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并进行信效度检验，为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水平的评估提供有效测评工具。

通过文献综述、专家咨询和小组讨论形成问卷初步框架。2024年9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从安徽省2所普通初级中学抽取2 203名七至九年级学生进行问卷编制调查，包括问卷的条目筛选以及信、效度检验。

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初始问卷共25个条目，“行为6”和“行为7”2个条目与知信行总分的相关系数仅为0.08和0.05，低于预设标准(0.4)，被剔除；最终问卷包含23个条目，分为知识、态度、行为3个维度。信度检验结果显示问卷总Cronbach α系数为0.89，知识、态度、行为维度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1，0.67，0.79；问卷总体的折半信度为0.87，知识、态度、行为维度的折半信度分别为0.82，0.64，0.66；重测信度为0.82~0.97。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问卷RMSEA=0.062，NFI=0.924，CFI=0.931，且问卷区分效度较好。

编制的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作为青少年同伴欺凌知信行水平的评估工具。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微系统视角，实施家庭-学校-社区协同综合干预方案，评估其在减少初中生同伴欺凌行为方面的效果，为初中生欺凌防治工作提供实证依据和可行路径。

采用方便与整群相结合的抽样方法，于2024年10月在安徽省阜阳和安庆市选取3所普通初级中学6 268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抽签法随机分为家庭-学校-社区联合干预(2 063名)、仅学校干预(1 864名)和对照(2 341名)3组。于2024年10月10日—2025年1月10日对干预组采用海报、宣传手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实施为期3个月的干预，每半个月干预1次，每次40 min，家庭-学校-社区联合干预组接受涵盖家庭、学校与社区的多层面干预；仅学校干预组仅接受校园干预；对照组除常规校园宣传教育外，不采取其他任何干预。干预前后使用同伴欺凌量表收集初中生同伴欺凌数据，采用χ²检验进行同伴欺凌检出率的比较。

干预后组间比较结果显示，家庭-学校-社区联合干预组、仅学校干预组和对照组在被同伴欺凌及其各维度和同伴欺凌他人及其各维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28.61~66.85，P值均 < 0.05)。家庭-学校-社区联合干预组被言语欺凌(7.51%)、被关系欺凌(5.62%)、被躯体欺凌(3.34%)、被网络欺凌(1.75%)、被同伴欺凌(10.81%)、言语欺凌他人(2.67%)、关系欺凌他人(1.55%)、躯体欺凌他人(1.36%)、网络欺凌他人(1.41%)及同伴欺凌他人(3.64%)的检出率均低于对照组(12.52%，11.58%，6.24%，5.00%，19.14%，7.56%，4.49%，4.53%，3.80%，9.40%)；在言语欺凌他人、同伴欺凌他人、被言语欺凌、被同伴欺凌4个方面的检出率均低于仅学校干预组(4.67%，6.65%，13.14%，16.4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值分别为30.04，48.49，19.75，34.60，58.89，52.65，31.32，37.37，24.14，58.26；11.25，18.53，33.93，26.41，P值均 < 0.016 7)。组内比较显示，2个干预组绝大多数同伴欺凌行为在干预后显著减少(χ²=4.86~171.01，P值均 < 0.05)。

以微系统为基础的家庭-学校-社区联合干预能有效降低初中生同伴欺凌行为，其效果优于单一学校干预。该模式可为构建中国学生欺凌多层级防治体系提供实践参考。

探讨同伴欺凌和父母手机冷落与中小学生执行功能的关联及其联合效应，为促进中小学生执行功能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2024年11月，采用方便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深圳市3 547名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中文版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学生卷(DBVS-S)、父母低头行为量表(PPS)和青少年执行功能量表(TEXI)对同伴欺凌、父母手机冷落和中小学生执行功能情况进行调查。运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同伴欺凌和父母手机冷落与中小学生执行功能的关联及其联合效应，并基于年龄、性别进行亚组分析，采用相乘交互项检验交互作用。

