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应用国际肥胖新定义分析孕早期体质指数（BMI）、体脂率及综合指标与巨大儿的关联。

研究对象来自北京大学–潍坊出生队列。于2024年3月—2025年2月招募孕早期（孕6周～孕13周+6 d）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建档和体检并于2025年8月1日前在该院分娩的650名孕妇，孕早期询问收集其基本人口学信息，现场测量身高、体重并计算BMI，采用生物电阻抗分析法检测体脂率，在分娩期获取分娩孕周、胎儿性别和出生体重等信息，采用BMI、体脂率、国际肥胖新定义3种方式判定母亲孕早期肥胖，并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及趋势检验分析孕早期肥胖与巨大儿的关联。

在650名孕妇中，26.31%为BMI超重，14.00%为BMI肥胖，66.46%为体脂过多。巨大儿发生率为8.62%。相较于BMI正常的孕妇，超重孕妇与巨大儿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P=0.079），肥胖孕妇分娩巨大儿风险增加4.155倍（OR=5.155，95%CI=2.451～10.843）。相较于体脂正常孕妇，体脂过多的孕妇分娩巨大儿的风险增加1.546倍（OR=2.546，95%CI=1.243～5.215）。相较于BMI和体脂率均正常的孕妇，BMI超重合并体脂过多的孕妇和BMI肥胖合并体脂过多的孕妇分娩巨大儿的风险分别增加1.318倍（OR=2.318，95%CI=1.006～5.338）和5.437倍（OR=6.437，95%CI=2.670～15.516），随着孕早期综合BMI和体脂率2项指标分级的升高，巨大儿发生风险升高的趋势性检验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应用国际肥胖新定义综合BMI和体脂率2项指标发现孕早期肥胖与巨大儿的关联强度随综合指标分级的升高而增加，为孕早期BMI正常合并体脂过多和BMI超重合并体脂过多的孕妇巨大儿发生的早期预防提供科学依据。

分析1982—2015年中国成年人超重与肥胖的长期趋势、增长率及人群差异，为精准防控提供依据。

利用1982、1992、2002、2012和2015年全国营养调查及健康状况监测数据，计算加权超重率与肥胖率，采用逆方差加权线性回归分析长期趋势并进行预测，使用几何增长模型计算不同时期的几何年均增长率（CAGR）。

1982—2015年，中国成年人超重率从11.0%升至33.3%，肥胖率从1.9%升至14.1%，预计2030年将分别达43.2%和17.3%。超重与肥胖的增长过程均呈现显著的时期波动与人群异质性：超重与肥胖的CAGR均在2002—2012年放缓（分别为2.1%和4.8%）后，于2012—2015年回升（分别为3.3%和7.9%）。1982—2015年，男性超重与肥胖的CAGR均持续高于女性，且在2012—2015年最为突出（男性肥胖CAGR达10.5%，女性为5.4%）。1982—2015年45～59岁年龄组超重率始终最高，且自2002年起肥胖率超过≥60岁组居于首位（2015年超重率40.3%，肥胖率16.2%）；18～44岁青年组虽超重率和肥胖率尚低，但其超重与肥胖的CAGR长期处于各年龄组领先水平（2012—2015年CAGR分别为4.0%和10.2%）。西部地区成为新增长高地，2012—2015年其超重与肥胖CAGR分别高达8.0%和13.4%。

中国成年人超重与肥胖流行持续加剧，增长模式已从普遍性上升转变为由性别、年龄和地域因素驱动的结构性增长。

研究新体质指数推荐标准下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体质指数（BMI）水平并分析不同BMI水平人群的分布特征。

共纳入2015—2017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研究中3 262名高龄老年人，采用2025年最新发布的《高龄老年人体质指数适宜范围与体重管理标准》判定高龄老年人适宜体质指数水平，并应用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结果进行加权调整，采用基于复杂抽样设计校正的Rao-Scott χ²检验分析高龄老年人体质指数分布特征。

