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刊目录了解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空巢老年人家庭医生服务签约和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为促进农村空巢老年人健康服务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3年7月—2024年8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中国东部地区的浙江省和山东省、中部地区的河南省和湖北省、西部地区的重庆市和甘肃省共6个省/直辖市抽取48个村2 208名≥60岁农村空巢老年人进行个体特征、个人行为、人际层次、社区层次、政策层次和家庭医生服务签约和使用情况等方面的问卷调查。分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空巢老年人家庭医生服务签约和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空巢老年人家庭医生服务总体签约率和使用率分别为49.82%和42.93%;其中东部地区分别为39.41%和36.97%;中部地区分别为36.46%和23.80%;西部地区分别为83.68%和79.34%。不同地区农村空巢老年人家庭医生服务签约率和使用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58.842、450.389,均P<0.001)。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个人年收入≥5 000元农村空巢老年人的家庭医生服务签约率和使用率均较高;文化程度高中/中专及以上、高频社会参与和离退休农村空巢老年人的家庭医生服务签约率和使用率均较低;中部地区文化程度高中/中专及以上、离家庭住址最近医药服务机构距离1~3 km、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有商业医疗保险农村空巢老年人的家庭医生服务签约率较高;文化程度高中/中专及以上和患慢性病农村空巢老年人的家庭医生服务使用率较高,离退休农村空巢老年人的家庭医生服务签约率和使用率均较低;西部地区女性、患慢性病和吸烟农村空巢老年人的家庭医生服务签约率较高;患慢性病和吸烟农村空巢老年人的家庭医生服务使用率较高;使用互联网和高频社会参与农村空巢老年人的家庭医生服务签约率较低;文化程度高中/中专及以上和高频社会参与农村空巢老年人的家庭医生服务使用率较低。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空巢老年人家庭医生服务签约率和使用率均最高;文化程度、个人年收入、社会参与和就业情况是东部地区空巢老年人签约和使用家庭医生服务的共同影响因素;文化程度和就业情况是中部地区空巢老年人签约和使用家庭医生服务的共同影响因素;是否患慢性病、吸烟情况和社会参与情况是西部地区空巢老年人签约和使用家庭医生服务的共同影响因素。
构建适合农村≥60岁老年人心血管代谢性共病(CMM)患者的健康管理依从性评价指标体系,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老年人心血管代谢性共病患者健康管理依从性研究提供测量工具。
采用文献研究法和专家小组讨论法初步确定农村老年人心血管代谢性共病患者健康管理依从性评价指标体系,遴选25名从事相关领域的专家参加2轮德尔菲专家咨询,应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级指标的权重。
2轮咨询的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100.0%和72.0%,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892和0.883,专家意见的协调系数分别为0.172和0.206(均P<0.001),专家意见的协调性较好。经过专家咨询后建立了农村老年人心血管代谢性共病患者健康管理依从性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6个和二级指标38个,专家在2轮咨询中对各指标重要性的评分分别为(4.62±0.23)分和(4.64±0.22)分,变异系数分别为0.00~0.23和0.00~0.19;在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权重为0.106 6~0.270 0,二级指标权重为0.007 4~0.074 0。
构建的农村老年人心血管代谢性共病患者的健康管理依从性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为评估农村老年人心血管代谢性共病患者的健康管理依从性提供测量内容和量化依据,为老年共病患者健康管理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分析中国不同居住方式老年人的预期寿命(LE)和健康预期寿命(HLE)以及性别和城乡差异,为优化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提升其HLE提供数据支持。
收集2014和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期4 503名≥65岁老年人相关数据,采用微观仿真法测算老年人在“独居”和“与家人同住”2种居住状态下的LE、HLE和健康余寿占比(HLE/LE),并比较不同性别和城乡的差异。
