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学校绿地空间暴露和户外活动时长对中小学生近视的单独和交互效应，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提供理论支持。

2023年9—11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江苏省98个县(市、区)497所中小学校的117 487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学生筛查性近视和影响因素等情况。应用ArcGIS Pro软件提取学校绿地空间暴露值(NDVI)，户外活动时长来自学生问卷调查。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绿地空间暴露和户外活动时长对中小学生筛查性近视的独立和交互作用。

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性别、NDVI分组、每天户外活动时长、监测点、学段、父母文化程度、是否住校及父母近视的中小学生筛查性近视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88.91~1 950.08)；随着学段上升和久坐时间增加，中小学生的筛查性近视检出率均上升(χ_趋势²值分别为8 410.15，2 028.91)(P值均 < 0.05)。独立作用显示，与低NDVI组相比，中或高NDVI组筛查性近视发生的风险均较低(中NDVI组：OR=0.93；高NDVI组：OR=0.95)；与每天户外活动时长 < 2 h者相比，每天户外活动时长≥2 h的中小学生筛查性近视发生的风险较低(OR=0.96)(P值均 < 0.05)。按学段分层，与低NDVI组相比，中NDVI组的小学和初中学生筛查性近视发生风险均较低(小学生：OR=0.91；初中生：OR=0.88)；与每天户外活动时长 < 2 h者相比，每天户外活动时长≥2 h的初中生筛查性近视发生的风险较低(OR=0.90)(P值均 < 0.05)。按监测点分层，中或高NDVI组和每天户外活动时长≥2 h的城区中小学生筛查性近视发生风险均较低(OR值分别为0.92，0.92，0.93，P值均 < 0.05)。交互作用显示，中或高NDVI组与每天户外活动时长≥2 h联合作用时，中小学生筛查性近视发生的风险均较低(中NDVI×≥2 h/d：OR=0.89；高NDVI×≥2 h/d：OR=0.89，P值均 < 0.05)，且联合效应优于单一因素。

绿地空间暴露和每天户外活动时长与儿童青少年筛查性近视呈负相关，二者联合作用效果优于单一因素。

分析广西农村初中生欺凌受害的潜在类别、转变规律及影响因素，为初中生校园欺凌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4年5月(T1)采用方便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广西贵港、钦州3所农村初级中学1 667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儿童期创伤量表、学校联结量表和简式韧性量表施测，2025年5月(T2)再次进行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的调查。采用潜在剖面分析确定2个时间点学生的欺凌受害最佳类别模型，并考察欺凌受害类别的稳定性与转变性。通过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儿童期创伤、心理韧性和学校联结对学生欺凌受害类别转变的预测作用。

农村初中生欺凌受害在T1和T2两个时间点均存在2种类型，即低欺凌受害组(91.8%，93.5%)和传统类型欺凌受害组(指言语、身体、关系受欺凌维度得分高)(8.2%，6.5%)。其中，低欺凌受害组保持原组概率为95.7%，传统类型欺凌受害组向低欺凌受害组的转变概率为59.1%。以保持在原组的被试为参照，男生、情感虐待和躯体忽视使学生从低欺凌受害组向传统类型欺凌受害组转变的概率增大(OR值分别为2.05，1.21，1.11)，心理韧性和学校联结使其向传统类型欺凌受害组转变的概率降低(OR值分别为0.88，0.94)(P值均 < 0.05)。情感虐待使学生从传统类型欺凌受害组向低欺凌受害组转变的概率降低(OR=0.88)，心理韧性使其向低欺凌受害组转变的概率增大(OR=1.09)(P值均 < 0.05)。

广西农村初中生校园欺凌受害存在群体异质性，儿童期创伤、心理韧性和学校联结是校园欺凌受害类别转变的重要预测因素。

探究室外夜间灯光(LAN)暴露和中小学生睡眠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抑郁、压力和焦虑症状等负性情绪在其中的路径作用，为优化学校卫生环境和提升学生身心健康提供参考。

2024年12月，按照分层整群抽样方法纳入苏州市、南通市和常州市154所中小学的36 885名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7项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和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收集学生的睡眠、负性情绪情况；室外LAN暴露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的类国家极轨伙伴卫星可见光红外成像辐射计套件夜间灯光数据集(NPP-VIIRS NTL)。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地区室外LAN暴露与睡眠质量之间的关联，并以监测点进行分层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室外LAN、负性情绪和睡眠质量的关系，Process宏程序Model 4对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中小学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13.95%(5 147名)，压力症状检出率为16.72%(6 166名)，焦虑症状检出率为17.49%(6 451名)，室外LAN暴露中位值为28.85(19.10，41.44)nW/(cm²·sr)。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混杂因素后，高LAN暴露水平(Q4)与睡眠质量问题呈正相关(城区：OR=1.28，95%CI=1.17~1.41；郊县：OR=1.21，95%CI=1.07~1.36，P值均＜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室外LAN暴露、抑郁、压力、焦虑症状及中小学生睡眠质量两两均呈正相关(r=0.03~0.75，P值均＜0.01)。中介效应检验显示，负性情绪各维度(抑郁、压力、焦虑症状)在高LAN暴露水平和睡眠质量之间有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95%CI)分别为0.03(0.02~0.05)，0.05(0.03~0.08)，0.07(0.05~0.09)，P值均＜0.01]，31.9%由中介变量负性情绪解释，其中焦虑症状路径占比最高(14.89%)，压力(10.64%)与抑郁症状(6.38%)次之。