2015—2017年中国80岁及以上城市高龄老年人加权BMI平均水平为（23.5±0.2）kg/m²，农村为（22.4±0.2）kg/m²，我国城乡高龄老年人BMI总体分布趋势相同，但农村高龄老年人BMI水平略低于城市高龄老年人（F=20.94，P<0.01）；在新的标准下44.6%的高龄老年人BMI水平处于适宜范围，43.0%的高龄老年人BMI水平低于适宜范围；居住在农村（65.3%）、中西部地区（34.4%、25.0%）、文化水平在小学及以下（89.8%）、家庭人均年膳食支出水平较低（23.0%）的高龄老年人低于BMI适宜水平的比例较高（均P<0.01）。

在新的BMI适宜范围标准下，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BMI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提示我国高龄老年人目前的营养问题仍以营养不足为主。了解新标准下高龄老年人的BMI水平及分布特征可为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提供新的数据支撑。

编制中小学生体重管理知识评价量表，评价其信效度。

采用文献研究、德尔菲专家咨询（2轮）等方法构建中小学生体重管理知识初始量表；于2025年4—5月采用方便抽样法在天津、江苏、河北、湖北、四川和宁夏回族自治区6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小学共抽取2 611名小学三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学生开展正式调查，对其体重管理知识情况进行分析；采用临界比值法、离散趋势法、因子分析法、相关系数法筛选量表条目；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和重测信度（ICC）评价量表信度；采用条目水平效度指数（I-CVI）、水平效度指数（S-CVI）、探索性因子分析、内在相关性检验、平均方差萃取量（AVE）、组合信度（CR）、因子AVE平方根和该因子与其他因子间相关系数比较等评价量表效度。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中小学生体重管理知识评价量表包括预防认知、终生管理、监测评估、膳食营养、合理运动、睡眠心理、科学减重、全家行动8个维度40个条目，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6.342%。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25，各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01～0.896；重测信度为0.833，重测信度相关系数为0.811～0.882；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量表条目水平效度指数（I-CVI）为0.851～1.000，水平效度指数（S-CVI）为0.872。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预防认知、终生管理、监测评估、膳食营养、合理运动、睡眠心理、科学减重、全家行动8个公共因子与量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04、0.811、0.768、0.702、0.811、0.739、0.714、0.775（均P<0.01），模型拟合良好（χ²=2 681.847，CFI=0.901，TLI=0.891，GFI=0.869，IFI=0.903，NFI=0.882，RMSEA=0.071）；平均方差萃取量（AVE）为0.532～0.721，组合信度（CR）为0.735～0.796；量表维度相关性检验均符合标准且均小于所对应的AVE平方根；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

中小学生体重管理知识评价量表包括预防认知、终生管理、监测评估、膳食营养、合理运动、睡眠心理、科学减重、全家行动维度，信效度良好，可用于测量我国中小学生体重管理知识。

探讨河北省农村成年居民膳食模式的特征及其与肥胖的关系，为制定针对性的农村膳食干预策略、降低肥胖率提供理论依据。

收集“202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中河北省6个农村监测点≥18岁常住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个人食物频率及体检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膳食模式，并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膳食模式与肥胖发生风险的关联。

纳入的2 479名≥18岁的农村居民中，肥胖率为25.78%，不吸烟人群肥胖率（26.74%）高于吸烟人群（22.20%），患高血压（34.16%）、糖尿病（38.60%）、血脂异常（32.74%）的人群肥胖率高于非患病人群；因子分析提取4种膳食模式，分别是动物蛋白—零食模式、蔬果模式、主食模式、面食—酒类模式，累计方差贡献率38.77%，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调整是否吸烟、是否患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等混杂因素后，动物蛋白—零食为主的膳食模式高分组，发生肥胖的风险高于低分组（Q3高分组OR=1.491，95%CI=1.177～1.889，P=0.001）。

河北省农村成年居民膳食模式与肥胖存在关联，动物蛋白—零食膳食模式可能增加肥胖的患病风险。

全面了解广东省深圳市医疗卫生机构体重管理门诊开设情况及服务状况，为推动我国体重管理服务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提供有力的循证依据。

