分析该模式下血压、血糖、血脂控制的影响因素。

血压控制达标率整体上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2019年为27.04%，2021年下降到26.07%，2022年上升到27.88%。血糖控制达标率整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19年为60.07%，2021年下降到52.20%，2022年又上升到55.30%。血脂控制达标率整体上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2019年为55.20%，2020年下降到54.14%，2022年上升到60.95%。女性、年龄大、本地户籍、文盲或半文盲、务农、三高种类多、用药种类多的患者血压控制达标率更低；男性、60～69岁、本地户籍、文盲或半文盲、务农、三高种类多、用药种类多的患者血糖控制达标率更低；女性、60～69岁、本地户籍、文盲或半文盲、其他职业、三高种类多、用药种类少的患者血脂控制达标率更低。

在“三高共管 六病同防”慢性病管理模式下，青岛市城阳区“三高”患者血压、血脂的达标率得到了有效提高，血糖控制达标率也得到了改善。未来还需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生活习惯干预和健康教育管理，持续开展效果评价，改进和完善慢性病管理模式。

了解新疆维吾尔族农村居民肝纤维化评分（LFS）与心血管疾病（CVD）发病的关系，为CVD的早期识别和预防提供参考依据。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于2016年8—9月采用典型抽样方法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51团招募13 464名≥18岁维吾尔族农村居民进行基线调查，分别于2019年7月、2020年7月、2021年8月、2022年6月和2023年6月对11 863名基本信息完整且基线调查无CVD的非孕妇和频繁流动居民进行了5次随访调查；采用Kaplan-Meier法估计纤维化4项评分（FIB-4评分）、巴德评分（BARD评分）和福恩斯指数（Forns指数）3种LFS分组的CVD累积发生率，应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3种LFS与CVD发病的关系，并采用弗雷明汉CVD风险评分模型（Framingham模型）评价LFS对CVD发病风险的预测价值。

截至2023年6月，11 863名新疆维吾尔族农村居民中失访423人，失访率为3.57%；最终纳入分析的11 440名维吾尔族农村居民共随访72 662.30人年，平均随访（6.35±1.28）人年，随访期间CVD共发病1 280例，发病密度为17.62/1 000人年，CVD累积发病率为11.19%；FIB-4评分低（<1.30分）、中（1.30～2.67分）和高（>2.67分）3组农村居民的CVD累积发病率分别为9.10%、19.28%和27.71%，BARD评分低（<2分）、中（2～3分）和高（>3分）3组农村居民的CVD累积发病率分别为7.19%、16.45%和33.81%，Forns指数低（<4.2）、中（4.2～6.9）和高（>6.9）3组农村居民的CVD累积发病率分别为1.42%、9.89%和26.88%，3种评分不同组别新疆维吾尔族农村居民CVD累积发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在调整了性别、年龄、吸烟情况、饮酒情况、是否高血压、是否糖尿病、是否肥胖、腰围、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和估计肾小球滤过率（eGFR）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FIB-4中和高评分组维吾尔族农村居民CVD发病风险分别为FIB-4低评分组维吾尔族农村居民的1.26倍（HR=1.26，95%CI=1.09～1.45）和1.91倍（HR=1.91，95%CI=1.59～2.30），BARD中和高评分组维吾尔族农村居民CVD发病风险分别为BARD低评分组维吾尔族农村居民的1.57倍（HR=1.57，95%CI=1.24～1.97）和2.47倍（HR=2.47，95%CI=1.51～4.04），Forns中和高指数组维吾尔族农村居民CVD发病风险分别为Forns低指数组维吾尔族农村居民的3.00倍（HR=3.00，95%CI=2.12～4.24）和4.95倍（HR=4.95，95%CI=3.44～7.11）；Framingham模型的C指数（95%CI）为0.805（0.794～0.815），加入FIB-4评分、BARD评分和Forns指数后的C指数（95%CI）分别为0.809（0.799～0.820）、0.810（0.800～0.821）和0.810（0.799～0.820）（均P<0.001），加入BARD评分和Forns指数后的净重新分类指数（95%CI）分别为0.239（0.206～0.269）和0.105（0.070～0.137）（均P<0.001）、综合判别改善指数（95%CI）分别为0.007（0.003～0.011）和0.005（0.002～0.010）（均P<0.001），3种LFS的加入可改善Framingham模型对CVD发病风险的预测能力。

