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评价指标体系，评估市（区）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工作开展情况和效果，为创新监管评价方式，发现行政部门管理的薄弱之处、优化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4年11月—2025年1月选取20名从事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并具有权威性的专家学者，运用德尔菲法构建并筛选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2轮问卷回收率均为100%，专家权威系数（Cr）分别为0.940和0.913。第1轮函询专家意见协调系数（0.431）表明专家评价结论一致性强，评价结果可信。

最终形成了包含3个一级指标：监管系统（0.547 3）、监管过程（0.297 8）和监管结果（0.155 0），9个二级指标：其中组织队伍（0.249 7）、制度建设（0.186 3）和经费情况（0.111 2）权重最高，30个三级指标：其中生物安全专家组（0.101 2）权重最高、其次是人员职能覆盖度（0.089 9）与安全管理总制度（0.089 9）的评价体系。

本研究基于系统论SPO模型构建了市（区）级卫生行政部门生物安全监管评价指标体系，填补了评价行政部门生物安全监管工作的工具空缺。本指标体系凭借系统、可操作的指标条目，能较为全面、准确地评价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工作效果，并应用于规划、实施、检查、反馈四个关键阶段，推动监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防控，进一步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

分析中国人群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不同筛查策略的成本效果，为制定我国乙型肝炎（简称“乙肝”）防治最具有成本效果性的筛查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采用文献分析法、多项式回归模型模拟法和参考权威卫生机构的报道或专著等方法收集成本、转移概率和健康效用值等参数，通过构建中国0～70岁11个不同年龄目标人群在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快速检测（简称“一项筛查”）、HBsAg/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体（HBsAb）结合检测（简称“两项筛查”）、HBsAg/HBsAb/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HBcAb）结合检测（简称“三项筛查”）和HBsAg/HBsAb/乙肝e抗原（HBeAg）/乙肝e抗体（HBeAb）/HBcAb结合检测（简称“五项筛查”）和不筛查5种血清学检测指标（简称“不筛查”）策略情景下按照0、1、6个月程序分别接种10 μg乙肝疫苗的多级决策树模型，采用Markov模型模拟易感者感染HBV后的转归，测算不同筛查策略下产生的成本和效果，比较不同筛查方案的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并以0～20岁人群为例采用单因素和概率敏感性分析评估结果的稳健性。

基线分析结果显示，在0～20岁人群中，实施HBV三项筛查策略最具有成本效果性，投入3 188.19元可获得26.74个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s）；与三项筛查策略比较，五项筛查、两项筛查、一项筛查和不筛查策略每减少1个QALY的同时需额外投入27 178.37、25 723.66、25 723.07和25 696.48元，属于绝对劣势策略；除0～20岁外的其他年龄组人群中，HBV五项筛查策略成本效果均为最佳，按成本效果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30～70、0～30、30～60、20～70、30～50、20～60、30～40、20～50、20～40、20～30岁人群，上述不同年龄组人群实施五项筛查策略与0～20岁人群实施三项筛查策略比较，每减少1个QALY分别需额外投入352.20、472.60、492.98、550.42、757.71、835.50、1 018.78、1 173.34、1910.08和2 612.61元，同样属于绝对劣势策略；以0～20岁人群为例，单因素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疫苗接种率对净货币效益（NMB）影响最大，概率敏感性分析显示本研究的优势策略与其他策略相比均具有较高的成本效果优势，敏感性分析与基线分析结果保持一致。

对0～20岁中国人群实施HBV三项筛查策略最具成本效果性。

分析甘肃省武威市乙型肝炎专病队列表面抗原清除（HBsAg）与乙型肝炎病毒（HBV）前S/S区氨基酸的关联。

于2018年8月—2022年12月在甘肃省武威市肿瘤医院建立慢性乙型肝炎（CHB）感染者专病队列。随访至2022年12月31日并将HBsAg清除者作为病例组，HBsAg持续阳性为对照组，采集基线调查时的血清样本进行HBV前S/S区二代测序（NGS），计算氨基酸突变率及复杂性。构建稀疏逻辑回归（SLR）模型，分析HBsAg清除与HBV前S/S区氨基酸的关联。