于2025年6月采用普查法对深圳市62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简称“大型医院”）和734家社区健康服务机构（简称“社康机构”）的医疗卫生机构体重管理门诊开设情况、服务能力情况、设备配备情况、延伸服务情况、技能培训接受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问卷调查。

大型医院和社康机构体重管理门诊开设比例分别为83.87%和11.58%，大型医院体重管理门诊开设比例高于社康机构（χ²=209.68，P<0.001）。在开设能力方面，大型医院体重管理门诊相关能力（除开展减重代谢手术）情况良好，社康机构体重管理门诊基础能力尚可但各专项干预能力相对薄弱，整体能力均显著弱于大型医院；在儿童青少年和孕产妇两类人群中，社康机构具有相应服务能力的情况均低于大型医院（均P< 0.01）。在设备配备方面，大型医院和社康机构体重管理门诊基础检查设备（除体脂秤和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基础评估设备配备比例均>80%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大型医院体重管理门诊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代谢评估设备（除超声骨密度仪）配备情况均优于社康机构（均P<0.01）。在延伸服务方面，大型医院体重管理门诊在主办体重管理相关技能培训及入校开展体重管理相关健康教育和义诊活动方面的开展比例分别为50.00%和40.38%，均高于社康机构体重管理门诊的17.65%和21.18%（均P<0.05）。在技能培训接受方面，大型医院体重管理门诊医护人员在内分泌代谢疾病、营养指导、运动指导和心理行为指导相关技能培训的接受比例分别为80.77%、76.92%、78.85%和59.62%，均高于社康机构的51.76%、48.24%、52.94%和32.94%（均P< 0.01）。大型医院体重管理门诊整体反映主要的问题为信息系统不能满足工作需求、宣传不足且门诊量少、无激励措施或激励措施落实不到位；社康机构整体反映主要的问题为设备设施不齐全、信息系统不能满足工作需求和医护人员技能不足。

深圳市医疗卫生机构体重管理门诊开设现状尚佳，社区健康服务机构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系统评估北京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多病共存患者体重管理方面的诊疗能力现状，识别存在的关键问题，为提升基层健康服务质量提供实证依据。

2025年10—11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抽取北京市基层卫生服务机构60家，并从中调查71名全科医生、69名药师及131例多病共存患者；通过政策研读、文献汇总和专家咨询，自行编制4类不同版本的调查问卷，分别对被调查机构、全科医生、药师和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主体框架分析法探讨北京市多病共存和肥胖的诊疗现状。

36.67%的基层医疗机构已经设立体重管理门诊，专业设备及多学科团队配置普遍不足；减重药配备率仅71.67%；全科医生擅长运动/饮食方案者不足40%，仅9.86%的全科医生能独立制定减重方案；34.35%的患者反映医生对体重管理的随访或跟踪不足；家庭医生签约率偏低，转诊流程和标准模糊。

北京市基层多病共存体重管理能力仍显薄弱，建议加强规范制定、资源保障、能力培训等方面综合施策，提升基层体重管理和慢病防治能力。

探索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蔬菜及水果摄入量与睡眠时长的关系，为改善该人群睡眠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2015—2017年）数据，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自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取2 319名高龄老人，并完成问卷调查、体格测量和实验室检测。调查其日均蔬菜、水果及蔬果总摄入量，并分别按升序将人群按五分位法分组，将每日睡眠时长为7～9 h者定义为健康睡眠时长组，<7或>9 h者定义为非健康睡眠时长组，使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探索二者关系，并结合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探讨蔬果摄入与非健康睡眠时长的剂量—反应关系。