LFS水平的升高可增加新疆维吾尔族农村居民CVD的发病风险，加入LFS可提高Framingham模型对CVD发病风险的预测能力。

了解2023年中国中学生获得烟草来源及购买时未被拒绝情况，为评价控烟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3年9—12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抽取912所初中、590所普通高中和274所职业高中共1 776所中学的273 154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最终纳入分析的261 454名中国中学生中，有14 199（加权后4 678 233）名和4 643（加权后1 483 681）名中学生曾在过去30 d内获得过卷烟和电子烟。获得过卷烟的中学生中有75.8%的中学生仅使用1种方式获得，有24.2%的中学生使用≥2种方式获得，其获得卷烟的主要3种方式为零售店购买（58.7%）、别人给的（42.3%）和家里拿的（13.4%）；获得过电子烟的中学生中有84.4%的中学生仅使用1种方式获得，有15.6%的中学生使用≥2种方式获得，其获得电子烟的主要3种方式为网上购买（44.2%）、电子烟体验店或零售店购买（33.1%）和商场（超市、便利店、杂货店）购买（28.3%）。有4 738（加权后1 585 135）和2 333（加权后791 337）名现在吸烟的中学生在过去30 d内购买卷烟和电子烟时未被拒绝，购买卷烟和电子烟时未被拒绝的比例分别为71.7%和66.7%。购买卷烟时，女生未被拒绝的比例（76.0%）高于男生（70.7%），高中生未被拒绝的比例（75.2%）高于初中生（66.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购买电子烟时，高中生未被拒绝的比例（69.7%）高于初中生（6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900，P=0.048）。

2023年中国中学生获得卷烟和电子烟的方式依然以烟草零售店和网络为主；中学生在购买卷烟和电子烟时未被拒绝的比例较高，建议加强对烟草零售店和网络平台的监管，保护未成年人远离烟草。

了解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老年人数字素养影响因素以及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的困难场景，为增强老年人在数字社会的适应力、促进健康老龄化目标实现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3年10月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抽取390名老年人通过问卷调查测量老年人数字素养水平，应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老年人数字素养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的困难场景进行分析。

齐齐哈尔市老年人数字素养总分和标准化得分分别为（17.72±14.08）分和（1.11±0.88）分，数字认知维度得分和标准化得分分别为（7.31±4.68）分和（1.83±1.17）分，数字信息能力维度得分和标准化得分分别为（6.07±6.55）分和（0.86±0.94）分，数字操作技能维度得分和标准化得分分别为（4.35±4.61）分和（0.87±0.92）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高（β=3.476）、月平均收入越高（β=5.213）、对数字设备感知可用性越高（β=4.452）和感知易用性越高（β=5.330）的齐齐哈尔市老年人数字素养越高，年龄越高（β= –2.303）的齐齐哈尔市老年人数字素养越低（均P<0.05）；齐齐哈尔市390名老年人中，高数字素养组老年人191人（49.0%），低数字素养组老年人199人（51.0%）；低数字素养组老年人存在困难的主要数字化场景为扫码出入（23.0%）、就医挂号（22.4%）、买票出行（18.4%）和手机支付（18.4%），高数字素养组老年人存在困难的主要数字化场景为就医挂号（28.8%）、买票出行（26.3%）和打网约车（22.2%）。

齐齐哈尔市老年人数字素养较低，年龄、文化程度、月平均收入以及对数字设备的感知可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该地区老年人数字素养的主要影响因素；老年人在数字就医和数字出行场景的困难较大，建议多策并举增强其在数字化社会的适应力。

了解家庭、学校和社区社会环境对儿童幸福感的影响，探讨影响儿童幸福感的关键指标，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和友善社会环境营造提供建议和参考。

于2023年10月—2024年1月，在福建省厦门市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对小学4～6年级的3 289名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描述其幸福感水平，并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家庭、学校和社区社会环境的友善程度对儿童幸福感的影响，采用LASSO回归筛选家庭–学校–社区的社会环境中对幸福感影响的关键指标，并进行回归系数估计和显著性检验。

