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黑箱问题正困扰着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可解释AI被认为是解决AI黑箱问题的重要方案之一。然而，现有研究鲜有探讨可解释性如何影响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的机制。为此，本文着重研究了这一机制，这包括AI可解释性影响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的路径机制以及用户特征对此路径的调节机制。本文提出了理论假设并对425份问卷数据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层次回归分析，检验了相关假设。研究发现：可解释性的完整性、格式化与现时性维度对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具有正向的影响；可解释性对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的影响是间接的，需要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的中介。研究也发现：可解释性对用户接受AI用于知识创造的一些影响受学历、使用经验与职位等用户特征的调节。本文的结论由于为AI知识创造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可解释性的用户接受模型而对AI知识创造理论与可解释AI理论有贡献，也为企业正确发挥AI可解释性的作用、推进AI知识创造提供了启示。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供应链视角，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供应链渠道对供应商企业产生深远影响。那么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呢?为解答该问题，本文通过匹配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表明该结论是可靠的；（2）供应商企业与客户企业为同一行业、供应商企业所处行业为高数字化转型水平行业，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大；（3）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信息溢出和供需适配两条渠道促进了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合作紧密度和行业竞争强度正向调节了上述关系。本文从供应链视角揭示了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影响的内在机制，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为推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数智时代背景下构建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是我国实现产业链安全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资源协奏理论，对三一集团进行纵向案例研究，探索数智赋能、资源协奏与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的演化机理。研究发现：数智技术具有提升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的立体赋能作用，产生组织破壁、跨界融合和动态调适的赋能效应；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构建的不同阶段采用异质性资源协奏方式。资源协奏作为企业主动管理资源能力的行为，依次通过“整机切入+高度灵活性”拼凑方式、“战略合作+纵向一体化”整合方式和“完善生态+立体化共演”协奏方式实现产业链生态正反馈循环；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经历了“由点到网”的演化过程。链主企业通过点式突破、链式协同和生态融通三种模式，形成面向产业链生态的技术创新驱动力、产品市场引导力和资源整合协同力。本研究揭示了数智赋能下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演化的资源协奏机理，为产业链数智化转型、资源动态管理和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培育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我国产业链存在大量断点、堵点、痛点，关键环节国产替代率低等问题日益突显，如何推动那些在细分领域拥有“绝活”的专精特新企业快速嵌入产业链，并在赋能产业链的同时企业自身实现高质量成长，这已然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企业成长理论，以产业链双向赋能为研究视角，本文对2家典型的专精特新企业进行双案例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和Nvivo软件对案例资料进行编码处理，旨在探索专精特新企业螺旋式高质量成长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成长过程包括精准定位、高度耦合、关联拓展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中产业链赋能视角下补链机制与强链机制协同演化，形成一个水平与垂直方向均上升的螺旋式高质量成长路径，它们环环相扣、逐层递进。为在“质”和“量”方面获得高质量成长，企业每个阶段均需要对资源编排各维度进行部署。总体来看，资源结构化在所有阶段的重要性程度均很高，资源能力化、资源杠杆化的重要性则伴随阶段演进逐步提高。本文不仅对企业高质量成长研究进行了中国情境下的理论深化，同时考量了补链机制和强链机制间关系，拓展了产业链赋能在新形势下的适用情境与边界。研究结论对专精特新企业在产业链发挥关键性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开源项目已成为企业实现数字技术突破的重要载体。然而，如何选择适当的许可证以保障开源项目可持续发展是企业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构建不同技术复杂度情境下许可证规制对开源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异质性影响模型，选取GitHub平台2009—2023年发布的2，536，526项开源项目作为样本，采用负二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 开源许可证的采纳显著促进开源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为用户关注度和开发活跃度的提升；（2） 相对于限制型许可证，宽松型许可证的促进作用更强；（3） 相对于缺少专利许可条款的许可证，包含该条款的许可证对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更显著；（4） 技术复杂度正向调节上述许可证规制对开源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揭示了开源许可证规制影响开源项目可持续发展的边界条件，有助于企业优化面向复杂数字技术的开源许可证治理机制，为构建健康繁荣的开源生态提供启示。

提升我国企业国际技术标准话语权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内容，也是亟待突破的重大理论问题。本研究结合网络编排理论，对中车株机共建“一带一路”标准融通的客观实践进行了探索性案例研究。研究发现：（1）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具有阶段性特征。在 “孵化-扩张-稳定发展”的迭代过程中，相互间的网络关系依赖度和技术互补性逐步增强，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呈现从局部试点向全球协同的演化路径；（2）核心企业的网络编排实践被视为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落地的关键杠杆。网络编排实践由合法耦合探索、创新杠杆管理及网络生态拓展三部分构成，其推动该系统从核心企业主导治理向多元共治转变；（3）共建“一带一路”技术标准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逻辑呈现由合法化逻辑向融通逻辑过渡的特征。本文最终形成的理论框架，既是对网络编排理论在跨国情境下的应用拓展，同时也是在中美技术脱钩背景下，中国企业技术突围和技术标准融通治理的理论规律的挖掘、尝试与探索。

企业有效应对数字化创新悖论，既是全面实现数字化创新的前提，也是以数字化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议题。然而，目前学界暂缺乏对这一知识体系的系统梳理。本文运用文献计量与系统归纳的综述方法，从国内外高水平期刊筛选108篇关联文献对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进行梳理，构建“概念分类-成因表现-应对机制”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概念呈现出多维度、结构化的内涵特征，包括数字化技术创新悖论、数字化市场创新悖论与数字化组织创新悖论；第二，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在技术、市场与组织层面分别表现出不同成因与典型形态，反映出其内在复杂性与动态发展性；第三，应对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需融合多理论视角，本文基于动态能力、模块化、最优区分、制度逻辑、数据伦理、悖论式领导以及组织双元性七大理论基础，提炼出19种具体应对机制，构成系统化的策略体系；最后，本文进一步提出未来数字化进程中可能涌现的潜在悖论问题，以期为后续理论构建提供详尽的研究方向与分析工具。

新创数字赋能企业及其数字创新活动对数实融合实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尤为关键，但归咎于新创劣势以及数字创新过程的复杂性，新创数字赋能企业的数字创新结果往往高度不确定。精益创业作为驾驭不确定性的重要战略举措，对优化新创数字赋能企业架构以及改善数字创新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战略-结构-绩效”范式，提出了新创数字赋能企业精益创业、模块化架构（包括模块化产品架构和模块化组织架构）与数字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假设。通过对267家新创数字赋能企业的数据进行层次回归和Bootstrap分析，研究发现：（1）精益创业对新创数字赋能企业的数字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模块化产品和组织架构分别在精益创业与新创数字赋能企业的数字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3）模块化产品和组织架构在精益创业和新创数字赋能企业的数字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精益创业对新创数字赋能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不仅扩展了精益创业和数字创新的研究，也为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借鉴。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两业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而数据开放为此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城市数据，在测算“两业融合”水平基础上，以地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上线构造准自然实验，综合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据开放对“两业融合”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1）数据开放显著提升了城市“两业融合”水平。（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低行政等级城市以及良好营商环境城市中，数据开放对“两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3）机制分析表明，数据开放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赋能“两业融合”。本文为通过数据开放赋能“两业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支撑，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打造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