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通过双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探讨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与阿尔茨海默病之间的因果关系。

采用逆方差加权、MR-Egger回归、加权中位数、简单模型和加权模型五种方法来评估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与阿尔茨海默病风险之间的关系，采用敏感性分析（多效性、异质性和留一性检验）来评估结果的稳健性。

统计结果显示与年龄相关的听力损失和阿尔茨海默病之间未见因果关联（逆方差加权法：OR=1.052 6，95%CI：0.715 5～1.548 5；MR-Egger：OR=1.134 7，95%CI：0.212 3～6.066 0；加权中位数法：OR=0.890 8，95%CI：0.528 1～1.502 5；简单模型法：OR=0.715 7，95%CI：0.250 5～2.044 5；加权模型法：OR=0.747 0，95%CI：0.315 3～1.769 8），这些结果与阿尔茨海默病代理数据相一致(逆方差加权法：OR=0.956 0，95%CI：0.900 8～1.014 6；MR-Egger：OR=0.988 7，95%CI：0.772 9～1.264 7；加权中位数法：OR=0.948 7，95%CI：0.875 2～1.028 3；简单模型法：OR=0.959 7，95%CI：0.814 7～1.130 5；加权模型法：OR=0.963 2，95%CI：0.829 8～1.117 9)，敏感性分析显示没有显著的异质性或多效性，表明结果是稳健的。

没有证据表明与年龄相关的听力损失与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增加有关。

了解西藏阿里西部地区藏族居民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病现状及影响因素。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西藏阿里西部地区随机抽取藏族居民进行健康体检、问卷调查，收集血常规及生化指标。通过χ²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该地区居民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患病情况及影响因素。

共调查1 362名西藏阿里西部地区藏族居民，研究结果显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者为1 044名，患病率76.7%，男性患病率为84.8%，高于女性的71.5%。吸烟（OR=1.988，95%CI：1.076～3.675）、贫困户（OR=1.775，95%CI：1.204～2.540）、高尿酸血症（OR=3.416，95%CI：2.494～4.679）、高胆固醇血症（OR=4.051，95%CI：2.811～5.838）、高甘油三酯血症（OR=2.589，95%CI：1.765～3.798）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病危险因素，女性（OR=0.538，95%CI：0.384～0.752）、农牧区（OR=0.312，95%CI：0.156～0.625）为保护因素。

西藏阿里西部地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病率较高，性别、居住地、吸烟、贫困户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病的影响因素。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高尿酸血症、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等疾病显著相关。

基于2005—2021年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测调查数据库，使用可解释性机器学习方法识别65岁以上老年人中的抑郁症患者。

以2005—2018年及2019—2020年的数据分别作为训练集及测试集，拟合lasso logistic、随机森林、XGBoost三种机器学习模型，以测试集上的AUC最大选择较优的模型，使用解释性机器学习模型SHAP进行解释。

XGBoost模型AUC值最大，为0.933（0.912～0.954），是否存在睡眠问题、是否存在健康问题和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为影响老年人抑郁症的前三重要的变量，变量SHAP值的绝对值分别为1.16、0.83、0.55；SHAP力图呈现了每个个体的主要的影响因素，根据SHAP值对每个个体进行解释。

机器学习在预测老年人抑郁症方面性能优于logistic回归模型，解释性机器学习可以从全局和个体层面解释模型做出预测，打开机器学习模型的黑箱，在实际应用中可以作为机器学习模型的补充。

探索血糖特征（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胰岛素抵抗)与结直肠良性肿瘤（结直肠腺瘤、直肠良性肿瘤、结肠良性肿瘤）发病之间的因果关系。

血糖特征的工具变量数据来自MAGIC和GLGCL联盟，结直肠良性肿瘤的全基因组数据来源于FinnGen联盟。研究采用随机效应逆方差加权法(inverse-variance weighted, IVW)、MR-Egger回归、加权中位数法(weighted median method,WMM)三种回归模型对四项血糖特征与结直肠良性肿瘤的因果关系进行孟德尔随机化分析。

IVW模型计算结果显示空腹血糖（OR=0.999，95%CI：0.997～1.001）、空腹胰岛素（OR=1.002，95%CI：0.998～1.006）、糖化血红蛋白（OR=1.001，95%CI：0.999～1.004）、胰岛素抵抗（OR=0.999，95%CI：0.997～1.002）与结直肠腺瘤之间无因果关系；空腹血糖（OR=0.909，95%CI：0.684～1.209）、空腹胰岛素（OR=1.220，95%CI：0.706～2.107）、糖化血红蛋白（OR=0.678，95%CI：0.440～1.046）、胰岛素抵抗（OR=1.161，95%CI：0.810～1.663）与直肠良性肿瘤之间无因果关系；空腹血糖（OR=0.966，95%CI：0.836～1.116）、空腹胰岛素（OR=1.318，95%CI：0.906～1.916）、糖化血红蛋白（OR=1.124，95%CI：0.882～1.431）、胰岛素抵抗（OR=1.071，95%CI：0.875～1.311）与结肠良性肿瘤之间均无因果关联。

