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运用Matlab软件对创新主体在不同参量变化下的策略选择进行仿真分析，揭示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创新联合体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动态演化规律。研究发现：（1）政府参与意愿是影响创新联合体成员合作的重要因素，且对科技领军企业的影响更加显著；提升科技领军企业的参与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成员单位的积极性，提升成员单位的参与意愿对政府和科技领军企业的策略选择几乎没有影响；（2）相比激励机制，合理的惩罚机制更能有效促进创新联合体各主体持续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积极性；（3）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对创新联合体持续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积极性有显著影响，且对科技领军企业的影响更加突出；（4）当创新联合体各主体均选择积极策略时，科技领军企业参与意愿随着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成功概率增加而增加；但仅有一方积极创新时，另一方不会选择积极创新，且政府不会选择高度参与支持的策略。最后，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加强有为政府、健全有效市场、培育有力主体、构建有容社会四位一体的协同体系，赋能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激发多元主体创新活力，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新动能。

新创数字赋能企业及其数字创新活动对数实融合实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尤为关键，但归咎于新创劣势以及数字创新过程的复杂性，新创数字赋能企业的数字创新结果往往高度不确定。精益创业作为驾驭不确定性的重要战略举措，对优化新创数字赋能企业架构以及改善数字创新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战略-结构-绩效”范式，提出了新创数字赋能企业精益创业、模块化架构（包括模块化产品架构和模块化组织架构）与数字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假设。通过对267家新创数字赋能企业的数据进行层次回归和Bootstrap分析，研究发现：（1）精益创业对新创数字赋能企业的数字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模块化产品和组织架构分别在精益创业与新创数字赋能企业的数字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3）模块化产品和组织架构在精益创业和新创数字赋能企业的数字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精益创业对新创数字赋能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不仅扩展了精益创业和数字创新的研究，也为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借鉴。

数智时代背景下构建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是我国实现产业链安全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资源协奏理论，对三一集团进行纵向案例研究，探索数智赋能、资源协奏与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的演化机理。研究发现：数智技术具有提升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的立体赋能作用，产生组织破壁、跨界融合和动态调适的赋能效应；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构建的不同阶段采用异质性资源协奏方式。资源协奏作为企业主动管理资源能力的行为，依次通过“整机切入+高度灵活性”拼凑方式、“战略合作+纵向一体化”整合方式和“完善生态+立体化共演”协奏方式实现产业链生态正反馈循环；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经历了“由点到网”的演化过程。链主企业通过点式突破、链式协同和生态融通三种模式，形成面向产业链生态的技术创新驱动力、产品市场引导力和资源整合协同力。本研究揭示了数智赋能下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演化的资源协奏机理，为产业链数智化转型、资源动态管理和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培育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专利质押融资政策是助企纾困解难的重要路径，对于企业优化自身资产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然而，现有关于专利质押融资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较为缺乏。本文以200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DID方法检验了专利质押试点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专利质押试点政策能够降低企业资本结构偏离度。机制分析表明，专利质押试点政策降低资本结构偏离度的作用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专利质押试点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偏离度的降低作用在非国有性质、规模较小和行业竞争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从调整速度来看，专利质押试点政策能够提高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区分调整方向后发现，专利质押试点政策既能够提高企业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又能够提高企业资本结构向下调整速度；从调整方式来看，专利质押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债务融资方式提高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本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因素和专利质押政策经济效果的相关研究，还为深入开展专利质押试点工作、优化企业融资结构提供了决策参考。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供应链视角，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供应链渠道对供应商企业产生深远影响。那么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呢?为解答该问题，本文通过匹配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表明该结论是可靠的；（2）供应商企业与客户企业为同一行业、供应商企业所处行业为高数字化转型水平行业，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大；（3）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信息溢出和供需适配两条渠道促进了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合作紧密度和行业竞争强度正向调节了上述关系。本文从供应链视角揭示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影响的内在机制，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为推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提升我国企业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内容，也是亟待突破的重大理论问题。本研究结合网络编排理论，对中车株机共建“一带一路”标准融通的客观实践进行了探索性案例研究。研究发现：（1）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具有阶段性特征。在 “孵化-扩张-稳定发展”的迭代过程中，相互间的网络关系依赖度和技术互补性逐步增强，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呈现从局部试点向全球协同的演化路径；（2）核心企业的网络编排实践被视为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落地的关键杠杆。网络编排实践由合法耦合探索、创新杠杆管理及网络生态拓展三部分构成，其推动该系统从核心企业主导治理向多元共治转变；（3）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逻辑呈现由合法化逻辑向融通逻辑过渡的特征。本文最终形成的理论框架，既是对网络编排理论在跨国情境下的应用拓展，同时也是在中美技术脱钩背景下，中国企业技术突围和技术标准融通治理的理论规律的挖掘、尝试与探索。

