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北京市青年医务工作者焦虑症状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关心青年医务工作者提供循证医学依据。

于2023年9—10月，在线调查北京市卫生健康系统≤45周岁的青年医务工作者，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评估医务工作者的焦虑症状，使用χ²检验分析不同特征受访者焦虑症状发生情况的差异，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5 604份，回收有效问卷23 379份，青年医务工作者中度及以上焦虑症状发生率为15.30%。不同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个数、住房情况、用工形式、行政职务、年收入以及职称的受访者焦虑症状发生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年龄30～34岁（OR=1.27，95%CI=1.16～1.39）、35～45岁（OR=1.43，95%CI=1.27～1.61）；工作年限10～14年（OR=1.25，95%CI=1.15～1.37）、≥15年（OR=1.47，95%CI=1.30～1.65）；子女个数1个（OR=0.89，95%CI=0.81～0.97）、≥2个（OR=0.90，95%CI=0.81～1.00）；住房情况租房（OR=1.33，95%CI=1.25～1.41）；工作单位为公共卫生机构（OR=1.33，95%CI=1.03～1.71）；年收入10万～20万元（OR=1.12，95%CI=1.05～1.19）是焦虑症状的独立影响因素。

青年医务工作者焦虑症状风险不容忽视，需采取多种措施关心青年医务工作者。

调查分析某超大城市网约车驾驶员职业紧张流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于2024年6—11月，采用横断面研究和方便抽样方法，对某超大城市2 687名网约车驾驶员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

某超大城市网约车驾驶员职业紧张总体检出率为53.96%，其中，男性为54.38%，女性为44.04%；男性检出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51，P=0.034）。不同年龄组比较，35～44岁职业紧张检出率最高，为59.09%。年龄35～44岁（OR=1.42，95%CI=1.06～1.90，P=0.001）、休息不充分（OR=1.52，95%CI=1.28～1.81，P<0.001）、不是每天吃新鲜蔬菜（OR=1.38，95%CI=1.09～1.75，P=0.007）、每天喝含糖饮料（OR=1.22，95%CI=1.03～1.45，P=0.021）、每天喝牛奶、酸奶（OR=1.31，95%CI=1.10～1.56，P=0.002）与男性网约车驾驶员职业紧张风险呈正相关联；每日的餐次数≥3顿（OR=0.61，95%CI=0.39～0.95，P=0.002）与男性网约车驾驶员职业紧张风险呈负相关联。每天喝茶（OR=2.29，95%CI=1.002～5.23，P=0.049）、不是每天吃新鲜蔬菜（OR=4.56，95%CI=1.41～14.72，P=0.011）与女性网约车驾驶员职业紧张风险呈正相关联。

某超大城市中网约车驾驶员职业紧张检出率较高，其影响因素为年龄35～44岁、休息是否充分和膳食习惯，应采取措施积极进行干预。

分析江苏省老年人抑郁、焦虑症状及共病情况及影响因素，为老年人抑郁和焦虑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采用2022—2024年在江苏省开展的老年心理关爱行动项目数据，纳入分析67 817名≥65岁老年人，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抑郁、焦虑症状及共病相关影响因素。

江苏省≥65岁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为5.1%，焦虑症状检出率为2.7%，抑郁和焦虑症状共病检出率为2.1%。二元多分类logistic回归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老年人抑郁、焦虑及共病风险分别为男性的1.206、1.211和1.189倍；≥85岁老年人分别为65～69岁老年人的1.313、1.389和1.508倍；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分别为未患慢性病的2.217、2.079和2.242倍；受教育年限1～5年的老年人分别为未受教育的0.689、0.594和0.528倍；受教育年限6～10年的老年人分别为未受教育的0.856、0.619和0.587倍；对子女关系满意的老年人分别为无子女的0.742、0.500和0.573倍；而子女关系不满意的老年人抑郁和共病风险分别为无子女的1.797和1.707倍；焦虑和共病风险非在婚的老年人分别为在婚的2.013和1.915倍；对夫妻关系不满意的老年人分别为无老伴的2.931和2.874倍，与朋友关系不好的老年人为无朋友的1.891和1.851倍；经常参加老年活动的老年人抑郁、焦虑及共病风险分别为不参加的0.649、0.630和0.633倍；抑郁、焦虑及共病风险老化态度消极的老年人分别为说不好的1.363、1.277和1.365倍；而老化态度积极的老年人分别为说不好的0.470、0.408和0.349倍；心理韧性差的老年人分别为心理韧性好的2.345、2.138和2.482倍；对生活总体满意的老年人分别为不满意的0.186、0.154和0.119倍，每日最主要从事各种非有偿工作的老年人抑郁、焦虑及共病风险均高于每日最主要从事有偿工作的老年人（均P<0.05）。