本研究没有发现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胰岛素抵抗与结直肠腺瘤、直肠良性肿瘤、结肠良性肿瘤发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据。

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一年内再入院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再入院风险预测模型。

采用整群抽样，从住院电子病历和出院随访系统中获得某大型精神病院2020年7—12月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353例，基于其人口学和临床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出院一年内再入院的危险因素，构建与评价再入院风险预测模型并进行内部验证。

最终纳入4个预测因子：病程≥20年(OR=2.373, 95%CI: 1.242～4.533)、抗精神病联合用药(OR=2.07, 95%CI: 1.211～3.538)、合并基础疾病(OR=1.893, 95%CI: 1.111～3.226)、危害性行为(OR=11.219, 95%CI: 5.544～22.701)。所构建的预测模型拟合良好(χ²=3.444, P=0.903)，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05，灵敏度为82.6%，特异度为65.6%。经Bootstrap重抽样(n=1 000次)结果显示模型稳定性良好。

基于人口学和临床资料构建的预测模型可作为早期识别精神分裂症患者再入院高风险的工具。

了解中国老年人超重/肥胖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其城乡异质性，为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中年龄≥60岁的样本数据。采用非条件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老年人发生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共纳入符合条件的样本4 870，其中超重/肥胖有1 903人，超重/肥胖率为39.08%，农村老年人超重/肥胖率为33.10%，城镇老年人超重/肥胖率为36.56%。60～69岁（OR=2.145，95%CI：1.559～2.951）、70～79岁（OR=1.752，95%CI：1.270～2.416）、患有慢性病（OR=1.215，95%CI：1.061～1.392）、吸烟（OR=0.651，95%CI：0.556～0.763）、生活在中部地区（OR=1.255，95%CI：1.052～1.498）、生活在东部地区（OR=1.378，95%CI：1.169～1.623）、居住在城镇（OR=1.366，95%CI：1.193～1.565）、小学及以下的受教育程度（OR=1.214，95%CI：1.034～1.427）、有离退休金（OR=1.342，95%CI：1.126～1.599）、有养老保险（OR=0.841，95%CI：0.739～0.956）是老年人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60～69岁（OR=2.333，95%CI：1.561～3.487）、70～79岁（OR=2.057，95%CI：1.372～3.084）、患有慢性病（OR=1.364，95%CI：1.132～1.645）、吸烟（OR=0.705，95%CI：0.563～0.881）、生活在东部地区（OR=1.278，95%CI：1.006～1.623）、小学及以下的受教育程度（OR=1.397，95%CI：1.104～1.768）、有离退休金（OR=1.284，95%CI：1.046～1.577）是城镇老年人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60～69岁（OR=1.779，95%CI：1.048～3.021）、吸烟（OR=0.594，95%CI：0.473～0.747）、生活在中部地区（OR=1.289，95%CI：1.010～1.647）、生活在东部地区（OR=1.481，95%CI：1.176～1.867）、有离退休金（OR=1.424，95%CI：1.003～2.022）、有新农合（OR=0.475，95%CI：0.261～0.862）、有城镇/城乡居民医保（OR=0.615，95%CI：0.380～0.995）是农村老年人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

老年人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且城乡间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应立足中国城乡差异现状，从个体到宏观不同的维度采取及时、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与防范措施。

探讨夜班工作对铁路工人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的影响。

选取2021年9—12月在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参加职工体检的7 635名铁路职工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关联性分析，限制性立方样条(restricted cubic spline，RCS)分析剂量反应关系。

铁路职工MS患病率为15.1%。调整混杂因素后，曾经夜班工作(OR=1.198, 95%CI:1.002～1.431)、现在夜班工作(OR=1.219, 95%CI:1.048～1.417)、夜班工作6.0～<11.0年(OR=1.323, 95%CI:1.092～1.603)、夜班工作≥11.0年(OR=1.256, 95%CI:1.029～1.534)、每周夜班2次(OR=1.269, 95%CI:1.074～1.498)、每周夜班3次(OR=1.217, 95%CI:1.001～1.479)、每周夜班≥4次(OR=1.295, 95%CI:1.032～1.623)与铁路职工MS患病具有统计学意义。RCS结果显示，夜班工作年限与MS患病风险存在线性的正相关关系(P_total<0.001，P_non-linear=0.076 0)，MS的患病风险在夜班1年后开始增加，在夜班达14.1年时风险达到最高。

夜班工作会导致铁路工人患MS的风险升高，夜班工作年限越高风险越高。

分析西南地区男性石油钻井队工人的社会支持、付出回报失衡、睡眠质量、自评健康的现状及其潜在影响路径。

运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1 951名男性石油钻井队工人进行调查，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社会支持、付出回报失衡、睡眠质量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及作用路径。