中小学生同伴欺凌得分为(15.27±5.67)分，言语欺凌、身体欺凌、关系欺凌分别为(5.64±2.77)(4.70±1.62)(4.93±2.07)分；父母手机冷落得分为(13.98±5.00)分；执行功能得分为(47.35±15.89)分，抑制控制、工作记忆得分分别为(26.44±9.00)(20.91±7.49)分。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校正年龄、性别、自评家庭关系、自评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文化程度等混杂因素后，同伴欺凌(β=0.75，95%CI=0.67~0.84)、言语欺凌(β=1.41，95%CI=1.23~1.58)、身体欺凌(β=2.18，95%CI=1.87~2.49)、关系欺凌(β=1.78，95%CI=1.54~2.01)及父母手机冷落(β=0.88，95%CI=0.79~0.98)均与中小学生执行功能损伤程度增加相关(P值均 < 0.01)。联合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与“无欺凌-低冷落”组相比，其他联合暴露组的执行功能总分均升高(β=6.78~15.96，P值均 < 0.01)。其中，同伴欺凌中，“有欺凌-高冷落”组的执行功能损伤程度最高(β=14.17，95%CI=12.61~15.73，P < 0.0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言语欺凌与年龄在执行功能总分、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交互作用均有统计学意义(P_交互值均 < 0.01)；言语欺凌对 < 13岁中小学生(β=1.80，95%CI=1.45~2.16)的执行功能相关效应略高于≥13岁中小学生(β=1.25，95%CI=1.05~1.45)(P值均 < 0.01)。其他欺凌类型和父母手机冷落与年龄或性别在执行功能、抑制控制、工作记忆交互作用均无统计学意义(P_交互值均>0.05)。

同伴欺凌与父母手机冷落与中小学生执行功能受损呈显著关联，且二者存在联合效应；其中，言语欺凌与低龄中小学生执行功能受损之间的关联更为突出。

了解中小学生饮料零食摄入情况与血清25羟维生素D[25(OH)D]不足的关联，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于2021年10—12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云南省9个县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2 477名8~15岁中小学生，使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健康监测调查表进行饮料零食摄入情况问卷调查，计算零食摄入强度(无摄入、极低、低、中、高强度)；实验室检测血清25(OH)D水平， < 20 ng/mL判定为不足。采用χ²检验、LASSO回归、随机森林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20类饮料和零食摄入与血清25(OH)D不足的关联。

检出血清25(OH)D不足男生564名(45.9%)，女生855名(68.5%)，共检出1 419名(57.3%)。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碳酸饮料、植物蛋白饮料、奶茶饮料极低摄入强度可增加中小学生25(OH)D不足发生风险(OR值分别为1.51，1.61，1.39)；果蔬类零食低摄入、纯牛奶酸奶类零食中摄入强度可降低25(OH)D不足发生风险(OR值分别为0.77，0.74)(P值均 < 0.05)。亚组分析显示，碳酸饮料、含乳饮料、茶饮料、果蔬汁饮料、植物蛋白饮料极低摄入强度可增加女生血清25(OH)D不足发生风险(OR值分别为2.22，1.72，1.67，1.74，1.92)；高摄入强度会增加男生25(OH)D不足发生风险(OR值分别为1.73，1.48，1.52，1.49，1.97)(P值均 < 0.05)。碳酸饮料、植物蛋白饮料、奶茶饮料，初中生极低摄入强度(OR值分别为1.92，2.54，1.68)，小学生低摄入强度(OR值分别为1.40，1.33，1.45)均可增加血清25(OH)D不足发生风险(P值均 < 0.05)。

频繁摄入饮料和深加工零食会增加中小学生血清25(OH)D不足风险，天然食品果蔬、纯牛奶酸奶则可降低风险，女生、初中生更容易受影响。

了解烟台市大中学生肺结核患者对结核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现状及知觉心理压力，并分析其相关因素，为学校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工作提供依据。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20年10月至2024年10月经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确诊的初中及以上新发学生肺结核患者100例作为病例组，每例患者按照“同性别、同寝室或同班级”的匹配条件选择4名健康学生作为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收集研究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及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中文版知觉压力量表得分(CPSS)。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和混合线性模型比较病例组与对照组的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及知觉压力，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可能影响学生肺结核患者知觉压力的因素。

