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广东省广州市中学生及大学生对加热型烟草制品（HTP）的知晓率、使用率和尝试态度。

于2024年1—3月，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对广州市10 069名中学生和大学生进行自填问卷调查，收集一般资料、吸烟状况、吸烟严重度指数、HTP知晓情况、曾经使用情况、当前使用情况、尝试使用HTP态度、尝试使用HTP原因等信息，并对资料进行计量、对比和关联规则分析。

共获取有效问卷8 377份。受访学生现在吸烟率为4.64%。HTP知晓情况方面，“听说过”和“见到过”的比例分别为27.40%和21.11%，现在吸烟者（“听说过”为38.30%，“见到过”为37.53%）、大学生（“听说过”为32.26%，“见到过”为24.14%）对HTP的知晓率更高（P<0.05）。使用情况方面，HTP曾经使用率为0.13%，当前使用率为0.08%。现在吸烟者中，重度烟草依赖且家人亲朋中有吸烟者的男性（5.77%）、经济状况低于平均水平的大学生（8.57%）当前使用HTP的概率高于整体（1.80%）。在尝试态度方面，“非常感兴趣”和“有点感兴趣”的比例分别为3.41%和4.72%，“对健康的危害比较小”“单纯喜欢，没有什么原因”“好奇”和“可以减少吸烟量”是尝试使用HTP最常见的主要原因，分别占24.67%、24.23%、13.36%和10.28%。对尝试HTP非常感兴趣和有点感兴趣的大学生（4.72%、8.32%）、现在吸烟者（11.57%、18.51%）比例更大（均P<0.05）。经济状况高于平均水平且家人亲朋有吸烟者的从不吸烟者（21.37%）、重度烟草依赖的现在吸烟者（25.86%）对尝试使用HTP感兴趣的概率高于整体。

广州市中学生及大学生HTP使用率极低，反映我国控烟工作取得成效，但挑战仍然存在。需要继续禁止HTP的销售和传播，并分别从学校政策、教师和校医、学生层面进一步开展对学生群体，尤其是其中特殊群体的控烟工作。

通过比较控烟干预实施前后学生对电子烟的认知、态度及使用情况变化，分析学校控烟干预效果，为进一步开展校内控烟措施提供依据。

于2022年10月—2023年5月，在上海市青浦区某中职学校对全体在校学生开展为期半年的控烟干预。干预前、后各进行1次匿名问卷调查，以性别、年级、家庭成员及朋友是否使用卷烟、电子烟作为匹配变量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匹配后数据采用χ²检验进行比较分析。

基线和干预后分别回收到981和819份有效问卷。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共获得770名学生的基线和随访数据。在干预结束后，有79.5%的学生在活动效果评价时表示希望学校继续推动无烟环境建设。经学校控烟干预后，学生对电子烟危害的认知程度有所提升，其中学生认同“电子烟存在安全隐患”的比例由81.8%显著上升至85.8%（χ²=4.604，P=0.032）；青少年对于支持电子烟管控的相关陈述均有所上升，尤其是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电子烟的支持率在干预后上升4.4%；学生尝试使用电子烟的比例从4.4%增至5.5%，当前吸电子烟及有使用意愿的学生比例均有所下降。

学校控烟干预在提升学生对电子烟相关知识的知晓率、认知态度以及降低使用意愿方面效果显著，但仍需进一步加大干预力度。

探究青少年电子烟二手气溶胶暴露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关系，为无烟环境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3年3—6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2 112名≤18岁全日制在校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采用χ²检验进行人口学信息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单因素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电子烟二手气溶胶暴露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系，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电子烟二手气溶胶暴露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躯体症状、焦虑/担忧、家庭关系不良3个维度的关系。

本研究中青少年有心理健康问题者254人（12.03%），有电子烟二手气溶胶暴露者620人（29.36%）。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电子烟二手气溶胶暴露者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的风险是非暴露者的1.500倍（OR=1.500，95%CI=1.127～1.998）。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过去30 d内有电子烟二手气溶胶暴露的青少年有更严重的躯体症状（b=0.758，P= <0.001）和更高的焦虑/担忧（b=0.691，P= <0.001）。