样本人群的社会支持平均得分为（38.13±9.02）分，53.0%为高付出-低回报，睡眠质量的平均得分为（6.39±3.72）分，47.8%的工人自评健康一般/较差/差。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社会支持（β=0.123, 95%CI:0.080~0.166）和睡眠障碍（β=-0.407, 95%CI:-0.447~-0.364）对自评健康有直接作用，睡眠障碍的中介效应及其与付出回报失衡的链式中介效应分别为0.008（95%CI:0.006~0.010）和0.005（95%CI:0.004~0.006）。

西南地区男性石油钻井队工人的社会支持、付出回报、睡眠质量和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社会支持和睡眠障碍对自评健康有直接作用，付出回报失衡和睡眠障碍在社会支持对自评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探究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暴露与成年人睡眠问题的关联。

本研究合并了来自2007—2014年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数据库的5 337名参与者，采用加权逻辑回归模型和加权分位数(weighted quantile sum, WQS)回归模型评估血液VOCs与成人睡眠时间短(short sleep duration, SSD)、入睡困难和睡眠障碍的关联。

在调整混杂因素后，血液中苯(OR=1.120, 95%CI:1.019 ~ 1.230, P=0.02)、2,5-二甲基呋喃(OR=1.144,95%CI:1.043 ~ 1.254, P=0.005)、乙苯(OR=1.115, 95%CI:1.025 ~ 1.211, P=0.012)、呋喃(OR=1.271, 95%CI:1.086 ~ 1.489, P=0.004)、邻二甲苯(OR=1.097, 95%CI:1.006 ~ 1.198, P=0.037)与SDD存在显著正向关联。其次，血液中2,5-二甲基呋喃(OR=1.082, 95%CI:1.008 ~ 1.161, P=0.03)、呋喃(OR=1.148, 95%CI:1.002 ~ 1.315, P=0.046)与入睡困难存在显著正向关联。亚组分析显示，VOCs与SSD之间的正向关联在不同组间是一致的。WQS结果显示，每增加1单位，SSD风险增加25.4%(OR=1.254, 95%CI:1.009 ~ 1.559, P=0.041)。

VOCs暴露可能与美国成年人SSD发生呈正向关联。

了解贵州省侗族和苗族绝经女性骨量异常的流行情况及影响因素，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并验证，为贵州省少数民族绝经女性骨量异常的预防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从西南区域少数民族聚集地世居自然人群队列研究数据库中抽取3 208名侗族、苗族绝经女性为研究对象；使用超声骨密度仪检测跟骨骨密度。尿液中镉、钴、铜、铬、铁、汞、锰、钼、镍、铅、锶、钒、锌元素的浓度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测定；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尿液金属、人口学特征、生殖特征、民族特色饮食与骨量异常的关联，并构建骨量异常风险预测模型。

研究共纳入3 208人，检出骨量异常共1 520人，骨量异常检出率为47.38%；年龄（OR=1.098，95%CI：1.083～1.113）、骨折史（OR=0.560，95%CI：0.395～0.794）、绝经年龄（OR=0.965，95%CI：0.949～0.982）、活产次数（OR=0.900，95%CI：0.818～0.990）、是否服用避孕药（OR=0.708，95%CI：0.555～0.901）、总体力活动（OR=0.989，95%CI：0.984～0.994）、尿镉（OR=1.060，95%CI：1.009～1.113）和尿铬（OR=1.004，95%CI：1.001～1.008）是骨量异常的独立影响因素，建立预测绝经女性骨量异常患病风险的预测模型Logit (P)=-2.170+0.093×（年龄）-0.580×（骨折史）-0.035×（绝经年龄）-0.105×（活产次数）-0.346×（是否服用过避孕药）-0.011×（总体力活动）+0.058×（尿镉）+0.004×（尿铬），该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722，绘制列线图并进行内部验证，结果提示该列线图模型预测骨量异常发生的校准曲线与实际曲线基本吻合，拟合效果良好。

镉、铬是骨量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表明金属暴露会影响骨量异常的发生发展，骨量异常预测模型及评分列线图均得到了较好的预测能力，为筛查贵州省少数民族绝经女性骨量异常提供了参考。

探究绝经后妇女接受激素补充治疗（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HRT）及开始治疗的时间段与生物衰老加速之间的关联。

基于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UKB）基线调查采集的生化检测与人体测量数据，采用Klemera Doubal（KDM）算法构建生物年龄（biological age，BA）和BA加速指标。将研究对象按接受HRT情况分为五组：未曾、绝经前10年以前开始、绝经前0～10年开始、绝经后0～10年开始和绝经后10年以后开始接受HRT。使用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探究HRT情况与BA加速之间的关联。并将人群特征因素作为分层因素进行分层分析。