江苏省≥65岁老年人抑郁和焦虑症状检出率较低，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慢性病患病情况、亲朋关系状况、每日最主要日常工作、老年活动参与度、老化态度、心理韧性和目前生活总体满意度是老年人抑郁、焦虑症状及共病的影响因素。

了解2023年中国18～25岁人群生育焦虑现状及影响因素。

采用 2023年中国居民心理与行为调查数据，纳入18～25岁人群17 771人。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患者健康问卷、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家庭健康量表、身体意象接纳与行动问卷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从一般人口学特征、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调查生育焦虑现状及影响因素。

18～25岁人群生育焦虑自评分数平均分为（51.65±33.65）分。多元线性回归及对性别、婚姻状况分层分析结果显示，男性生育焦虑主要受家庭月均收入（β=0.031）、吸烟（β= –0.027）、家庭健康总分（β= –0.046）和焦虑程度（β=0.063）影响；女性主要受民族（β= –0.022）、受教育程度（β=0.028）和抑郁程度（β=0.064）影响。未婚者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β=0.124）、受教育程度（β=0.022）、体质量指数（β= –0.027）、家庭健康总分（β= –0.023）、社会支持（β= –0.018）、抑郁程度（β=0.047）、患病情况（β=0.030）和吸烟（β= –0.016）。已婚者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民族（β=0.113）和身体灵活性总分（β= –0.225）（均P<0.05）。

在18～25岁人群中生育焦虑受其人口学特征、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男性在家庭经济收入方面、女性在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程度等方面、未婚者在教育程度和社会支持等方面、已婚者在民族和身体形象灵活性方面均可影响生育焦虑水平。

探讨不同维度健康素养对初中生自杀行为不同阶段的影响及性别差异，为防控自杀行为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3年5—6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重庆市3个区县的7 360名初中生进行健康素养和自杀相关行为调查（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尝试）。采用χ²检验、t检验、F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多元logistic回归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重庆市初中生自杀意念报告率为11.45%，自杀计划报告率为2.74%，自杀尝试报告率为1.27%；自杀相关行为者的功能性（154.19±20.25）、互动性（53.75±9.22）、批判性（42.00±6.93）健康素养得分均低于无自杀行为报告存在者的（156.60±21.41）、（56.26±9.75）、（42.63±7.10）分（均P<0.01）。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互动性健康素养（OR=0.98，95%CI=0.97～0.99）、批判性健康素养（OR=1.02，95%CI=1.00～1.03）与自杀行为相关。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互动性健康素养与自杀意念（OR=0.98，95%CI=0.97～0.99）和自杀计划（OR=0.96，95%CI=0.95～0.98）相关；而批判性健康素养仅与自杀计划相关（OR=1.03，95%CI=1.00～1.06）。分层分析显示，互动性健康素养与自杀意念仅在男性中存在显著关联（OR=0.97，95%CI=0.95～0.98）。