结核病知识条目中，“肺结核的症状”“感染后发病的主要原因”“肺结核患者不接受规范完整治疗的后果”“预防肺结核最主要的方法”4项知识知晓率，病例组(40.00%，72.00%，38.00%，49.00%)均高于对照组(21.50%，57.50%，22.25%，31.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值分别为18.44，8.78，13.20，16.89，P值均 < 0.01)；病例组的紧张感得分(10.49±4.20)、失控感得分(11.21±4.58)及知觉心理压力总分(21.70±6.88)均高于对照组(9.35±4.73，9.75±5.60，19.09±8.3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2.21，2.42，2.88，P值均 < 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18岁、有结核病家族史是大中学生肺结核患者总体知觉心理压力和紧张感的相关因素(B_{知觉心理压力总分}值分别为4.50，5.91；B_紧张感值分别为2.39，3.23，P值均 < 0.05)。

烟台市大中学生肺结核患者的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及知觉心理压力均高于未患结核病的学生，且年龄≥18岁、有结核病家族史的学生肺结核患者知觉压力更高。

探索中学生饮食摄入与体质健康亚型的网络结构，为青少年改善异常体质健康问题提供精准化、高效的干预指导。

基于2020—2021年“青少年健康主题”数据库(DYH)，共纳入山东省9 730名初高中学生数据进行分析。采用改良的中国饮食质量问卷评估中学生饮食摄入情况，采用《2014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估中学生体质健康情况。使用K均值聚类算法识别中学生体质健康潜在亚型，使用网络分析构建中学生饮食摄入与体质健康症状网络、识别不同性别青少年的饮食行为与体质健康症状群。

中学生体质健康均可分为基准稳态型(男生3 427名，女生4 039名)与形态偏离型(男生1 294名，女生970名)，不同性别、体质健康亚型的网络强度与网络连接强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 0.05)。不同性别、体质中学生的饮食摄入-体质健康症状群间的连接主要通过方便面摄入与身体素质(形态偏离型男生，权重为0.06)，水果摄入与身体素质(稳态基准型男生，权重为-0.07)，土豆摄入与肺活量(形态偏离型女生，权重为0.09)以及加工肉类摄入与肺活量(稳态基准型女生，权重为0.05)实现。

饮食摄入是中学生体质健康的重要可调控风险因素，应将健康饮食摄入作为重要的干预切入点。

探讨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对肥胖抑郁症状共存大学生糖代谢、皮质醇(Cor)和睡眠质量的干预效果，为改善肥胖抑郁症状共存大学生的睡眠质量提供参考。

2023年3月，招募45名肥胖与抑郁症状共存大学生，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运动组(23名)和对照组(22名)。运动组进行12周，每周3次的HIIT干预，对照组进行安静对照。干预前、后观察受试者血清空腹胰岛素(FINS)、空腹血糖(FBG)、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Cor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变化。统计学分析采用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简单效应分析。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干预前后运动组与对照组大学生身体成分(体重、体质量指数、体脂率、脂肪量、腰臀比)、抑郁症状、PSQI得分及其他子维度(主观睡眠质量得分、入睡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得分、日间功能障碍得分)、FBG、FINS、HOMA-IR的时间×组别交互效应均有统计意义(F=7.10~53.38，P值均 < 0.05)；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对照组，运动组在身体成分(体质量指数、脂肪量、腰臀比)、抑郁症状、PSQI得分及其他子维度(主观睡眠质量得分、入睡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得分、日间功能障碍得分)、FBG、FINS、HOMA-IR和Cor均得到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 0.05)。

HIIT可改善肥胖抑郁症状共存大学生糖代谢，调节Cor水平，改善睡眠质量。

了解中学生情绪智力与睡眠问题在症状层面上的关联，为中学生睡眠问题的干预提供新的视角。

2023年11月—2024年5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四川省广元市、凉山彝族自治州和西藏拉萨市抽取6所中学3 531名初一和高一学生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使用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情绪智力量表(WLEIS)评估中学生的睡眠问题和情绪智力水平，构建网络模型分析中学生情绪智力与睡眠问题的关系，并进行不同性别的网络比较分析。