被调查3 289名儿童平均年龄为（10.38±0.96）岁，男生1 777（54.03%）人，女生1 512（45.97%）人，儿童幸福感平均得分为（64.29±9.21）分；在模型1（只纳入人口学特征）的基础上，纳入了家庭、学校和社区社会环境变量构建的模型8对儿童幸福感的解释力度增加了44.6%；相较于学校社会环境（β=0.12，B=0.16，P<0.001）和社区社会环境（β=0.59，B=0.22，P<0.001），家庭社会环境（β=0.66，B=0.39，P<0.001）对儿童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家庭–学校–社区协同视域下筛选出影响儿童幸福感的5个家庭环境关键指标、6个学校关键指标和3个社区环境关键指标，在家庭维度的关键指标中，儿童自觉“与父母交谈是一件让人感到轻松的事”（B=0.12，P<0.001）和“我的家人知道这所学校里发生的事情”（B=0.12，P<0.001）对儿童的幸福感影响更大，在学校维度，“学校里学习的科目都很有趣”（B=0.13，P<0.001）对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在社区维度，儿童认为“这个社区的人热情周到”对儿童幸福感的影响较大（B=0.08，P<0.001）。

为促进儿童的幸福感，家庭、学校和社区需共同协作营造儿童友善的社会氛围，尤其需要增进轻松愉快的亲子沟通、父母参与儿童生活和学校课程学习的趣味性。

了解河北省≥40岁居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患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当地的慢阻肺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于2019年7月—2020年5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在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衡水市冀州区、保定市莲池区、廊坊市香河县、保定市雄县、张家口市万全区、承德市双桥区、唐山市滦州市、沧州市新华区、邯郸市鸡泽县和邢台市内丘县11个县区监测点抽取6 600名≥40岁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身体测量和肺功能检查，经复杂加权调整后估算慢阻肺的患病率，并应用survey logistic多因素回归模型分析该地区≥40岁居民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

河北省最终纳入分析的6 228名≥40岁居民中，患慢阻肺者565例，经复杂加权后慢阻肺患病率为9.10%；survey 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0岁、现在吸烟、既往吸烟、有呼吸系统疾病史、有呼吸系统疾病家族史和有慢性呼吸道症状是河北省≥40岁居民慢阻肺患病的危险因素，女性、少数民族、冀中和冀南地区是河北省≥40岁居民慢阻肺患病的保护因素。

河北省≥40岁居民慢阻肺患病率较低，性别、年龄、民族、地区、吸烟情况、有无呼吸系统疾病史、有无呼吸系统疾病家族史和有无慢性呼吸道症状是当地居民慢阻肺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

了解中国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其无用感的影响及老化态度和年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为制定老年健康教育与干预策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参考依据。

收集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中28个省级行政区10 883名60～98岁老年人的相关数据，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老化态度和年龄与无用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应用SPSS 26.0及其插件PROCESS 4.1中的Model 5进行统计学分析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国10 883名60～98岁老年人中，平均年龄为（71.5±6.6）岁，经常、有时和没有感受到无用感者分别为1 729人（15.89%）、4 582人（42.10%）和4 572人（42.01%）；中国老年人无用感、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老化态度平均得分分别为（0.739±0.715）、（0.238±1.075）和（14.311±3.638）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无用感平均得分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平均得分（r=0.140）、老化态度平均得分（r=0.148）和平均年龄（r=0.163）均呈正相关（均P<0.001），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越差、老化态度越消极、年龄越大，其无用感越强烈；在控制了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同住人数量、户籍和自评经济状况等混杂因素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其无用感存在直接影响（β=0.082，P<0.001），老化态度对无用感存在间接影响（β=0.010，P<0.001），年龄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无用感的影响机制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β= –0.003，P=0.001）。

中国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越差，其无用感越强；老化态度会随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下降而愈发消极，间接增加老年人的无用感，但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其无用感的影响会逐渐减小。

从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视角出发，对社区自组织效率的内涵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提升社区自组织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效率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基于公共卫生韧性周期分析框架，采用文献梳理与质性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于2023年7—9月共收集22份访谈资料，并通过运用NVivo 12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质性分析。

整理194个有效初始节点，识别出96个概念化标签、24个初始范畴、10个主范畴、4个核心范畴。其中，核心范畴包括资源获取效率、组织动员效率、社会服务效率和秩序恢复效率。

为了确保社区自组织能够高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须加强培养并提升其所蕴含的“社区自组织效率”的积极方面，提高社区的整体抗风险能力和效率，才能更好地高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而构建具有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

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共卫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为政府推进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根据我国和浙江省出台的关于推进公共卫生安全的决策部署与相关政策，采用文献研究法、头脑风暴法初步形成公共卫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框架，采用Delphi法构建公共卫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最后运用层次分析法与百分权重法计算指标权重系数。