青少年电子烟二手气溶胶暴露与心理健康问题发生呈正相关，且与躯体症状维度、焦虑/担忧维度有关。

分析上海市浦东新区孕妇家庭二手烟暴露在城乡间的差异及影响因素，为制定针对性的家庭控烟干预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4年1—6月，选取前往浦东新区4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早孕建册并自愿纳入研究的11 298名孕妇进行社会人口学信息、二手烟危害认知以及家庭相关暴露情况等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itic回归模型分析城乡孕妇家庭二手烟暴露的影响因素。

本次共收集有效问卷11 141份，回收有效率为98.6%。孕妇总体家庭二手烟暴露率为14.9%，其中郊区、城乡接合区和城区分别为18.8%、14.8%和12.1%。在二手烟危害认知方面，二手烟会引起成人心脏病的知晓率最低（67.1%），其中城区孕妇知晓率高于其他2组。逐步回归分析显示，配偶吸烟（OR=12.326）、其他同住人吸烟（OR=10.822）、家庭室内无禁烟规定（OR=5.229）是城区孕妇家庭二手烟暴露的影响因素；城乡接合区孕妇中，配偶吸烟（OR=8.809）、其他同住人吸烟（OR=3.189）、家庭室内无禁烟规定（OR=5.674）、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OR=0.608）、知晓二手烟会引起成人心脏病（OR=0.733）和成人肺癌（OR=0.612）是家庭二手烟暴露的影响因素；郊区孕妇中，配偶吸烟（OR=6.562）、其他同住人吸烟（OR=4.510）、家庭室内无禁烟规定（OR=8.266）、来客敬烟（OR=2.056）、年龄（30～34岁OR=0.581，≥35岁OR=0.521）、知晓二手烟会引起儿童肺部疾病（OR=0.627）是家庭二手烟暴露的影响因素。

浦东新区孕妇家庭二手烟暴露状况不容忽视，城乡孕妇家庭二手烟暴露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在制定家庭控烟干预策略时应充分考虑接合区域特点及二手烟危害认知等影响因素。

了解河北省≥35岁居民三酰甘油–葡萄糖乘积指数（TyG）和不同肥胖指标与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病的关系，为该地区居民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的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收集2020年4—12月河北省心血管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项目10个监测点调查中7 859名≥35岁常住居民的相关数据，应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TyG和超重/肥胖、中心型肥胖、腰高比（WHtR）等不同肥胖指标与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病的关系，计算TyG与不同肥胖指标对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病的相加交互作用，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估TyG和不同肥胖指标对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病的预测价值。

河北省纳入分析的7 859名≥35岁居民中，非超重/肥胖者2 415人（30.73%），超重/肥胖者5 444人（69.27%）；非中心型肥胖者3 442人（43.80%），中心型肥胖者4 417人（56.20%）；非高WHtR者2 413人（30.70%），高WHtR者5 446人（69.30%）；低TyG（≤8.42）者3 475人（44.22%），高TyG（≥8.43）者4 384人（55.78%）；患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者939例，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11.95%。在调整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是否身体活动充足、是否现在吸烟、饮酒情况和是否糖尿病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河北省≥35岁中心型肥胖居民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病风险为≥35岁非中心型肥胖居民的1.676倍（OR=1.676，95%CI=1.346～2.087），≥35岁超重/肥胖居民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病风险为≥35岁非超重/肥胖居民的1.440倍（OR=1.440，95%CI=1.148～1.807），≥35岁高WHtR居民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病风险为≥35岁非高WHtR居民的1.297倍（OR=1.297，95%CI=1.001～1.679），≥35岁高TyG居民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病风险为≥35岁低TyG居民的2.335倍（OR=2.335，95%CI=1.974～2.763）；TyG与不同肥胖指标对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病均存在相加交互作用，≥35岁高TyG且超重/肥胖居民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病风险为≥35岁低TyG且非超重/肥胖居民的5.159倍（OR=5.159，95%CI=3.916～6.796），≥35岁高TyG且中心型肥胖居民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病风险为≥35岁低TyG且非中心型肥胖居民的5.587倍（OR=5.587，95%CI=4.357～7.164），≥35岁高TyG且高WHtR居民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病风险为≥35岁低TyG且非WHtR居民的5.326倍（OR=5.326，95%CI=4.038～7.026）；ROC分析结果显示，TyG+腰围（WC）对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的预测效力优于TyG+体质指数（BMI）、TyG+WHtR和单一TyG指标，AUC为0.725（95%CI=0.715～0.735）。