共纳入96 889名研究对象。与未接受HRT的人相比，绝经前0～10年开始（β=-0.28, 95%CI=-0.36～-0.19）和绝经后0～10年开始（β=-0.39, 95%CI=-0.46～-0.31）接受HRT与延缓加速衰老间存在关联。年龄小于60岁的绝经后妇女接受HRT延缓加速衰老的效应更明显。

接受HRT会延缓生物衰老，且60岁以下绝经后妇女在绝经后10年内使用效果更明显。

探讨自尊在童年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s）与初中生抑郁症状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于2023年2-4月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湘西州3所初中学校共1 308名学生，使用《童年期不良经历问卷》《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PHQ-9抑郁症状筛查量表》《Rosenberg自尊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中介分析、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1）ACEs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抑郁症状（β=0.801，t=7.246，P<0.05），自尊和社会支持均显著负向预测初中生抑郁症状（β=-0.406，t=-14.276，P<0.05；β=-0.027，t=-2.781，P<0.05）。（2）自尊在ACEs与抑郁症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effect=0.468，P<0.0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1.33%。（3）社会支持直接调节ACEs与抑郁症状的关系（β=-0.017，t=-3.043，P<0.01）；社会支持在“ACEs→自尊→抑郁症状”这一中介路径的后半段起调节作用（β=-0.004，t=-2.887，P<0.01）。

ACEs与初中生抑郁症状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自尊是两者关系的中介变量；社会支持缓冲了ACEs对初中生抑郁症状发生风险的影响，强化了自尊对抑郁症状的影响关系。因此，给予ACEs初中生更多的关爱和社会支持，提高其自尊水平，有助于预防和减少抑郁症状的发生。

了解太原市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行为现状，探讨社会生态学风险因素与中学生NSSI行为的关联，为提出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太原市2 635名初、高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对一般人口学特征、社会生态学风险水平和近一年内NSSI行为发生状况进行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NSSI行为与社会生态学风险因素的关联性进行分析。

中学生NSSI行为报告率为13.5%，不同性别（χ²=11.12）、不同关系密切朋友数量（χ²=30.52）、不同学习负担（χ²=37.51）的中学生之间NSSI行为报告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Logistic回归模型在调整性别、关系密切朋友数量和学习负担因素后，以社会生态学风险因素的低风险水平作为对照组,个人因素高风险（OR=2.93，95%CI：1.87～4.59）、家庭因素高风险（OR=3.10，95%CI：2.04～4.71）、家庭因素中风险（OR=2.08，95%CI：1.40～3.08）、学校因素高风险（OR=2.36，95%CI：1.48～3.76）、文化因素高风险（OR=1.44，95%CI：1.01～2.06）与中学生NSSI行为呈正向关联（P值均<0.05）。

中学生暴露于社会生态系统中个人、家庭、学校及文化的高风险水平时，将增加NSSI行为的风险。在进行个人、家庭、学校因素干预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文化因素对中学生NSSI的影响。

分析云南景谷县农村傣族老年人尼古丁依赖现状及与抑郁的关系。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云南景谷县1 409名60岁及以上农村傣族老年人进行面访问卷调查。

云南景谷县农村傣族老年人的现在吸烟率为18.6%，其中男性为37.1%、女性为0.8%，男性的吸烟率明显高于女性（χ²=305.947，P<0.01）。现在吸烟者的尼古丁依赖率为32.8%，其中男性为32.4%、女性为50.0%；不同性别（χ²=0.822，P>0.05）、年龄组（χ²=1.433，P>0.05）、文化程度（χ²=2.054，P>0.05）、家庭年人均收入（χ²=0.654，P>0.05）的傣族老年人的尼古丁依赖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调查人群抑郁的患病率为52.0%，其中男性患病率为49.4%、女性为54.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尼古丁依赖者比非尼古丁依赖者更容易患抑郁（OR=1.517，95%CI：1.066～2.158）。

云南省傣族老年人尼古丁依赖与抑郁的发生呈正相关。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吸烟人群的尼古丁依赖率，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分析和比较我国不同年龄慢性病患者就医地点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横截面数据，筛选慢性病患者作为研究样本（n=5 231），包括18～44岁青年、45～59岁中年、60～74岁年轻老人和75岁及以上高龄老人，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在城镇地区，约60%或以上的慢性病患者一般会选择到医院就医；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与60～74岁的慢性病患者相比，75岁及以上的慢性病患者去医院就医的可能性更高，青年、中年和老年慢性病患者亚组分析中，学历水平、就业情况和收入水平对就诊地点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农村地区，约50%的青年、中年和老年慢性病患者一般会选择到基层医疗机构就医；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在农村地区，与60～74岁的老年慢性病患者相比，18～59岁的慢性病患者去医院就医的可能性更高（18～44岁：OR=1.50，95%CI：1.00～2.24；45～59岁：OR=1.33，95%CI：1.05～1.70），青年、中年和老年慢性病患者亚组分析中，性别、学历水平、婚姻状态、地域、收入水平、健康状态、抑郁状态等因素对就诊地点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而工作状态对就诊地点选择的影响是相似的。