中学生睡眠问题报告率为47.3%，其中严重睡眠问题报告率为2.2%。睡眠维持困难、对睡眠的担忧和情绪运用为该网络核心症状(节点强度分别为1.11，0.98，0.82)，对睡眠的不满和情绪运用为连接中学生情绪智力和睡眠问题的桥接症状(桥接强度分别为1.77，1.59)。不同性别中学生情绪智力和睡眠问题网络的边线系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最大边线加权值差异为0.13，P＜0.05)。

情绪运用能力与对睡眠的不满是中学生情绪智力和睡眠问题网络的关键节点，有针对性提升情绪运用能力有利于降低中学生睡眠问题发生的风险。

探讨留守经历大学生歧视知觉、拒绝敏感性与社会适应的内在联系，为精准预防和干预留守经历大学生群体社会适应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大庆市3所高校选取2 999名大学生，分别于2024年10月(T1)和2025年4月(T2)，使用中国大学生歧视知觉问卷、拒绝敏感性问卷和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CCSAS)评估大学生的歧视知觉、拒绝敏感性、社会适应水平。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1 080名留守经历大学生(T1)为核心样本，利用T1数据进行传统横断比较与横断网络分析，再利用T1、T2配对数据(n=1 024)进行纵向网络与交叉滞后分析探索变量关系；将无留守经历大学生的追踪数据纳入进行敏感性分析。

校正性别后，T1留守经历大学生歧视知觉和拒绝敏感性得分[(13.14±0.16)(92.82±0.73)分]均高于非留守组[(10.25±0.12)(89.12±0.55)分]，社会适应得分[(194.94±1.05)分]低于非留守组[(202.82±0.79)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212.03，16.52，36.02，P值均＜0.01)。T1横断网络分析显示，“预期被拒绝的可能性”是核心节点(EI=-2.27，BEI=-2.37)，在跨子网络连接和整体动态调控中起关键作用。纵向网络对比发现，节点“个体歧视知觉”和“预期被拒绝的可能性”的强度中心性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而其他节点则保持相对稳定。交叉滞后网络分析显示，T1对T2各变量的预测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最大|r|=0.05，错误发现率校正后P>0.50)，但2项检验提示变量间存在系统性正向关联趋势(正相关比例66.7%，P=0.04)。敏感性分析显示，留守组“预期被拒绝的可能性”和“学习适应”节点在T2的桥梁作用比非留守组更显著。

留守经历大学生社会适应问题需重点关注“拒绝认知”的负向调控作用和“学习适应”的正向调控作用。

探讨重度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为明确各因素对该群体自杀意念的影响强度与作用机制提供参考。

2024年6月17日至2025年1月12日，采用横断面研究对天津市96名8~18岁重度ASD儿童青少年进行青春期发育量表(PDS)、儿童述情障碍量表(CAM)、长处与困难问卷(SDQ)及青少年自杀意念量表(PANSI)测评。运用随机森林Boruta算法筛选核心变量，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分析ASD患者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

经使用Boruta算法筛选，SDQ得分、品行问题、多动、同伴关系和亲社会行为被确定为自杀意念关键预测变量，构建了以多动为核心中介节点的贝叶斯网络模型。多动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呈非线性关系，边缘状态相比正常状态自杀意念，低风险概率更高(47.1%，31.6%)，高风险概率更低(52.9%，68.4%)。重度ASD儿童青少年自杀意念与多动密切相关，多动异常状态下，加剧同伴关系异常(95.2%)及亲社会行为异常概率(77.0%)。

重度ASD儿童青少年自杀风险与多动特征密切相关，需构建以多动干预为核心的防控体系降低风险。

探究初中生身体活动与焦虑症状和学业水平的关联，为优化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制定身体活动指南提供数据支持。

2022年9—12月，采用方便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安徽省安庆市某中学2 800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初中生焦虑症状、学业水平、24 h身体活动[中高强度身体活动(MVPA)、低强度身体活动(LPA)、久坐行为(SB)和睡眠(SLP)时间]及人口学特征。运用成分数据分析方法研究初中生24 h身体活动和焦虑症状及学业水平的关联，并预测最佳时间使用组合模式。