中国独居和与家人同住65~100岁老年人的LE分别为20.12~4.72年和17.59~4.13年,HLE分别为10.12~1.78年和9.26~1.70年,HLE/LE分别为50.30%~37.71%和52.64%~41.16%。男性独居和与家人同住65~100岁老年人的LE分别为14.77~3.59年和16.61~4.12年,HLE分别为7.04~1.10年和9.80~1.68年,HLE/LE分别为47.66%~30.64%和59.00%~40.78%;女性独居和与家人同住65~100岁老年人的LE分别为23.93~5.21年和19.09~3.82年,HLE分别为12.14~1.78年和8.96~1.29年,HLE/LE分别为50.73%~34.17%和46.94%~22.77%;各年龄男性独居老年人的LE、HLE、HLE/LE和与家人同住男性老年人的LE均低于女性老年人,与家人同住男性老年人的HLE和HLE/LE均高于女性老年人,独居男性老年人的LE、HLE和HLE/LE均低于与家人同住男性老年人,独居女性老年人的LE、HLE和HLE/LE均高于与家人同住女性老年人。城市独居和与家人同住65~100岁老年人的LE分别为20.55~5.29年和18.52~5.13年,HLE分别为10.02~2.85年和9.06~3.04年,HLE/LE分别为48.76%~53.88%和48.92%~59.26%;农村独居和与家人同住65~100岁老年人的LE分别为20.13~4.53年和17.28~3.71年,HLE分别为10.97~1.20年和9.67~0.92年,HLE/LE分别为54.50%~26.49%和55.96%~24.80%;各年龄城市老年人的LE均高于农村老年人,除城市65~68岁独居老年人及65和66岁与家人同住老年人的HLE低于农村老年人外,其他各年龄老年人的HLE均高于农村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农村老年人的HLE/LE逐渐下降,而城市老年人的HLE/LE逐渐上升。
中国独居老年人的LE和HLE普遍高于与家人同住老年人,但HLE/LE较低,其中女性和城市独居老年人在LE和HLE上更具优势,而与家人同住男性老年人的LE和HLE均高于独居男性老年人。
分析中国老年人社会融合与认知功能的关系,为促进社会融合降低老年人认知障碍发生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收集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年(T1期)、2018年(T2期)和2020年(T3期)中5 464名≥60岁老年人认知功能和社会融合(经济融合、关系融合、社区融合)的相关数据。应用交叉滞后模型分析T1~T3期老年人社会融合对认知功能变化的影响。
纳入分析的5 464名≥60岁老年人T1、T2和T3期的认知功能总分分别为(14.11±5.26)、(12.55±6.17)和(12.14±5.99)分;社会融合总分分别为(2.15±1.06)、(1.73±0.85)和(1.64±0.87)分;在控制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混杂因素后,老年人T1期和T2期社会融合总分对T2期和T3期认知功能总分均有正向作用(β′=0.019和0.017,均P<0.01);T1期和T2期社区融合得分对T2期和T3期认知功能总分均有正向作用(β′=0.016和0.016,均P<0.05),T1期认知功能总分可分别正向预测T2期社会融合总分、经济融合得分、关系融合得分和社区融合得分(β′=0.051、0.023、0.025和0.057,均P<0.05);T2期认知功能总分可分别正向预测T3期社会融合总分、经济融合得分、关系融合得分和社区融合得分(β′=0.063、0.031、0.027和0.075,均P<0.05)。
老年人良好的社会融合可保护其认知功能,特别是社区融合;老年人良好的认知功能亦可促进社会融合。
了解中国老年人2011—2018年失能指数及影响因素,为制定和调整失能预防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收集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2011—2018年17 928名≥60岁老年人失能指数相关数据。采用Mann-Kendall趋势检验分析2011—2018年中国老年人失能指数变化趋势,并应用广义估计方程(GEE)分析老年人失能指数的影响因素。
中国17 928名≥60岁老年人的失能指数得分为29.17(15.28,44.17)分,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失能指数得分分别为28.89(13.89,44.44)、26.94(14.44,41.11)、27.22(13.89,43.68)和32.22(22.78,46.11)分。2011—2018年老年人失能指数呈先好转后恶化趋势(τb=0.066,P<0.001)。GEE分析结果显示,调查时点为2018年、女性、年龄≥75岁、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居住在农村、无医疗保险、患≥1种慢性病和有跌倒史的中国老年人失能指数较高。调查时点为2013和2015年、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上、在婚、自评记忆一般和好的中国老年人失能指数较低。
中国老年人2011—2018年失能指数呈先好转后恶化趋势;调查时点、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地区、居住地、有无医疗保险、是否患慢性病、有无跌倒史和自评记忆情况是中国老年人失能指数的主要影响因素。