减少较高的室外LAN暴露、干预负性情绪有助于改善中小学生睡眠质量。

分析参加非体育类校外辅导与小学生筛查性近视发生及眼轴长度(AL)、轴率比(AL/CR)的关联，为制定学生近视防控政策提供依据。

于2024年12月采用方便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安徽省合肥市2所普通小学的全体2 273名学生进行眼科检查和问卷调查，获取学生近视、AL、AL/CR及各类型校外辅导情况。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分析参加非体育类校外辅导与小学生筛查性近视、AL、AL/CR的关联。

小学生非体育类校外辅导班参与率为64.9%，总体筛查性近视率为39.1%。学生AL平均为(23.60±1.01)mm，AL/CR为(3.00±0.1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每周参加非体育类、乐器类、文化课类校外辅导≥2 h的学生筛查性近视发生风险(OR值分别为1.38，1.82，1.55)及AL/CR(β值分别为0.01，0.03，0.03)均高于未参加者(P值均 < 0.05)。将性别、年级、参加体育类校外辅导等作为协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每周参加非体育类和乐器类校外辅导≥2 h的小学生筛查性近视发生风险较高(OR值分别为1.26，1.49)；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显示，每周参加乐器类校外辅导≥2 h与小学生AL呈正相关(β=0.14)(P值均 < 0.05)。

小学生参加非体育类校外辅导现象普遍，每周参加非体育类校外辅导≥2 h增加小学生筛查性近视发生风险。

分析苏州市学校教室照明环境的变化及对中小学生屈光进展的影响, 为近视精准防控提供依据。

于2022年10月进行基线调查,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选取苏州市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 于2023年10月进行随访, 将2022和2023年均参加监测的12 302名学生和360间教室纳入研究, 分析学生1年的视力进展情况, 并对其所在教室(360间)开展教学环境监测。数据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或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χ²检验, 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小学生屈光变化的影响因素。

2022-2023年教室黑板面平均照度合格率由72.22%上升至75.28%, 课桌面平均照度合格率由89.44%下降至87.22%;学生总体屈光近视率由59.63%增长至66.99%。学生右眼等效球镜度数(SE)年均进展为-0.25(-0.75, 0.06) D, 不同学段、地区、基线屈光状态和教室照明环境变化组的年均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Z/H值分别为316.59, -8.27, 38.80, 51.01, P值均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近视前期、低度近视、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教室照明环境有改善能够降低屈光中快速进展的风险(OR值分别为0.58, 0.69, 0.81, 0.50, 0.28, 0.82), 女生、乡村中小学生屈光中快速进展风险较大(OR值分别为1.09, 1.42)(P值均 < 0.05)。

随访1年发现苏州市学校教室照明指标合格率平稳波动, 学生屈光度向近视化发展; 改善教室照明环境能够降低学生近视中快速进展的风险。

基于"风险感知-效能评估-行为响应"理论框架, 探讨重庆市高校学生高温健康风险感知与行为响应的群体异质性, 为实施差异化健康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运用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重庆市5所高校856名学生为研究对象, 自编问卷收集数据。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个体差异,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究变量间相关性,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影响因素,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理论路径, 利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

在风险感知维度上, 高校学生高温健康危害严重性评分[(3.28±0.89)分]高于易感性[(2.94±0.93)分]; 效能评估显示反应效能得分最高[(3.91±0.81)分]; 行为响应中适应行为[(5.43±2.75)分]最突出, 应急准备行为[(2.71±1.33)分]最低;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威胁评估→应对评估→行为响应"路径(χ²/df=2.49, RMSEA=0.05), 自我效能在威胁评估与行为响应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值为0.10(95%CI=0.02~0.19)。K-means聚类分析将研究对象划分为3类群体, 其行为障碍核心因素分别为经济约束(22.3%)、动机缺乏(34.8%)、认知不足(34.1%)。

大学生高温健康行为决策遵循"认知-评估-行动"的心理机制, 自我效能是驱动行为转化的关键中介变量, 需针对不同特征的群体实施精准化干预。

分析2018-2024年保山市8~10岁儿童碘营养状况, 全面评价保山市碘缺乏病消除巩固成效。

2018-2024年,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保山市5个县(隆阳县、施甸县、昌宁县、腾冲市、龙陵县)35个调查点的7 363名8~10岁非寄宿制儿童, 检测家中盐碘含量和儿童尿碘浓度, 采用超声法测量儿童甲状腺容积。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χ²检验, 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盐碘、尿碘、甲状腺容积的相关性。