中国2 319名高龄老人中，非健康睡眠时长者占52.13%，且不同睡眠时长组在性别（χ²=6.672）、居住地（χ²=8.422）、文化程度（χ²=15.573）、家庭人均年收入（χ²=23.021）、婚姻状况（χ²=8.894）、身体活动水平（χ²=9.873）、静态行为（χ²=6.631）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且年龄（t=2.220）、蔬菜（t=3.420）、水果（t=3.470）及蔬果总摄入量（t=4.190）组间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在调整年龄、性别、BMI、居住地、文化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婚姻状况、家中有人共同居住、目前吸烟、目前饮酒、身体活动水平、静态行为、一年内参加健康体检以及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的患病情况后，蔬菜、水果及其总摄入量均与非健康睡眠时间的风险存在负向关联，最高组与最低组相比，蔬菜摄入量（OR=0.74，95%CI=0.56～0.97），水果摄入量（OR=0.72，95%CI=0.55～0.95），蔬果总摄入量（OR=0.71，95%CI=0.54～0.94）（均P_趋势<0.05）。RCS分析提示，水果摄入量、蔬果总摄入量与非健康睡眠时长呈显著负向线性关联（均P_非线性≥0.05）。

蔬菜、水果及蔬果总摄入量与中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非健康睡眠时长风险呈负向关联，本研究结果可为促进该人群保持健康睡眠时长提供潜在的干预策略。

探索中国≥80岁高龄老人胰岛素抵抗替代指数与高尿酸血症的关系，并评价不同指标对高尿酸血症的预测效能，为该人群高尿酸血症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2015—2017年）数据，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取的2 667名80岁以上高龄老人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测量和实验室检测。使用甘油三酯葡萄糖（TyG）指数并结合体质指数（BMI）、腰围（WC）、腰高比（WHtR）衍生的TyG-BMI、TyG-WC、TyG-WHtR指数、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TG/HDL-C）以及胰岛素抵抗代谢评分（MET-IR）作为胰岛素抵抗的评估指标，并分别按升序将人群按四分位法分组，将男性血尿酸浓度≥420 μmol/L及女性血尿酸浓度≥360 μmol/L者定义为患有高尿酸血症，使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二者关系，并结合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比较不同指标对高尿酸血症患病的预测效能。

中国2 667名高龄老人中，患高尿酸血症者占23.24%，且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与体质指数（χ²=38.167）、婚姻状况（χ²=4.012）、睡眠时间分组（χ²=6.452）及高血压（χ²=12.320）、糖尿病（χ²=4.922）、血脂异常患病情况（χ²=38.541）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在调整年龄、性别、BMI、居住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目前吸烟、目前饮酒、身体活动水平、睡眠时间以及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的患病情况后，各胰岛素抵抗指数最高组与最低组相比，TyG（OR=1.79，95%CI=1.30～2.45）、TyG-BMI（OR=2.41，95%CI=1.41～4.13）、TyG-WC（OR=1.84，95%CI=1.27～2.67）、TyG-WHtR（OR=1.99，95%CI=1.39～2.86）、TG/HDL-C（OR=1.81，95%CI=1.31～2.50）、MET-IR（OR=2.20，95%CI=1.32～3.69），更高的胰岛素抵抗指数均与高尿酸血症的患病风险存在正向关联。ROC分析提示，TyG-WC指数对高龄老人高尿酸血症患病情况的预测效能最优。

TyG、TyG-BMI、TyG-WC、TyG-WHtR、TG/HDL-C以及METS-IR为中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患有高尿酸血症的独立风险因素，且TyG-WC指数可作为中国高龄老人高尿酸血症患病风险的较优预测因子，为该人群高尿酸血症的防治工作提供新靶点。

了解中老年人群咀嚼功能与糖尿病患病的关系以及膳食因素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为口腔健康影响代谢疾病的机制研究以及糖尿病的早期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收集2022—2023年“中国发展与营养健康影响队列调查”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中黑龙江省、辽宁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江苏省、陕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贵州省10个地区具有完整人口经济学、咀嚼功能、食物摄入量、疾病史、体格测量和血生化检测数据的2509名≥55岁中老年人群的相关数据，应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咀嚼功能与糖尿病患病的关系，并应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不同种类食物摄入的中介效应。