了解河南省郏县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妊娠次数和生活方式与心血管疾病(CVD)患病的关系,为制定个体化CVD预防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于2023年7月1日—8月31日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在河南省郏县15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抽取21 379名≥65岁且在该地区居住≥6个月的就诊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排除生活方式信息不全、男性和非糖尿病患者后最终纳入4 133例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进行分析。应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该地区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妊娠次数和生活方式与CVD患病的关系。
河南省郏县纳入分析的4 133例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中,患CVD者1 712例,CVD患病率为41.4%;妊娠≤2次者1 099例(26.6%),3次者1 190例(28.8%),≥4次者1 844例(44.6%);生活方式不健康者2 183例(52.8%),健康者1 950例(47.2%)。在调整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年收入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河南省郏县生活方式不健康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CVD患病风险为生活方式健康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的1.521倍(95%CI=1.341~1.726);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妊娠≤2次但生活方式不健康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CVD患病风险为妊娠≤2次且生活方式健康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的1.432倍(95%CI=1.121~1.829),妊娠3次且生活方式不健康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CVD患病风险为妊娠≤2次且生活方式健康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的1.571倍(95%CI=1.237~1.996),妊娠≥4次且生活方式不健康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CVD患病风险为妊娠≤2次且生活方式健康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的1.674倍(95%CI=1.340~2.091)。
妊娠次数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存在相乘协同作用,可增加河南省郏县老年女性糖尿病患者CVD的患病风险。
了解广东省广州市跌倒/坠落老年患者中度及重度损伤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老年人跌倒/坠落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收集2015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广州市4家全国伤害监测哨点医院13 898例跌倒/坠落老年患者伤害监测报告卡的相关数据。分析其中度及重度损伤发生情况。并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当地跌倒/坠落老年患者中度及重度损伤发生的影响因素。
广州市13 898例跌倒/坠落老年患者中,发生中度及重度损伤者5 355例,中度及重度损伤发生比例为38.53%;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年龄≥70岁、外省户籍、跌倒/坠落发生地点为其他场所、跌倒/坠落发生时活动为步行和生命活动、有跌倒/坠落史的广州市跌倒/坠落老年患者发生中度及重度损伤的风险较高。跌倒/坠落发生季节为秋季和跌倒/坠落发生地点为公路/街道的广州市跌倒/坠落老年患者发生中度及重度损伤的风险较低。
广州市跌倒/坠落老年患者中度及重度损伤发生率较高,性别、年龄、户籍、有无跌倒/坠落史以及跌倒/坠落发生季节、发生地点、发生时活动为该地区老年患者发生中度及重度损伤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南京市城区≥60岁社区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及相关因素,为优化老年人睡眠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3年7—12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从南京市城区社区随机抽取2 851名≥60岁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面对面问卷调查方式系统收集一般人口学特征、日常生活行为模式、既往病史等,并使用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PSQI)评估睡眠质量。
