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对其安全风险与对齐问题的担忧。现有研究常将AI智能性(执行自动化决策的技术能力)与AI安全性(防范风险的责任属性)割裂讨论,忽视其内在悖论关系。本研究旨在探究如何通过战略设计协调智能性与安全性的张力并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本研究提出AI“智能-安全”悖论框架,识别出智能与安全交互的四类核心情境;同时,整合悖论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形成AI“智能-安全”悖论核心观点;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情境提出动态匹配的战略路径,阐释了不同战略下AI应用时间、内外能力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及平衡机制。本研究主要贡献在于构建了整合智能与安全维度的AI技术分析框架,形成了AI“智能-安全”悖论的动态协同观点,建立了AI情境与协同战略的动态匹配。本研究为企业悖论协同管理和AI情境适配战略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当前人工智能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焦点。我国人工智能领域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转变。种种迹象表明,人工智能产业可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跃迁窗口期。然而,现有文献对此尚缺乏明确研究界定,这种阶段的模糊性构成人工智能产业有效推进与政策精准制定的首要“谜题”。基于此,首先,运用A-U过程创新模型和主导设计理论,通过对技术演进、产业形态、竞争生态的分析,深刻揭示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正处于从流动阶段向过渡阶段跃迁的关键期;其次,聚焦历史上在类似过渡窗口期成功确立主导设计的典型案例,总结凝练可供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借鉴的一般性制胜法则;最后,在把握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态势与我国比较优势、挑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推进主导设计定型的策略建议。

成本刚性上升和技术跃迁导致“内卷式”竞争在制造业行业愈加突出,技术标准的逐步完善对制造业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对其“内卷式”竞争产生何种影响是本研究的重点。基于2011-202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技术标准对企业“内卷式”竞争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技术标准能够缓解企业“内卷式”竞争,并且技术标准对企业“内卷式”竞争的影响具有科技属性和区域异质性;在作用机制方面,技术标准通过提高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缓解企业“内卷式”竞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强化技术标准对企业“内卷式”竞争的抑制效果。研究结果为企业缓解“内卷式”竞争、政府等相关部门优化政策设计提供新的解决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有效路径。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了短视频对中国家庭社会捐助的影响。结果表明:(1)短视频对家庭社会捐助具有促进作用;(2)机制分析发现,短视频对社会捐助的促进作用是通过信任深化机制和观点强化机制来实现的;(3)拓展性分析发现,短视频对住房、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教育和医疗等民生问题严重性感知较高的家庭,具有更显著的社会捐助促进作用。研究成果提供了运用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激发中国居民社会捐助热情的新证据,从技术维度提出了助力构建三次分配格局的新思路。

深入探究航天领域院士核心创新能力的集成与影响因素,对培养航天强国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扎根理论,基于38本航天领域院士传记为研究对象,发现航天领域院士核心能力的进阶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在成长阶段、专业选择阶段、事业起步阶段、事业辉煌阶段和老骥伏枥阶段共五个阶段具备不同的能力集群。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机(国家使命感、科研内驱力、职业发展导向、心理动力)-能力(基础能力、核心能力、拓展能力)-支持(社会支持、组织支持、教育支持、家庭支持)-行为(科研实践、战略决策、团队引领、社会影响)”的成长影响因素模型。该模型揭示了航天领域院士“动机引领-能力突破-支持保障-行为实践”的螺旋上升规律,以期助力培养高质量航天类科技领军人才,实现航天科技自立自强。