高TyG、超重/肥胖、中心型肥胖和高WHtR均可增加河北省≥35岁居民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的患病风险，且TyG与不同肥胖指标间存在相加交互作用，可将TyG+WC作为预测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患病的有效指标。

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成年居民中心型肥胖合并高尿酸血症（HUA）的患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后续制定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于2018年7—12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赤峰市巴林右旗、通辽市开鲁县、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和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8个监测点抽取5 076名≥18岁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分析内蒙古自治区成年居民中心型肥胖合并HUA的患病情况，并应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该地区成年居民中心型肥胖合并HUA的主要影响因素。

内蒙古自治区最终纳入分析的4 731名成年居民中，中心型肥胖、HUA和中心型肥胖合并HUA的患病数分别为2 139、520和296例，患病率分别为45.2%、11.0%和6.3%；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睡眠问题是内蒙古自治区成年居民中心型肥胖合并HUA患病的危险因素，女性、年龄≥40岁和农村户籍是内蒙古自治区成年居民中心型肥胖合并HUA患病的保护因素。

内蒙古自治区成年居民中心型肥胖合并HUA的患病率虽然较低但仍应引起重视，性别、年龄、户籍类型和有无睡眠问题是当地成年居民中心型肥胖合并HUA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安徽省肿瘤登记地区2010—2020年男性乳腺癌的发病和死亡趋势，为该地区制定乳腺癌的防控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收集201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安徽省各肿瘤登记处从中国肿瘤登记平台或CANREG 4系统上报的男性乳腺癌相关数据，按照城乡分层计算男性乳腺癌的发病率、标化发病率、死亡率和标化死亡率，应用Joinpoint模型计算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分析安徽省肿瘤登记地区2010—2020年男性乳腺癌的发病和死亡趋势。

安徽省肿瘤登记地区2010—2020年男性乳腺癌发病率为0.58/10万（城市为0.53/10万、农村为0.61/10万），标化发病率为0.44/10万（城市为0.38/10万、农村为0.49/10万）； 2010—2020年安徽省肿瘤登记地区男性乳腺癌标化发病率变化趋势无统计学意义（APC= –1.17%， P>0.05），其中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男性乳腺癌标化发病率变化趋势均无统计学意义（APC= –0.24%和–2.59%，均P>0.05）。安徽省肿瘤登记地区2010—2020年男性乳腺癌死亡率为0.21/10万（城市为0.20/10万、农村为0.21/10万），标化死亡率为0.14/10万（城市为0.13/10万、农村为0.16/10万）；2010—2020年安徽省肿瘤登记地区男性乳腺癌标化死亡率变化趋势无统计学意义（APC=3.08%，P>0.05），其中城市地区男性乳腺癌标化死亡率呈上升趋势（APC=6.29%，P=0.003），农村地区男性乳腺癌标化死亡率变化趋势无统计学意义（APC=0.83%，P>0.05）。

安徽省城市肿瘤登记地区2010—2020年男性乳腺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应重视城市地区男性乳腺癌的预防和控制工作。

对广东省深圳市2型糖尿病（T2DM）患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社区筛查策略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价，为该筛查策略在深圳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推广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1年8—12月采用两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在深圳市10个行政区中抽取1 200例T2DM患者进行DR社区筛查，并以DR社区筛查为研究策略、不筛查为对照策略，从医疗卫生服务角度构建Markov模型对深圳市DR社区筛查策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估算其成本、效益值和增量成本效益比（ICER），并通过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和概率敏感性分析评估结果的稳定性。

本研究最终对深圳市1 097例T2DM患者进行DR社区筛查，其中患DR者266例，DR患病率为24.3%；通过模拟20个周期进行系统性筛查，不筛查组和筛查组的成本分别为38 882.05和41 920.75元，可分别获得17.13和17.42个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ICER值为10 478.28元/QALY；对筛查策略下的收益及成本进行比较，不筛查组和筛查组的净效益（NMB）分别为218 071.06和219 409.58元，DR社区筛查策略的效益成本比（BCR）为5.23，在本筛查策略下每投入1元成本可获益5.23元的间接货币收益；不筛查组和筛查组经过20个周期模拟后失明例数的比例分别为21.0%和10.1%，DR社区筛查约可挽救120例T2DM患者免于因DR导致的失明；单因素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对ICER影响最大的健康效益值参数和成本参数分别为失明患者的健康效益值和并发糖尿病视黄斑水肿（DME）患者的年治疗成本；概率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深圳市居民对DR社区筛查具有良好的支付意愿，且DR筛查在支付意愿阈值>10 478.28元/QALY的情况下可带来远大于采取不筛查策略时的收益。