南京市城区≥60岁老年人PSQI总分均分为(5.31±3.27)分,睡眠质量差检出率为40.3%。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60~69岁相比,70~79岁(OR=1.24,95%CI=1.04~1.47)和≥80岁(OR=1.69,95%CI=1.30~2.19)的老年人睡眠质量更差,患心脑血管疾病(OR=1.50,95%CI=1.19~1.88)、患其他慢性病(OR=1.68,95%CI=1.19~2.38)、抑郁症状(OR=2.04,95%CI=1.24~3.37)、焦虑症状(OR=2.69,95%CI=1.88~3.86)也是老年人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均P<0.05)。
南京市城区≥60岁老年人睡眠质量差比较常见,睡眠质量差的发生与年龄、患心脑血管疾病和其他慢性病、抑郁症状、焦虑症状有关。
了解吉林省老年人跌倒发生情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为制定和实施老年人跌倒预防和控制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和有效建议。
于2022年7—12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辽源市西安区、延边州安图县和四平市梨树县4个区(县)中抽取800名≥60岁常住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并应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该地区老年人跌倒发生的影响因素。
吉林省800名≥60岁老年人中,近1年内有166人发生跌倒,跌倒发生率为20.75%;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吉林省老年人年龄≥80岁(OR=2.555,95%CI=1.390~4.695)、居住在农村(OR=1.685,95%CI=1.048~2.710)、患脑血管病(OR=1.947,95%CI=1.262~3.004)、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OR=1.815,95%CI=1.009~3.263)和患骨关节病(OR=1.783,95%CI=1.153~2.759)更易发生跌倒。吉林省老年人经常体育锻炼(OR=0.641,95%CI=0.423~0.970)、自评健康状况一般(OR=0.292,95%CI=0.184~0.464)和好的(OR=0.149,95%CI=0.080~0.276)不易发生跌倒。
吉林省老年人跌倒发生率较高,年龄、居住地、是否经常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患脑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骨关节病是该地区老年人跌倒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
比较BP人工神经网络(BP-ANN)与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石化企业员工蓄积性疲劳风险的效果;评价石化企业员工蓄积性疲劳早期识别、干预的预测模型。
于2021年7—10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在江苏省某石化企业抽取4 066名员工进行横断面研究。通过网络问卷方式调查员工的一般情况、工作情况、职业紧张状况、蓄积性疲劳患病情况。采用SPSS 23.0软件,通过非参数检验分析石化员工蓄积性疲劳的影响因素。建立BP-ANN和logistic回归两种预测模型并绘制ROC曲线,计算灵敏度、特异性、约登指数和AUC值。比较两者的预测效能。
共回收有效问卷3 763份。石化企业员工中蓄积性疲劳者占63.2%(2 377/3 763)。综合两种模型分析结果,年龄、周均工作时间、轮班、有职业紧张和规律的体育锻炼是员工蓄积性疲劳的主要影响因素。两种模型的AUC值均>0.7,两种模型在灵敏度(BP 75.7%,logistic 75.6%)方面的表现相近。与logistic回归模型相比,BP-ANN模型在特异性(BP 76.3%,logistic 69.3%)、约登指数(BP 51.9%,logistic 44.9%)和AUC值(BP 84.4%,logistic 79.9%)方面表现更佳。两种模型均可用于预测石化员工蓄积性疲劳发生率,但BP-ANN模型的总体效能优于传统logistic回归模型。
BP-ANN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可应用于石化企业员工蓄积性疲劳的预测;BP-ANN模型能明显提高预测效能。
评价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IMB)的社区管理干预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改善效果,为探索基层卫生服务中NAFLD健康管理路径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3年1—4月在浙江省嘉兴市东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募714例50~69岁参加体检并确诊患有NAFLD者,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2组,每组各357例,对照组发放健康教育手册,干预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基于IMB模型的生活方式综合干预,干预1年后比较2组NAFLD患者干预前、后肝脏受控衰减指数(CAP)、肝脏硬度值(LSM)、体重、体质量指数(BMI)、腰围、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和空腹血糖(GLU)的变化情况。