在城镇和农村，不同年龄慢性病人群在就诊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上有所不同，建议提高中、青年人群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了解程度和信任度，同时，应进一步巩固基层医疗机构在提供综合性、连续性慢性病管理服务方面的优势。

开发60岁及以上老年人流感疫苗犹豫量表，并评估其适用性。

基于中文版家长针对儿童接种流感疫苗的犹豫量表，结合老年人群特征，开发60岁及以上老年人流感疫苗犹豫量表，并通过现场实测评估量表的信度效度。

本量表最终确定3个维度和14个条目，总量表得分（32.82±7.99）分，各条目与总量表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20～0.87之间（均P<0.05）。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量表的KMO值为0.916，Bartlett球形检验有统计学意义（χ²近似值=14 315.26，P<0.05）；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14个条目的因子荷载均>0.60，3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0.6%，GFI=0.909、IFI=0.961、TLI=0.952和CFI=0.961，表明模型整体适配度和结构效度较好。以2022年度老年人流感季是否接种流感疫苗作为效标，量表的总疫苗犹豫得分以及“信心”“风险”“支持”各维度得分与校标均有显著性关联（均P<0.05）。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59，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

本研究开发的老年人流感疫苗犹豫量表在信度、效度及适用稳定性上均较好，可用于评估60岁及以上老年人流感疫苗犹豫水平。

分析东莞市养老机构资源空间分布特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为优化东莞市养老机构资源配置提供参考。

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东莞市养老机构资源配置数据，基于GIS和三阶段DEA模型对养老机构资源进行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和效率评价。

东莞市养老机构资源与60岁以上老年人口空间耦合性较好；入住率最低为12.50%，最高达100.00%，“一床难求”与“一半空置”现象并存；第三阶段综合效率均值由0.679降至0.635，环境因素对东莞市资源配置效率影响较大；各片区养老机构效率差异大，城区片区综合效率为0.784，超过全市平均水平（0.635），东部工业园片区综合效率仅为0.439，未达全市平均水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老龄化水平对效率具有负向影响。

合理配置养老机构资源，优化区域发展规划，推动机构养老服务智慧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提升东莞市养老机构服务水平提供更完善的参考方案。

总结我国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领域相关政策的关键要素及不足，以期为我国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领域后续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参考借鉴。

运用NVivo11 Plus软件，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政策工具-政策客体”二维分析框架，对我国1999—2023年共141份国家层面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领域相关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

国家对于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民政部是政策制定的核心部门；供给型政策工具内部结构失衡，环境型政策工具应用不足，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少，占比分别为49.96%、28.36%、21.68%；政策客体集中在整体、卫生系统和教育系统，占比分别为32.81%、24.59%、21.94%。

建议今后在政策设计上应平衡政策工具结构，增加资源供给、运用策略措施、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促进、强化社区基层精神卫生服务、规范社会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发展，完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政策体系。

分析我国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现状以及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

将10 546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纳入研究范围，运用t检验法和方差分析法分析不同特征老年群体的认知功能差异，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

共有2 987位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约占总人数的28.32%；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认知功能平均得分为（14.75±1.86）分，没有使用过互联网的老年人人认知功能平均得分为（13.34±2.91）分，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9.48，P<0.001）；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认知功能相关（β=0.12，95%CI：0.608～0.845，P<0.001），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认知功能更好。

互联网使用会对老年人认知功能产生影响，建议采取针对性措施来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

研究社会参与和抑郁轨迹之间的关系并探索生活质量的中介效应。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8年四期数据，采用组基轨迹模型识别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异质性轨迹，运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研究社会参与和抑郁轨迹之间的关联，利用KHB方法分析生活质量对社会参与和老年人抑郁轨迹影响的中介效应。

共纳入了4 931名年龄在60～105岁且至少有2期抑郁症状调查数据的老人，确定了4个抑郁轨迹组：长期无抑郁组(61.69%)、抑郁升高组(16.69%)、抑郁缓解组(13.83%)、长期高抑郁组(7.79%)。与长期无抑郁组的受试者相比，社会参与数量越多，抑郁轨迹归属于抑郁缓解组、抑郁升高组和长期高抑郁组的可能性越小(RRR=0.899，95%CI：0.812～0.994；RRR=0.885，95%CI：0.786～0.995；RRR=0.747，95%CI：0.630～0.885)；另外，生活质量在两者的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且抑郁升高组中自评健康的中介效应贡献占比最大，为30.33%，抑郁缓解组和长期高抑郁组中身体疼痛情况的中介效应贡献占比最大，分别是27.94%和29.09%，稳健型检验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老年人抑郁轨迹存在异质性，社会参与对抑郁轨迹的归属有显著性影响，生活质量是社会参与影响抑郁轨迹的重要因素。