深圳市DR社区筛查策略具有良好的经济学效益，可在深圳市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推广。

了解江苏省南京市≥40岁居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及影响因素，为COPD的人群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3年5月—2024年1月，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南京市抽取2 442名≥40岁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和肺功能检测；采用χ²检验比较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人群COPD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差异，采用2020年江苏省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率的标化，使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

在2 442名研究对象中，共筛查出COPD患者262例，患病率为10.73%（标化率为11.39%）。在262例COPD患者中，患病知晓率为6.87%，治疗率为4.20%，控制率为3.05%，标化率分别为7.24%、4.41%和2.6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慢性呼吸道症状（OR=4.91，95%CI=1.59～15.15）、有COPD家族史者（OR=18.51，95%CI=1.68～203.89）和戒烟者（OR=9.14，95%CI=2.52～33.15）的COPD知晓率较高；有慢性呼吸道症状者（OR=11.59，95%CI=2.76～48.72）的COPD治疗率较高；有慢性呼吸道症状者（OR=8.66，95%CI=1.99～37.65）的控制率较高。

南京地区≥40岁居民的COPD患病率较高，但患者的COPD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均较低；慢性呼吸道症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家族史和吸烟情况是该地区居民COPD知晓、治疗和控制情况的主要影响因素；应采取综合措施提高COPD的诊断、干预与管理水平。

调查山东省济南市妇女对乳腺癌、宫颈癌（两癌）筛查的认知及满意度情况，分析其对两癌联合筛查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为两癌联合筛查模式的推广提供参考。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于2024年5—7月在山东省济南市对招募的社区参与两癌筛查的569名35～64岁妇女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基本信息、对两癌筛查的认知情况、对联合筛查的参与意愿以及满意度情况，采用χ²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共收集到有效问卷541份，其中87.43%的研究对象知晓政府定期为适龄妇女提供免费两癌筛查政策，分别有93.16%和80.78%的研究对象知晓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方案中推荐的至少一种筛查方法，其中对乳腺体检、乳腺超声、乳腺X线检查的知晓率分别为79.11%、66.54%、10.35%；对HPV检测、细胞学检测、阴道镜检查的知晓率分别为74.86%、34.01%、29.57%。针对联合筛查模式，77.63%的研究对象倾向于“一次完成两种筛查”的联合筛查模式，17.74%的研究对象倾向于选择“两种筛查分开完成”的模式。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职业（OR=2.63，95%CI=1.11～6.23）和对两癌筛查的知晓情况（OR=6.29，95%CI=3.80～10.40）为参与联合筛查意愿的独立影响因素。在筛查时间和地点方面，99.26%的研究对象希望每1～3年内参与1次两癌筛查，71.90%的研究对象表示愿意在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完成筛查。在支付意愿方面，有53.05%的研究对象在完全自费情况下依然愿意选择联合筛查。大多数研究对象对所参与的筛查满意，对流程安排、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服务态度非常满意的分别占73.94%、73.57%、72.83%，且98.89%的研究对象均认为前来参与筛查便利。

大部分妇女对两癌筛查有一定了解，且愿意参与联合筛查，但仍要重视对妇女的健康宣教；联合筛查对大多数妇女来说是一种更受欢迎的模式，但其在不同地区推广的可行性还需多角度的研究证据支持。

从医防融合视角，探讨基层医生常见病诊治能力水平与健康管理服务能力具备情况的关联，为提高基层医生的健康管理服务能力提供参考。

于2020年8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与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东、中、西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8 469名医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利用课题组既往开发的基层医生卫生服务能力指标体系，选取其中健康管理服务能力部分的指标为依据设计调查问卷，从常见病诊治、健康管理、健康促进3个方面评价基层医生健康管理服务能力的具备情况。