儿童家庭食用盐共计检测7 361份, 碘盐覆盖率为99.70%, 合格碘盐食用率为97.02%。不合格碘盐占比从2018年的3.14%波动下降至2024年的2.14%。儿童家庭食用盐碘含量中位数为23.70(21.60, 25.80) mg/kg; 儿童尿碘中位数为217.41(152.40, 294.59)μg/L, 其中碘不足、碘适宜及碘过量的占比分别为9.75%, 66.66%和23.58%;不同年份、年龄、性别和未加碘食盐供应前后儿童尿碘中位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H值分别为134.88, 11.04, -4.28, -2.66, P值均 < 0.01)。儿童甲状腺平均容积为3.32(2.77, 3.93) mL, 甲状腺肿大率为1.91%。2023年保山市实施未加碘食盐供应前后, 儿童家庭食用盐碘含量中位数及甲状腺肿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χ²值分别为-1.54, 3.25, P值均>0.05), 但碘盐合格情况、尿碘中位数及尿碘频数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Z值分别为15.53, -2.66, 10.14, P值均 < 0.05)。盐碘与儿童尿碘呈正相关(r=0.04)、与甲状腺容积呈负相关(r=-0.07), 尿碘与甲状腺容积呈负相关(r=-0.03)(P值均 < 0.05)。食用碘盐儿童甲状腺容积大于食用非碘盐儿童(H=9.99), 不同尿碘水平儿童甲状腺容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5.13)(P值均 < 0.01)。

2018-2024年保山市8~10岁儿童碘营养总体处于适宜水平, 持续巩固了碘缺乏病消除状态。

分析小学生血清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E水平与体脂率(FMP)、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 为探讨小学生维生素营养状况及其潜在影响因素提供参考。

2021年9月1日-10月30日,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择深圳市罗湖区8所小学750名三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测量其体成分、采集血液样本, 采用质谱仪检测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E的血清水平, 同时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受试者的饮食与运动习惯信息。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 H秩和检验; 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 生活方式与维生素水平之间的关联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学龄儿童血清维生素A的总体水平为0.4(0.4, 0.5) mg/L, 缺乏率为0, 边缘缺乏率为5.1%;维生素D水平为26.0(22.0, 30.0) ng/mL, 缺乏率为0.4%, 边缘缺乏率为12.7%;维生素E的水平为11.8(10.1, 13.5) mg/L, 边缘缺乏率为0.8%。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 总人群、男生、女生、正常体重人群维生素A与FMP相关(r值分别为0.18, 0.18, 0.20, 0.10), 总人群及肥胖人群维生素D和FMP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08, 0.16)(P值均 < 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维生素A的边缘性缺乏与食用动物类、零食类和奶蛋豆类食物相关(OR值分别为0.45, 0.55, 0.59);维生素D是否缺乏受性别(OR=2.65)和运动(OR=1.96)的影响(P值均 < 0.05)。

学龄儿童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E的水平与FMP相关, 不同体质人群维生素差异较大, 需针对性补充。

探讨能量限制(CR)、身体活动(PA)、行为疗法(BT)结合呼吸训练(BE)、功能动作纠正训练(FMCT)的综合干预模式(CPBBF)对超重肥胖女大学生减肥效果, 为高校学生科学减肥提供参考依据。

2022年3-5月, 招募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46名超重肥胖女大学生, 随机分为试验组(24名)和对照组(22名)。对照组接受CR (禁止随意加餐)、PA[第1周, 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30 s与1~5 min的中等强度持续训练(MICT)交替4组, 时长15~20 min。第2周开始, HIIT和MICT各3 min交替5组, 时长30 min; 每周4次, 每次70 min]及BT (每次60~90 min, 每周3次); 试验组在此基础上融入FMCT (每次集中训练10~15 min, 融入PA及日常生活)和BE (提倡在生活及低强度训练中逐步过渡至正确呼吸方法, 每天5次, 每次10 min)。在干预前(T0)、12周的干预期(T1)和1年观察期(T2)分别测量两组体内氧气水平测试(BOLT)值、功能动作筛查(FMS)评分、体育锻炼态度评分及身体形态指标, 通过广义估计方程分析组间差异, 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分析探讨变量间的预测关系。