对照组与干预组NAFLD患者CAP、LSM、体重、BMI、腰围、TC、TG、LDL-C、HDL-C、AST、ALT、GLU在干预前分别为(280.75±35.45)和(287.07±37.81)dB/m、(5.83±2.00)和(5.66±1.86)kPa、(67.85±9.90)和(67.64±9.61)kg、(25.99±2.88)和(26.22±2.98)、(89.27±8.12)和(88.85±7.98)cm、(5.10±0.97)和(5.18±1.08)mmol/L、(2.35±1.58)和(2.44±2.45)mmol/L、(2.83±0.73)和(2.88±0.77)mmol/L、(1.28±0.33)和(1.28±0.33)mmol/L、(24.31±9.39)和(24.88±9.38)U/L、(26.47±17.68)和(26.84±15.04)U/L、(6.29±1.84)和(6.40±2.27)mmol/L。在干预后分别为(277.06±43.59)和(265.34±41.39)dB/m、(5.57±1.76)和(5.30±1.75)kPa、(66.05±9.79)和(64.11±10.11)kg、(25.38±2.91)和(25.10±3.03)、(88.01±8.06)和(85.30±8.93)cm、(5.17±1.17)和(5.01±1.08)mmol/L、(2.26±1.90)和(1.98±1.48)mmol/L、(2.97±0.80)和(2.89±0.79)mmol/L、(1.38±0.34)和(1.44±0.33)mmol/L、(22.80±8.39)和(22.25±6.74)U/L、(24.87±13.52)和(23.85±13.05)U/L、(6.21±1.61)和(5.98±1.51)mmol/L。干预前、后对照组和干预组NAFLD患者分别比较,干预前、后对照组NAFLD患者LSM、体重、BMI、腰围、LDL-C、HDL-C、AST和ALT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干预前、后干预组NAFLD患者CAP、LSM、体重、BMI、腰围、TC、TG、HDL-C、AST、ALT和GLU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干预前2组NAFLD患者CA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2.214,P=0.027)。干预后2组NAFLD患者CAP、体重、腰围、TG和HDL-C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基于IMB模型的社区管理干预能有效改善NAFLD患者的肝脂肪病变水平以及体重和腰围,并改善TG和HDL-C血脂水平。
了解四川省农村地区中老年男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检测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促进主动检测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3年7—8月,在四川省农村地区抽取990名中老年男性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包括人口学特征、HIV检测意愿、艾滋病预防保护动机情况等;运用lasso回归与Boruta算法筛选影响因素;以XGBoost模型预测HIV检测意愿;应用SHAP进行重要性与交互效应分析。
中老年男性HIV检测意愿率为53.13%,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35.56%,对艾滋病(AIDS)持“比较歧视”态度者占62.02%;既往进行过HIV检测者占6.36%。lasso和Boruta从22个自变量中筛选出10个关联变量,XGBoost模型的AUC值为0.979(95%CI=0.963~0.995);SHAP重要性分析前5位均来自保护动机理论维度。HIV检测意愿与检测自我效能(SAV=3.08)、社会支持(SAV=0.29)及艾滋病相关服务了解程度(SAV=0.27)呈正向关联,与行为代价(SAV=0.22)、外部回报(SAV=0.20)呈负向关联;未婚、不知晓艾滋病知识、既往进行过HIV检测与愿意检测相关;45~49岁、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与不愿意检测相关。
四川省农村地区中老年男性接受HIV检测意愿不高,HIV检测相关知识缺乏、社会支持不足以及艾滋病歧视的普遍存在等是限制其接受检测服务的影响因素。提高对检测经历的知晓可能会鼓励中老年男性接受检测。
分析福建省美沙酮维持治疗(MMT)患者复吸毒品(复吸)影响因素并构建风险预测模型。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资料来源于戒毒药物维持治疗数据信息管理系统,纳入2006—2023年福建省参加MMT达到180天或期间复吸的患者。采用lasso-logistic回归筛选影响因素,构建风险预测模型。