分析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在老年临终患者家庭功能对病人死亡质量的多重中介效应。

采用便利抽样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老年人生命意义源量表、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和ICU护士版QODD-14量表对276例老年患者及其责任护士进行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分析相关关系；采用Amos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EM）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1）老年临终患者死亡质量评分（62.52±8.67）分、家庭功能评分（7.54±1.14）分、社会支持评分（52.53±7.64）分、生命意义感评分（107.54±13.58）分；（2）老年临终患者死亡质量与家庭功能、社会支持、生命意义感均呈正相关（r=0.762、0.886、0.795，P<0.05）；家庭功能与社会支持、生命意义感均呈正相关（r=0.528、0.499，P<0.05）；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之间呈正相关性（r=0.665，P<0.05）；（3）社会支持的特定中介效应占20.22%，生命意义感的特定中介效应占17.06%，社会支持-生命意义感的多重中介效应占6.54%。

家庭功能可以通过调节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感，间接影响死亡质量。

了解我国老年人衰弱与社交活跃度相关情况，研究影响老年人衰弱的影响因素，为老年人健康生活提供科学依据。

以CHARLS2018数据库中43个健康相关变量为基础构建衰弱指数（FI）评估老年人衰弱情况，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探究社交活跃度对老年人衰弱的影响。

共纳入CHARLS2018数据库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1 519位，其中衰弱老年人401位，衰弱率26.4%。老年人社交活动参与率为48.5%，高水平社交活跃度的老年人有439位，占总体28.9%。调整混杂因素的影响后，高水平社交活跃度的老年人发生衰弱的风险比中低水平社交活跃度的老年人低41.9%（OR=0.581，95%CI：0.439～0.77）。

社交活跃度影响老年人衰弱情况，且我国老年人社交活跃度普遍较低。应鼓励老年人多参与社交活动，同时对较为年长的老人以及女性老人给予更多关注。

探索超大城市流动老年人遭受童年欺凌经历与老年期孤独感的关系。

采用配额抽样方法，2022年在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共完成1 000名≥60岁常住外来老年人的有效问卷调查，收集社会人口学、孤独感及童年欺凌等信息，采用单因素分析和最小二乘回归（OLS）模型分析超大城市流动老年人遭受童年欺凌经历与老年期孤独感的关系及其调节因素，最后进行分样本回归。

在调整人口学特征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躯体健康变量、来京时长、普通话掌握程度和社会融入变量后，遭受过童年欺凌的超大城市流动老年群体孤独感得分平均提高5.616(4.153～7.079)分，自评健康、普通话的掌握程度、婚姻关系满意度以及社会融入在“遭受童年欺凌-孤独感”中起调节作用，与模型1相比，模型2、3、4的β值(95%CI)由8.014(6.580～9.447)变为7.498(6.027～8.968)、7.402(5.961～8.843)、5.616(4.153～7.079)。分样本回归表明在不同性别、年龄、户籍、婚姻与配偶流动情况中结果稳健（均P<0.01），但在受教育程度中结果存在差异。

遭受过童年欺凌的超大城市流动老年人孤独感水平更高，自评健康、普通话的掌握程度、婚姻关系满意度以及社会融入有助于削弱上述关系。

了解不同运动频率老人的认知功能状况，并分析运动频率对老人认知功能的影响。

采用分层比例抽样方法，在宁波市鄞州区各镇（乡）街道按比例抽取60岁及以上户籍老人共4 414人作为调查对象，使用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筛查社区老人认知功能情况，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运动频率等因素对老人认知功能的影响。

4 414位老人MMSE平均得分为（27.05±3.25）分。从不运动、很少运动和规律运动老人MMSE得分分别为（26.03±3.82）、（27.04±3.19）和（27.53±2.88）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72.596，P<0.001）。不同运动频率老人的认知功能在定向力、记忆力、注意力及计算力、回忆能力、语言能力领域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F=13.120，13.309，33.508，32.575，65.312；P均<0.01）。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因素后，与从不运动相比，很少运动、规律运动MMSE得分分别是其2.291倍（95%CI：1.808～2.904）、2.470倍（95%CI：1.973～3.094）。

不同运动频率与社区60岁及以上老人认知功能关系密切，运动能减缓社区老人认知功能障碍，积极调动全身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应提倡和鼓励老人多参加适合自己的运动。

分析2014—2023年湖北省登革热感染病例包膜蛋白（envelope，E）基因特征并进行生物学溯源

收集疑似登革热病例血清标本，对标本进行核酸检测及血清分型，核酸阳性标本采用RT-PCR扩增E基因并进行测序分型，获得基因序列用MEGA11.0软件进行基因特征分析。