全球数字化转型在重塑社会权力结构与资源分配格局的同时,亦催生了技术平权的实践悖论。本研究基于对技术平权概念与相关理论的系统梳理,构建了技术平权悖论的整合分析框架,通过对技术平权悖论的多维表征与深层成因的深入剖析,提出以“制度—技术—社会”三维协同为核心的治理模型,为系统性破解技术平权悖论提供韧性治理框架。研究发现:(1)技术平权是涵盖接入可及性、能力赋能性与结果正义性的复合性概念;(2)技术平权悖论的根源在于“平权理念—技术实践”“市场逻辑—社会目标”“社会结构—技术系统”“治理体系—技术演化”四重张力的交织与叠加;(3)破解技术平权悖论需从碎片化监管转向韧性协同治理,具体可通过制度重构、技术驯化、主体协同与全球协作等多维路径,构建多元共治的韧性治理框架。本研究通过揭示技术平权悖论的深层生成机制,为其系统性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全球科技竞争加剧背景下,深入剖析美国人工智能政策演化逻辑,可为中国化解外部技术风险提供重要启示。基于技术民族主义理论,搭建“国家技术战略定位、技术主权构建、技术与国家安全耦合、全球技术话语权塑造”四维分析框架。利用动态主题模型(dynamic topic model)识别2015-2025年306份美国人工智能政策文本的主题,动态追踪政策主题强度演化,并基于以上四维分析框架解读模型结果,再结合文本共现方法,对模型结果进行主题词共现分析,研究不同政策主题间的协同逻辑,揭示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人工智能政策中的体现及对华人工智能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人工智能政策具备鲜明的技术民族主义属性。为获得人工智能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对内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议题深度绑定,以“国家安全威胁”为核心逻辑,构建对华技术管制的合法性叙事基础。对外输出嵌入美式价值观的技术规则,并组建认可美式价值观的技术联盟实现对华技术遏制阵营化。对此,提出“底层突围、标准跃升、伙伴重塑”三条路径,应对外部技术风险,提升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主动权。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速普及重塑了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使虚假信息跨平台级联扩散、审核成本攀升和责任链模糊等问题愈发突出。现有实践主要依赖“人工+算法”的线性治理与最低合规执行。针对现有研究中技术架构与治理层级映射缺位、协同机制偏静态、安全—效率—公平的价值权衡难以参数化和公开评估难等空白,本文提出“技术架构—治理层级”互构整合的四级协同治理框架,本框架的核心是建立起一套清晰的“谁负责—管什么—如何管—怎样评”的对应关系,把技术架构(如数据、模型、内容分发)与治理层级(制度、行业、平台、社会)打通;在此基础上辅之以双向治理闭环(规则下行/风险上行)和跨平台协同的治理机制,将抽象的治理理念和价值观转译成为可测量、可调整与可审计的评价指标与权重设置。进而,能够将多元协同治理落地为可执行、可评估的中层设计,弥合法规、标准与平台运营之间的落差,在常态与危机情境中实现敏捷切换,缩短响应时滞,抑制级联扩散,以可控的效率代价改善曝光公平与外部问责。为生成式AI时代社交平台治理提供了学理基础和系统化分析工具。

大数据算法并不是价值无涉的,算法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嵌入了社会性目标,带来了所谓的算法偏见甚至算法歧视等新问题。算法偏见是社会偏见非常隐蔽的智能复制,包括训练数据中的偏见、算法设计者的偏见,以及算法本身的偏见等不同形式。必须进一步区分算法偏见和算法歧视,防止算法设计中的政治内嵌和资本介入,避免大数据算法沦为利益集团和权力部门实现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目标的工具,同时辅之以有效的算法监督和审查机制,以算法正义保证并推动未来的社会正义。

区别于已有文献主要关注政府引导基金对被投企业的直接影响,本文聚焦于政府引导基金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架构者角色,探讨政府引导基金如何影响其投资组合内企业之间的创新溢出效应。基于事件研究法,研究发现,加入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组合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生态嵌入性,促进组合内企业间的创新溢出,并助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政府引导基金作为共同股东通过信息传递、资源整合和关系治理机制有效地协调企业间创新互动,促进了组合内的创新溢出。异质性分析表明,投资经验、领投行为及管理人国有属性等基金特征,以及技术属性、成长阶段与投资属地等企业特征均显著影响组合内企业间创新互动强度;而以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为代表的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存在互补效应,共同强化组合内的创新互动。进一步研究发现,组合内企业间创新互动对创业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具有积极影响。本文揭示了政府引导基金促进创新溢出的功能机理,为评估引导基金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正外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新兴产业创新链与产业链(双链)融合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关键。而数字平台能有效畅通融合链路,发挥纽带连接及资源编排作用。本研究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以秦创原数字平台赋能下的氢能、智能网联汽车、光子、新材料产业为例,探索数字平台赋能下新兴产业双链融合机理。研究发现:(1)双链融合基于新兴产业各异的资源禀赋及内外情境,形成了技术突破、产业培育、链群生态融合导向。(2)在不同融合导向下,数字平台通过组织、结构与场域赋能实现资源编排,进而形成链接、联动、协同三类融合能力。(3)在融合能力作用下形成了单点链接型、全链转化型、链群生态型三种融合模式。本研究旨在为新兴产业培育、双链深度融合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及决策依据。