共纳入MMT患者7 601例,复吸率为75.58%。女性(OR=0.801,95%CI=0.695~0.923)、吸毒年限越长(OR=0.985,95%CI=0.974~0.996)、入组年龄越大(OR=0.988,95%CI=0.981~0.997)是复吸的保护因素;入组前1个月有注射吸毒行为(OR=1.156,95%CI=1.034~1.293)、有工作(OR=1.184,95%CI=1.059~1.326)、吸毒朋友介绍来参加MMT(OR=1.273,95%CI=1.026~1.582)、入组前1个月平均每天吸毒次数越多(OR=1.018,95%CI=1.005~1.033)、来门诊路上花费时间越长(OR=1.004,95%CI=1.002~1.008)、参加过MMT(OR=1.217,95%CI=1.095~1.355)、乘公共汽车来MMT(OR=1.429,95%CI=1.193~1.712)和其他交通工具来MMT(OR=2.890,95%CI=2.033~4.106)是复吸的危险因素。风险预测模型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602(95%CI=0.588~0.617)。
福建省MMT患者复吸率较高,构建的风险预测模型可用于识别复吸高危人群。
了解上海市某区中青年职业人群社区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及影响因素,为提高当地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率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3年7—8月采用分层结合方便抽样方法在上海市某区的10个社区中抽取17 000名≥18岁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纳入其中的2 103名18~59岁近2周患病且在患病后到医疗机构就诊的中青年职业人群进行社区卫生服务利用情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上海市某区最终纳入分析的2 103名18~59岁近2周患病且在患病后到医疗机构就诊的中青年职业人群中,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者934例,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率为44.41%;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0岁、疾病类型为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的上海市某区中青年职业人群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率较高,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和到最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距离为3~<4和≥5 km的人群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率较低。
上海市某区中青年职业人群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率较低。年龄、疾病类型、是否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和到最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距离是当地中青年职业人群社区卫生服务利用情况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脑卒中患者住院费用的构成和影响因素,为合理控制医疗费用、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提供数据支撑。
收集中国华中地区某省卫生总费用核算管理填报系统中2020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出院的66 524例脑卒中患者住院信息,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结构变动度分析法分析脑卒中及其亚型患者住院费用构成,并使用广义线性模型(GLM)和极限梯度提升(XGBoost)模型探讨影响住院费用的关键因素。
66 524例脑卒中患者中,缺血性脑卒中(IS)占85.80%,脑出血(ICH)占10.84%,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占3.36%;脑卒中患者住院费用M(P25,P75)为6 992.32(3 997.76,13 475.91)元,亚型中SAH的住院费用最高,为88 389.28(12 494.50,151 711.34)元。药品费、其他费用和治疗费占住院总费用的前3位,平均占比分别为29.29%、24.61%和19.43%。IS和ICH患者住院费用以药品费为主,SAH以其他费用为主。灰色关联分析显示,西药费、其他费用和治疗费与住院总费用关联度居于前3位,分别为0.951 8、0.936 2和0.900 4。结构变动度分析显示,脑卒中住院患者药品费、检查费和其他费用的变动较大,结构变动贡献率(CSV)分别为24.34%、19.50%和27.74%。GLM分析发现,住院时间≥7 d、急诊入院、手术、重症监护、ICH、SAH和营利性质医疗机构的住院费用较高。XGBoost模型分析显示,脑卒中患者住院费用的前5位主要影响因素依次为医疗机构类别、住院时间、是否手术、医疗机构级别和脑卒中类型。
IS是脑卒中患病的主要亚型,脑卒中患者住院费用以药品费为主,SAH患者的住院费用较高且以其他费用为主。通过合理的入院评估,提高医疗效率,缩短住院时间和优化治疗方案,有助于降低脑卒中患者的经济负担。