2014—2023年湖北省共检测登革热核酸阳性病例78份，成功获得44份标本的登革病毒（dengue virus, DENV）E基因序列，其中血清Ⅰ型(DENV-Ⅰ)39份，血清Ⅱ型(DENV-Ⅱ)5份；进化分析显示，DENV-Ⅰ中37例为基因Ⅰ型(GⅠ)，分布在三个不同分支上，主要与中国广州、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流行株进化距离较近，2例为基因Ⅴ型(GⅤ)与中国广州和印度流行株进化距离较近；DENV-Ⅱ中5例均为混合型(cosmopolitan型)与输入地流行株进化距离较近。

2014—2023年湖北省存在多型登革病毒感染，主要流行株为DENV-Ⅰ的GⅠ亚型，与中国广州和东南亚国家亲缘关系较近，提示湖北省应加强登革热跨省、跨境传播的防控，同时谨防登革重症及死亡病例的出现。

了解江西省2004—2022年出生人群乙肝表面抗原（HBsAg）和乙肝表面抗体（HBsAb）阳性率。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于2016—2022年对江西省11个设区市8 126名2004年后出生的人群采集静脉血，分离血清，Elisa方法检测HBsAg和HBsAb，计算阳性率，χ²检验分析不同组别阳性率差异。

江西省2004—2022年出生人群HBsAg阳性率为1.40%，HBsAb阳性率为74.92%；男性和女性HBsAg阳性率分别为1.14%、1.80%（χ²=6.18，P=0.013），HBsAb阳性率分别为75.55%、74.00%（χ²=2.51，P=0.113）；0～4岁、5～9岁、10～14岁、15～18岁HBsAg阳性率依次为1.17%、1.31%、2.14%、3.12%（χ²=13.49，P=0.004），HBsAb阳性率依次为85.65%、60.26%、50.04%、46.42%（χ²=9.90，P<0.001）；居住在城镇和农村的人群HBsAg阳性率分别为1.62%、1.14%（χ²=3.40，P=0.040），HBsAb阳性率分别为74.18%、75.81%（χ²=2.83，P=0.095）；2012年前和2012年后出生的人群HBsAg阳性率分别为2.18%、1.14%（χ²=11.99，P=0.001），HBsAb阳性率分别为52.18%、82.28%（χ²=7.64，P<0.001）；11个设区市HBsAg阳性率介于0.45%～2.79%之间（χ²=37.18，P<0.001），HBsAb阳性率介于69.88%～84.30%之间（χ²=65.61，P<0.001）。

江西省2004—2022年出生人群HBsAg阳性率低，乙肝防控成效显著，HBsAg和HBsAb流行率存在人群和地区差异，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提高防控效果。

描述HIV感染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商业性行为特征，分析其影响因素。

通过重庆地区2个社会组织招募HIV感染MSM进行匿名问卷调查，采用χ²检验对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心理健康状态及行为特征的HIV感染MSM商业性行为情况进行比较，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商业性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共对1 501例HIV感染MSM进行调查。12.50%的调查对象报告近6个月有同性商业性行为，其中28.34%报告有无保护商业性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婚姻状态为在婚/同居（OR=2.345, 95%CI: 1.442～3.814）、工作状态为兼职及其他（OR=6.522, 95%CI: 3.575～11.900）、月收入>5 000元（OR=7.890, 95%CI: 4.254～14.634）、首次性行为年龄<18岁（OR=1.818, 95%CI: 1.014～3.260）、使用同性交友软件（使用1种：OR=2.984, 95%CI: 1.477～6.030；使用2种：OR=3.683,95%CI: 1.650～8.221；使用3种及以上：OR=21.777, 95%CI: 8.349～56.804）、饮酒（OR=2.528, 95%CI: 1.568～4.074）及使用Rush（OR=3.114, 95%CI: 1.988～4.877）的HIV感染MSM更可能发生商业性行为（P<0.05）。

重庆市HIV感染MSM商业性行为普遍，且商业性行为中未使用安全套比例较高，应采取综合性措施，对该人群饮酒、Rush使用及商业性行为进行干预，以减少HIV、性传播疾病（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STIs）进一步传播。

了解济宁市城区生活污水中沙门菌分布、血清型、耐药特征，并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为沙门菌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2023年2—3月，每周采集城区3个污水厂进水口污水各2份，每份500 ml，连续采集7周，合计42份污水样本，对污水样本进行沙门菌的培养、分离、鉴定，分离出的沙门菌进行血清凝集试验和荧光定量PCR血清分型，利用微量肉汤稀释法对41株沙门菌进行9类17种药物的最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检测，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及系统进化分析。