涉农企业通过合作研发以触发知识重组创造,进而促进创新型创业机会实现是一个复杂系统管理问题。基于此,本研究通过Fogg行为理论提炼了涉农企业合作研发的“动机—能力—触发器”要素框架。在此基础上,借鉴吸收能力理论并引入组态视角和复杂中介模型来分析合作研发不同要素驱动涉农企业知识重组创造的组态。研究发现:高知识重组创造包括导向驱动型、市场驱动型、制度驱动型3种合作研发组态,其不仅能直接促进创新型创业机会实现,也可通过知识重组创造间接促进创新型创业机会实现,即知识重组创造在3种组态和创新型创业机会实现间发挥复杂中介作用。本研究结论对于涉农企业如何通过合作研发策略促进创新型创业机会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作为长期被主流研究忽视的少数和边缘群体,弱势创业者面临着独特且难以改变的结构性挑战。探讨创业弱势状态不仅有助于为该群体提供支持,也为拓展创业理论提供了新视角。本文结合质化研究(扎根理论)与量化研究(三轮问卷),系统挖掘了创业弱势状态的内涵和结构,厘清相关概念异同,并开发了测量量表。结果表明,创业弱势状态主要源于资源禀赋、生理条件、认知状况和外部环境四类挑战,其四因子14条目的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此外,创业弱势状态对个体退出意愿呈现显著的U型预测作用,验证了其效标效度。研究结论为更为深入且包容地理解弱势创业者提供了关键见解,丰富了弱势创业理论,并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框架和测量工具。

企业技术创新范式正在从基于“价值链”向基于“价值网络”过渡。面临范式变革,本文采用“意识-动机-能力”视角系统研究企业如何应对价值网络中出现的6类创新死亡谷。通过对长光集团的8家半导体子公司进行案例分析,辅以这些企业2014-2024年的档案、专利与财务数据追踪,本文发现:(1)对于“卡脖子”技术,遵循“基于社会期望意识-开发内在动机-培育核心能力”的路径,能够有效破解从基础研究到规模化过程中的“链”式路径依赖、网络垄断和网络效益不足等难题,有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和产业化。(2)对于“杀手锏”技术,遵循“基于自我期望意识-开发外在动机-培育动态能力”的路径,能够有效破解从基础研究到规模化过程中的多元主体目标分歧、采纳网络延迟和扩散网络延迟等难题,有力推进非对称性技术的快速扩散和商业模式创新。在此基础上,结合三位中国半导体产业专家的访谈,本研究探讨范式变革下创新死亡谷的具体应对措施,为我国关键产业的技术创新、把握机会窗口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推动科技创新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

国家创新体系(NIS)理论自引进以来即成为中国政府制定创新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对我国科技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NIS理论通常把政府视为与企业、高校并列的行动者(Actor),这一定位难以解释我国政府在创新体系建设中所发挥的统筹性、组织性作用。由此,本文提出我国政府在NIS中同时占据两个结构性位置:作为体系架构者(Ⅰ型角色)站在体系之外设计规则、确立分工,作为直接干预者(Ⅱ型角色)进入体系内部组织资源、矫正运行。通过梳理我国NIS建设的五个阶段,本文发现两类角色的权重随国家目标的变迁而动态调整,并在转型期形成了内外有别、协同治理的格局。基于这一经验,本文对NIS理论提出三点讨论:政府角色应突破传统理论中的体系内主体定位、政府角色与国家目标存在阶段性耦合、后发国家的创新治理需要强化动态适配性。