广义估计方程结果显示, 女大学生的BOLT值、FMS评分与体育锻炼态度的时间主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值分别为18.75, 14.89, 12.45);进一步组内比较显示, 试验组女大学生T1、T2时BOLT值、FMS评分与体育锻炼态度较T0时均升高, 对照组仅在T1时出现升高(P值均 < 0.05)。上述3项指标的组别主效应亦均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值分别为6.33, 5.21, 4.88), BOLT值与FMS评分的时间与组别交互作用均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值分别为4.56, 3.97)(P值均 < 0.05)。女大学生的体重、体质量指数(BMI)和体脂率(BFR)的时间主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值分别为44.27, 13.90, 82.33);进一步组内比较显示, 试验组女大学生T1和T2时体重、BMI和BFR相较T0时均降低, 对照组上述指标仅在T1时降低(P值均 < 0.05)。体重和BFR的组别主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值分别为4.11, 6.46), BFR的时间与组别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8.73)(P值均 < 0.05)。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BOLT (β=1.52)和FMS (β=1.81)均可正向预测体育锻炼态度, 体育锻炼态度对体重、BMI、BFR的负向预测均有统计学意义(β值分别为-0.08, -0.03, -0.03)(P值均 < 0.01)。

"CPBBF"综合干预通过调节能量补偿机制有效维持减肥效果, 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稳健性。

系统评价中国学龄前儿童屏幕暴露发生率及影响因素, 为制定科学的干预策略提供循证证据。

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维普、万方数据库中从建库至2025年6月29日, 关于学龄前儿童屏幕暴露发生情况的相关研究。使用Stata 16.0软件进行Meta分析。

共纳入43项研究。Meta分析显示, 中国学龄前儿童屏幕暴露发生率为46.0%(95%CI=38.9%~53.1%, P < 0.01);女童、非独生子女、父亲年龄 < 35岁、父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祖辈带养、农村、父母无锻炼习惯、家长支持使用视屏设备和父母每天视屏时间>1 h均是学龄前儿童屏幕暴露的影响因素[OR值(95%CI)分别为0.85(0.78~0.92), 1.09(1.04~1.15), 1.45(1.22~1.71), 1.38(1.24~1.54), 1.78(1.32~2.40), 1.39(1.16~1.65), 1.38(1.13~1.69), 1.67(1.40~1.98), 1.70(1.38~2.10)和1.59(1.04~2.43), P值均 < 0.05]。

中国学龄前儿童屏幕暴露发生率较高, 应制定相关健康促进策略以降低发生率。

探究疫苗素养在疫苗知识与疫苗犹豫间的中介作用和父母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为调整疫苗接种策略提供参考。

2024年5—12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贵州省贵阳市和遵义市抽取10个社区医院，采用自编问卷调查1 401名0~6岁儿童父母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疫苗知识、疫苗素养和疫苗犹豫水平。采用共同方法偏差检验、Spearman相关性分析、中介和调节效应检验进行数据分析。

在1 401名研究对象中，儿童父母疫苗知识、疫苗素养和疫苗犹豫的平均得分分别为(2.96±1.11，14.25±2.64，39.12±4.93)分。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儿童父母疫苗知识(β=1.28，95%CI=1.08~1.49)和疫苗素养(β=0.75，95%CI=0.66~0.84)均正向预测疫苗犹豫(P值均 < 0.01)，疫苗素养在疫苗知识和疫苗犹豫中的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28.1%。调节效应分析中，父母教育水平正向预测疫苗素养(β=0.40，95%CI=0.24~0.57)，且在疫苗知识对疫苗犹豫的影响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β=0.28，95%CI=0.05~0.52)(P值均 < 0.01)。

学龄前儿童父母的疫苗素养在疫苗知识与疫苗犹豫间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父母教育水平正向调节疫苗知识对疫苗犹豫得分的预测。

构建多种机器学习模型识别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SNA)高风险个体，筛选关键预测因子，为精准筛查与干预提供循证依据。

于2024年9—10月，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抽取贵州省某大学城5所高校12 541名本科生为对象，采用中文版社交网络成瘾量表(SNAS-C)、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自评量表(ASRS)、《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自评水平1横切症状测量-成人中文版(DSM-5 CCSM)、学业压力与学业满意度问卷，以及24 h活动指南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层感知机神经网络(MLP)、XGBoost、K近邻(KNN)和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4种机器学习模型，按8∶2划分训练集与测试集，利用准确率、召回率、F1值和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估模型性能，并进一步开展特征重要性分析。

SNA高风险检出率为8.60%，女生(10.10%)高于男生(6.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4.42，P < 0.01)。相比SNA低风险组，高风险组ASRS得分更高，抑郁、焦虑等更严重，学业压力更大、满意度更低(t值分别为-21.23，-16.12，-16.73，-13.81，11.58，P值均 < 0.01)。在24 h活动行为中(身体活动、睡眠、久坐/屏幕时间)，SNA高风险组达标率(11.77%，5.65%，57.92%)相比低风险组(15.57%，13.16%，75.32%)偏低(χ²值分别为11.04，50.72，154.40，P值均 < 0.01)。4种模型均具良好区分度，其中XGBoost表现最佳(准确率88.18%，F1=0.881)，KNN的AUC最高(0.90)。特征重要性分析显示ASRS为SNA最关键预测因子，其次为学业压力、抑郁、年龄和学业满意度。