重庆市初中生互动性健康素养是自杀意念、自杀计划的相关影响因素且存在性别差异。

评估不同干预措施对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效果。

检索中国知网、维普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数据库中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措施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检索时限为自建库到2024年7月1日。采用随机对照试验偏倚风险评估工具ROB 2评价标准进行文献质量评价，使用Stata 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共纳入63篇文献，涉及7 240人。结果显示，心理健康总分干预后的Hedges′g值为−0.718（95%CI= –0.960～–0.476）。其中团体辅导（SMD= –0.907，95%CI= –1.571～–0.243）、运动（SMD= –0.937，95%CI= –1.246～–0.628）和综合干预（SMD= –0.850，95%CI= –1.019～–0.682）对心理健康总分的干预效果显著。艺术（SMD= –2.320，95%CI= –4.317～–0.323）和综合干预（SMD= –1.042，95%CI= –1.461～–0.624）对抑郁的干预效果，以及团体辅导（SMD= –1.216，95%CI= –1.656～–0.777）和艺术干预（SMD= –2.874，95%CI= –5.624～–0.124）对焦虑的干预效果也同样显著。

团体辅导、运动、艺术、综合和其他干预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及不同维度（如抑郁症状、焦虑症状）有明显的改善作用。高校可以此为参考，评估大学生不同类型的心理健康问题，为大学生提供针对性、及时、高效的心理健康支持。

剖析我国疫苗临床试验政策文本，揭示其质量管理特点、问题及改进方向。

通过检索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官方网站，获取2001年1月—2024年12月中央层面发布的17份政策文件，构建“工具—要素—力度”三维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主题模型，深入挖掘政策文本的潜在主题结构。

疫苗临床试验政策工具使用失衡，激励型（1.23%，2条）、信息劝诚型（3.09%，5条）、能力建设型（7.41%，12条）和系统变革型（9.89%，16条）工具运用不足，政策要素配置不均；临床试验设计（4.94%，8条）、对象（3.09%，5条）和内容（6.17%，10条）的关注度较低。政策力度分布严重失衡，且各要素、工具和力度之间缺乏协同匹配。政策主题整体协同效果良好，共同推动疫苗试验监管体系的完善。

应提高政策工具运用的均衡性，优化政策结构，关注疫苗临床试验设计，灵活应用多种设计方法，提升疫苗试验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调查浙江省舟山市18周岁及以上常住居民疫苗临床试验参与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提高居民疫苗临床试验参与意愿提供参考依据。

2024年8—11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舟山市2个县（区）623名18周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社会人口学信息、疫苗临床试验认知情况、参与意愿及动机等情况，采取直接标准化法标准化计算参与意愿率，以非参数检验分析组间资料、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疫苗临床试验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

共纳入623份有效问卷，81人（13.00%）愿意参与，336人（53.93%）视情况愿意参与，206人（33.07%）不愿意参与，标准化计算后愿意或视情况愿意参与率为64.56%；不同性别（Z= –2.883）、职业（Z= –2.282）、疫苗临床试验认知情况（Z= –5.731）以及是否有作为受试者参与临床试验的经历（Z= –3.683）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年龄组与参与意愿呈相关关系（Rs=0.092，P<0.05）；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认知情况以及是否有作为受试者参与临床试验的经历是疫苗临床试验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

男性、年龄≥60周岁、低认知程度和无参与临床试验的经历与较低的参与意愿有关。建议在提高认知水平的同时对潜在受试者加以客观引导，强化并健全受试者保护机制，适当突出利他主义动机，以提高实际入组率。

评价无细胞百日咳疫苗（aPV）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10岁儿童保护效果（VE），为优化百日咳免疫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采用1:1匹配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抽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2023年1月1日—2024年3月25日深圳市南山区报告的442例4月龄～10岁临床诊断或确诊百日咳病例作为病例组。通过深圳市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选取与病例居住社区、性别相同且出生日期相差±1个月无百日咳感染史的442名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收集病例组和对照组研究对象aPV免疫史相关数据，采用二分类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PV的VE。