企业有效应对数字化创新悖论，既是全面实现数字化创新的前提，也是以数字化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议题。然而，目前学界暂缺乏对这一知识体系的系统梳理。本文运用文献计量与系统归纳的综述方法，从国内外高水平期刊筛选108篇关联文献对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进行梳理，构建“概念分类-成因表现-应对机制”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概念呈现出多维度、结构化的内涵特征，包括数字化技术创新悖论、数字化市场创新悖论与数字化组织创新悖论；第二，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在技术、市场与组织层面分别表现出不同成因与典型形态，反映出其内在复杂性与动态发展性；第三，应对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需融合多理论视角，本文基于动态能力、模块化、最优区分、制度逻辑、数据伦理、悖论式领导以及组织双元性七大理论基础，提炼出19种具体应对机制，构成系统化的策略体系；最后，本文进一步提出未来数字化进程中可能涌现的潜在悖论问题，以期为后续理论构建提供详尽的研究方向与分析工具。

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缓解能源短缺与环境恶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基于创新主体与需求主体的利益交互关系，将绿色技术创新扩散分为两阶段，分别为绿色创新技术在集群企业间扩散与绿色创新产品在市场消费者间扩散，且考虑扩散群体网络结构的差异性，构建由博弈主体、演化规则和网络结构三要素组成的供需端异质网络环境下绿色技术创新扩散三阶段博弈模型，并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数值仿真分析。研究表明：当政府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在集群企业间和市场消费者间扩散时，最优补贴阈值分别受集群组织结构和绿色创新企业数量显著影响，且激励效用均存在边际递减现象；相较于边缘企业，核心企业采纳绿色创新技术的决策行为受集群绿色创新组织结构影响，并对政府经济补贴与绿色创新技术成熟度表现出更高的敏感度；绿色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遵循价格竞争原则，降低其市场价格有利于驱动其扩散，同时绿色创新产品的技术成熟度以及释放的绿色效益也是影响其扩散的主要因素；绿色技术创新扩散过程的稳定性受扩散群体网络结构影响，降低绿色创新技术研发成本或绿色创新产品价格能够有效提高创新扩散的稳定性。研究结论得到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稳定条件以及特定条件下的政府补贴边界，对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扩散效率具有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人工智能（AI）黑箱问题正困扰着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可解释AI被认为是解决AI黑箱问题的重要方案之一。然而，现有研究鲜有探讨可解释性如何影响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的机制。为此，本文着重研究了这一机制，这包括AI可解释性影响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的路径机制以及用户特征对此路径的调节机制。本文提出了理论假设并对425份问卷数据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层次回归分析，检验了相关假设。研究发现：可解释性的完整性、格式化与现时性维度对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具有正向的影响；可解释性对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的影响是间接的，需要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的中介。研究也发现：可解释性对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的一些影响受学历、使用经验与职位等用户特征的调节。本文的结论由于为AI知识创造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可解释性的用户接受模型而对AI知识创造理论与可解释AI理论有贡献，也为企业正确发挥AI可解释性的作用、推进AI知识创造提供了启示。

裂变作为从在位企业衍生出新创企业的组织变革过程，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整体性的发展战略。在当今动态复杂环境中，在位企业能否通过裂变式发展实现利用式和探索式并举的创新双元性，是确保其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机会—动机—能力理论框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剖析在位企业裂变过程中实现创新双元性与否的多条路径。研究发现，在位企业外部的政策机会和市场机会、多元化战略动机和组织重构动机以及资源获取能力和网络能力六个前因条件之间具有复杂交互作用，其联动效应会对创新双元性产生影响。就单个条件而言，在位企业自身能力的强弱作为实现创新双元性的关键条件，与其他条件联合作用下形成了实现创新双元性的三条“殊途同归”路径：面临充裕市场机会时积极布局并充分运用自身能力的多元均衡型，在外部机会匮乏时依靠自身强大能力禀赋的能力驱动型，以及在政策和市场机会均充裕时聚焦主业并凭借自身能力抓住机遇的风口抢占型。而当在位企业自身能力较弱时，即便有强烈的多元化战略动机与组织重构动机，或者即便处于机会充裕的情境中，也都会因掣肘于能力短板而难以实现创新双元性。研究通过明晰在位企业实现创新双元性与否的前因条件及其组合效应，为推进企业裂变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路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