调查的初中生中，有焦虑症状的占16.0%(447名)，学业水平达到优良的占42.0%(1 175名)。成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SLP时间增加与初中生焦虑症状的减少(β=-0.18)和学业水平的降低(β=-0.03)均有关，MVPA时间增加与焦虑症状的减少(β=-0.02)和学业水平的降低(β=-0.13)均有关，SB时间增加与初中生焦虑症状的增加(β=0.09)和学业水平的增加(β=0.09)均有关(P值均＜0.01)；LPA时间与初中生焦虑症状和学业水平呈非线性关系(P值均>0.05)。青少年最低焦虑症状与最高学业水平(前5%)对应的时间组合为每日611(520~640)min SLP，258(230~320)min SB，454(280~610)min LPA和117(20~200)min MVPA。

初中生24 h身体活动与焦虑症状和学业水平相关，应增加初中生SLP、MVPA和LPA时间，减少SB时间。

了解赣州市中小学生足弓形态异常状况及其相关因素，为预防中小学生足弓形态异常提供依据。

2023年11月—2024年5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1所小学和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1 013名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使用足底2D扫描、足底压力板等专业设备对学生进行足弓形态异常筛查(包括扁平足、高弓足)。采用χ²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学生足弓形态异常发生的相关因素。

赣州市中小学生扁平足检出率为61.1%，其中双足为37.5%、单侧为23.6%；高弓足检出率为8.0%，其中双足为3.9%、单侧为4.0%；男生和女生的扁平足检出率分别为68.7%和53.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生患扁平足的风险是女生的1.45倍(OR=1.45，95%CI=1.05~2.02)，6~8，9~10岁中小学生患扁平足风险是15~16岁中小学生的4.00和3.81倍(OR值分别为4.00，3.81，95%CI分别为2.18~7.36，2.08~6.99)(P值均＜0.05)。相比女生，男生患高弓足的风险更低(OR=0.52，95%CI=0.28~0.95)；经常纠正坐姿和站姿的中小学生患高弓足的风险较低(OR=0.30，95%CI=0.10~0.88)(P值均＜0.05)。

中小学生足弓形态异常检出率较高，运动习惯及姿势行为是中小学生足弓形态异常的相关因素；应加强对重点人群的早期筛查和行为干预，推进足弓形态异常的预防与矫治工作。

探究校园氛围与中小学生自杀行为的关联，为防范中小学生自杀行为提供参考。

于2024年6—7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山西省吕梁市、临汾市和大同市的36所学校共8 722名中小学生进行自杀行为和校园氛围问卷调查。通过χ²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校园氛围与中小学生自杀行为的关系，并进行性别分层和交互效应分析。

山西省中小学生自杀行为检出率为11.1%。控制年龄、性别、学段、父母受教育水平、居住情况、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婚姻状况及抑郁症状后，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同伴关系好(OR=0.72，95%CI=0.57~0.91)、同伴信任(OR=0.73，95%CI=0.58~0.92)、师生关系好(OR=0.66，95%CI=0.53~0.82)、有学校安全感(OR=0.61，95%CI=0.48~0.78)、朋友数量≥6个(OR=0.64，95%CI=0.43~0.98)和有学校归属感(OR=0.70，95%CI=0.56~0.88)的中小学生自杀行为检出风险较低，遭受校园欺凌(OR=2.95，95%CI=1.80~4.82)的中小学生自杀行为检出风险较高(P值均＜0.05)。性别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同伴关系好(OR=0.67，95%CI=0.48~0.92)、同伴信任(OR=0.66，95%CI=0.49~0.90)和有学校归属感(OR=0.62，95%CI=0.45~0.84)的女生自杀行为检出风险较低；师生关系好(OR=0.50，95%CI=0.36~0.70)及朋友数量≥6个(OR=0.51，95%CI=0.27~0.96)的男生自杀行为检出风险较低；遭受校园欺凌(OR=4.19，95%CI=2.18~8.03)的男生自杀行为检出风险较高(P值均＜0.05)。交互效应分析显示，同伴支持与学校安全的双重交互可降低中小学生自杀行为风险(OR=0.83，95%CI=0.70~0.99，P＜0.05)。