分析2018—2024年每年11月在上海市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疫情风险应对策略,探讨危机管理PPRR模型在大型活动跨部门传染病疫情协同防控中的应用,为优化常态化防控下跨部门协同机制提供实证依据与理论参考。
收集前7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应急预案、技术指引、总结工作报告以及进口博览会期间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与处置的相关传染病疫情案例等,采用案例分析法,基于PPRR模型分析跨部门协同分别在预防阶段、准备阶段、响应阶段和恢复阶段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创新性建立“1+6+N”跨部门指挥架构,建立高效信息协同机制。预防阶段构建跨部门、多维风险评估模型,采取分层监测策略,强化健康监测等关键措施;准备阶段建立“工作方案+应急预案+技术指引/操作手册”3大类模块化防控方案库,开展跨部门联合培训演练以及合理配置应急物资储备,极大地提高了应急队伍响应速度;响应阶段严格落实“4+12小时”处置要求,创新“卫生—公安—进口博览混合编组”应急响应单元模式。通过风险分级管理,有效控制发现疫情风险—风险确认—风险管理时间间隔;恢复阶段通过开展全过程事后评估,在评估保障效果的同时进一步固化经验,推动资源配置和处置流程优化。经评估,上述措施可有效实现风险预警时效提升至30 min内,整体事件决策响应时间平均缩短至传统模式的10%,从未发生由于举办大型活动引起的重点传染病疫情和规模性聚集性疫情。
基于PPRR模型构建的协同机制架构可有效用于大型活动跨部门协同机制的评价。后续可在机制创新、技术赋能、协同治理3个维度继续推进大型活动传染病疫情防控的跨部门协同工作。
了解广东省成年居民睡眠情况与高血压患病的关系,为高血压的预防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收集202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项目中广东省11个监测点4 982名≥18岁成年居民的相关调查数据。应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广东省成年居民有无睡眠问题和睡眠时长与高血压患病的关系。
广东省4982名成年居民中,无睡眠问题者2 393人(49.41%),有睡眠问题者2 589人(50.59%);睡眠时长不足者1 084人(19.65%),睡眠时长充足者3 168人(66.54%),睡眠时长过长者730人(13.81%);患高血压者1 611例,复杂加权后高血压患病率为30.04%。在调整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居住地、是否现在吸烟、饮酒频次、身体活动情况、有无高血压家族史、体质量指数和是否中心型肥胖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成年居民有睡眠问题的高血压患病风险为无睡眠问题成年居民的1.237倍(OR=1.237,95%CI=1.122~1.364),成年居民≥60岁有睡眠问题的高血压患病风险为无睡眠问题成年居民的1.468倍(OR=1.468,95%CI=1.183~1.823);广东省成年居民睡眠时长过长的高血压患病风险为睡眠时长充足成年居民的1.228倍(OR=1.228,95%CI=1.046~1.442);女性成年居民睡眠时长过长的高血压患病风险为睡眠时长充足成年居民的1.340倍(OR=1.340,95%CI=1.006~1.786),≥60岁睡眠时长过长的成年女性居民高血压患病风险为睡眠时长充足成年居民的1.446倍(OR=1.446,95%CI=1.001~2.088)。
广东省成年居民尤其是≥60岁居民有睡眠问题会增加高血压患病风险,睡眠时长过长亦会增加广东省成年居民尤其是女性和≥60岁居民的高血压患病风险。
分析2019—2023年四川省上消化道癌机会性筛查结果,为推广该地区上消化道癌机会性筛查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收集四川省癌症防治中心早诊早治管控平台中2019年7月—2023年5月在四川省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和川西北生态示范区五大经济区18个市(州)的88家二级以上医院接受胃镜检查的844844名≥40岁上消化道癌高危人群的机会性筛查结果数据,分析四川省上消化道癌的活检率、检出率和早诊率。
2019—2023年,四川省844844名进行上消化道癌机会性筛查的高危人群中,活检182133人,共190852个部位,活检率为22.59%;病变检出数20647例,病变检出率为2.44%;检出病变者中早期病变5258例,早诊率为25.47%。食管、贲门和胃3个部位的活检率分别为3.80%、1.09%和17.71%;病变检出率分别为1.37%、0.29%和0.78%;早诊率分别为28.29%、20.44%和22.37%。不同特征人群比较,男性人群活检率和病变检出率高于女性人群,但早诊率则低于女性人群(均P<0.001)。活检率和病变检出率均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而早诊率则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均P<0.001);不同地区人群活检率、病变检出率和早诊率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采用无痛胃镜检查人群活检率、病变检出率和早诊率均高于采用普通胃镜检查人群(均P<0.05);采用化学染色方法检查人群活检率、病变检出率和早诊率均高于未采用化学染色方法检查人群(均P<0.001);不同幽门螺杆菌(HP)检测结果人群活检率、病变检出率和早诊率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2019—2023年,四川省上消化道癌机会性筛查活检率、病变检出率和早诊率处于较低水平,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应重点关注男性和老年群体。