机器学习模型可有效识别大学生SNA高风险个体；注意缺陷症状、内化问题和学业压力是主要风险因素，24 h活动行为(尤其睡眠与屏幕时间)为关键干预靶点。

分析母子互动和视屏暴露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关联，为促进学龄前儿童心理健康发展提供指导。

于2024年11—12月采用方便整群抽样方法，对安庆市大观区、迎江区2 977名学龄前儿童母亲进行问卷调查，应用中文版亲子互动问卷(CPCIS)评价母子互动质量，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PSQ)评估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母子互动、儿童视屏暴露以及两者联合作用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关联。

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异常检出率为13.9%。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子互动低分(OR=2.31，95%CI=1.72~3.11)、高视屏暴露(OR=1.52，95%CI=1.23~1.88)的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风险更高；联合作用结果显示，与母子互动高分且低视屏暴露组相比，母子互动低分且低视屏暴露组(OR=2.18，95%CI=1.46~3.28)、母子互动低分且高视屏暴露组(OR=3.13，95%CI=2.10~4.65)的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异常检出风险更高(P值均＜0.05)。

视屏暴露和母子互动均与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相关，高质量的母子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视屏暴露对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发展的不良影响。

探讨户外活动和不同类型久坐行为对中小学生内化行为的单独和联合影响，为中小学生内化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

于2023年7—12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区抽取4所中小学1 691名五至十二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户外活动问卷、儿童青少年久坐行为问卷、青少年自评量表进行匿名施测。采用χ²检验和Logistic回归进行统计学分析。

中小学生内化行为检出率为13.13%，女生检出率(15.53%)高于男生(10.77%)(χ²=8.39，P < 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每天户外活动时长≥1 h(OR=0.56)、每天视屏娱乐久坐＜2 h(OR=0.58)和每天文化类久坐＜2 h(OR=0.55)可降低青少年内化行为风险(P值均＜0.05)。交互作用的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每天户外活动时长≥1 h+视屏娱乐类久坐＜2 h组(OR=0.27)及每天户外活动时长≥1 h+文化类久坐＜2 h组(OR=0.30)青少年的内化行为风险较低(P值均 < 0.01)。

户外活动可以缓解久坐行为对青少年内化行为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限制视频时间、利用“户外+文化”活动的协同效益，降低青少年内化行为风险。

分析大一学生久坐行为类型与焦虑抑郁症状的关联，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于2022年10—11月在安徽省3所高等院校选取全体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7项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9项患者健康问卷(PHQ-9)、青少年闲暇时间久坐行为问卷(YLSBQ)进行调查，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久坐行为类型与焦虑抑郁症状的关联。

大一学生焦虑、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32.8%，49.9%。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控制性别、家庭所在地、父母文化程度、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和亲密伙伴数量后，高水平的总体、视频类和社交类久坐时间与大学生焦虑(OR值分别为1.26，1.56，1.27)、抑郁症状(OR值分别为1.42，1.94，1.29)风险增加均有关，中水平的其他久坐时间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OR=0.83)(P值均 < 0.05)。男、女生久坐行为与焦虑、抑郁症状关联的总体趋势相似。

久坐行为与大学生焦虑抑郁症状风险增加有关，减少视频类和社交类久坐行为有益于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探讨农村留守初中生抑郁症状与非自杀性自伤(NSSI)行为的动态关系以及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为预防危害农村青少年身心健康行为的发生提供参考依据。

2023年10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从湘西自治州泸溪县、花垣县、保靖县、龙山县4个县市抽取828名农村留守初中生进行为期1年的追踪调查(T1:2023年10月，T2：2024年4月，T3：2024年10月)。采用患者健康问卷(PHQ-9)、青少年NSSI行为评定问卷(ANSA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SUS)对初中生抑郁症状、NSSI及社会支持进行评估，采用构建交叉滞后面板模型分析抑郁症状与NSSI行为的动态关系及社会支持的纵向中介作用。

农村留守初中生抑郁症状水平(T1~T3:150.00±5.88，14.29±7.52，13.97±6.70)与NSSI行为(T1~T3:6.91±4.65，6.10±3.92，4.79±3.51)均呈下降趋势(F=13.41，η²=0.02；F=50.49，η²=0.06)，社会支持(59.17±14.68，62.27±15.36，61.82±15.90)水平呈上升趋势(F=20.94，η²=0.03)，且女生的抑郁症状与NSSI行为均高于男生(F=19.91，η²=0.02；F=4.57，η²=0.01)(P值均 < 0.05)。农村留守初中生抑郁症状与NSSI行为存在正向预测关系[T1抑郁症状正向预测T2 NSSI行为(β=0.10)和T3 NSSI行为(β=0.16)；T2抑郁症状正向预测T3 NSSI行为(β=0.14)](P值均 < 0.01)。T2时期的社会支持在T1抑郁症状与T3 NSSI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2(95%CI=0.01~0.17，P < 0.05)。