共纳入171例测序完整的C基因型患者，其中HBsAg清除组23例、持续阳性组148例。HBsAg持续阳性组S区平均突变频率（Z=2.881）及复杂性（Z=3.255）均高于清除组（P<0.05）。共发现121个氨基酸位点的突变率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有效突变位点20个，且除H132位点以外均表现为HBsAg持续阳性组高于清除组（P<0.05）。建立SLR模型筛选出HBV DNA、Sn_271、Sn_399、Sn_194、P_121和Sn_397这6个与HBsAg显著相关的特征指标，HBV DNA为最高贡献度指标。

HBV前S/S区氨基酸位点的改变可能影响HBsAg的清除，SLR模型的应用为CHB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分析中国8城市成人乙肝疫苗接种率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项目在中国东部（苏州市、青岛市、广州市）、中部（郑州市、长沙市）和西部（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双版纳州、乌鲁木齐市）8城市开展的户籍人口重点传染病专题调查资料，以18～45岁人群为调查对象，共9 671人纳入研究。采用χ²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epB接种率及其影响因素。

调查对象总体的HepB接种率为45.23%，文化程度越低HepB未接种风险越高（P<0.05）。中东部地区、农业户口、到达医疗服务机构花费时间>15 min、未听说过国家基本公共卫生项目、未接受过公众健康教育、未接受过面对面个体化健康咨询、未接受过性病艾滋病健康宣教的成人HepB接种率更低（P均<0.05）。HepB推广之前、推广期间和纳入计划免疫管理3个时期出生的居民，均为文化程度越低、中东部地区HepB接种率越低（P均<0.05）；HepB推广前，未听说国家基本公卫项目及缺乏公众健康与个体面对面咨询者HepB未接种风险更高；推广期间，已婚、到达医疗机构时间>15 min及缺乏公众健康教育、性病艾滋病宣教者HepB未接种风险更高；纳入计划免疫管理后，到达医疗机构时间>15 min及未接受过个体面对面咨询者HepB未接种风险更高。

中国成人HepB接种率主要受到文化程度、地区、到达医疗机构花费的时间以及健康教育的影响。

掌握上海市社区人群乙肝病毒感染状况和乙肝疫苗免疫效果，为优化现行乙肝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二阶段概率比例（PPS）抽样法，分别于2018和2020年在上海市1～69岁社区居民中进行乙肝血清学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其性别、年龄、户籍等基础信息和疫苗接种史等，采集静脉血进行HBsAg、抗–HBs、抗–HBc检测。对于2020年调查中发现15～69岁HBsAg阳性者，进一步进行临床检查以评估其是否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慢性乙肝患者或肝硬化患者。基于人口数和年龄结构，对调查数据进行复杂抽样加权调整，采用Rao-Scott χ²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本研究共调查纳入上海市社区居民5 523人，其 HBsAg、抗–HBs和抗–HBc阳性率分别为3.95%、48.06%和32.69%。5～29岁年龄组HBsAg和抗–HBc阳性率显著低于30～69岁年龄组（Rao-Scott χ²分别为20.20和179.24，P均<0.0001），显著高于1～4岁年龄组（Rao-Scott χ²分别为17.99和18.58，P均<0.0001），5～29岁年龄组抗–HBs阳性率显著低于1～4岁年龄组（Rao-Scott χ²=60.86，P<0.0001）；中心城区HBsAg和抗–HBc阳性率明显高于郊区（Rao-Scott χ²分别为38.26和11.12，P均<0.001）；户籍人口抗–HBs阳性率显著低于非户籍人口（Rao-Scott χ²=135.75，P<0.0001）。社区居民感染风险较往年有明显下降，感染人群主要集中于≥40岁人群。社区居民中，既往接种乙肝疫苗接种率为32.95%。接种者HBsAg和抗–HBc阳性率均显著低于未接种者（Rao-Scott χ²分别为9.75和22.22，P分别<0.01和<0.0001），抗–HBc阳性率则显著高于未接种者（Rao-Scott χ²=565.76，P<0.0001）。本次调查还发现16例疑似急性乙肝感染早期的调查对象，感染率为0.38%。2020年27例接受进一步临床检查的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中，乙肝病毒携带者占70.37%，慢性乙肝患者占14.81%，肝硬化患者占3.70%。