8 469名基层医生中，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5 288人（62.44%），乡村医生2 201人（25.99%）。基层医生具备常见病诊治能力人数6 497人（76.72%）；在儿童健康管理能力方面，基层医生具备儿童营养指导、体格检查能力人数分别为7 099（83.82%）和7 068（83.46%）人；在妇女健康管理能力方面，基层医生具备计生指导、孕期健康指导、围绝经期健康、妇科两癌筛查的人数分别为6 746（79.66%）、6 539（77.21%）、5 921（69.91%）、5 456（64.42%）人；在老年人、慢性病健康管理方面，基层医生具备老年人和慢性病健康管理的比例均>90%；在健康促进方面，基层医生具备社区健康问题分析能力的人数最低，有6 234人（73.61%）。

高素质人才短缺和常见病诊治能力影响基层医生开展健康管理服务，且我国基层医生掌握健康管理服务能力存在“短板”，因此需要加强医院与基层之间服务协同机制建设。

构建契合农村老年人的多维社会剥夺评价指标体系，为了解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多维社会剥夺现状提供测量工具。

通过文献研究法和专家小组讨论法初步确定农村老年人多维社会剥夺评价指标体系，遴选18名从事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应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级指标的权重。

两轮咨询的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100.0%和94.1%，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872和0.856，专家意见的协调系数分别为0.216和0.193（均P<0.05），专家意见的协调性较好；经过专家咨询后建立了农村老年人多维社会剥夺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7个和二级指标37个，专家在2轮咨询中对各指标重要性的评分分别为（4.46±0.74）分和（4.52±0.74）分，变异系数分别为0.05～0.27和0.00～0.24；在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权重为0.087 1～0.213 0，二级指标权重为0.017 4～0.087 3。

构建的农村老年人多维社会剥夺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可为评估农村老年人多维社会剥夺提供测量内容和量化依据，为多维社会剥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评价Prophet模型在深圳市手足口病日发病率预测中的效果，分析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期对手足口病预测的影响，为手足口病监测预警提供新思路。

以深圳市2011—2023年手足口病日发病率数据为训练集，根据是否纳入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数据、是否控制假期项构建不同的Prophet模型，预测2024年1—7月的日发病率并与实际值比较，采用均方误差（MSE）、平均绝对误差（MAE）、均方根误差（RMSE）、对称平均绝对误差百分比（SMAPE）等4个指标评价拟合及预测效果。

与纳入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数据的Prophet模型相比，未纳入的Prophet模型日均MSE、MAE、RMSE、SMAPE分别下降了45.64%、27.63%、25.89%、7.97%。控制假期项后模型MAE、RMSE、SMAPE无变化，但在预测时间跨度超过4个月时，日均MSE值降低了3.81%。在4个月内模型预测的MSE、MAE、RMSE、SMAPE（95%CI）依次为0.42（0.33，0.90）、0.51（0.45，0.75）、0.65（0.57，0.95）、0.42（0.24，0.44），而预测7个月时预测的MSE、MAE、RMSE、SMAPE（95%CI）分别为1.78（0.39，29.61）、0.94（0.48，3.05）、1.33（0.63，5.44）、0.40（0.33，0.43）。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2020—2022年）手足口病日发病率对Prophet模型有较大的影响，控制节假日及寒暑假对短期预测效果的作用有限，但在长期预测时可提高模型精度。

分析1990—2021年中国2型糖尿病（T2DM）的疾病负担和变化趋势，预测2022—2026年的T2DM疾病负担，为制定和评估糖尿病防治策略提供数据支持和科学依据。

从全球疾病负担2021数据库中获取中国T2DM疾病负担数据，分析1990—2021年中国T2DM患病率、死亡率和DALYs率的变化趋势；基于1990—2016年数据（训练集）建立中国T2DM患病率、死亡率及DALYs率的自回归整合移动平均（ARIMA）模型、神经网络自回归（NNAR）模型和ARIMA-NNAR组合模型，利用2017—2021年数据（测试集）进行模型评价；采用平均绝对百分误差（MAPE）、平均绝对误差（MAE）和均方根误差（RMSE）比较模型的拟合和预测效果，选择最佳模型预测2022—2026年中国T2DM疾病负担。