抑郁症状正向预测农村留守初中生NSSI行为的发生，社会支持是缓解抑郁症状影响NSSI行为发生的重要中介因素。应通过提高农村留守初中生的社会支持水平，预防和减少抑郁症状与NSSI行为的发生。

分析初中生高水平负面评价恐惧(FNE)的相关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为初中生心理健康干预工作提供科学工具。

2025年3月，采用方便抽样与整群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湖北省武汉市、黄冈市、咸宁市、孝感市的4所中学选取5 485名初中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按照7∶3的比例随机划分为训练集(n=3 839)和验证集(n=1 646)。在训练集中采用χ²检验和t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据此构建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校准曲线及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模型的判别效能与临床适用性。

训练集中低水平FNE 1 649名，高水平FNE 2 190名，低水平和高水平初中生自我控制能力(23.96±3.96，21.48±3.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15，P＜0.01)。不同性别、家庭类型、家庭教养方式、成绩排名、心理灵活性、手机成瘾倾向、情绪管理培训、运动频率、留守经历和生源地初中生高水平FNE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82.01~1 126.68，P值均＜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运动频率(OR=0.21，95%CI=0.17~0.26)、家庭教养方式(OR=0.48，95%CI=0.40~0.58)、留守经历(OR=3.88，95%CI=3.27~4.61)、手机成瘾倾向(OR=2.19，95%CI=0.89~0.93)、自我控制能力(OR=0.91，95%CI=0.89~0.93)、心理灵活性(OR=0.16，95%CI=0.10~0.28)是初中生高水平FNE的相关因素(P值均＜0.05)。训练集和验证集的AUC分别为0.88(95%CI=0.87~0.89)、0.87(95%CI=0.85~0.89)，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χ²值分别为8.57，15.20(P值均>0.05)。

高水平FNE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良好准确度，可辅助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及时筛查出高水平FNE的初中生，为开展针对性干预提供依据。

探讨大学生体能指数(PFI)与抑郁、焦虑及压力症状的关联，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2025年6—9月，采用方便整群抽样方法在浙江中医药大学抽取2 71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体能测试，使用抑郁-焦虑-压力自评量表-21(DASS-21)评估心理健康状况。采用χ²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FI及分项指标与抑郁、焦虑及压力症状的关联。

大学生抑郁、焦虑及压力症状检出率分别为24.26%，33.22%和13.68%。不同睡眠质量、体力活动、每周早餐次数及是否有过腰痛、颈椎病组间大学生抑郁、焦虑及压力症状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9.33~151.83，P值均＜0.05)。调整混杂因素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低PFI组相比，中、高PFI组大学生抑郁和焦虑症状风险均降低(OR值分别为0.73，0.63；0.61，0.72，P值均＜0.05)。其中，速度(50 m跑)和下肢力量(立定跳远)弱是男女大学生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共性风险因素(P＜0.05)；女生肌肉力量(1 min仰卧起坐)的提升可降低抑郁(OR=0.81)、焦虑(OR=0.85)及压力症状(OR=0.79)的风险，男生肺活量提升可降低抑郁(OR=0.84)、焦虑症状(OR=0.85)风险(P值均＜0.05)。

大学生PFI与抑郁焦虑症状呈负相关，且存在性别差异；速度与下肢爆发力不足是男、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共性风险因素。

考察亲子关系与初中生抑郁的关系，以及教师支持和性别在其间的双调节效应，为开展家庭、学校及个体层面的抑郁干预提供依据。

2024年11月，采用整群抽样法在四川省成都市抽取2所初级中学1 229名学生，采用人际关系量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学生感知教师支持行为问卷对学生进行调查。使用Spearman相关分析考察中学生亲子关系、教师支持、性别和抑郁之间的相关性，使用线性回归分析教师支持与性别在亲子关系与中学生抑郁间的双调节效应。

中学生亲子关系、教师支持的得分分别为(4.03±1.00)和(4.23±0.86)分，抑郁得分为1.13 (1.00, 1.63)分。亲子关系与教师支持呈正相关，亲子关系和教师支持与中学生抑郁均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25，-0.55，-0.29, P值均＜0.01)。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师支持和性别在亲子关系与中学生抑郁之间起双调节效应；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发现，亲子关系与抑郁的负向关联在女生中更强，且这一效应在低教师支持条件下达到最大(β=-0.61)；男生中同样存在负向关联，但强度较弱(β=-0.48)(P值均＜0.05)。

教师支持和性别同时调节亲子关系与初中生抑郁的关联，女生抑郁水平更依赖亲子关系的质量，而男生对教师支持的变化更为敏感。

探究初中生情绪调节策略的潜在亚组及其在父母心理控制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为改善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依据。

2024年10月，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重庆市2个区县4所中学3 389名初中生，使用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中文版父母心理控制问卷(CPPCS)和情绪调节问卷(ERQ)进行调查，通过潜在剖面分析识别情绪调节策略亚组，并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其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初中生抑郁症状关联中的调节效应。

