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刊目录科学筛选海量高质量的卫生科学证据、透明且可靠地转化为指导卫生实践推荐意见并辅助卫生决策，是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也是循证卫生的核心环节。本文介绍从卫生科学证据到推荐与决策的基本原则，围绕证据推荐分级的评估、制订与评价（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GRADE）工作组于2025年6月所发布的从卫生科学证据到推荐和决策的原则（简称Core GRADE 7），系统阐述从卫生证据评估到形成推荐意见全过程中的关键原则、决策框架及基本流程。本文对国际卫生科学证据到推荐与决策的原则（Core GRADE 7）的核心内容进行解读，阐明Core GRADE 7如何通过结构化的“证据到决策”（EtD）框架，系统权衡干预措施的利弊，评估证据的确定性，并整合患者价值与偏好、卫生资源、可接受性、公平性等多维因素，最终形成有明确方向与强度的推荐意见，为我国卫生实践指南的制定者、公共卫生从业者、卫生决策者及研究者提供参考。
分析父母情绪症状与学龄前儿童睡眠障碍的关联，为儿童睡眠障碍防控提供依据。
于2024年9—10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安徽省合肥市12所幼儿园3 749名儿童，由父母分别填写情绪自评量表，由母亲填写家庭一般情况和儿童睡眠障碍问卷，通过儿童相关信息关联父母问卷，建立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父母情绪症状与学龄前儿童睡眠障碍的关联。
学龄前儿童睡眠障碍检出率为4.11%。父母有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压力症状均与学龄前儿童睡眠障碍问题的发生风险增加有关（均P<0.001）。以父母均无焦虑为参照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父亲无焦虑母亲有焦虑（OR=6.87，95%CI=4.07～11.59）、父亲有焦虑母亲有焦虑（OR=8.80，95%CI=3.87～20.01）与男童睡眠障碍风险增高有关；父亲有焦虑母亲无焦虑（OR=5.01，95%CI=2.44～10.29）、父亲无焦虑母亲有焦虑（OR=7.57，95%CI=4.21～13.61）、父母均有焦虑（OR=12.56，95%CI=5.11～30.90）与女童睡眠障碍风险增高有关。以父母均无抑郁为参照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父亲无抑郁母亲有抑郁（OR=5.26，95%CI=3.03～9.11）、父母均有抑郁（OR=8.39，95%CI=3.17～22.22）与男童睡眠障碍的风险增高有关；父亲有抑郁母亲无抑郁（OR=2.52，95%CI=1.02～6.22）、父亲无抑郁母亲有抑郁（OR=3.30，95%CI=1.74～6.27）、父母均有抑郁（OR=19.99，95%CI=8.68～46.05）与女童睡眠障碍的风险增高有关；以父母均无压力为参照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父亲无压力母亲有压力（OR=5.75，95%CI=3.19～10.36）、父母均有压力（OR=12.19，95%CI=3.05～48.65）与男童睡眠障碍的风险增高有关；父亲有压力母亲无压力（OR=4.28，95%CI=2.04～8.96）、父亲无压力母亲有压力（OR=2.78，95%CI=1.35～5.69）、父母均有压力（OR=14.09，95%CI=3.89～51.10）与女童睡眠障碍的风险增高有关。
父母有负性情绪症状与学龄前儿童睡眠障碍问题风险的增加相关，应关注母亲有负性情绪症状以及父母均有负性情绪症状的儿童，尤其需要关注对女童的影响。
分析河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地区家庭相关因素对学生超重和肥胖的影响。
于2023年10—11月，在河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地区的4个重点监测县，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5 835名中小学生进行身高和体重测量，并对家长进行问卷调查。运用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超重和肥胖影响因素，并建立随机森林模型。
中小学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为30.76%，男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36.05%）高于女生（25.29%）（χ2=79.321，P< 0.05），小学生（34.06%）高于初中生（25.08%）（χ2=51.243，P<0.05），县城学生（34.30%）高于村镇学生（29.60%）（χ2=11.303，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生（OR=0.625，95%CI=0.556～0.703）、初中（OR=0.703，95%CI=0.620～0.797）、村镇（OR=0.849，95%CI=0.736～0.980）、学生的主要照料人为其他（OR=0.838，95%CI=0.739～0.950）、母亲文化程度（中学：OR=1.240，95%CI=1.040～1.479；大专及以上：OR=1.490，95%CI=1.113～1.995）、上一年家庭税后纯收入总和≥10万元（OR=1.515，95%CI=1.145～2.004）、学生挑食或偏食（极少：OR=0.826，95%CI=0.705～0.967；有时：OR=0.444，95%CI=0.378～0.521；多数/总是：OR=0.409，95%CI=0.322～0.520）、家长对学生体型的认识错误（OR=2.283，95%CI=2.029～2.568）、家长采取措施干预学生体重（OR=1.198，95%CI=1.063～1.350）与超重和肥胖存在关联（P<0.05）。随机森林模型显示AUC为0.743，基尼指数显示贡献度前2的变量为家长采取措施干预学生体重（187.452）和家长对学生体型的认识（174.191）。