纳入分析的2509名中老年人群中，有咀嚼障碍者805人（32.08%），患糖尿病者516例（20.57%）；全人群中咀嚼功能正常中老年人群其他谷物和杂豆、薯类、蔬菜、水果、蛋类、豆类及其制品、坚果、鱼虾类、畜类和烹调油的摄入量分布均高于咀嚼功能障碍中老年人群，咀嚼功能正常中老年男性其他谷物和杂豆、薯类、水果、畜类和烹调油的摄入量分布均高于咀嚼功能障碍中老年男性，咀嚼功能正常中老年女性水果、蛋类、豆类及其制品、坚果、鱼虾类和畜类的摄入量分布均高于咀嚼功能障碍中老年女性（均P<0.05）；在调整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工作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吸烟情况、饮酒情况、总身体活动量、是否高血压、是否血脂异常、体质指数和各类食物摄入量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咀嚼功能障碍中老年人群患糖尿病的可能性较咀嚼功能正常中老年人群高28.8%（OR=1.288，95%CI=1.029～1.612），按性别分层后，咀嚼功能障碍中老年女性患糖尿病的可能性较咀嚼功能正常中老年女性高39.8%（OR=1.398，95%CI=1.033～1.894）；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水果摄入量在全人群（ab=0.005，P=0.032）和女性（ab=0.006，P=0.018）中老年人群咀嚼功能与糖尿病患病关系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豆类及其制品摄入量在女性中老年人群咀嚼功能与糖尿病患病关系中亦具有显著中介作用（ab=0.006，P=0.045）。

中老年人群咀嚼功能障碍与糖尿病患病可能性升高有关，水果摄入量是重要的中介因素。

探讨家庭聚餐指数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分析代际团结与孤独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于2024年9—12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对天津市D区1 165名≥60岁老年人进行横断面调查，使用家庭聚餐指数量表、代际团结量表、孤独感量表及主观幸福感量表收集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与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 000次）检验中介效应。

家庭聚餐指数、代际团结、孤独感及主观幸福感量表得分分别为（32.45±8.72）、（68.34±15.23）、（18.56±5.89）和（36.78±6.95）分。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χ²/df=1.98，CFI=0.97，RMSEA=0.036），路径分析显示，家庭聚餐指数直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20，P<0.001）、代际团结（β=0.39，P<0.001）直接负向预测孤独感（β= –0.18，P<0.001）；代际团结显著负向预测孤独感（β= –0.50，P<0.001）且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25，P<0.001）；孤独感直接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 –0.43，P<0.001）；家庭聚餐指数通过代际团结至孤独感的链式路径影响主观幸福感。

家庭聚餐通过增强代际团结和缓解孤独感，显著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为老龄化社会的家庭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系统梳理并分析2024—2025年世界卫生大会（WHA）对健康老龄化的主题分布、时空变化及WHO各成员国健康老龄化相关主题频次的影响因素。

收集并整理世界卫生大会第77届和第78届会议（WHA77和WHA78）会议议程、边会议程及成员国发言记录，并结合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开数据和政策文件，采用描述性分析与Tobit回归，描述涉及健康老龄化主题的现况及时空变化，并探讨社会人口指数（SDI）、人均GDP、人口老龄化水平以及国家政策与数据建设等因素的影响。

两届WHA均未设立独立健康老龄化议题，但关键词嵌入在全民健康覆盖等议题中。相比WHA77，WHA78健康老龄化涉及频次增加，覆盖范围扩大，尤其集中于欧洲与亚太地区。WHA77多集中在全民健康覆盖议题，而WHA78则更多在慢性病和痴呆症议题。在WHA78中，具备健康老龄化相关国家数据（β=1.20，95%CI= 0.21～2.18）、较高人均GDP（β_Q1 = –3.13，95%CI= –5.75～–0.50）以及中SDI（β_高SDI= –2.15，95%CI= –4.27～–0.04）的成员国更可能涉及健康老龄化主题。