深圳市南山区病例组和对照组≤10岁儿童中aPV接种率分别为94.3%（417/442）和99.1%（438/442）。aPV预防百日咳的总VE为84.8%（95%CI=55.9%～94.7%）；接种1～2、3和4剂次者预防百日咳的VE分别为82.5%（95%CI=33.6%～95.4%）、88.6%（95%CI=64.6%～96.3%）和84.3%（95%CI=54.3%～94.6%）；接种4剂次共纯化aPV、4剂次中含1～3剂次组分纯化aPV和接种4剂次组分纯化aPV者预防百日咳的VE分别为80.5%（95%CI=43.1%～93.3%）、91.3%（95%CI=71.0%～97.4%）和89.6%（95%CI=68.8%～96.5%）；全程接种aPV后0～2、3～6和7～9年者预防百日咳的VE分别为87.0%（95%CI=60.6%～95.7%）、83.8%（95%CI=52.8%～94.4%）和82.5%（95%CI=46.7%～94.3%）；全程接种组分纯化aPV后0～2、3～6和7～9年者预防百日咳的VE分别为87.7%（95%CI=61.3%～96.1%）、89.9%（95%CI=68.5%～96.8%）和92.9%（95%CI=72.7%～98.1%）；全程接种共纯化aPV后0～2、3～6和7～9年者预防百日咳的VE分别为85.3%（95%CI=51.2%～95.6%）、80.1%（95%CI=41.7%～93.2%）和78.8%（95%CI=33.8%～93.2%）。

及时全程aPV免疫能有效预防≤10岁儿童百日咳。建议开展基础免疫用组分百日咳联合疫苗的研发。

了解不同免疫剂次和免疫间隔对含流行性腮腺炎成分疫苗（MuCV）突破病例发病年龄的影响，为优化MuCV的免疫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和重庆市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数据匹配，纳入重庆市沙坪坝区2008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出生儿童接种MuCV后截至2023年12月31日诊断为流行性腮腺炎（流腮）的突破病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免疫剂次和免疫间隔对突破病例发病年龄的影响。

2008—2023年重庆市沙坪坝区MuCV突破病例累计1 204例，发病年龄集中于1～9岁，其中5～9岁639例（53.07%）；接种1剂次、2剂次和3剂次MuCV突破病例分别为782例（64.95%）、418例（34.72%）和4例（0.33%）；平均发病年龄分别为（5.25±2.12）、（6.52±2.07）和（7.81±2.51）岁；第2剂次MuCV免疫间隔<2、2～4和>4年的突破病例分别为97例（23.21%）、193例（46.17%）和128例（30.62%）；平均发病年龄分别为（4.92±2.08）、（6.27±1.53）和（8.10±1.64）岁。不同特征MuCV突破病例比较，不同免疫剂次和免疫间隔MuCV突破病例平均发病年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在调整性别、居住地和户籍等混杂因素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接种2剂次MuCV（β=1.275，95%CI=1.024～1.525）和接种3剂次MuCV（β=2.581，95%CI=0.510～4.652）突破病例发病年龄均较接种1剂次MuCV突破病例明显推迟；免疫剂次增加与MuCV突破病例发病年龄推迟呈线性趋势（β=1.275，P<0.001）；第2剂次MuCV免疫间隔为2～4年（β=1.324，95%CI=0.909～1.738）和>4年（β=3.175，95%CI=2.726～3.624），突破病例发病年龄均较第2剂次MuCV免疫间隔<2年突破病例明显推迟，免疫间隔延长与MuCV突破病例发病年龄推迟呈线性趋势（β=1.605，P<0.001）。

重庆市沙坪坝区2008—2023年MuCV突破病例以5～9岁儿童为主，增加免疫剂次和延长第2剂次免疫间隔均可明显推迟MuCV突破病例的发病年龄。

探讨内容高原和中心化高原在层级高原与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离职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于2021年9—11月，对中国东、中、西部1 474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进行网络问卷调查。采用离职倾向量表和职业高原量表进行测量。分析内容高原、中心化高原对于层级高原–离职倾向关系的中介作用。

家庭医生团队成员整体离职倾向得分较低，为（2.33±0.76）分；职业高原感知水平处于中等偏下，为（2.80±0.83）分；其中层级高原为（3.58±0.64）分，相较于内容高原[（2.46±0.93）分]和中心化高原[（2.82±1.04）分]更为严重。多维度职业高原均与离职倾向呈显著正相关，内容高原（间接效应=0.08，95%CI=0.05～0.09，P<0.001）和中心化高原（间接效应=0.05，95% CI=0.02～0.06，P<0.001）均在层级高原影响离职倾向的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在家庭医生团队中，定向干预内容高原和中心化高原可以部分阻断层级高原对离职倾向的传导路径，但三者之间可能构成非线性补偿系统，干预设计需关注群体适配性。