河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地区学生超重和肥胖率较高，以家庭为基础进行预防和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了解河南省中小学生戴镜和视力矫正情况，为开展中小学生近视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于2023年9—10月，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河南省158个县区选取351 497名中小学生进行视力筛查和问卷调查，分析不同人口学特征和影响因素下学生视力矫正情况。
2023年河南省中小学生戴镜率为30.24%（106 292/351 497），其中女生戴镜率为33.63%（56 473/167 906），高于男生的27.14%（49 819/183 591）；城区为33.35%（44 597/133 707），高于郊县的28.33%（61 695/217 790）；戴镜率随学段呈上升趋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50.34%（101 948/202 518）的近视学生进行配镜矫正。视力未矫欠矫率达64.42%（130 469/202 518），其中男生未矫欠矫率为65.71%（65 789/100 113），高于女生的63.16%（64 680/102 405）；郊县为65.53%（80 322/122 579），高于城区的62.73%（50 147/79 939）；未矫欠矫率随学段呈下降趋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自认为不近视（OR=3.940，95%CI=3.122～4.973）、有时佩戴眼镜（OR=2.157，95%CI=2.090～2.227）、从不佩戴眼镜（OR=2.592，95%CI=2.488～2.701）与近视学生视力未矫欠矫率升高有关；近1年视力检查1～2次（OR=0.593，95%CI=0.557～0.631）和≥3次（OR=0.494，95%CI=0.462～0.529）、配镜前仅验光（OR=0.616，95%CI=0.586～0.648）、仅散瞳（OR=0.733，95%CI=0.669～0.797）以及验光和散瞳（OR=0.593，95%CI=0.563～0.624）与近视学生视力未矫欠矫率降低有关。
河南省中小学戴镜率较低，但近视学生视力未矫欠矫率较高，应加强中小学生科学视力矫正的宣传教育。
基于核心素养框架构建青少年医学素养评价指标，为教育及卫生部门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健康教育干预措施及青少年医学素养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及基础。
2024年11月—2025年10月，通过文献研究、半结构化访谈、小组讨论构建指标条目池，采用德尔菲法对18名专家进行2轮咨询确定评价指标，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2轮专家咨询问卷回收率均为100%，专家权威系数均为0.93，专家权威程度较高；2轮专家意见协调系数Kendall′s W 分别为0.316、0.276，组内相关系数分别为0.935、0.961，专家意见一致性较好。 构建的青少年医学素养评价指标包括基本医学知识、医疗救护技能、医学认知态度3个维度，11个二级指标，56个条目。一级指标权重从大到小分别是基本医学知识（0.400）、医学认知态度（0.400）、医疗救护技能（0.200）。二级指标中，认知（0.500）、疾病防治知识（0.391）、常见急症处理（0.351）、基础生命知识（0.351）权重居前4位。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一致性比率均<0.1，满足一致性检验的标准要求，指标权重分配合理。
构建的青少年医学素养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可为教育部门及学校制定青少年健康教育课程内容提供参考。
探讨小学生课堂久坐总时长、久坐积累模式（单次久坐时长与久坐间断时长）的特征及与体质健康之间的关系。
于2023年9—10月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湖北省武汉市、浙江省金华市605名1～5年级小学生，使用加速度传感器测量久坐总时长，并统计不同类型的单次久坐时长与单次久坐间断时长，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对受试者进行体质健康测评，采用二分类逻辑回归探讨久坐总时长、久坐积累模式与体质健康间的关系。