WHA 中健康老龄化相关主题频次受不同国家数据能力、国家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尽管目前 WHA 尚未设立独立的健康老龄化议题，但相关主题在大会正式议程及边会议题的跨领域讨论中的涉及频次及其时空分布均呈现出持续上升与扩展的趋势。

系统评估综合医疗改革（综合医改）对中国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供给的影响，为优化我国医改政策提供证据支持。

基于《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等构建中国2012—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我国综合医改试点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从“规模—结构—可及性”维度系统评估其对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供给的影响，并通过对浙江、广东、湖南、河南、四川和云南6个省份30名关键受访者的半结构化访谈进行主题分析以验证并深化定量研究发现。

多期DID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综合医改可显著提升基层卫生人员千人拥有量（β=0.079，P=0.046）和基层注册护士千人拥有量（β=0.045，P=0.001），卫生人员和注册护士这2种基层医疗资源的结构占比（β=0.006，P=0.088；β=0.009，P=0.010）和可及性（β=0.038，P=0.014；β=0.085，P=0.001）均显著提高；基于半结构化访谈的主题分析结果显示，综合医改通过分配机制、资源配置、治理结构、技术应用和制度设计五大机制影响我国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供给，而政策衔接与体制机制改革不足则制约了整体成效。

综合医改显著改善中国基层医疗资源的结构、可及性维度，但基层医师仍然紧缺，未来应着力构建整合型基层医疗资源供给体系的长效治理机制，从单点试行到多点并行、从单一零散到系统整合，助力健康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分析上海市浦东新区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成员的公共卫生知识知晓情况及培训需求，为加强基层公共卫生队伍建设提供依据。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于2024年7—8月通过问卷星平台对浦东新区1 525个村（居）委的5 365名委员会成员进行在线问卷调查，采用χ²检验和多元logistic回归进行相关因素分析。

调查对象总体公共卫生知识知晓率为54.71%，其中消毒与个人防护维度知晓率最低（45.41%）；不同性别、年龄、学历、岗位类别、地区、新冠病毒感染期间参与流行病学调查次数、培训需求均对公共卫生知识得分有影响（均P<0.05）。多因素分析表明，女性（OR=1.215，95%CI=1.078～1.369）、本科及以上学历（OR=1.305，95%CI=1.063～1.603）、家庭医生（OR=2.022，95%CI=1.698～2.407）、城郊结合地区（OR=1.202，95%CI=1.034～1.398）、流行病学调查次数>10次（OR=1.469，95%CI=1.238～1.743）成员知识知晓情况明显更好；>55岁（OR=0.674，95%CI=0.524～0.868）、偏远农村（OR=0.82，95%CI=0.675～0.996）、无培训意愿成员（OR=0.682，95%CI=0.572～0.814）知识知晓率更低。培训需求分析显示，调查对象最需要常见传染病防治（70.89%）和消毒防护（70.61%）知识培训，培训方式和内容偏好于现场授课（60.09%）和实践操作（54.63%）。

浦东新区公共卫生委员会已形成多元协作的组织框架，但成员总体公共卫生知识知晓率仍待提升，尤其在消毒防护等实操技能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了解江苏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者对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的认知、态度及相关建议，为完善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政策、推动医防融合提供参考。

于2024年12月，采用方便抽样法结合滚雪球法，以江苏省85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者为对象，通过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在线调查，运用SPSS 27.0和Nvivo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91.76%（78/85）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者已了解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的相关信息，95.29%（81/85）认可公共卫生医师的“医师”身份，92.94%（79/85）支持公共卫生医师经培训后享有相应处方权；92.94%（79/85）认为赋予处方权可提供一体化医防服务；92.94%（79/85）认为执业范围模糊、法规不明等是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落地实施的主要阻碍；同时建议从慢性病管理等方向扩展处方权执业范围。98.25%（56/57）认为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培训考核需含对应临床知识技能，预防医学教育应增临床实践课时，向临床医学逐步靠拢。处方权缺失的弊端认知（χ²=6.740，P<0.05）和培训考核方式的选择（χ²=7.577，P<0.05）与原专业是否为预防医学显著相关，对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的准入建议与是否为公卫（助理）医师显著相关（χ²=6.518，P<0.0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者对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普遍持积极态度，但受法规模糊、培训不足、患者信任度低等因素制约，建议需从制度规范、培训考核、认知引导等方面完善，以推动处方权落地及医防融合。