校园氛围与中小学生自杀行为密切关联，且存在性别差异。中小学校应营造良好校园氛围，以预防学生自杀行为的发生。

分析儿童青少年肥胖临床试验注册现状，为儿童青少年肥胖相关临床试验注册和实施提供借鉴。

检索ClinicalTrials.gov及ChiCTR自建库至2025年6月1日与儿童青少年肥胖相关的临床试验注册项目，内容包括临床试验的基本特征(注册地区、注册时间、资金来源、注册项目状态、样本量)、临床试验研究特征、研究对象基本特征、干预措施、结果测量、方法学及报告质量等，对数据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

共纳入1 450项注册研究，覆盖全球59个地区；注册项目数最多的大陆为北美洲(876项，60.41%)，最多的国家为美国(771项，53.17%)。首项相关研究注册于1985年，注册项目数最多的年份为2016年(87项)。研究资金来源主要为高校(834项，57.52%)，目前处于完成状态的临床试验项目数共1 003项(69.17%)，全球范围内研究样本量主要在11~50例区间(331项，22.83%)。研究设计类型以干预性研究为主(1 186，81.79%)，设计方案以随机平行对照研究为主。干预措施主要有综合生活方式干预、体育活动与运动干预、饮食与营养干预等，高频结局指标主要为身体成分与人体测量、代谢与生化指标等，对纳入研究的试验质量分析显示其方法学及报告质量有待提升。

全球儿童青少年肥胖相关临床试验注册项目呈良好发展态势，但存在区域不均衡和方法学局限。应加强临床试验注册规范、优化研究设计，重点关注干预措施的创新性和结局指标的系统性。

探讨睡眠质量各成分与初中生非自杀性自伤(NSSI)行为和抑郁症状共存的关联，为NSSI行为和抑郁防控工作开展提供参考依据。

2024年5—6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重庆市2个区县8所初中5 008名学生进行调查，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和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ANSAQ)评估初中生睡眠质量、抑郁症状和NSSI情况，采用χ²检验、Bonferroni法、多元Logistic回归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初中生中无NSSI和抑郁症状组占比为68.11%，仅NSSI组占4.71%，仅抑郁症状组占14.94%，共存组占12.24%；女生NSSI和抑郁症状共存检出率(16.39%)高于男生(7.85%)(χ²=84.89，P＜0.01)。多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控制性别、年级、住校等变量后，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持续时间、睡眠障碍、日间功能障碍5个成分得分与初中生NSSI和抑郁症状共存的发生均呈正向关联(OR=1.30~3.86，P值均＜0.05)；5个成分与共存组的关联强度由高到低依次是日间功能障碍(OR=2.52)、睡眠障碍(OR=2.36)、主观睡眠质量(OR=1.76)、入睡时间(OR=1.44)、睡眠持续时间(OR=1.22)(P值均＜0.01)。

初中生NSSI和抑郁症状共存现象普遍且女生更为突出；睡眠障碍与日间功能障碍可能是更重要的风险因素。应针对不同睡眠成分制定并实施优先、精准的防控策略，以减少初中生NSSI和抑郁症状共存的发生。

探究非自杀性自伤(NSSI)青少年照顾者的益处发现体验，明确照顾者所感知到的积极改变与成长，为完善NSSI青少年家庭支持体系提供实践参考。

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3年8—11月选取河南省新乡市某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诊治的21名NSSI青少年照顾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和提炼主题。

提取NSSI青少年照顾者益处发现共有5个主题和12个亚主题：个体的成长(心理韧性增加、自主学习意识增强、自我反思能力提升、对青少年NSSI行为的理解与接纳)，家庭关系的有效改善(亲子关系的改善、家庭成员关系的改善)，感知到社会支持(更多同伴支持、亲密朋友支持)，照顾能力的提升(创造良好康复环境、照顾技巧提升)，生活、教育态度改变(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调整对孩子的期望值)。

在照护NSSI青少年过程中，照顾者在个人、家庭、社会支持、生活教育态度等多方面形成正向体验。提高照顾者心理健康水平，改善家庭康复环境，有助于减少青少年NSSI行为的发生。