受试小学生久坐总时间占课堂总时间的65.2%，单次久坐1～19 min占比（47.3%）与单次久坐间断1～4 min占比（17.7%）最高。单次久坐5～9 min、≥20 min时长占比最高的Q4组发生体质健康未达标优良的概率为Q1组的0.451倍（OR=0.451，95%CI=0.247～0.823）和2.16倍（OR=2.16，95%CI=1.043～4.474）；久坐总时长占比、单次久坐间断时长占比与体质健康未达标优良之间均无显著关联。进一步分析体质健康评价指标发现，久坐总时长占比最高的Q4组发生身体成分未达标优良的概率为Q1组的3.673倍（OR=3.673，95%CI=1.085～12.434）；而单次持续5～9 min久坐时长占比最高的Q4组发生速度素质、力量素质未达标优良的概率为Q1组的0.48倍（OR=0.48，95%CI=0.262～0.881）和0.378倍（OR=0.378，95%CI=0.162～0.882）；单次持续≥20 min久坐时长占比最高的Q4组发生身体成分、力量素质未达标优良的概率为Q1组的4.969倍（OR=4.969，95%CI=1.406～17.560）和2.717倍（OR=2.717，95%CI=1.120～6.593）。
小学生课堂久坐呈短时性、间歇性的“碎片化”特征。相对于课堂久坐总时长，在课堂中缩短单次久坐时长对于小学生健康更为重要。针对小学生的身体成分，需减少课堂中的久坐总时长与单次久坐时长；针对力量素质、速度素质指标的提升，则主要通过缩短课堂单次久坐时长来达成。
探究黑龙江省6～18岁学生超重和肥胖流行特征及影响因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减重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于2024年10月—2025年4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对黑龙江省6地市及其下辖县（区）的6～18岁共50 734名在校学生进行身体测量和问卷调查，根据《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WS/T 586—2018》标准判定超重与肥胖，采用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行数据分析。
6～18岁学生超重率为17.45%，肥胖率为23.46%；男生超重率为20.78%，肥胖率为28.41%，女生超重率为14.01%，肥胖率为18.35%，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 486.520，P<0.01）。小学超重率为17.30%，肥胖率为30.10%；初中超重率为17.22%，肥胖率为21.10%；高中超重率为18.45%，肥胖率为18.16%，不同学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640.236，P<0.01）。男女生不同年龄段超重和肥胖率变化有所不同，男生超重率呈“增—降—增”的双峰特征，女生则为“降—增”的单峰特征；而男女生肥胖率均呈平稳回落趋势。总体分析结果显示，每餐用时短、每周吃夜宵频次高、非独生子女、每周运动频次低、单次运动持续时间短、家庭结构不完整、与主要照料人冲突频发与超重和肥胖风险增加有关（均P<0.05）。学段分层分析显示，小学阶段每餐用时短、每周运动频次低与超重和肥胖风险增加有关（均P<0.05）；中学阶段每餐用时短、每周吃夜宵频次高、单次运动持续时间短、与主要照料人冲突频发、家庭结构不完整与超重和肥胖风险增加有关（均P<0.05）。
黑龙江省 6～18岁学生超重和肥胖率较高，需结合本省膳食特征和生活习惯，推进健康饮食与运动干预，实施分性别、分学段精准管理，强化家庭支持与学校健康教育。
探究澳门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状况、变化趋势以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5—2020年澳门儿童青少年体质监测视力数据，以澳门16 688名6～18岁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通过趋势χ2检验分析视力不良检出率变化趋势，采用单因素分析与多元logistic回归探讨儿童青少年视力不良的影响因素。
2005—2010年澳门儿童青少年总体视力正常率由39.7%下降至29.2%，呈现下降趋势（趋势χ2=108.3，P<0.01），随后总体视力正常率增加至2015年的30.1%和2020年的30.7%。重度视力不良率从2005年的36.4%持续上升至2020年的46.3%（趋势χ2=79.0，P<0.01），呈上升趋势。 2020年儿童青少年视力分析结果显示，男生视力正常率为33.0%，显著高于女生的28.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9，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体育课强度较低（OR=1.92，95%CI=1.08～1.41）、课外锻炼频率为0次/周（OR=2.52，95%CI=1.10～5.78）、睡眠时间<8 h/d（OR=2.08，95%CI=1.03～4.21）与视力不良风险升高相关；控制电子产品使用<30 min/d（OR=0.63，95%CI=0.41～0.97）、体育课中等强度运动（OR=0.51，95%CI=0.30～0.88）及合理控制完成功课时间（OR=0.44，95%CI=0.25～0.78）与视力不良风险降低相关。
2005—2020年澳门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问题呈现正常率下降及重度化趋势，主要受生活方式、锻炼缺失及学业压力影响。
个人行为受其社会环境的影响，青少年的健康相关行为不仅对个体的终生健康具有影响，还可能在社会网络中发生行为传染。本文从观察性与干预性研究的视角综述了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传染的研究进展，为我国青少年健康行为的干预与防控提供新的视角。研究表明，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纵向社会网络数据获取的困难、集中于单一行为、数据分析方法的不足以及干预措施的匮乏等。我国在这一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亟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了解我国苯丙酮尿症患者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强度，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各因素对不公平性的贡献程度。