了解我国省市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人员对现行人才培养、评价、激励机制的满意度情况及有关建议，为优化现有政策，有针对性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于2024年11月，采用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法，通过问卷星向我国28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市、县三级疾控中心在职人员3 626人进行在线调查。以Likert 5点式记分法进行满意度评分。

参与调查的省、市、县三级疾控在职人员3 626人中，分别有46.9%、64.5%和35.9%的人表示本单位建有人才培养、评价及激励机制。对现行人才培养、评价和激励机制的满意度得分率分别为69.8%、67.9%和71.0%；得分率较高的为县（区）级疾控（70.1%、68.7%、71.5%），大专及以下学历（70.8%、69.4%、72.4%），<10年工作年限（70.5%、68.6%、71.5%），初级及待聘人员（71.3%、69.8%、72.6%）；得分率较低的为省级疾控（68.3%、64.9%、67.5%），研究生学历（69.0%、66.2%、69.1%），≥30年工作年限（66.9%、66.0%、69.6%）人员。中部地区对人才培养机制（70.1%）、评价机制（68.2%）得分率最高，西部地区激励机制（71.2%）得分率最高。分别有35.9%、22.8%、26.6%的对象就人才培养、评价、激励提出建议。

部分疾控机构亟需建立人才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已建立机制的单位还需视职工需求和建议进行优化完善。

分析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DIP）支付方式对医疗服务结构和门诊住院结构的影响。

以我国DIP试点A市和未DIP改革B市为例，收集两市2019—2022年公立医疗机构数据，分别从医疗服务结构（医疗服务性费用、药品费用、材料费用、检查检验费用）和门诊住院结构（门诊和住院费用、门诊和出院人次数）进行描述性和双重差分法分析。

医疗服务结构上，DIP试点A市的住院检查检验费用较未DIP改革B市下降19.0%（P<0.05）。门诊住院结构上，A市住院费用较B市下降14.1%（P<0.05）、出院人次数下降15.8%（P<0.05）、门诊人次数上升8.3%（P<0.05）。

DIP支付方式促进住院检查检验费用降低和医疗服务结构优化；DIP支付方式对“冲点”行为进行有效遏制，有助于推动轻症患者分流至门诊，但仍需防范不合理的支付方式向门诊转移。

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我国各级各类参与健康传播工作的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医疗卫生部门、科普部门、媒体、高校等，推动健康传播工作的规范化与效果提升。

基于“投入–过程–产出”模式和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初步确立指标框架。采用德尔菲法邀请14名专家筛选和优化评价指标，结合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2轮问卷回收率均为100%，专家熟悉程度为0.89，判断系数为0.94，专家权威系数为0.91。2轮咨询的变异系数均<0.3；总体协调系数分别为0.222、0.268（均P<0.001）。最终形成的指标体系包含3项一级指标，涵盖投入、过程和产出；12项二级指标，涵盖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等要素；以及38项三级指标，涵盖年度预算、工作计划、特色IP、奖项表彰等。其中，一级指标权重为0.063～0.562，二级指标权重为0.043～0.600，三级指标权重为0.001～0.171。

该指标体系涵盖健康传播工作的核心要素，可以更合理地评价机构的健康传播工作，提高健康传播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系统梳理和比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卫生领域资助项目在资助结构、研究主题和发展趋势上的异同，为未来中国实施卫生领域科学研究的合理布局和资助政策的完善提供借鉴。

以“实施科学”和“实施性研究”为核心关键词，通过NSFC和NIH官方网站结合多元商业数据库检索并筛选2000年1月1日—2024年12月1日NSFC和NIH在卫生领域实施科学资助项目的相关数据；并应用CiteSpace 6.1.2 R6软件对主题聚类和时间轴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对中国和美国卫生领域资助项目资助结构、研究主题和发展趋势进行比较。