共21名专家参与2轮咨询，2轮专家咨询的积极系数分别为96.9%和100%；2轮一级指标的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76和0.81；专家意见的协调系数分为重要性和可操作性2方面，第1轮协调系数分别为0.180和0.194，第2轮分别为0.334和0.316（均P<0.05），专家意见的协调性较好。经过2轮专家咨询后建立了公共卫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政策保障、资源支撑、健康环境、监测预警、应急处置、脆弱人群在内的6个一级指标和66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的权重为0.101 2～0.275 7，二级指标的权重为0.008 2～0.026 7。

本研究构建的公共卫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可操作性，为政府评估公共卫生安全的水平并分析其薄弱环节提供参考依据，也为全国推进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构建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运行评估指标体系，并通过试评估测试指标体系的适用性。

基于文献分析和小组讨论初步形成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运行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对26名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2轮咨询，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三级指标权重，并通过分层随机抽样选取广州市经济水平发达（A）、中等（B）、中等（C）、欠发达（D）的4个区内各10个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进行问卷调查，以评估指标体系的信效度。

2轮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100%和92.3%，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83和0.85，专家意见的Kendall′W系数分别为0.46和0.54（P值均<0.05），各指标的变异系数分别处于0.08～0.32和0.07～0.23，专家协调程度良好。经过2轮咨询论证，最终确立了由机制建设、组织保障、服务提供与管理、运行效果4个维度以及14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组成的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运行评估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权重为0.121～0.417，二级指标的权重为0.016～0.163，三级指标的权重为0.009～0.072。通过分析40份调查数据，发现指标体系能较好区分不同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建设水平，且指标体系应用的信效度良好（Cronbach′s Alpha系数值为0.864，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87.721%）。

本研究构建的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三级运行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了Kendall′W系数与变异系数检验，且试评估的信效度良好，可为有关部门完善相关政策及开展评估提供参考依据。

了解河南省部分学校自供午餐能量和营养供给状况，为提高学生餐营养质量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持。

于2021—2023年随机抽取周口市、安阳市、洛阳市48所学校连续5 d的成品学生餐240份（幼儿园、小学、中学各80份），采用化学分析法依据相关国家标准检测其营养成分含量，参考《学生餐营养指南》和《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进行营养评价。

幼儿园、小学、初中阶段学生午餐能量的供应量分别为1 979.4、2 665.2、3 056.0 kJ，高于推荐量80%的比例分别为67.5%、50.0%、45.0%；蛋白质供应量分别为19.7、25.6、28.2 g，高于推荐量80%的比例分别为92.5%、85.0%、85.0%；钠的供应量分别为1 133.0、1 488.4、1 825.2 mg，高于推荐量的比例均为100%；维生素A的供应量分别为50.0、65.0、75.0 μg，低于推荐量60%的比例分别为97.5%、97.5%、100%；钙供应量分别为120.5、140.9、130.5 mg，低于推荐量60%的比例分别为67.5%、65.0%、67.5%；锌的供应量分别为1.3、1.7、1.8 mg，低于推荐量60%的比例分别为40.0%、65.0%、67.5%；铁的供应量占推荐量的比例分别为117.5%、103.6%、63.9%，硒为93.3%、46.4%、28.3%。幼儿园、小学、初中阶段学生午餐能量、蛋白质、硒的供应量占推荐量的构成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幼儿园、小学、初中学生午餐蛋白质供能比分别为18.4%、15.3%、16.0%，供能比略高；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适宜。

河南省部分学校自供午餐营养供给不均衡，某些营养素供给量与推荐量差距较大。建议加强科学指导，均衡膳食。

探讨母亲妊娠期糖尿病（GDM）对不同性别子代婴儿肠道菌群的影响。

于2016年6月—2019年12月，将在河北省某县医院产检的孕妇为研究对象，共913名，收集孕检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相关信息，并随访其子代至12周龄，采集子代婴儿的新鲜粪便作为样本。根据孕妇2次（孕12周和孕24周）的空腹血糖检测结果进行分组，将母亲孕期2次空腹血糖结果均≥5.1 mmol/L的婴儿纳入到GDM组；将母亲孕期2次空腹血糖结果均正常的婴儿纳入到对照组。应用高通量测序技术进行16S rDNA测序检测分析。