基于2025年中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63户苯丙酮尿症患者家庭的横断面调查数据，依据WHO推荐的40%阈值界定灾难性卫生支出，测算发生率、平均差距和相对差距；运用集中指数及其分解法评估公平性，并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
苯丙酮尿症患者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为52.09%（137/263），农村家庭发生率[69.57%（112/161）]显著高于城镇[24.51%（25/102）]。城乡差距（OR=11.18，95%CI=5.367～23.295）及患者并发症（OR=2.35，95%CI=1.122～4.941）为主要风险因素。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呈现亲贫特征，集中指数为–0.43（95%CI= –0.52～–0.33），其中城乡差异对总体不公平的贡献率达65.53%。
我国苯丙酮尿症患者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风险高、强度大，存在明显的亲贫不公平，城乡差异是主要驱动因素。
评价亚太结直肠癌风险评分（APCS）问卷和粪便免疫化学检测（FIT）在人群结直肠癌筛查中单独及联合应用的效果，为结直肠癌精准防控与人群分层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收集2024年山东省结直肠癌筛查项目数据，研究对象为在13个地区以社区为单位招募的6 259名 40～74岁、当地居住≥3 年的社区居民。以病理检查结果为金标准，比较单一使用APCS问卷、单一使用FIT（50 ng/mL）、单一使用FIT（100 ng/mL）、联合使用APCS问卷和FIT（50 ng/mL）、联合使用APCS问卷和FIT（100 ng/mL）、直接进行结肠镜检查6种筛查方法的进展期病变检出率以及结肠镜检查负荷。
单一使用APCS问卷、单一使用FIT（50 ng/mL）、单一使用FIT（100 ng/mL）、联合使用APCS问卷和FIT（50 ng/mL）、联合使用APCS问卷和FIT（100 ng/mL）、直接进行结肠镜检查6种筛查方法的进展期病变检出率分别为10.50%、46.15%、41.14%、57.98%、52.05%、7.35%，结直肠癌检出率分别为1.06%、10.38%、15.19%、15.97%、21.90%、0.72%，进展期腺瘤检出率分别为9.44%、35.77%、25.95%、42.02%、30.14%、6.63%；不同筛查方法进展期病变、结直肠癌和进展期腺瘤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联合使用APCS问卷和FIT（50 ng/mL）方法对进展期病变和进展期腺瘤的检出率最高，联合使用APCS问卷和FIT（100 ng/mL）方法对结直肠癌的检出率最高。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单一使用FIT（50 ng/mL）方法对40～54岁社区居民进展期病变和进展期腺瘤的检出率最高，单一使用FIT（100 ng/mL）方法对40～54岁和55～64岁社区居民结直肠癌的检出率最高，联合使用APCS问卷和FIT（50 ng/mL）方法对男性、女性、55～64岁和65～74岁社区居民进展期病变和进展期腺瘤的检出率最高，联合使用APCS问卷和FIT（100 ng/mL）方法对男性、女性和65～74岁社区居民结直肠癌的检出率最高（均P<0.001）。以每检出1例病变所需结肠镜次数作为评价人群筛查时结肠镜检查负荷的指标，联合使用APCS问卷和FIT（50 ng/mL）方法每检出1例进展期病变和进展期腺瘤所需的结肠镜次数均最少，分别为[1.72（95%CI=1.41～2.03）]次和[2.38（95%CI=1.95～2.81）]次；联合使用APCS问卷和FIT（100 ng/mL）方法每检出1例结直肠癌所需的结肠镜次数最少，为[4.56（95%CI=3.52～5.61）]次。
在医疗资源有限的地区推荐采用APCS问卷和FIT联合方法以快速识别结直肠癌高风险人群，但在医疗资源和资金充足的地区则推荐直接进行结肠镜检查以获取更全面且精准的病变检出情况。
基于气象滞后效应与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模型对广东省深圳市手足口病发病趋势进行预测，为建立更科学、精准的气象疾病风险预警系统提供方法学支撑。
收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中2015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深圳市523周的手足口病法定传染病报告卡数据，以周统计≤5岁儿童手足口病病例353 046例，整合周均气温（Temp）、相对湿度（RH）、温湿指数（THI）、体感温度（AT）、风速（WS）等气象参数，通过Spearman秩相关分析筛选显著相关变量构建基础模型（仅病例数）、单因素模型（病例+滞后1～3周Temp/RH）和复合模型（病例+滞后1～3周THI/AT）3种LSTM模型，以均方根误差（RMSE）、平均绝对误差（MAE）和决定系数（R2）评估和比较模型性能。
