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据开放是数据要素供给的必要举措，依托政府数据开放以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是释放数据红利的重要路径和体现。本文以政府数据开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检验数据要素供给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以政府数据开放为代表的数据要素供给能够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机制分析表明，政府数据开放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强化人才集聚和提升政府行政效率进而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数据开放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数据开放质量与城市创业活跃度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且政府数据开放提高了城市创业质量。本文丰富了数据要素供给的经济效应研究，阐明了政府数据开放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逻辑机理，为增强政府数据开放对城市创业的正向激励效应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环境监管是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绿色创新关键驱动因素。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120个主要城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及调节效应模型考察晋升压力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并未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量质齐升，仅对绿色创新数量有显著促进作用，激发了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2）晋升压力正向调节环境监管与绿色创新数量的关系，加剧了绿色创新“泡沫”现象；（3）环境监管对绿色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集中于重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其对高城镇化地区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增量提质效果，但晋升压力未发挥有效调节作用；（4）环境监管通过产业转移作用于绿色创新，并带来边界污染问题，而中央垂直监管有利于削弱绿色创新“泡沫”。本文深化了宏观政策与企业微观创新的研究范畴和边界条件，为现有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为环境监管政策优化和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和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对绿色专利产出的影响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该影响过程中存在的双重外部性问题需借助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合力解决，将环境规制、绿色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对探寻有效解决环境问题之道意义重大。本文采用2010—2021年长江经济带11省份数据，在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专利产出的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绿色专利产出数量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2）环境规制对绿色专利产出质量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跨越U型关系的拐点后，其能够有效促进绿色专利产出质量提升。（3）知识产权保护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专利产出数量与质量过程中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这弥补了环境规制对绿色专利产出影响研究领域的理论研究不足，对平衡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人工智能（AI）黑箱问题正困扰着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可解释AI被认为是解决AI黑箱问题的重要方案之一。然而，现有研究鲜有探讨可解释性如何影响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的机制。为此，本文着重研究了这一机制，这包括AI可解释性影响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的路径机制以及用户特征对此路径的调节机制。本文提出了理论假设并对425份问卷数据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层次回归分析，检验了相关假设。研究发现：可解释性的完整性、格式化与现时性维度对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具有正向的影响；可解释性对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的影响是间接的，需要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的中介。研究也发现：可解释性对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的一些影响受学历、使用经验与职位等用户特征的调节。本文的结论由于为AI知识创造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可解释性的用户接受模型而对AI知识创造理论与可解释AI理论有贡献，也为企业正确发挥AI可解释性的作用、推进AI知识创造提供了启示。

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我国产业链存在大量断点、堵点、痛点，关键环节国产替代率低等问题日益突显，如何推动那些在细分领域拥有“绝活”的专精特新企业快速嵌入产业链，并在赋能产业链的同时企业自身实现高质量成长，这已然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企业成长理论，以产业链双向赋能为研究视角，本文对2家典型的专精特新企业进行双案例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和Nvivo软件对案例资料进行编码处理，旨在探索专精特新企业螺旋式高质量成长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成长过程包括精准定位、高度耦合、关联拓展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中产业链赋能视角下补链机制与强链机制协同演化，形成一个水平与垂直方向均上升的螺旋式高质量成长路径，它们环环相扣、逐层递进。为在“质”和“量”方面获得高质量成长，企业每个阶段均需要对资源编排各维度进行部署。总体来看，资源结构化在所有阶段的重要性程度均很高，资源能力化、资源杠杆化的重要性则伴随阶段演进逐步提高。本文不仅对企业高质量成长研究进行了中国情境下的理论深化，同时考量了补链机制和强链机制间关系，拓展了产业链赋能在新形势下的适用情境与边界。研究结论对专精特新企业在产业链发挥关键性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两业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而数据开放为此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城市数据，在测算“两业融合”水平基础上，以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上线构造准自然实验，综合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据开放对“两业融合”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1）数据开放显著提升了城市“两业融合”水平。（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低行政等级城市以及良好营商环境城市中，数据开放对“两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3）机制分析表明，数据开放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赋能“两业融合”。本文为通过数据开放赋能“两业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支撑，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打造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决策参考。

提升我国企业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内容，也是亟待突破的重大理论问题。本研究结合网络编排理论，对中车株机共建“一带一路”标准融通的客观实践进行了探索性案例研究。研究发现：（1）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具有阶段性特征。在 “孵化-扩张-稳定发展”的迭代过程中，相互间的网络关系依赖度和技术互补性逐步增强，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呈现从局部试点向全球协同的演化路径；（2）核心企业的网络编排实践被视为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落地的关键杠杆。网络编排实践由合法耦合探索、创新杠杆管理及网络生态拓展三部分构成，其推动该系统从核心企业主导治理向多元共治转变；（3）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逻辑呈现由合法化逻辑向融通逻辑过渡的特征。本文最终形成的理论框架，既是对网络编排理论在跨国情境下的应用拓展，同时也是在中美技术脱钩背景下，中国企业技术突围和技术标准融通治理的理论规律的挖掘、尝试与探索。

数智时代背景下构建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是我国实现产业链安全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资源协奏理论，对三一集团进行纵向案例研究，探索数智赋能、资源协奏与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的演化机理。研究发现：数智技术具有提升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的立体赋能作用，产生组织破壁、跨界融合和动态调适的赋能效应；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构建的不同阶段采用异质性资源协奏方式。资源协奏作为企业主动管理资源能力的行为，依次通过“整机切入+高度灵活性”拼凑方式、“战略合作+纵向一体化”整合方式和“完善生态+立体化共演”协奏方式实现产业链生态正反馈循环；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经历了“由点到网”的演化过程。链主企业通过点式突破、链式协同和生态融通三种模式，形成面向产业链生态的技术创新驱动力、产品市场引导力和资源整合协同力。本研究揭示了数智赋能下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演化的资源协奏机理，为产业链数智化转型、资源动态管理和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培育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供应链视角，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供应链渠道对供应商企业产生深远影响。那么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呢?为解答该问题，本文通过匹配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表明该结论是可靠的；（2）供应商企业与客户企业为同一行业、供应商企业所处行业为高数字化转型水平行业，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大；（3）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信息溢出和供需适配两条渠道促进了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合作紧密度和行业竞争强度正向调节了上述关系。本文从供应链视角揭示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影响的内在机制，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为推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裂变作为从在位企业衍生出新创企业的组织变革过程，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整体性的发展战略。在当今动态复杂环境中，在位企业能否通过裂变式发展实现利用式和探索式并举的创新双元性，是确保其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机会—动机—能力理论框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剖析在位企业裂变过程中实现创新双元性与否的多条路径。研究发现，在位企业外部的政策机会和市场机会、多元化战略动机和组织重构动机以及资源获取能力和网络能力六个前因条件之间具有复杂交互作用，其联动效应会对创新双元性产生影响。就单个条件而言，在位企业自身能力的强弱作为实现创新双元性的关键条件，与其他条件联合作用下形成了实现创新双元性的三条“殊途同归”路径：面临充裕市场机会时积极布局并充分运用自身能力的多元均衡型，在外部机会匮乏时依靠自身强大能力禀赋的能力驱动型，以及在政策和市场机会均充裕时聚焦主业并凭借自身能力抓住机遇的风口抢占型。而当在位企业自身能力较弱时，即便有强烈的多元化战略动机与组织重构动机，或者即便处于机会充裕的情境中，也都会因掣肘于能力短板而难以实现创新双元性。研究通过明晰在位企业实现创新双元性与否的前因条件及其组合效应，为推进企业裂变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路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