共有48名婴儿纳入到本研究，其中GDM组16人，对照组32人。女婴中GDM组的肠道菌群Chao1指数低于对照组（t=–3.34，P<0.01）。LEfSe分析显示男婴中GDM组高表达的肠道菌群为乳杆菌科/属（Lactobacillaceae、Lactobacillus），女婴中GDM组高表达的为肉杆菌科（Carnobacteriaceae）。男婴中，GDM组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的相对丰度高于对照组（Z=4.66，P=0.03），丹毒杆菌属（Erysipelatoclostridium）的相对丰度低于对照组（Z= –4.45，P=0.04）；女婴中，GDM组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和罗氏菌属（Rothia）的相对丰度低于对照组（Z= –10.19，P<0.01；Z= –4.42，P=0.04）。门水平、属水平肠道菌群在不同性别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与母亲妊娠期健康的子代相比，母亲GDM子代女婴肠道菌群的丰富度降低，还可能影响子代女婴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罗氏菌属（Rothia）的相对丰度。另外女婴肠道菌群的丰富要低于男婴，但性别对婴儿肠道菌群构成影响不明显。

分析2012—2022年重庆市居民膳食镉暴露水平及其可能的健康风险，为该地区的食品安全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收集重庆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系统2012—2022年化学污染物监测数据中大米及其制品、小麦及其制品、其他谷物及其制品、叶菜类蔬菜、块根和块茎类蔬菜、豆类蔬菜、其他新鲜蔬菜、禽肉、畜肉、水果、蛋及其制品11类共9219份食品样品的镉含量监测数据，结合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项目膳食重庆市调查数据，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法估计重庆市居民在2012—2014年、2015—2018年和2019—2022年3个时间段中膳食镉暴露水平，并评估其健康风险。

重庆市2012—2022年11类9219份食品样本中，共检出5 143份含镉样本，镉的总检出率为55.79%，总检出水平为0.015 6～0.024 7 mg/kg。2012—2014年、2015—2018年、2019—2022年3个时间段重庆市居民的膳食镉平均暴露水平分别为12.69、13.47、11.19 µg/kg bw/month（MB）和12.87、13.62、12.42 µg/kg bw/month（UB），均低于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提出的暂定每月可耐受摄入量（PTMI）的25 µg/kg bw/month；2012—2014年、2015—2018年、2019—2022年3个时间段高暴露水平人群（P₉₅）的膳食镉平均暴露水平分别为40.53、39.42、34.53 µg/kg bw/month（MB）和40.47、38.43、36.63 µg/kg bw/month（UB），分别为PTMI的1.62、1.58、1.38倍。大米及其制品在不同时间段中均为膳食镉暴露风险的主要来源，2012—2014年、2015—2018年、2019—2022年的贡献率分别为52.45%（MB）和51.87%（UB）、65.42%（MB）和62.13%（UB）、47.54%（MB）和42.88%（UB）；其次是叶菜类蔬菜，2012—2014年、2015—2018年、2019—2022年的贡献率分别为23.86%（MB）和23.39%（UB）、15.12%（MB）和14.21%（UB）、29.98%（MB）和37.12%（UB）。

2012—2022年重庆市居民镉暴露水平较低，引起健康风险可能性不大，但高暴露水平人群可能通过膳食镉暴露引起一定健康风险，大米及其制品和叶菜类蔬菜均为膳食镉暴露风险的主要来源。

了解上海市浦东新区2019—2021年<50岁的中青年人群中未经抗病毒治疗的新确诊感染者/患者HIV-1分子流行病学特征及耐药情况，为艾滋病防治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收集2019—2021年浦东新区确诊实验室HIV-1抗体首次确诊阳性且人口学信息满足条件的347份<50岁人群血样本，采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扩增HIV-pol基因，进行治疗前耐药基因检测及 HIV-1亚型检测。

获取302例HIV-pol区基因全序列片段，HIV-1流行簇主要有CRF07_BC（40.40%）、CRF01_AE（36.09%）、CRF55_01B（8.28%）；感染途径为同性性传播（72.52%）和异性性传播（27.48%）；不同性传播途径的病毒亚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HIV-1耐药率为5.96%，低中高度耐药均有出现，其中NNRTIs、NRTIs、PIs分别为4.97%、0.66%、0.33%；不同亚型之间的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7）。

