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冠状病毒2(SARS-CoV-2)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株是继Alpha、Beta、Gamma及Delta变异株之后新出现的一种需关注的变异株，其抗原特别是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区(RBD)的氨基酸突变明显多于其他变异株，使得Omicron变异株的感染性、传播性及免疫逃逸性明显增强，疫苗接种的保护效果下降，感染潜伏期明显缩短，但致病力也明显下降，绝大多数感染者表现为无症状或轻症；重症患者的病情加重多与原有基础疾病的进展相关。及时筛查并医学隔离感染者，做好各项个人防护措施以切断传播途径，积极推进疫苗接种以保护易感人群，是控制疫情传播的重要举措。少部分患者可出现所谓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后COVID-19综合征或后COVID-19状态，应加强长期随访。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可以缩短感染进程及促进恢复，还有助于疫情控制，因此研发具有良好成本效益比且方便服用的抗病毒药物是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目的 分析上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期间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第四分院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为研究COVID-19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务人员的心理卫生、心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患者健康问卷(PHQ-9)和阿森斯失眠量表(AIS)分别在入舱前和入舱1个月后对医务人员进行在线问卷调查。结果 方舱医院工作开始前，医务人员焦虑、抑郁、失眠的检出率分别为18.4%、22.1%、27.0%，入舱1个月后随访，焦虑、抑郁、失眠的检出率分别为28.8%、59.5%、64.2%；医务人员在方舱医院工作1个月后，其GAD-7、PHQ-9和AIS得分较基线期均明显上升(P<0.01)。女性、既往有镇静催眠类药物用药史是方舱医院医务人员抑郁水平升高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进入方舱工作1个月后，援沪医务人员的焦虑、抑郁、失眠情况更加严重。早期识别存在严重心理问题的医务人员并进行心理干预对一线支援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 分析奥密克戎轻型及无症状感染老年患者核酸阳性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2年4月14日－5月1日收治于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第四分院一病区的1441例奥密克戎轻型及无症状感染老年(≥60岁)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不同年龄、性别、疫苗接种针数，以及是否合并高血压病、糖尿病的奥密克戎患者的核酸阳性持续时间。采用Pearson检验分析患者年龄与核酸阳性持续时间的关系，Kaplan-Meier曲线和Log-rank检验评估不同临床特征老年患者核酸阳性持续时间的差异检验，多因素Cox风险回归分析老年奥密克戎患者核酸阳性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 1441例老年患者中男791例(54.9%)，女性650例(45.1%)。未接种疫苗者513例(35.6%)，接种1针疫苗者29例(2.0%)，接种2针疫苗者405例(28.1%)，接种3针疫苗者494例(34.3%)。与60~70岁患者相比，70~80岁患者核酸阳性持续时间更长(P<0.001)。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核酸阳性持续时间与不合并者比较更长(P<0.05)。疫苗接种方面，接种2针或3针疫苗者的核酸阳性持续时间明显短于接种1针或未接种者(P<0.05)。患者核酸阳性持续时间与年龄呈正相关(R²=0.029，P<0.001)。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不同疫苗接种次数患者的核酸阳性持续时间有明显差异(P<0.001)；年龄≥70岁，合并高血压病、糖尿病患者的核酸阳性时间均较长(P<0.05)。多因素Cox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70岁是核酸阳性持续时间较长的危险因素，接种过2针及3针疫苗是核酸阳性持续时间较长的保护因素(P<0.05)。结论 在奥密克戎轻型及无症状感染老年患者中，随着年龄增长，核酸阳性持续时间延长，接种过2针及以上疫苗者的核酸阳性持续时间明显缩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社会发展。为应对这一公共卫生事件，全球各国迅速研发了多种COVID-19疫苗。迄今为止，已有41项疫苗获得紧急使用批准，疫苗的使用显著降低了COVID-19的发病率和病死率。然而，随着病毒不断变异，尤其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出现，疫苗产生的免疫保护作用受到了挑战，COVID-19疫苗的持续研发工作还任重道远。本文就目前COVID-19疫苗的研究情况，以及突变病毒株对疫苗研究带来的挑战进行综述。