通过计算1990—2021年中国T2DM的变化率，2021年中国T2DM患病率、死亡率、DALYs率相较1990年均具有明显上升趋势，且男性疾病负担高于女性。ARIMA模型、NNAR模型和ARIMA-NNAR组合模型预测值的动态趋势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但组合预测模型各评价指标的值均显示预测效果好于单预测模型。经ARIMA-NNAR模型预测得到2022—2026年中国T2DM患病率分别为8 353.71/10万、8 565.00/10万、8 776.30/10万、8 987.60/10万、9 198.90/10万，死亡率分别为12.55/10万、12.78/10万、12.99/10万、13.20/10万、13.41/10万，DALYs率分别为826.79/10万、846.22/10万、864.49/10万、881.86/10万、898.54/10万。

ARIMA-NNAR组合模型在预测中国T2DM疾病负担应用中具有良好的效果，可为T2DM疾病负担短期预测提供借鉴与参考。中国T2DM疾病患病率、死亡率和DALYs率在2022—2026年仍会增长，表明中国T2DM疾病负担将持续加重，疾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分析中国居民1990—2021年脑卒中及缺血性脑卒中（IS）、脑出血（ICH）和蛛网膜下腔出血（SAH）3种亚型的发病和死亡趋势，为我国居民脑卒中的预防控制提供参考依据。

收集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GBD 2021）研究中1990—2021年中国居民脑卒中及IS、ICH和SAH 3种亚型发病和死亡的相关数据，采用发病数、发病率、死亡数和死亡率等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总变化率和年估计变化百分比（EAPC）分析我国居民1990—2021年脑卒中及其3种亚型发病和死亡的变化趋势。

中国居民脑卒中发病数、发病率、死亡数和死亡率分别从1990年的1 685 762例、143.29/10万、1 530 590例和130.10/10万上升至2021年的4 090 480例、287.51/10万、2 591 647例和182.16/10万，总变化率分别为142.65%、100.64%、69.32%和40.01%，中国居民1990—2021年脑卒中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EAPC=2.02%和1.01%，均P<0.001）。IS发病数、发病率、死亡数和死亡率分别从1990年的761 191例、64.70/10万、427 970例和36.38/10万上升至2021年的2 772 053例、194.84/10万、1 176 952例和82.72/10万，总变化率分别为264.17%、201.13%、175.01%和127.40%，中国居民1990—2021年IS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EAPC=3.56%和2.74%，均P<0.001）；ICH发病数、发病率、死亡数和死亡率分别从1990年的774 012例、65.79/10万、913 023例和77.61/10万上升至2021年的1 173 288例、82.47/10万、1 322 893例和92.98/10万，总变化率分别为51.59%、25.34%、44.89%和19.81%，中国居民1990—2021年ICH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EAPC=0.40%和0.50%，均P<0.01）；SAH发病数、发病率、死亡数和死亡率分别从1990年的150 559例、12.80/10万、189 598例和16.12/10万下降至2021年的145 138例、10.20/10万、91 802例和6.45/10万，总变化率分别为−3.60%、−20.29%、−51.58%和−59.96%，中国居民1990—2021年SAH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EAPC= –1.69%和−4.02%，均P<0.001）。不同性别居民中，1990年和2021年除SAH死亡率外，男性居民脑卒中、IS、ICH发病率和死亡率及SAH发病率均高于女性居民；男性居民1990—2021年脑卒中、IS、ICH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EAPC=2.33%和1.51%、3.98%和3.25%、0.70%和1.01%，均P<0.05），SAH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EAPC= –1.59%和−3.44%，均P<0.05）；女性居民1990—2021年脑卒中、IS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EAPC=1.61%和0.40%、3.15%和2.12%，均P<0.05），SAH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EAPC= –1.69%和−4.69%，均P<0.05）。不同年龄居民中，1990年和2021年脑卒中及3种亚型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脑卒中发病率除75～79岁居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各年龄组居民1990—2021年脑卒中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均P<0.05）；IS发病率除<20岁居民呈下降趋势和20～24岁居民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各年龄组居民1990—2021年IS发病率均呈上升趋势（均P<0.05）；IS死亡率除80～84岁和≥85岁居民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各年龄组居民1990—2021年IS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均P<0.05）；各年龄组居民1990—2021年ICH、SAH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均P<0.05）。

中国居民1990—2021年脑卒中、IS和ICH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SAH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男性和老年人为脑卒中发病和死亡的高危人群。