探讨睡眠对儿童青少年次日身体活动(PA)的作用，为PA干预策略的完善和干预机制的深入探索提供参考依据。

通过检索WOS核心合集、PubMed、EBSCOhost、ScienceDirect、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搜索儿童青少年睡眠与次日PA的横断面、队列和实验研究，检验时间为建库至2025年6月。根据纳入文献特征选取睡眠持续时间(SD)、睡眠效率(SE)2种睡眠变量指标和中高强度身体活动(MVPA)、低强度身体活动(LPA)、总身体活动(TPA)3种身体活动变量指标，采用Stata 17.0软件对两类变量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合并效应量分析。

共纳入文献14篇，64.3%发表于2018年及以后，涉及17个国家共11 361名儿童青少年。Meta分析结果显示，SD(ES=0.04，95%CI=0.01~0.07)、SE(ES=0.24，95%CI=0.01~0.47)均与次日MVPA呈正相关(P值均 < 0.05)，但与LPA(ES=-0.04，95%CI=-0.13~0.06；ES=-0.02，95%CI=-0.15~0.11)、TPA(ES=0.09，95%CI=-0.02~0.20；ES=0.02，95%CI=-0.03~0.06)的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6岁”亚组SD、SE分别与TPA(ES=0.22，95%CI=0.09~0.35)、MVPA(ES=1.19，95%CI=1.06~1.32)呈正相关；“6~12岁”亚组SD与MVPA呈正相关(ES=0.05，95%CI=0.02~0.08)；“≥12岁”亚组SE与LPA呈正相关(ES=0.08，95%CI=0.00~0.16)，SD与LPA呈负相关(ES=-0.23，95%CI=-0.31~-0.16)(P值均 < 0.05)。

充足的SD和良好的SE可有效提升儿童青少年次日MVPA，但其睡眠效应因年龄段而异。

探讨广东省5~12岁非近视幼儿和小学生远视储备现状及其相关因素，为制定儿童近视前期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于2023年10—12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开展广东省学龄前儿童与小学生远视储备调查，将10 567名完成睫状肌麻痹前后验光检查和问卷调查的幼儿园大班至小学六年级儿童纳入研究，分析非近视儿童远视储备不足流行特征，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相关因素。

8 790名非近视儿童远视储备不足检出率为62.4%。5~12岁儿童等效球镜度数(SE)平均水平为0.88(0.25, 1.25)D，幼儿园大班至小学六年级儿童SE从1.13(0.75, 1.50)D下降至-1.00(-2.50，0.38)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2 475.3，P < 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调整性别、城乡、年级等混杂因素后，在幼儿园学段，父母近视是非近视儿童远视储备不足的相关因素(一方近视：OR=1.62，95%CI=1.35~1.93；双方近视：OR=2.05，95%CI=1.66~2.55)；小学低年级学段，父母近视(一方近视：OR=1.46，95%CI=1.27~1.68；双方近视：OR=1.58，95%CI=1.33~1.89)、经常/总是躺着或趴着看书或电子屏幕(OR=1.43，95%CI=1.13~1.81)、看电视/玩电视游戏眼睛距离显示屏从不/偶尔超过3 m(OR=1.34，95%CI=1.04~1.72)是非近视儿童远视储备不足的相关因素；小学高年级学段，近距离用眼≥1 h休息一次(OR=1.79，95%CI=1.16~2.75)是非近视儿童远视储备不足的相关因素(P值均 < 0.05)。

广东省5~12岁儿童眼球正视化提前，非近视儿童远视储备普遍不足；不同学段非近视儿童远视储备不足相关因素有所差别，需针对性开展精准干预。

探究急性出血性结膜炎(AHC)在学生群体中的班级内传播模式，为制定精准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2023年AHC学生发病数据来源于“厦门i教育”平台的师生健康信息模块，以发病日期在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搜索条件，导出2023年全市AHC学生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资料。采用Knox检验方法在班级尺度量化聚集性风险，分组对比学段与性别组合的聚集性风险差异，交叉分析2种特征对聚集性风险的影响。