分析2015—2023年陕西省居民伤害死因顺位及死亡趋势,为制定相应的伤害预防控制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收集2015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陕西省人口死亡信息登记管理系统的伤害相关死亡数据,应用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总体伤害和前4位死亡原因伤害类型死亡率的变化趋势,并计算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
2015—2023年陕西省居民伤害死亡原因居于前4位的均为道路交通伤害、跌伤、自杀和中毒;2015—2023年陕西省居民总体伤害、道路交通伤害和自杀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均P<0.05),跌伤死亡率呈上升趋势(AAPC=3.32%,P=0.014);男性居民总体伤害、道路交通伤害和女性居民自杀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均P<0.05),女性居民跌伤死亡率呈上升趋势(AAPC=6.34%,P=0.001);<15岁和15~44岁居民总体伤害、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均P<0.01),<15岁居民自杀死亡率呈上升趋势(AAPC=14.76%,P=0.039)。45~64岁居民道路交通伤害和自杀死亡率以及≥65岁居民自杀和中毒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均P<0.01);城市居民总体伤害和道路交通伤害死亡率以及农村居民道路交通伤害和自杀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均P<0.05);农村居民跌伤死亡率呈上升趋势(AAPC=5.35%,P=0.001)。
2015—2023年陕西省居民总体伤害、道路交通伤害和自杀死亡率呈下降趋势,跌伤死亡率呈上升趋势。不同性别、年龄和城乡居民各伤害类型死亡率变化趋势有所不同。
分析重庆市学生结核分枝杆菌(MTB)潜伏感染筛查方法的例均成本效益,为优化大规模学生结核病筛查提供科学依据。
于2024年1—12月在重庆市开展疫情处置的46所中学46 531名高一和高二年级在校学生中,分别采用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ST)和重组结核分枝杆菌融合蛋白皮肤试验(EC-ST),进行结核病健康体检和密切接触者筛查(密筛)。比较TST与EC-ST在结核病健康体检和密筛中的阳性检出情况及成本效益。
结核病健康体检中,重庆市学生TST和EC-ST检测出的MTB感染率分别为35.74%(8132/22 751)和5.73%(1 304/22 748);每检出1例MTB感染者的平均费用分别为83.93元和872.24元;结核病密筛中,重庆市学生TST和EC-ST检测出的MTB感染率分别为46.36%(210/453)和6.74%(39/579);每检出1例MTB感染者的平均费用分别为64.71元和742.31元;EC-ST检出的39例MTB感染者中检出8例结核病患者;例均检出费用为7 237.50元。TST检出的210例MTB感染者中未检出结核病患者。
EC-ST适用于高风险密接人群的精准筛查;TST成本低廉,仍是普通学生人群大规模结核病健康体检的合理选择。
自2009年我国政府首次启动针对农村妇女的以超声为基础的组织性乳腺癌筛查项目以来,乳腺癌筛查覆盖率、5年生存率逐步提高。然而,我国乳腺癌发病与死亡的上升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这可能与适龄妇女乳腺癌防治知识知晓率较低、我国现行乳腺癌筛查技术效果不佳、筛诊治综合防控体系不完善等因素相关,未来应加强弱势群体的健康宣教,开展创新技术应用的高质量乳腺癌防控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乳腺癌综合防控策略。
在全球公共卫生风险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为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并切实保障人类健康安全,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共同主导推进了《大流行协定》的立法进程。经成员国推选的政府间谈判机构开展13轮正式磋商及多轮非正式谈判,该协定最终于2025年5月20日获得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大流行协定》通过建立病原体获取与惠益分享系统及全球供应链和物流网络两大核心机制,系统性规划卫生产品研发、本地化生产、技术转让、公平分配及可持续筹资等关键环节,着力破解全球健康公平性困境。然而,现行《大流行协定》文本在机制建设、国际多边规则协调等层面仍面临挑战。未来亟需完善病原体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促进《大流行协定》与国际多边规则的协调,实现全球卫生治理从制度设计到实践效能的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