最终纳入NSFC资助项目39项和NIH资助项目487项。研究发现，中国和美国均高度重视实施科学在公共卫生政策和健康服务体系转型中的战略价值并持续加大资金投入，但两国在资助重点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主要聚焦于精神卫生与心理健康领域，而美国则更侧重于应对全国性或国际多中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或支持大规模协作网络研究；研究合作网络比较显示，中国实施科学领域的资助主要集中于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而美国则以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和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排名靠前；实施科学资助项目高频关键词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研究主题上关注“实施科学”“多阶段优化策略”“实施性研究”“实证研究”“效果评价”“社区”“老年”和“儿童”等；而美国则聚焦于“implementation science”“research personnel”“public health”“evidence base”“scale up”“implementation strategy”和“AIDS prevention”等，且其关键词热点分布相对密集。发展趋势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研究热点在时间维度上相对分散且呈短期、跳跃式的特征；而美国的研究热点则呈现出显著的中心性且在主题演进上更具连续性和规律性。

中国和美国在实施科学资助重点、资助规模及发展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在研究机制完善、跨机构协同以及方法创新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

对2014—2024年中国现场流行病学领域的研究动态、热点内容和前沿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为该领域的研究布局提供参考依据。

检索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SinoMed）、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PubMed 数据库201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国现场流行病学领域相关中、英文文献，应用CiteSpace 6.3.R1软件对该领域2014—2024年的年度发文量变化趋势以及研究作者、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和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对研究热点和前沿方向进行系统梳理。

最终纳入8475篇文献（中文文献7845篇、英文文献630篇），中文和英文发文量分别从2014年的638和25篇上升至2024年的728和66篇，中国2014—2024现场流行病学领域英文文献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β=6.000，t=4.861，P<0.001），而中文文献发文量虽有所增多但因年度间波动较大，上升趋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β=14.564，t=1.456，P=0.179）；纳入文献数量最多的类别为传染病类（4013篇），学术期刊是该领域文献发表的主要出版形式（6891篇）；在文献方法学应用类别分析中，描述性研究（3 260篇）主要用于传染病时空分布分析及化学中毒事件现场描述；病例对照研究（2 481篇）主要应用于食源性疾病溯源及职业暴露关联分析；队列研究（1 160篇）多见于疫苗接种史对患病影响的研究；横断面调查（398篇）常见于居民营养状况普查；分子溯源技术（127篇）多见于分析食源性致病菌研究。在作者和机构合作网络中，2014—2024年现场流行病学领域中文和英文文献的高产作者分别为王海峰、叶莹、黄学勇等和Zhang Y、Wang L、Wang Y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处于中文和英文文献的核心位置。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显示，“流行特征”“暴发”“食物中毒”在中文文献中占据较大的节点，“disease outbreaks”“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 “risk factors”等关键词在英文文献中占据较大的节点。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在中文文献中，#11（暴发）、#14（暴发疫情）与#5（调查分析），形成事件识别到现场处置再到溯源归因的方法闭环；而#10（聚集性）和#9（家庭聚集）等模块揭示了家庭与社区为疫情关键传播场景，#6（结核）与#3（肺结核）经典呼吸道疾病共现，疾病防控聚焦于病原体控制。在英文文献中，#1（betacoronavirus）、#4（communicable diseases）和#8（pulmonary tuberculosis）构成三角共现簇，#3（disease outbreaks）、#6（disease outbreaks）、#0（case control studies）与#2（risk factors）等聚类完整构建了从暴发识别、病例对照到风险因素溯源的应急响应方法，体现了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的系统化发展；#12（occupational disease）与#10（noise）模块揭示职业性噪声暴露是目前职业病研究的焦点。关键词突现分析结果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猴痘、猴痘病毒和spatio-temporal analysis、disease outbreaks分别成为中文和英文文献新的研究热点。

中国现场流行病学研究呈上升趋势，且逐步向实际应用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