上海市社区居民HBsAg阳性率从1992年的6.78%下降到了2018—2020年的3.95%，<5岁儿童HBsAg阳性率已接近WHO目标，上海市总体正处于从乙肝感染中流行区向低流行区过渡的阶段。建议在继续加强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的基础上，结合监测工作重点开展高风险人群乙肝疫苗接种和乙肝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工作，助力消除乙肝目标的实现。

了解广东省深圳市<10岁儿童2005—2023年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的发病趋势以及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因素对其的影响，为当地制定乙肝防控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收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传染病监测模块中2005—2023年深圳市<10岁儿童乙肝发病率数据，采用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深圳市<10岁儿童2005—2023年乙肝发病率的变化趋势并计算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并应用年龄–时期–队列（APC）模型拟合并估计深圳市<10岁儿童乙肝发病风险中的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

深圳市<10岁儿童乙肝发病率从2005年的10.38/10万下降至2023年的1.26/10万（AAPC= −12.20%，P<0.001），其中2005—2011年（APC= −11.30%，P=0.012）和2018—2023年（APC= −31.47%，P<0.001）乙肝发病率均呈单调递减趋势，2011—2018年乙肝发病率为无规律波动变化（APC=3.77%，P=0.371）。APC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效应方面，纵向年龄别乙肝发病率0岁组最高，为27.82/10万（95%CI=20.13/10万～38.46/10万），0～2岁下降明显，2～6岁有小幅波动，6岁后随年龄增加发病率逐渐下降，到9岁～组最低，为3.15/10万（95%CI=2.13/10万～4.65/10万）；时期效应方面，乙肝发病率的时期效应随年份推移呈下降趋势，在2006年最高（RR=3.57，95%CI=2.33～5.47），2023年最低（RR=0.32，95%CI=0.17～0.60）；队列效应方面，出生队列越晚儿童的乙肝发病风险越低，队列效应呈波动下降趋势，1996年出生队列最高（RR=1.39，95%CI=0.61～3.19），2020年出生队列最低（RR=0.08，95%CI=0.03～0.19）；深圳市<10岁儿童各年龄组乙肝发病率的局部偏移值均<0，介于0岁～组的−13.04%（95%CI= −16.42%～−9.53%）至9岁～组的−4.92%（95%CI= −7.32%～−2.47%）之间，各年龄组的乙肝发病率随时间推移均呈下降趋势。

深圳市<10岁儿童2005—2023年乙肝发病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该地区儿童乙肝防控工作成效显著。

分析2009—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15岁以下儿童乙型肝炎（简称“乙肝”）的流行特征、时空聚集性及其变化趋势。

收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的相关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及时空扫描分析方法，探讨广西15岁以下儿童乙肝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聚集模式。

2009—2023年，广西15岁以下儿童乙肝报告发病率整体呈下降趋势。男女发病率性别比为1.77:1，10～<15岁年龄组年均发病率最高（6.35/10万）。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广西儿童乙肝发病率存在显著空间聚集性，高–高聚集主要集中在桂西及部分中部地区，低–低聚集集中于桂东北部区域。时空扫描分析共探测到2个高发病聚集区及1个低发病聚集区。

广西儿童乙肝防控成效显著，但仍存在时空聚集现象，高发病区域需加强疫苗接种、母婴阻断和健康教育等策略，低发区应进一步巩固现有防控措施，以持续降低儿童乙肝的发病率。

评价1992—2020年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乙肝疫苗接种效果。

收集1992年和2020年奉化区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比较乙肝表面抗原（HBsAg）及乙肝表面抗体（抗–HBs）阳性率。收集 1992—2020年乙肝发病资料，比较计划免疫管理阶段（1992—2001年）、免疫规划管理阶段（2002—2011年）及乙肝母婴阻断策略实施阶段（2012—2020年）的年均乙肝发病率。使用决策树马尔科夫模型评估1992—2020年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效果。