根据情绪调节策略的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2个维度，潜在剖面分析识别出中认知重评-中表达抑制策略组(中-中组)(64.2%)、低认知重评-中表达抑制策略组(低-中组)(9.6%)以及高认知重评-低表达抑制策略组(高-低组)(26.1%)3个亚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心理控制(β=0.70)和情绪调节低-中组(β=5.38)均可能加剧初中生抑郁症状风险，高-低组能缓解初中生抑郁症状(β=-3.47)(P值均＜0.01)。相较于中-中组，低-中组对父母心理控制与中学生抑郁症状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0.14，P＜0.05)，而高-低组的负向调节作用无统计学意义(β=-0.07，P>0.05)。

父母心理控制与初中生抑郁症状的负向关联因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多数初中生，增加认知重评训练有助于缓解父母心理控制的危害并维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

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学龄儿童等效球镜度数(SE)屈光参差的分布及相关因素，为SE屈光参差的干预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2021年10月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云南省丽江市、大理市、西双版纳州3个县/市的1 852名小学和初中学生进行非睫状肌麻痹电脑验光视力检查和问卷调查，获得人口学特征、眼球生物学参数及SE数据，计算SE屈光参差。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或Kruskal-Wallis H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探索学龄儿童SE屈光参差的相关因素。

学龄儿童屈光参差检出率为23.0%，女生检出率(24.2%)高于男生(21.6%)。SE屈光参差的学龄儿童与无屈光参差者相比，眼轴(AL)[24.03(23.41, 24.76)，23.93(23.26, 24.61) mm]和角膜曲率半径(CR)[43.42(42.43, 44.42)，43.14(42.23, 44.04) mm]较长，SE[-1.75(-2.75, -1.00)，-0.94(-2.63, -0.25)D]、球镜屈光度[-1.38(-2.38, -0.75)，-0.75(-2.38, 0)D]较小，前房深度(ACD)[3.77(3.62, 3.93)，3.72(3.55, 3.89) mm]较长, AL差值[0.58(0.32, 0.82)，0.13(0.06, 0.22) mm]、ACD差值[0.05(0.02, 0.08)，0.03(0.01, 0.06) mm]和AL/CR差值[0.01(0.01, 0.02)，0.01(0.00, 0.01)]更大(Z=-22.47~-2.41，P值均＜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轻度近视(OR=2.74)、中度近视(OR=3.52)、高度近视(OR=8.92)的学龄儿童SE屈光参差的发生风险相对较高(P值均＜0.05)。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学龄儿童SE屈光参差检出率较高，SE屈光参差的检出率和参差程度与近视程度及部分屈光参数相关。

应用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中学生虐待经历、同伴关系和校园欺凌的关系，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案提供实证依据。

2024年3—4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汕头市2 119名12~18岁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填式问卷收集研究对象校园欺凌、虐待经历和同伴关系等相关信息，并采用Glasso网络模型进行网络结构估计。

中学生虐待经历、同伴关系和校园欺凌的网络中最强的边线为同伴接纳和同伴恐惧自卑(边权值为0.59)，网络伪造欺诈受害是整个网络中最核心的节点(强度为7.98)。网络的桥梁症状为性虐待、财产欺凌他人、关系受欺凌和语言欺凌他人，其中最强的桥梁节点为性虐待(桥接强度为1.07)。中心性指标的准确性估计中接近中心性的准确性最高，其次是强度和中介度，稳定性系数(CS)分别为0.60，0.44和0.21，网络的准确性较好。

中学生同伴接纳与同伴恐惧自卑呈现最强相关性，且与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密切相关。

了解徐州市中小学生筛查性近视和抑郁症状现况，探讨睡眠时间和视屏时间与中小学生筛查性近视和抑郁症状共存的关联，为制定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发展及促进心理健康的干预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参考。

2024年9—10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徐州市2个城区和2个郊县中共抽取6 605名四至十二年级学生进行调查，采用学生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表调查中小学生基本信息、睡眠时间和视屏时间等，使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评估抑郁症状，采用裸眼远视力检查和非睫状肌麻痹状态下使用电脑验光仪进行屈光检测。采用χ²检验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睡眠时间、视屏时间与中小学生筛查性近视和抑郁症状的关联。

徐州市中小学生仅筛查性近视检出率为60.35%，仅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4.45%，筛查性近视和抑郁症状共存的检出率为18.61%。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健康组为参照，调整混杂因素后，睡眠时间不足的中小学生更易出现抑郁症状(OR=1.57，95%CI=1.08~2.27)和筛查性近视抑郁症状共存(OR=1.85，95%CI=1.45~2.36)，每天视屏时间≥2 h的中小学生更易出现抑郁症状(OR=1.41，95%CI=1.04~1.93)和筛查性近视抑郁症状共存(OR=1.31，95%CI=1.06~1.61)；进一步按睡眠时间充足和不足分层分析发现，仅在睡眠时间不足组中，每天视屏时间≥2 h的中小学生发生抑郁症状(OR=1.49，95%CI=1.07~2.07)、筛查性近视抑郁症状共存(OR=1.40，95%CI=1.11~1.77)的风险增加(P值均＜0.05)。