测试集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引入气象因素的所有模型均优于基础模型（RMSE=211.109，MAE=117.654，R2=0.942）；在单因素模型中，温度滞后2周（Temp-lag2周）模型表现最佳（RMSE=179.915，MAE=108.290，R2=0.958），相对湿度滞后2周（RH-lag2周）模型在所有模型中最优（RMSE=177.457，MAE=97.873，R2=0.959）；在复合模型中，温湿指数滞后2周（THI-lag2周）模型最佳（RMSE=185.061，MAE=103.817，R2=0.956），但仍略逊于RH-lag2周模型；RH-lag2周模型在预测2025年前20周发病趋势时呈双峰结构（第10周与第15周），与2024年春季高峰峰型高度一致，且较2015—2024年平均高峰期（第9～35周）整体显著前移。
基于滞后2周RH构建的LSTM模型可有效表征湿热环境对肠道病毒存活与传播的促进作用，显著提升手足口病发病趋势预测精度。
分析2014年—2022年广州市气象因素对猩红热发病的影响。
分析广州市猩红热发病情况。使用Spearman相关、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和双变量响应模型，评估气象因素对猩红热发病风险的影响。
平均温度（rs= –0.255）、风速（rs=0.126）、气压（rs=0.116）和日照时长（rs= –0.177）与猩红热发病显著相关（P<0.05）。平均温度对猩红热发病呈低温危害效应和高温保护效应，当气温在12 ℃时，相对危险度（RR）达到峰值（1.41，95%CI=1.09～1.83）。风速和日照时长与猩红热发病的关系总体呈波浪形，风速在4.3 m/s时危害效应最强（RR=5.67，95%CI=1.61～19.84）；当日照时长>8 h/d时，风险效应明显增强，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5%CI=0.97～4.95）。气压对猩红热发病呈低气压的保护效应和高气压的危害效应；当气压为1 016.5 hPa时，RR达到峰值（2.26，95%CI=1.70～3.02）。低温、高风速、日照时间长、气压高等气象因素的联合交互作用会进一步提升广州市猩红热发病率。
平均温度、风速、气压和日照时长与猩红热发病呈非线性关系和滞后效应，且存在交互作用。因此，可以相应调整猩红热预防控制的工作重点。
构建并验证高血压和血脂异常共病农村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的风险诊断模型，为中国农村老年人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三高”共病防控和共管提供参考依据。
将 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CHARLS）中 583 例高血压合并血脂异常农村老年人的相关数据作为训练集，应用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高血压和血脂异常共病农村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的影响因素并构建风险诊断模型，通过 Hosmer-Lemeshow 方法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将 2023 年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 1 185 例同时患有高血压和血脂异常且结局变量和关键变量信息完整的 ≥65 岁老年人的体检数据作为外部验证数据，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模型分析中国内脏肥胖指数（CVAI）和白细胞计数与高血压合并血脂异常农村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的剂量—反应关系。
CHARLS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CVAI、是否饮酒和白细胞计数是高血压合并血脂异常农村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RCS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CVAI 和白细胞计数与糖尿病患病风险均呈线性正相关（非线性检验 P=0.944和0.538），糖尿病患病风险随着 CVAI 和白细胞计数水平的增高呈线性增高趋势；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P=0.739）、外部验证集的 ROC 曲线［曲 线下面积为0.924（0.910～0.939）］、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均表明本研究构建的糖尿病风险诊断模型具有较好的诊断性能。
本研究构建的高血压和血脂异常共病农村老年人糖尿病患病风险诊断模型具有较好的诊断性能和临床效益，在该人群中应将饮酒者、CVAI 和白细胞计数水平较高者作为糖尿病预防的重点人群。
为进一步提升我国涉水产品管理体系的规范性、有效性和科学性提供参考依据，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运用横向对比分析法从管理依据和管理流程两个维度对比国内外涉水产品管理体系，并根据对比结果，运用SWOT分析法分析我国管理现状中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