全人群HBsAg阳性率由1992年13.79%下降至2020年5.42%（χ²=31.73，P<0.01），其中0～24岁人群中所有年龄组HBsAg阳性率均降为0%。0～4岁组抗–HBs阳性率由1992年34.48%上升至2020年90.16%（χ²=30.38，P<0.01）。乙肝发病率在0～29岁人群显著下降，尤其是0～4、5～9、10～14岁组，2012—2020年较1992—2001年分别下降86.08%、94.63%和94.55%。决策树马尔科夫模型结果显示，与未接种乙肝疫苗相比，1992—2020年奉化区乙肝疫苗接种114 670人可预防6 894例急性乙肝、30 832例乙肝携带者、4 705例慢性乙肝、4 043例肝硬化、3 265例肝癌和4 411例乙肝相关死亡。

奉化区乙肝疫苗接种效果显著，低年龄段HBsAg阳性率和乙肝发病率均大幅下降，应继续做好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工作。

了解我国全民健康管理相关政策的应用现状及内外部特征，为完善我国全民健康管理政策体系提供参考。

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全民健康管理核心领域–政策工具”二维框架，对纳入的文件进行量化分析。

共纳入102份国家层面出台的全民健康管理相关政策文件；503个政策文本编号中，环境型政策工具所占比例最高（61.63%），其次为供给型（26.84%）及需求型（11.53%）；现有政策对健康领域的关注程度既有政策对健康领域的重视程度从高到低分别为健康服务与保障（43.34%）、健康生活（33.20%）、健康环境（19.48%）、健康产业（2.19%）及健康水平（1.79%）。

全民健康管理相关政策可适度减少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强化需求型政策制定，优化政策工具内部结构，均衡覆盖不同健康领域。

了解居民主动健康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慢性病管理效果，构建科学、高效、人性化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提供相关政策依据。

于2022年8—10月在山东省济南市、2023年4—5月在四川省内江市对1 598名≥18岁当地常住居民进行调查；以“主动健康的参与情况”作为因变量，根据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的3个维度确定自变量，利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主动健康参与的影响因素。

被调查的居民中积极主动健康参与者共905人（56.63%）；多因素检验结果表明，常居地（OR=0.51，95%CI=0.34～0.75）、知晓高血压标准（OR=0.67，95%CI=0.53～0.86）、家庭月均收入水平（OR=2.76，95%CI=1.34～0.5.69）、社区有免费体检项目（OR=0.49，95%CI=0.27～0.89）、社区开展健康教育（OR=0.27，95%CI=0.17～0.44）、社区提供血糖血压等检测（OR=0.63，95%CI=0.42～0.93）、个体生命健康值（OR=0.23，95%CI=0.10～0.56）是居民主动健康参与的影响因素。

四川、山东两地居民主动健康参与的意识较弱，主要受文化水平、经济收入、社区健康资源不足、生命质量值等因素的影响，反映了健康意识提升与资源均衡化的迫切需求。

了解居民就医相关结局特征，分析健康素养对就医相关结局的影响，为改善居民就医相关结局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2年10月—2023年4月，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方便抽样方法选取江苏省6 153名15～69岁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使用潜在类别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类别就医相关结局的影响因素。

调查对象人群就医相关结局可分为就医相关结局较优组（83.1%）和就医相关结局较差组（16.9%）2个潜在类别。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个人年收入、是否患慢病、健康素养水平居民就医相关结局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高水平健康素养、15～24岁、男性、未患慢性病人群相比，低水平健康素养人群（OR=1.306，95%CI=1.013～1.683）、25～34岁（OR=1.620，95%CI=1.034～2.538）、45～54岁（OR=1.938，95%CI=1.208～3.110）、55～64岁（OR=2.501，95%CI=1.551～4.033）、65～69岁（OR=2.926，95%CI=1.703～5.027）、女性（OR=1.402，95%CI=1.201～1.636）、患有慢性病（OR=3.033，95%CI=2.612～3.523）人群进入就医相关结局较差组的风险更高。