了解浙江省县（市、区）层面不同特征地区公共卫生安全水平均衡性现状，为全省精准施策提供依据。

根据公共卫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收集浙江省7个县（市、区）2023年公共卫生安全相关数据，采用熵权逼近理想解排序（TOPSIS）计算每个县（市、区）的指标值。再根据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地形、不同县级行政类别分组计算政策保障、资源支撑、健康环境、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脆弱人群6个维度的综合贴近度。采用变异系数计算公共卫生安全发展水平的均衡程度。

浙江省中等发达地区的公共卫生安全水平综合贴近度最高（0.644 0），且远高于发达地区（0.399 3）和欠发达地区（0.344 6），其中健康环境维度在3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间变异系数高达91.25%。平原地区的公共卫生安全水平综合贴近度最高（0.525 0），其次为海岛（0.353 9）和山区（0.333 3），后两者应急处置维度贴近度均接近理想值1.000 0。县级市的公共卫生安全水平综合贴近度最高（0.666 0），其次为市辖区（0.435 9），最后为县（0.382 2），其中健康环境和应急处置维度在3个不同行政类别地区间变异系数较高，分别达68.77%和51.93%。

浙江省不同特征县（市、区）的公共卫生安全水平存在一定的非均衡性。中等发达地区的总体公共卫生安全水平较高，以健康环境较为突出。山区海岛具有突出的应急处置优势，但健康环境和监测预警能力不及平原地区。县级市的总体公共卫生安全水平较高。

分析新时期监管对象对卫生监督相关工作及体验感的综合评价状况，并探究主要影响因素，为优化卫生监督工作、提升监管效能提供科学依据。

于2024年11月，采用便利抽样法，对东部典型经济发达地区的4种单位类型（公共场所、医疗机构、学校/托幼机构、企业）3 156名监管对象进行调查，了解其基本情况、认知情况、监督检查及复查情况、培训及指导情况、执法规范及监督力度、满意度情况、工作配合情况，采用“满意度”作为衡量“体验感”的核心指标，在总体分析监管对象工作反馈和体验感状况基础上，运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探究主要影响因素。

3 156名监管对象地域分布为中心城区955人（30.3%），近郊区1 085人（34.4%），远郊区1 116人（35.3%）；单位类型包含公共场所1 335人（42.3%），企业617人（19.6%），学校/托幼机构611人（19.4%）和医疗机构593人（18.8%）。总体上51.1%、中心城区和公共场所分别有58.4%和54.5%表示“非常了解”本行业法律法规。总体48.1%、中心城区和医疗机构分别有51.9%和51.3%的监管对象认为获取相关信息“非常容易”。81.5%监管对象表示执法过程“非常规范”；监管对象对卫生监督工作的总体满意度得分（4.73±0.51）分，其中学校/托幼机构满意度最高，得分（4.77±0.47）分，企业得分相对较低，为（4.71±0.51）分；中心城区满意度得分（4.79±0.46）高于近郊区（4.70±0.54）和远郊区（4.70±0.5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监管对象体验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执法过程规范程度（β=0.580，P<0.001）、法律法规了解程度（β=0.039，P=0.004）、信息获取难易程度（β=0.062，P<0.001）和工作职责了解程度（β=0.095，P<0.001），均呈显著正向影响，被处罚情况（β= –0.100，P=0.007）呈显著负向影响。

新时期监管对象对卫生监督工作的总体认知和评价反馈较好，体验感较好；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监管对象存在明显差异，中心城区和学校/托幼机构监管对象评价相对较高，郊区和企业监管对象评价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