分析1990—2021年中国居民胰腺癌疾病负担趋势，为我国胰腺癌防治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收集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GBD 2021）数据库中1990—2021年中国居民胰腺癌疾病负担的相关数据，提取标化发病率、标化死亡率和标化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率等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胰腺癌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并应用年龄–时期–队列（APC）模型分析胰腺癌疾病负担的年龄、时期、出生队列效应。

中国总体、男性和女性居民1990—2021年胰腺癌标化发病率分别从1990年的4.54/10万、5.55/10万和3.64/10万上升至2021年的5.64/10万、7.29/10万和4.18/10万，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值分别为0.72%、0.89%和0.48%，总体、男性和女性居民上升趋势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胰腺癌标化死亡率分别从1990年的4.83/10万、5.91/10万和3.90/10万上升至2021年的5.72/10万、7.37/10万和4.29/10万，AAPC值分别为0.56%、0.55%和0.33%，总体、男性和女性居民上升趋势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胰腺癌标化DALYs率分别从1990年的123.16/10万、151.33/10万和95.37/10万上升至2021年的137.23/10万、179.36/10万和96.89/10万，AAPC值分别为0.36%、0.55%和0.07%，总体和男性居民上升趋势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男性和女性居民胰腺癌发病风险均随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年龄效应系数均在15～19岁为最低（分别为–3.638和–3.406），男性居民在85～89岁为最高（1.623），女性居民在80～84岁为最高（1.582）；胰腺癌发病风险随着时期的推移而上升，男性和女性居民的时期效应系数分别由1992—1996年的–0.477和–0.388上升至2017—2021年的0.488和0.382；胰腺癌发病风险随着出生年份的推移呈下降趋势，男性和女性居民的最低出生队列效应系数均在2002—2006年，分别为–1.719和–1.877，最高出生队列效应系数分别为1897—1901年的1.374和1.504。男性和女性居民胰腺癌死亡风险均随着年龄的增长大体呈上升趋势，年龄效应系数均在15～19岁为最低（分别为–3.658和–3.428），男性居民在90～94岁为最高（1.751），女性居民在80～84岁和85～89岁均为最高（均1.686）；胰腺癌死亡风险随着时期的推移而上升，男性和女性居民的时期效应系数分别由1992—1996年的–0.465和–0.384上升至2017—2021年的0.477和0.366；胰腺癌死亡风险随着出生年份的推移呈下降趋势，男性和女性居民的最低出生队列效应系数均在2002—2006年，分别为–1.794和–1.964，最高出生队列效应系数分别为1897—1901年的1.456和1.594。男性和女性居民胰腺癌疾病负担风险均随年龄增长大体呈上升趋势，年龄效应系数均在15～19岁为最低（分别为–3.069和–2.834），男性和女性居民均在70～74岁为最高（分别为1.049和1.286）；随着时期的推移而上升，男性和女性居民的时期效应系数分别由1992—1996年的–0.358和–0.252上升至2017—2021年的0.364和0.260；胰腺癌疾病负担风险随着出生年份的推移呈下降趋势，男性和女性居民的最低出生队列效应系数均在2002—2006年，分别为–1.334和–1.513，最高出生队列效应系数均在1897—1901年，分别为1.000和1.114。

1990—2021年中国居民胰腺癌的标化发病率、标化死亡率和男性居民标化DALYs率均呈上升趋势，其胰腺癌疾病负担风险随年龄增长和时期推移而升高，随队列延伸而降低。

分析儿童青少年运动缺乏症（EDD）的影响因素，为促进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和体质健康提供参考依据。

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7个中英文数据库，收集从建库至2024年8月发表的儿童青少年EDD相关中英文文献，对EDD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文献综述法分析。

共纳入53篇文献的245 777名受试者。性别、种族/民族、自我效能、感知能力、自主锻炼动机、认知能力、动作技能、父母支持、父母参与、社会文化、家庭支持、父母教育背景、父母婚姻状况、同伴支持、榜样作用、学校环境、体育设施可用性、家庭周边建成环境、城市建筑环境、地理区域、城郊差异、天气状况与儿童青少年EDD呈正相关关系；年龄、体重、久坐行为、社会经济水平和家庭收入与儿童青少年EDD呈负相关关系；抚养方式和学业成绩与儿童青少年EDD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儿童青少年EDD与人口统计学和生物学、心理认知和情感、行为特征和技能、社会和文化、物理环境五类因素有关，相关部门可参考EDD影响因素进行针对性防治或干预，以提高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和体质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