高水平健康素养对居民就医相关结局有积极影响，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对于改善居民就医相关结局有重要意义。

分析中小学生体内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DCs）的暴露特征并评估暴露风险。

于2022年7—9月，采取横断面调查方法对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就诊的330名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尿样采集，使用三重四极杆–线性离子阱复合型质谱仪分别检测调查对象睡前尿液和次日晨尿样本中的34种EDCs的浓度，包括7种有机磷阻燃剂（OPFRs）、3种对羟基苯甲酸酯类（PBs）、10种邻苯二甲酸酯类（PAEs）、4种二苯甲酮类、7种合成酚类抗氧化剂（SPAs）以及3种双酚类污染物。

研究对象2次尿液中大部分EDCs的检出率大于40%，monomethyl phthalate（MMP），mono[2-（carboxymethyl）hexyl]phthalate（MCMHP）和mono[2-（carboxymethyl）hexyl]phthalate（MECPP）在两次尿液中的检出率最高；每日估计摄入量（estimated daily intake, EDI）最高的是di-2-ethylhexyl phthalate（DEHP），且晨尿中的DEHP的EDI平均值超过参考值。

深圳中小学生邻苯二甲酸酯的累计暴露风险略高，对中小学生健康可能存在潜在风险；应减少接触含PAEs的频率，降低中小学生健康风险。

分析短期臭氧（O₃）暴露与山东省德州市急诊救护车调度（EAD）的关系，为从健康视角治理O₃污染和采取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收集山东省德州市120急救调度指挥中心2020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记录的每日全因急诊救护车调度数据以及同期中国气象数据网和中国高分辨率高质量近地表空气污染物数据集中气象数据和污染物数据，按照呼叫地址匹配；采用时间分层病例交叉设计通过整合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DLNM）的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短期O₃暴露对德州市EAD的影响，并采用亚组分析探索脆弱人群。

德州市2020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的EAD数量为344287例次，病例天数为1 096 d，匹配的对照天数为3 728 d。在排除了平均气温和相对湿度的影响后，时间分层病例交叉分析结果显示，短期O₃暴露滞后0～7 d与EAD累积风险呈正相关，O₃日最大8 h平均浓度每增加1个四分位数间距（IQR），EAD累积风险可升高8%（OR=1.08，95%CI=1.04～1.11）；单日滞后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短期O₃暴露对EAD风险的累积效应在滞后当天最大（OR=1.06，95%CI=1.05～1.08），2 d内迅速减小，第2～4 d出现潜在收获效应。亚组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女性、<35岁、35～65岁、>65岁、冷季和暖季O₃日最大8 h平均浓度每增加1个IQR，EAD累积风险可分别升高9%（OR=1.09，95%CI=1.04～1.13）、6%（OR=1.06，95%CI=1.01～1.11）、6%（OR=1.06，95%CI=0.99～1.13）、6%（OR=1.06，95%CI=1.01～1.11）、10%（OR=1.10，95%CI=1.05～1.15）、4%（OR=1.04，95%CI=1.01～1.07）和7%（OR=1.07，95%CI=1.04～1.11）。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短期O₃暴露滞后8 d和9 d时，O₃日最大8 h平均浓度每增加1个IQR，EAD累积风险可分别升高8%（OR=1.08，95%CI=1.04～1.11）和8%（OR=1.08，95%CI=1.05～1.12）；当模型中滞后维度的自由度为5和6时，O₃日最大8 h平均浓度每增加1个IQR，EAD累积风险均升高7%（OR=1.07，95%CI=1.04～1.11）；模型中额外调整气态污染物NO₂和SO₂后，O₃日最大8 h平均浓度每增加1个IQR，EAD累积风险分别升高9%（OR=1.09，95%CI=1.06～1.13）和8%（OR=1.08，95%CI=1.05～1.12）；改变模型中O₃最大滞后天数和滞后维度自由度以及在模型中调整气态污染物NO₂、SO₂的结果与主模型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模型具有稳健性。