国际上，美国、欧盟以及日本在涉水产品管理方面起步较早，多采用由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产品安全性评价及认证的模式，上市后则由市场机制监管；第三方认证机构普遍发展成熟，检测标准完备，检验结果可信度较高。我国在管理体系建设方面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短时间内建立起了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对涉水产品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链条管理的体系，同时积极出台相关法规标准，最大程度保障人民健康。
美国、欧盟及日本的管理体现市场主导模式，政府侧重事后监管。我国是由行政部门主导标准制定与执行，侧重事前准入，但也在内容更新等方面存在欠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我国涉水产品的管理应以新思维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进一步保障饮用水安全。
心血管疾病是一类涉及心脏和血管系统的疾病统称，主要包括冠心病、高血压、中风、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并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健康负担之一。我国心血管疾病呈现出高发病率、高死亡率和快速上升的趋势。膳食模式作为影响心血管疾病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受到广泛关注。研究表明，健康的膳食模式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不良的膳食模式则可能提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江南膳食模式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典范之一，以清淡、精致、营养均衡为特点，注重食材新鲜、荤素搭配和健康烹饪。江南膳食模式可通过调节血脂和炎症水平影响心血管疾病的发展进程。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心血管疾病的现状及其与江南膳食模式的关系，并分析膳食干预效果及其潜在机制。
生物安全实验室是现代生物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开展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的核心载体，更是国家生物安全体系的关键环节。但当前生物安全实验室普遍面临人工操作任务繁重、人员直接接触高危病原导致生物安全风险较高的问题，推进其智能化无人化运行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需求。本文系统检索并综述了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1 日实验室智能化技术与智能化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研究成果，重点聚焦与生物安全实验室应用密切相关的智能化技术及设备，深入分析实验室智能化从单一操作自动化到自动化实验流水线系统、再到功能可配置的自动化生化实验室系统的演进路径，以及数字化运维管理领域的进展。研究旨在为生物安全实验室突破人工操作局限、实现智能化无人化转型提供实践参考，助力减少实验人为误差、提升实验精准度与安全性，推动生物安全实验室向高效、安全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快速启动HIV感染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RT）可带来提高疗启动率、维持率及病毒学抑制率，降低病死率等多方面临床获益，对我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三个95%”目标的达成至关重要。比克替拉韦/恩曲他滨/丙酚替诺福韦（B/F/TAF）是基于第二代整合酶抑制剂比克替拉韦的复方单片制剂。B/F/TAF具有耐药屏障高、安全性良好、无需等待基线检测结果即可启动等特点，不仅是最新权威指南一致推荐的一线ART方案，亦是目前唯一被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用于快速启动的单片制剂方案。目前国内外正在积极开展多项关于B/F/TAF应用于快速启动的前瞻性临床试验及队列研究，其中不乏使用当日启动的研究。本文旨在汇总现有临床证据，并探讨部分特殊人群使用B/F/TAF进行快速启动时的考量，希望为从事HIV诊疗的医务人员的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的战略规划经历了从以神经科学为核心向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并重的系统转型，逐步形成以科学证据、全生命周期视角和跨学科协作为特征的研究格局。其经验表明，精神卫生研究的前瞻性布局、政策支持与社会协同是推动科研创新、完善服务体系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相较而言，我国精神卫生科研资助体系仍处于分散与探索阶段，缺乏系统化战略引导和持续性支持机制。借鉴美国的发展路径与实践，应构建科学、系统、持续的国家级战略框架，在强化基础研究的同时，注重临床转化、数字化干预与社会参与机制的完善，以促进科研成果、服务体系与公共健康目标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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