睡眠时间不足且每天视屏时间≥2 h的中小学生抑郁症状以及筛查性近视和抑郁症状共存的发生风险更高，应保证儿童青少年充足的睡眠时长并限制视屏使用时长。

了解上海市静安区小学生近视现况，探讨小学生轴率比(AL/CR)进展情况，分析AL/CR的动态监测价值及其与近视进展的纵向关联机制，为开展小学生近视防控工作提供依据。

2019—2023年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上海市静安区2所小学17 624名小学生开展连续5年视力筛查，并将2019年符合条件的一年级小学生480人，按回顾式队列的方法随访至2023年。分析近视率及AL/CR的变化趋势，运用χ²检验对不同组别小学生2019—2023年筛查近视率进行比较分析，采用χ²趋势检验对筛查近视率的趋势进行分析；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比较不同组别小学生AL/CR和AL/CR增量，应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AL/CR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含时依变量的近视发生风险预测Cox回归模型。

2019—2023年小学生筛查性近视检出率分别为36.65%，38.31%，40.47%，39.56%，39.76%。队列研究结果显示，五年级女生的AL/CR增长量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05，P＜0.05)。线性混合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小学生AL/CR的影响因素有基线AL/CR(β=1.051，95%CI=1.012~1.091)、年级(β=0.040，95%CI=0.038~0.042)、首年增长量(β=0.788，95%CI=0.733~0.843)，且男生随年级增长AL/CR发展速度较女生缓慢(β=-0.003，95%CI=-0.005~-0.001)(P值均＜0.01)。时依Cox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基线AL/CR和AL/CR时变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Z值分别为3.40，10.41，P值均＜0.01)，AL/CR对筛查性近视风险的影响随随访时间增强，且增长速度快于线性增长。

小学生的AL/CR主要由基线值和年级增长驱动，男生随年级增长的AL/CR发展速度较女生缓慢。AL/CR的动态监测比基线值更能预测近视进展，对于AL/CR高增长的学生应该及早干预。

调查分析一起校园食物中毒事件的原因和特征，为食物中毒事件的防制提供参考。

使用食物中毒个案调查表和现场卫生学调查表对深圳2024年3月11—12日发生的一起校园食物中毒事件进行现场流行病学和卫生学调查，通过现场调查和电话访问等方法收集中毒事件相关信息。使用病例对照研究分析事件发生的可疑食品，采用χ²分析中的risk分析获取OR值。

此次产气荚膜梭菌所致食物中毒事件涉及2所学校，累计发病52例，其中A校罹患率2.21%(45/2 040)；B校罹患率1.29%(7/544)。临床症状以腹泻(100.00%)、腹痛(84.62%)为主，少数发烧(3.85%)。通过病例对照研究分析发现，2024年3月11日午餐食用的香菇肉酱是中毒事件的可疑食品(OR=124.50，95%CI=14.53~937.51，P＜0.05)。现场卫生学调查发现学校3月11日提供的香菇肉酱是供餐公司前一天制作，未冷藏保存，第二天供餐也未复热。采集31名患者肛拭子、16份食品留样、14名厨工肛拭子送实验室检测，发现22份病例分离出产气荚膜梭菌，其中8份病例检出A型气荚膜梭菌(α毒素基因)，4份厨工肛拭子与2份香菇肉酱留样均检出A型产气荚膜梭菌(α毒素)。

该事件为一起发生在学校的产气荚膜梭菌污染导致的食物中毒暴发事件；避免交叉污染和合理保存是预防产气荚膜梭菌食物中毒的关键。

探讨青少年血压水平与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baPWV)的关联，为心血管病的早期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数据来自“桓台儿童心血管健康随访队列”2023年10—12月开展的调查，共纳入1 197名12~17岁青少年。采用《7岁~18岁儿童青少年血压偏高筛查界值》将青少年血压水平划分为正常血压、正常高值血压和血压偏高三类，将baPWV≥性别、年龄别baPWV值的第90百分位数定义为baPWV升高。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血压偏高与青少年baPWV升高的关联，通过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拟合血压Z评分与baPWV升高之间的剂量-反应曲线。

青少年正常高值血压和血压偏高的检出率分别为22.6%和14.1%。正常血压组、正常高值血压组及血压偏高组的baPWV水平分别为918，978和1 030 cm/s，baPWV升高检出率分别为7.3%，9.6%和27.2%。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协变量后，正常高值血压组和血压偏高组出现baPWV升高的风险均增加[OR值(95%CI)分别为1.87(1.08~3.20)和8.24(4.73~14.50)，P值均＜0.05]。收缩压和舒张压Z评分均与baPWV升高之间存在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_非线性值>0.05)。

青少年血压偏高与baPWV升高呈正相关，需重视青少年阶段的血压监测与健康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