目的 探讨自由场爆炸冲击波对大鼠的损伤效应及其神经行为的影响，为弹药生物毁伤效应的评估及防护、救治提供实验依据。方法 健康成年SD大鼠90只，按照弹药类型和布放距离(18、20、25、30 m)随机分为三硝基甲苯爆炸(TNT)组(n=40)、温压(TB)爆炸组(n=40)与对照组(n=10)。采用TNT和TB装药在自由场爆炸，布放压力感受器测量距爆源不同距离的冲击波参数，通过大体解剖、组织病理检查及校正损伤严重程度指数(ASII)进行大鼠伤情判定，旷场和Morris水迷宫实验评估大鼠的神经行为学变化。结果 TNT爆炸组和TB爆炸组爆炸冲击波峰压、冲量均随距爆心距离延长而不断降低；TNT爆炸组18 m、20 m大鼠出现死亡(3/10、1/10)，TB爆炸组大鼠全部存活，死亡大鼠表现为以肺冲击伤为主的复合伤；爆炸后24 h HE染色可见肺泡间隔增宽，红细胞和炎性细胞浸润，脑组织未发现明显异常病理改变；TNT爆炸组和TB爆炸组大鼠ASII评分与冲击波峰压明显相关(r=0.81、0.70，P<0.05)；TNT爆炸组不同距离大鼠总活动时间、总活动距离较对照组缩短，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NT爆炸组20 m大鼠中央区域活动时间、中央区域活动距离较对照组缩短(P<0.05)；TNT爆炸组18 m和TB爆炸组20 m大鼠逃逸潜伏期较对照组缩短，平台穿越次数较对照组增多，目标象限停留时间较对照组延长(P<0.05)。结论 自由场弹药爆炸冲击波对大鼠的损伤程度与爆炸距离有关，呈冲击波峰压及冲量依赖性；爆炸冲击波可影响大鼠的行为和空间记忆能力。

目的 探讨五味子乙素(Sch B)对心房颤动(简称房颤)大鼠心肌重构和心电图改变的影响及其可能的机制。方法 60只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Sch B低剂量组和Sch B高剂量组(n=12)。除正常组外，其余组大鼠尾静脉注射乙酰胆碱-氯化钙(Ach-CaCl₂)混合液建立房颤模型，从建模第4天开始，尾静脉注射Ach-CaCl₂混合液前1 h，阳性对照组、Sch B低和高剂量组大鼠分别以胺碘酮50 mg/kg、Sch 40 mg/kg、Sch 80 mg/kg灌胃，1次/d，连续7 d。末次尾静脉注射Ach-CaCl₂混合液时记录各组大鼠心电图，超声心动图检测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左心室缩短分数(LVFS)、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qRT-PCR检测Ⅰ型胶原(Col Ⅰ)和Ⅲ型胶原(Col Ⅲ)mRNA相对表达水平，HE染色观察心房组织病理学变化，Masson染色检测心肌纤维化情况，Western blotting检测磷酸化蛋白激酶B(p-Akt)、磷酸化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p-mTOR)和磷酸化核糖体蛋白S6激酶(p-S6K)的相对表达水平。结果 心电图检测结果显示，与模型组比较，阳性对照组、Sch B低和高剂量组大鼠房颤诱发时间延长，持续时间缩短(P<0.05)；与Sch B低剂量组比较，Sch B高剂量组大鼠房颤诱发时间延长，持续时间缩短(P<0.05)。超声心动图检测结果显示，与模型组比较，阳性对照组、Sch B低和高剂量组大鼠LVEF和LVFS明显升高，LVEDD和LVESD明显缩短；与Sch B低剂量组比较，Sch B高剂量组大鼠LVEF和LVFS明显升高，LVEDD和LVESD明显缩短(P<0.05)。qRT-PCR检测结果显示，与模型组比较，阳性对照组、Sch B低和高剂量组Col Ⅰ和Col Ⅲ mRNA相对表达水平降低；与Sch B低剂量组比较，Sch B高剂量组Col Ⅰ和Col Ⅲ mRNA相对表达水平降低(P<0.05)。HE染色结果显示，正常组大鼠心肌细胞排列整齐、致密，细胞形态正常，间质无水肿；模型组大鼠心肌细胞排列紊乱，细胞间隙增宽，细胞间质水肿；阳性对照组及Sch B低、高剂量组大鼠心肌细胞损伤情况明显改善。Masson染色结果显示，与模型组比较，阳性对照组、Sch B低和高剂量组大鼠心房组织胶原面积百分比降低；与Sch B低剂量组比较，Sch B高剂量组大鼠心房组织胶原面积百分比降低(P<0.05)。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显示，与模型组比较，阳性对照组、Sch B低和高剂量组p-Akt、p-mTOR和p-S6K蛋白相对表达量降低；与Sch B低剂量组比较，Sch B高剂量组p-Akt、p-mTOR和p-S6K蛋白相对表达量降低(P<0.05)。