济宁市城区生活污水沙门菌分离率较高，42份样本中阳性样本24份，共分离出41株沙门菌，属9种血清型，以阿贡纳和肯塔基为主，李营和济东污水厂有其独有的血清型。只有1株吉韦沙门菌不耐药，其余40株沙门菌均为多重耐药菌，对复方新诺明、四环素、氨苄西林、链霉素耐药率达90%以上，对氨苄西林/舒巴坦耐药率达80%以上，共19种耐药谱，SXT-TET-STR-AMP-AMS占首位，不同血清型沙门菌的耐药谱不同，肯塔基沙门菌、黄金海岸沙门菌、婴儿沙门菌的多重耐药非常严重，同种血清型在不同污水厂中的耐药谱也不一致，李营污水厂的沙门菌耐药现象最严重。利用CARD数据库进行耐药基因预测，主要预测出8类耐药家族的18个耐药基因，耐药表型与耐药基因几乎全部一致。不同血清型沙门菌的ST分型不同，以ST13的阿贡纳沙门菌为主，进化树分为6个簇，不同污水厂的沙门菌在不同分支，提示基因组有差异，不同源。

济宁市城区生活污水中沙门菌血清型多样，提示可能已在人群中存在并传播，耐药严重，携带耐药基因广泛，有些型别菌株持续存在且跨区域分布，有致病风险，需持续监测，并制定对科学的防控措施以控制沙门菌的流行及耐药的加重。

分析癌症放化疗患者抗逆力水平、症状干扰与癌因性疲乏之间的关系。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0月—2021年10月在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336名癌症放化疗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癌症疲乏量表（CFS）、中文版记忆症状评估量表（MSAS-Ch）和抗逆力量表（CD-RICS）收集相关资料。

癌症放化疗患者癌因性疲乏得分为（30.55±8.26）分，抗逆力水平得分为（62.14±14.04）分，症状干扰得分为（1.11±0.38）分；抗逆力水平在症状干扰与癌因性疲乏中起到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值的26.26%；抗逆力水平在症状干扰与癌因性疲乏间起调节效应（β=0.102，△R²=0.382，P<0.05）。

抗逆力水平在症状干扰与癌因性疲乏间起中介效应与调节相应，鼓励患者加强抗逆力水平，强化积极心理建设，弱化症状干扰水平，有助于降低患者癌因性疲乏。

分析Omega-6/Omega-3比例与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患者死亡率的关联，为降低CVD患者死亡风险提供参考。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英国前瞻性队列(UK Biobank)数据库，暴露变量为血浆Omega-6/Omega-3比例，结局为全因、CVD死亡、缺血性心脏病(ischemic heart disease，IHD)死亡和卒中死亡。采用多变量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Omega-6/Omega-3比例与CVD患者死亡风险的关联，计算风险比(hazard ratio，HR)和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对性别、年龄等危险因素分层并分析其与Omega-6/Omega-3比例的交互作用，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法(restricted cubric spline，RCS)描述其剂量反应关系，利用敏感性分析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共纳入35 096名参与者，多变量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显示Omega-6/Omega-3比例增加，CVD患者的全因死亡、CVD死亡和缺血性心脏病死亡率均增加(均P_趋势<0.05)。Omega-6/Omega-3比例每增加一个单位，全因、CVD和IHD死亡风险分别增加2.1%(HR=1.021，95%CI：1.016～0.025)、1.9%(HR=1.019，95%CI：1.010～1.028)和2.3%(HR=1.023，95%CI：1.013～1.034)。将Omega-6/Omega-3比例按四分位数法进行分组后作为分类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与Q1相比，Q4的全因、CVD和IHD死亡风险HR分别为1.394(95%CI：1.267～1.534)、1.292(95%CI：1.085～1.540)和1.528(95%CI：1.200～1.945)，未发现与卒中死亡风险有关(HR=0.987，95%CI：0.660～1.477)。RCS结果显示Omega-6/Omega-3比例与死亡风险呈正相关。

Omega-6/Omega-3比例是CVD患者的死亡风险的危险因素。

调查研究河南新乡地区冠状动脉（简称冠脉）搭桥手术后疾病恐惧现状与自我效能、心理韧性的关系。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新乡市中心医院三甲医院接受冠脉搭桥手术治疗的137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于出院前、术后6周及术后3个月采用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P-Q-SF）调查患者术后对疾病恐惧现状，并采用自我效能量表（GSES）、心理韧性量表（CD-RISC）分别评估其自我效能与心理韧性。采用Pearson法分析GSES评分、CD-RISC评分与FoP-Q-SF评分的相关性，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自我效能、心理韧性对疾病恐惧进展的影响因素。

患者出院前、术后6周、术后3个月的FoP-Q-SF各条目评分、总分、GSES评分、CD-RISC评分呈逐渐上升趋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相关性显示，GSES评分、CD-RISC评分与FoP-Q-SF评分呈正相关（P<0.05）。逐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GSES评分、CD-RISC评分是影响患者术后疾病恐惧进展的影响因素（P<0.05）。

河南新乡地区冠脉搭桥手术后患者的疾病恐惧现状处于较高水平，自我效能与心理韧性与其密切相关，也是患者术后疾病恐惧进展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