短期O₃暴露可增加德州市EAD的风险，其中对男性、>65岁人群以及暖季EAD的影响较大。

探究重庆市万州区土壤及稻谷中铅（Pb）、镉（Cd）、铬（Cr）、汞（Hg）、砷（As）、铜（Cu）、锌（Zn）和镍（Ni）的迁移特征，并对其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估，为制定科学的防控策略提供数据支撑。

2023年8—9月，基于前期土壤监测数据，在重庆万州区选取5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采取分层抽样，设置25个采样点，结合地积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风险法评价土壤污染状况，在每个采样点，挑选成片的稻田，并采集相应的土壤和稻谷样本，每种样本各25份。同时通过生物富集系数与健康风险评估模型，对重金属元素的迁移特性及其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影响进行分析。

共采集25份土壤样品，以酸性土壤为主。除锌（Zn）外，其余重金属均值均未超过土壤背景值。其中3个点位的镉（Cd）超过风险筛选值，但未超过风险管制值，其余重金属均未超过风险筛选值。汞（Hg）的变异系数最大且>1（1.03 ），表明其分布非常不均匀。地积累指数评价显示土壤总体无污染。生态风险评估表明，汞（Hg）和镉（Cd）对生态危害的贡献率最高分别为44.65%和36.76%。25份稻谷样本中，铬（Cr）的超标率最高为80.00%，其次是汞（Hg）、砷（As）和镉（Cd）均为12.00%。富集系数分析显示，镉（Cd）和汞（Hg）在稻谷中的富集系数较高为0.341和0.329。健康风险评估表明，除了砷（As）外，其他重金属的慢性健康风险较低，但稻谷中重金属的联合健康风险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慢性影响（均值为3.53）。

重庆市万州区土壤水稻存在一定程度的Cd和Hg迁移污染，砷（As）可能对人体有慢性健康效应，存在多种金属协同影响效应。

评估2022—2024年北京市某区8～10岁儿童碘摄入水平及其对甲状腺容积的影响。

于2022—2024年，每年从当地随机抽取5个乡镇中8～10岁非寄宿学生200人，3年共计600人，收集其尿样、家庭食盐样本、B超测定的甲状腺容积等相关信息，通过广义估计方程（GEE）模型分析其年度变化趋势并按性别进行敏感性分析。

2022—2024年8～10岁儿童平均尿碘浓度中位数分别为170.96、157.35、163.10 g/L，尿碘浓度总体稳定，但男童尿碘随年度略有增加趋势（P=0.032）。2022—2024年盐碘含量均值分别为（17.76±7.96）、（16.78±11.48）、（16.27±9.08）mg/kg，含量均值不同年度略有差异。GEE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后，男童的甲状腺容积大于女童（β=0.32，95%CI=0.10～0.49）；年龄增加对甲状腺容积的影响为正向且显著（β=0.56，95%CI=0.46～0.64）。相比女童，男童的平均尿碘浓度高于女童（β=5.68，95%CI=3.10～7.79）；盐碘含量对尿碘浓度的影响显著且为正向（β=0.08，95%CI=0.02～0.14）；不同性别敏感性分析显示，盐碘含量对尿碘浓度的影响在男童组（β=0.56，95%CI=0.27～0.86）和女童组（β=1.20，95%CI=0.01～0.80）均显著且为正向，而盐碘对甲状腺容积的直接影响在男童组（β=0.17，95%CI= – 0.40～0.60）和女童组（β=0.19，95%CI= – 0.50～0.80）均不显著。

在碘营养充足的环境中，甲状腺容积主要受年龄和性别等生理性因素影响，盐碘摄入对甲状腺容积无显著影响，但盐碘含量与尿碘浓度正相关。碘监测可侧重于尿碘浓度的测定，而甲状腺容积在碘充足条件下的变化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