上海市浦东新区2019—2021年中青年人群新确诊HIV-1感染者，基因亚型主要以CRF07_BC、CRF01_AE 、CRF55_01B为主，但已出现新的重组毒株，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且在多种亚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治疗前耐药。

对黑龙江省男男性行为者（MSM）HIV暴露后预防服务利用情况进行调查，了解该人群艾滋病暴露后预防服务（PEP）的接受意愿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在全省推广暴露后预防工作和制定实施方案提供可靠数据支持。

于2022年9—11月采用滚雪球法招募年龄≥18周岁、HIV阴性或自身不清楚HIV感染情况的MSM为调查对象，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及相关行为、PEP接受意愿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等。采用χ²检验对MSM的PEP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共调查404人，68.812%的人在HIV暴露后愿意使用PEP服务。单因素分析发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收入、性取向、最主要寻找男伴的场所、HIV知识知晓、肛交时性角色、最近6个月同性性伴数量、最近6个月与同性肛交安全套使用频率、HIV检测次数、PEP知晓情况、可承担PEP最高价格对PEP接受意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0）。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OR=5.500，95%CI=2.174～13.911）、同性性伴数量（OR=21.708，95%CI=6.258～75.305）、最近6个月与同性肛交安全套使用频率（OR=9.301，95%CI=2.711～31.904）、HIV检测次数（OR=3.218，95%CI=1.500～6.904）为PEP服务的主要影响因素。

黑龙江省男男性行为者对PEP服务接受意愿较高。PEP作为一项有效的药物干预措施应尽快在全省推广，促进MSM主动就医，减少HIV感染。

了解中国妊娠期妇女戊型肝炎病毒（HEV）免疫球蛋白G（IgG）抗体的阳性率，为我国妊娠期妇女戊型肝炎的预防控制提供参考依据。

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和万方资源数据库，并辅以文献追溯法收集1989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国内外公开发表的中国妊娠期妇女HEV血清流行率调查的相关文献；应用R 3.5.2软件对纳入的文献进行meta分析。

最终纳入15篇文献（中文文献8篇、英文文献7篇），累计研究对象36 188人；meta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妊娠期妇女HEV IgG抗体阳性率为13%（95%CI=11%～16%）；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0岁和≥30岁妊娠期妇女的HEV IgG抗体阳性率分别为18%（95%CI=12%～24%）和15%（95%CI=10%～19%），居住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妊娠期妇女的HEV IgG抗体阳性率分别为29%（95%CI=3%～55%）和25%（95%CI=5%～45%），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妊娠期妇女的HEV IgG抗体阳性率分别为16%（95%CI=3%～28%）、13%（95%CI=7%～18%）和15%（95%CI=10%～21%），不同年龄、居住地和孕期妊娠期妇女HEV IgG抗体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敏感性分析和发表偏倚检验结果显示，本次meta分析纳入的文献不存在发表偏倚，结果较为稳定。

中国妊娠期妇女HEV IgG抗体阳性率较高，应重点关注妊娠期妇女这一高危人群，做好HEV感染的防控工作。

基于支付意愿法系统评价中国统计生命价值（VSL），比较不同领域和不同估计方法VSL估计值的差异，为今后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准确的生命价值评估依据。

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维普中文数据库、PubMed数据库、Embase数据库、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MEDLINE数据库，并辅以文献追溯法收集各数据库建库至2024年4月1日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国基于支付意愿法进行VSL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从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等角度对纳入文献的VSL估计值进行系统评价。

本研究共纳入28篇文献进行系统综述，其中空气污染领域11篇、交通安全领域9篇、职业安全领域5篇、健康领域2篇、混合领域1篇，采用陈述偏好方法研究26篇、显示偏好方法研究2篇；我国总体研究的VSL中位数估计值为196.22万元，其中空气污染领域、交通安全领域、职业安全领域和健康领域的VSL中位数估计值分别为168.90万元、98.57万元、499.60万元和403.30万元，陈述偏好方法研究和显示偏好方法研究的VSL中位数估计值分别为182.56万元和155.30万元；空气污染领域支付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年龄、家庭规模和自我认知的身体健康状况，交通安全领域支付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年龄和认知风险程度，职业安全领域支付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年龄、认知风险程度、性别和婚姻状况，健康领域支付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年龄和风险变动。

VSL估计值因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存在一定差异，各领域VSL估计的共同影响因素主要为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年龄和认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