我国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增速放缓,如何进一步优化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决策,提升区域创新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从组织合法性视角出发,探讨了地方政府在面临中央政府制度约束和同级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如何进行科技财政一致性决策获取合法性,以促进自身创新发展,具体研究了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结构的遵从一致性和趋同一致性与区域创新的关系,以及地方官员变更的调节作用。本文利用固定效应OLS模型,对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香港、澳门、台湾除外)的面板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结构遵从一致性与区域创新之间呈正向关系,即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结构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通过获取中央科技资源支持促进区域创新发展;而趋同一致性与区域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地方政府间保持适度相似,能够积累研发要素促进区域创新,然而超过某一阈值后,追求同质性成本大于合法性收益,不利于区域创新。此外,地方官员变更削弱了遵从一致性与区域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但并未对趋同一致性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丰富了组织合法性视角下政府行为一致性的效果研究,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战略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技术快速进步背景下,中小工业企业成为国民经济关键力量,科技创新是其发展核心驱动力。探究二者驱动效应对政策制定与企业发展意义重大。本研究构建中小工业企业科技创新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古典循环理论、增长率循环合成指数定量评估其能力与水平,并借助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剖析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古典循环中,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指数整体上升,产出指数增速更快。2017-2018年企业规模指数短暂下滑后因政策支持恢复增长。(2)增长率循环显示,投入和产出指数增长率循环指数波动有滞后效应,企业规模与创新能力波动趋势一致,但规模波动更明显。(3)脉冲响应分析表明,科技创新投入初期影响温和,产出指数初期增加会使企业发展短暂波动后上升,而且能促进投入指数形成良性循环。(4)方差分解显示,投入和产出指数对企业发展有4期滞后效应,产出指数方差贡献率(约28%)高于投入指数(6%),产出驱动作用更显著。政府和企业应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加大投入的同时强化成果转化监测,促进科技创新产出,推动中小工业企业稳健发展。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简称单项冠军)作为产业“领头羊”,其竞合行为对产业链上下游的良性循环发展具有重要带动与引领作用。本研究基于103家单项冠军2017-2024年共7931组非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文献计量法结合关键词共现网络,总结出企业竞合行为的驱动要素,进一步构建2×2“技术-市场”情境;再通过熵权法与DEMATEL-NK深度阐释不同情境下单项冠军竞合行为的关键驱动要素与实现路径。结果表明:首先,创新优势赋能、战略导向变革、网络关系建设、组织风险控制与关键资源开发是单项冠军竞合行为的驱动要素;其次,结合典型案例对不同情境下单项冠军竞合行为的关键驱动要素及实现路径进行分析;最后,讨论了情境转换时单项冠军关键驱动要素的两种转变逻辑。研究结论为单项冠军在差异化情境下如何协调关键驱动要素作用顺序以成功开展竞合行为提供理论洞见与实践启示。

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科学研究范式向有组织科研转变,科研要素的配置与协同成为效能提升的关键。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作为科学基金在有组织科研下的典型实践,其效能提升是检验有组织科研从理论探索到实践转化的重要标尺。本研究以山东区域联合基金为例,运用NCA与fsQCA方法探讨多要素组合对科学基金效能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科学基金效能提升依赖多要素协同匹配,单一要素不构成高效能的必要条件;学科基础是影响项目效能关键因素,发挥刚性支撑作用,负责人能力、负责人年龄、团队合作等作为弹性要素存在条件替代效应;研究识别出资源牵引-青年领军型、政产学研-协同攻坚型和学科支撑-团队成长型三条提升高效能组态路径,并提出通过要素组合配置提升项目效能的可行方案。研究以组态视角探究有组织科研下要素间的组合匹配对项目效能的影响,揭示出“刚性支撑—弹性匹配”这一核心机制,破解了有组织科研从理论探索到实践验证的“范式密码”,也为科学基金管理的精准施策与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