结论 Sch B可减轻房颤大鼠心房纤维化，缓解心房肌细胞损伤和心功能障碍，其可能的机制为通过抑制Akt/mTOR/S6K信号通路发挥作用。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RNA人类白细胞抗原复合体18(HCG18)对人卵巢癌细胞SKOV3及顺铂耐药细胞SKOV3/DDP耐药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RT-PCR检测SKOV3及SKOV3/DDP细胞中HCG18和miR-449的表达水平。采用HCG18 siRNA转染细胞，经12.5 μg/ml顺铂处理48 h后，MTT法检测细胞活性，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情况及细胞周期，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检测HCG18、miR-449和Wnt1基因之间的靶向作用。结果 与人正常卵巢上皮细胞NOEC比较，SKOV3中HCG18表达明显增高(P<0.05)，而miR-449的表达明显降低(P<0.05)。HCG18 siRNA转染后，顺铂处理后的SKOV3和SKOV3/DDP细胞活性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细胞凋亡率和G₂/M期细胞占比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miR-449 inhibitor转染SKOV3及SKOV3/DDP细胞后，HCG18 siRNA对细胞活性、凋亡和细胞周期的不利影响均被部分逆转(P<0.05)。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结果显示，HCG18可靶向结合miR-449的3'-UTR区，miR-449可靶向结合Wnt1基因的3'-UTR区。转染HCG18 siRNA 可明显上调miR-449的表达水平(P<0.05)。单独转染HCG18 siRNA或miR-449 mimic均可明显下调Wnt1的mRNA表达水平(P<0.05)。结论 下调HCG18可通过miR-449/Wnt1信号通路抑制人卵巢癌细胞活性，促进癌细胞凋亡，诱导细胞周期G₂/M期阻滞，进而提高卵巢癌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

目的 探讨血浆Mg²⁺浓度与血脂、血尿酸代谢之间的关系及其潜在机制。方法 收集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18年9月－2021年5月的健康人群体检数据，根据血浆Mg²⁺浓度分为低Mg²⁺组(≤1.65 mmol/L)与高Mg²⁺组(>1.65 mmol/L)，比较两组间血脂与血尿酸的差异；采用Spearman检验分析Mg²⁺浓度与血脂、血尿酸代谢之间的相关性；按性别与年龄分亚组进行比较；基于毒性与基因比较数据库(CTD)及OMIM等疾病相关数据库，挖掘与Mg²⁺及血脂异常相关的基因并进行匹配，构建蛋白互作(PPI)网络，并进行GO与KEGG富集分析。结果 与低Mg²⁺组比较，高Mg²⁺组血尿酸[(288.88±80.44) mg/dl vs.(325.00±83.38) mg/dl，P<0.001]、总胆固醇[TC，(4.27±0.85) mmol/L vs. (4.52±0.87) mmol/L，P<0.001]、三酰甘油[TG，(1.31±0.97) mmol/L vs. (1.70±1.33) mmol/L，P<0.001]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2.62±0.76) mmol/L vs. (2.85±0.75) mmol/L，P<0.001]水平均明显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HDL-C，(1.33±0.34) vs. (1.25±0.30) mmol/L，P<0.001]明显降低。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血浆Mg²⁺与血尿酸、TC、TG、LDL-C呈明显正相关(r分别为0.237、0.154、0.254、0.170，P<0.001)，而与HDL-C呈明显负相关(r=–0.154，P<0.001)。男性与女性亚组分析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且差异主要集中于20~40岁及40~60岁年龄段人群。基因挖掘结果显示，Mg²⁺与血脂异常之间存在12个共同基因；GO和KEGG富集分析结果显示，Mg²⁺可能作用于胰岛素、SREBF1、HMGCR、LCAT、CD36等肝脏脂质合成与代谢靶点，影响腺苷酸蛋白活化激酶(AMPK)通路及胰岛素抵抗、动脉粥样硬化等的发生与进展。结论 健康人群中血浆Mg²⁺升高与血脂异常和高尿酸血症具有一定相关性，Mg²⁺可能调控肝脏脂质代谢与胰岛素通路，参与血脂异常、胰岛素抵抗及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目的 总结分析儿童重症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的临床特征、治疗及预后情况。