2023年厦门市共报告AHC学生病例708例，发现班级内聚集性疫情54起，班级聚集性疫情涉及的发病人数占总发病数的40.54%，其中首发病例为男性的班级聚集性疫情发生率高于女性(χ²=4.55，P < 0.05)。AHC发病后潜伏期(0~2 d)内班级聚集性风险处于较高水平(RR=4.61~6.43)；亚组分析显示潜伏期内班级聚集性风险女-女病例对子(RR=4.81~10.29)高于其他性别组合，小学病例对子(RR=4.60~6.77)高于中学病例对子(RR=3.85~4.57)；交叉分析显示潜伏期内班级聚集性风险呈小学学段女-女特征组合病例对子(RR=4.70~11.24)高于其他组合，中学学段中男-女特征组合对子(RR=3.68~6.68)存在正向交互(P值均 < 0.05)。

学生感染AHC以班级内部传播为主，性别、学段是班级聚集性风险的重要人群特征。需根据人群特征结合接触模式评估传播风险，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

探讨产前产后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为后续规划预防策略和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2020年10月—2021年6月，在徐州市城区方便整群抽取4所幼儿园共918名学龄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采用χ²检验分析超重肥胖检出率的组间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产前产后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

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为30.8%，男童的超重肥胖检出率(37.0%)高于女童(24.8%)。不同年龄、性别、孕前父亲体质量指数(BMI)、父亲文化程度、分娩方式、是否6月龄内抗生素使用、是否婴儿期快速增重的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5.08~17.67，P值均 < 0.05)。控制年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父母人均月收入等混杂因素后，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孕前父亲超重肥胖时，剖宫产儿童和婴儿期快速增重的学龄前儿童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均增加(OR=2.05，95%CI=1.02~3.39；OR=2.05，95%CI=1.08~3.88，P值均 < 0.05)。性别分层分析显示，孕前父亲BMI和分娩方式对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交互作用在女童中更明显(OR=4.00，95%CI=1.51~10.58)，孕前父亲BMI和婴儿期快速增重对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交互作用在男童中更明显(OR=2.85，95%CI=1.14~7.08)(P值均 < 0.05)。产前和产后因素对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发生未发现相加交互作用(P值均>0.05)。

多种产前和产后因素是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应关注婴儿分娩方式和婴儿期体重增长状况，尤其是在父亲超重肥胖的情况下，以降低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发生风险。

了解天津市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简称“饮水型氟中毒”)病区儿童尿氟水平与氟斑牙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为地方性氟中毒病区儿童氟暴露风险的评估和尿氟参考限值标准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2024年1—12月，在天津市选取83个病区村，对其中2 382名8~12岁儿童开展氟斑牙检查、水氟及尿氟检测，并纳入实现饮水型氟中毒控制目标12年以上地区数据(10个村，每村50人)作为对照，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分析儿童尿氟水平与氟斑牙检出率的剂量-反应关系，使用基准剂量法计算儿童尿氟的基准剂量(BMD)及其95%可信限的下限(BMDL)和参考剂量(RfD)。

天津市饮水型氟中毒病区儿童氟斑牙检出率为10.58%，尿氟几何均值为0.72 mg/L；水氟正常地区儿童氟斑牙检出率为7.60%，尿氟几何均值为0.60 mg/L；饮水型氟中毒病区与水氟正常地区儿童氟斑牙检出率和尿氟几何均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Z值分别为4.05，-7.31，P值均 < 0.05)。不同改水年限间的总人群、男童和女童氟斑牙检出率和尿氟几何均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H值分别为44.95，23.96，21.05；168.39，63.93，107.50，P值均 < 0.01)。不同年龄组间病区儿童氟斑牙检出率、尿氟几何均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H值分别为32.14，79.73，P值均 < 0.01)。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结果显示，病区不同性别、年龄及总体儿童氟斑牙的患病风险均随着尿氟水平的增加而上升(P_总趋势值均 < 0.05)。病区儿童尿氟的BMD为1.72 mg/L，BMDL为1.31 mg/L，RfD为1.31 mg/L。

天津市饮水型氟中毒病区儿童的氟斑牙患病情况已得到有效控制，但仍高于对照组儿童；病区儿童尿氟水平与氟斑牙检出率呈现剂量-反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