方法 收集2014年1月－2021年9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内科及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收治的20例重症抗NMDAR脑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所有患儿的临床特征、治疗及预后情况；采用改良Rankin量表(mRS)评估患儿的短期预后，将其分为预后良好组(mRS<2分)与预后不良组(mRS≥2分或死亡)，并分析其预后影响因素。结果 纳入的20例重症抗NMDAR脑炎患儿中，女11例，男9例，发病年龄(9.2±3.7)岁。首发神经系统症状以惊厥发作、精神行为异常为主，主要并发症为意识障碍(85.0%)，癫痫持续状态(60.0%)，中枢性低通气(40.0%)，急性颅内压增高(35.0%)，多脏器功能衰竭(20.0%)，休克(20.0%)，横纹肌溶解(15.0%)，其中短期预后良好的患儿无多脏器功能衰竭、休克和横纹肌溶解发生。首次脑电图检查异常19例(95.0%)，主要为慢波活动，短期预后良好的患儿均无痫样波及δ刷。所有患儿均接受一线治疗，包括甲泼尼龙、静脉用丙种球蛋白(IVIG)或血浆置换(TPE)，2例患儿接受利妥昔单抗二线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前后GCS评分有所改善。出院后进行3个月的短期随访，发现4例患儿死亡，16例存活患儿遗留以认知功能减退(12例，75.0%)、语言障碍(10例，62.5%)及运动障碍(8例，50.0%)为主的神经系统功能障碍，mRS评分为(2.81±1.55)分。近期预后良好组入院到完善抗体检测的时间明显短于近期预后不良组(P=0.032)。结论 儿童重症抗NMDAR脑炎除尽早完善抗体检测及脑电图检查、尽快启动免疫治疗外，还应重视呼吸、循环及癫痫持续状态的管理；大部分患儿免疫治疗有效，但近期预后欠佳。

目的 探讨双层探测器光谱CT(DLCT)参数和常规CT征象在肺原发恶性肿瘤、肺慢性炎症及肺结核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2020年8月－2021年6月在甘肃省人民医院行DLCT胸部增强扫描并获得病理结果的345例肺部疾病患者，按照病理结果分为肺原发恶性肿瘤组(n=187)、肺慢性炎症组(n=101)与肺结核组(n=57)。回顾性分析三组病变的常规CT征象并测量其DLCT参数，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建立常规CT征象诊断模型、DLCT参数诊断模型及联合诊断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各模型的诊断效能，采用Delong检验比较各模型的曲线下面积(AUC)。结果 三组病变的常规CT征象包括病灶距胸膜距离(P=0.009)、形态(P<0.001)、密度(P=0.001)、与肺组织分界(P=0.001)，以及有无分叶(P<0.001)、液化坏死(P=0.003)、血管集束征(P<0.001)、晕征(P=0.003)、卫星灶(P=0.045)、胸腔积液(P=0.002)、纵隔淋巴结大(P<0.001)，DLCT参数包括动脉期(AP)及静脉期(VP)有效原子序数(Z_eff)、碘密度(IC)、标准化碘密度(NIC)、能谱曲线斜率(λ_HU)、动脉强化分数(AEF)(P<0.001)均存在明显差异。在肺原发恶性肿瘤和慢性炎症的鉴别诊断中，病灶与肺组织分界(P=0.009)、分叶(P<0.001)、液化坏死(P<0.001)、晕征(P=0.025)、纵隔淋巴结大(P<0.001)、λ_HU-AP(P=0.037)和λ_HU-VP(P=0.029)为独立影响因素；在原发恶性肿瘤和肺结核的鉴别诊断中，病灶形态(P=0.019)、血管集束征(P=0.009)、卫星灶(P=0.006)、胸腔积液(P=0.001)、AEF(P=0.041)、λ_HU-AP(P=0.038)及λ_HU-VP(P<0.001)为独立影响因素；在慢性炎症和肺结核的鉴别诊断中，胸腔积液(P=0.002)、纵隔淋巴结大(P<0.001)、NIC-VP(P=0.001)、Z_eff-VP(P=0.043)、λ_HU-AP(P=0.015)及λ_HU-VP(P=0.023)为独立影响因素。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鉴别肺原发恶性肿瘤与肺慢性炎症、肺原发恶性肿瘤与肺结核、肺慢性炎症与肺结核时，常规CT征象诊断模型的AUC分别为0.827、0.770及0.753，DLCT参数诊断模型的AUC分别为0.905、0.909及0.824，常规CT征象和DLCT参数联合诊断模型的AUC分别为0.929、0.942、0.889。结论 DLCT参数联合常规CT征象可提高肺原发恶性肿瘤、肺慢性炎症及肺结核的鉴别诊断效能。

目的 报道5例原发性卵巢甲状腺肿类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治疗方式并进行文献复习，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2020年1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金华医院收治的3例及东阳市人民医院收治的2例原发性卵巢甲状腺肿类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镜下形态、免疫组织化学表型。结合文献报道的28例患者，总结原发性卵巢甲状腺肿类癌的临床病理特点及治疗方式。结果 例1和例5为原发性卵巢甲状腺肿类癌，例2和例4为原发性卵巢甲状腺肿类癌合并囊性畸胎瘤(其中例2尚伴黏液型类癌)，例3为原发性卵巢甲状腺肿类癌伴黏液型类癌。5例患者甲状腺肿类癌的甲状腺滤泡成分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均呈甲状腺标记物阳性，类癌成分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均呈神经内分泌标记物及生长抑素受体2(SSTR2)阳性，例2和例3中黏液型类癌均呈突触素(Syn)阳性、嗜铬素A(CgA)阳性、CDX2阳性。5例患者肿瘤Ki-67增殖指数均<2%。此外，5例患者的甲状腺滤泡不同程度地表达神经内分泌标记物。4例术后随访未发现肿瘤复发转移，1例失访。在PubMed和SEER数据库分别检索了1971－2021年和1988－2011年报道的原发性卵巢甲状腺肿类癌病例，共28例，患者平均年龄分别为51岁和46岁，除1例出现淋巴结转移和1例死亡外，其余在随访期间均未发现肿瘤复发转移。结论 原发性卵巢甲状腺肿类癌是一种罕见的卵巢肿瘤，部分病例可伴囊性畸胎瘤及黏液型类癌，常缺少典型的临床表现，病理取材及诊断时应避免漏诊。Ⅰ期患者可选择保留更多脏器功能的手术方式，预后较好，但需长期随访以排除复发及隐匿转移。

近年来，得益于对肿瘤免疫认识的不断深入，免疫治疗尤其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临床上的应用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免疫治疗显示出巨大的抗肿瘤潜力，但目前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获益人群有限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开发新的治疗策略以增大免疫治疗获益人群的比例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化疗作为传统的抗肿瘤治疗手段之一，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其在抗肿瘤免疫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化疗药物可通过影响免疫微环境、激活抗肿瘤免疫反应等途径，提高肿瘤细胞对程序性死亡蛋白-1及其配体(PD-1/PD-L1)抑制剂的敏感性。此外，化疗药物还可影响肿瘤细胞本身，上调PD-L1的表达，诱导PD-L1介导的肿瘤免疫抑制表型。大量临床研究证据提示，化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具有协同作用，因此联合治疗有望成为一种新的免疫治疗策略。本文通过分析相关基础及临床研究证据，综述化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应用对肿瘤的治疗作用，旨在为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提供新的思路，也为临床联合化疗与免疫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生长激素(GH)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是人体内重要的内分泌激素，其相关疾病(如肢端肥大症和生长激素缺乏症)可导致继发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及病死率明显增高。临床上，血清GH、IGF-1的测定与监测是此类疾病诊断、评估疗效以及制定后续治疗方案的重要手段，受到临床医师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血清GH、IGF-1水平是一致的，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报道血清GH与IGF-1结果可出现不合理甚至矛盾的情况。在血清GH和IGF-1水平不一致的情况下，用于评估疾病状态及控制程度的可靠生化标准目前存在争议，对其进行合理解释也是一个临床难题。本文针对血清GH及IGF-1的检测方法、生理病理状态、药物等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进行阐述，提出临床上需要仔细梳理可能导致不合理结果的因素，以期更准确地判断检测结果并对相关疾病进行恰当的诊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