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空气污染物长期暴露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SARS-CoV-2）突破性感染免疫球蛋白G（IgG）抗体水平的关系，为揭示环境因素对感染后免疫应答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于2023年3月，采用方便抽样结合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湖北省宜昌市14个区县的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和IgG抗体检测，最终纳入3 885例已接种疫苗且发生SARS-CoV-2突破性感染者，根据家庭住址信息提取经纬度，利用环境数据库估算细颗粒物（PM_2.5）、可吸入颗粒物（PM₁₀）、超细颗粒物（PM₁）、二氧化硫（SO₂）、二氧化氮（NO₂）、臭氧（O₃）和一氧化碳（CO）空气污染物及温度、相对湿度和人口密度环境因素的长期暴露水平；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空气污染物长期暴露对SARS-CoV-2突破性感染IgG抗体水平影响的估计效应。

PM₁和NO₂每增加1个Q_R，IgG抗体水平变化百分比分别为−2.83%（95%CI= −5.22%～−0.45%）和−3.17%（95%CI= −5.71%～−0.63%）；PM₁和NO₂混合暴露后，IgG抗体水平变化百分比为−1.49%（95%CI= −2.89%～−0.10%），其中NO₂的贡献占比较高（57.0%）；年龄≥60岁、吸烟和最后1次疫苗接种到感染时间间隔≥12个月，SARS-CoV-2突破性感染者IgG抗体水平对PM₁和NO₂的影响更为敏感（均P_交互项<0.05）。

长期暴露于PM₁和NO₂可能会削弱SARS-CoV-2突破性感染后的免疫反应，≥60岁老年人、吸烟者和疫苗接种时间间隔较长者是免疫应答较弱的易感人群。

探讨某钢铁厂工人尿中多环芳烃（PAHs）代谢物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

2019年，抽取山西省某焦化厂的960名工人进行基本情况调查、认知功能测试和尿中多环芳烃羟基代谢物（OH-PAHs）检测。于2023年随访，共567名工人完成认知功能测试。采用北京版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测试工人认知功能；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HPLC-MS/MS）检测尿中OH-PAHs。使用广义线性模型和广义估计方程分析工人尿中OH-PAHs与认知功能的关系。

调查对象基线年龄49（46，53）岁，其中，男性占91.7%。纵向研究中，2–羟基萘（2-OHNAP）和1-OHPYR高暴露组的注意力（β= –0.338，95%CI= –0.454～–0.222，P<0.001；β= –0.450，95%CI= –0.557～–0.343，P<0.001）、抽象思维（β= –0.463，95%CI= –0.549～–0.377，P<0.001；β= –0.360，95%CI= –0.450～–0.269，P<0.001）及总得分（β= –0.863，95%CI= –1.284～–0.443，P<0.001；β= –0.548，95%CI= –0.987～–0.108，P=0.015）降低。

长期暴露于高浓度多环芳烃环境中可能会导致钢铁厂工人认知功能降低。

探讨青岛市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TyG）–肥胖联合指数与高尿酸血症（HUA）发病风险的关联，以期为预防与管理HUA提供科学依据。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06—2009年参与青岛市糖尿病预防项目并于2012—2015年、2019—2023年完成随访的3 294名成年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基线TyG–体质量指数（TyG-BMI）、TyG–腰围指数（TyG-WC）不同水平组与HUA发病风险的关联，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图分析基线TyG-BMI、TyG-WC指数与HUA发病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根据性别、年龄等协变量进行亚组分析，并分析其与TyG–肥胖联合指数的交互作用。

HUA发病430例，新发HAU累计发病率13.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基线TyG-BMI、TyG-WC指数的Q4水平组较Q1组HUA的发病风险分别增加48%（HR=1.48，95%CI=1.10～1.99）和46%（HR=1.46，95%CI=1.08～1.99）。限制性立方样条图显示，基线TyG-BMI（P_整体<0.001，P_非线性=0.639）、TyG-WC（P_整体<0.001，P_非线性=0.776）指数与HUA发病风险均呈线性剂量关系。女性、农村、高血压病人群Q4组基线TyG–肥胖联合指数的HUA发病风险关联分别高于男性、城市、非高血压（均P<0.05），各亚组均不存在交互作用（均P>0.05）。

基线TyG-BMI和TyG-WC指数升高均与HUA发病风险增加相关，且在女性、农村及高血压人群中更为显著。

利用信息框架效应，研究正、负向宫颈癌筛查科普信息对妇科门诊患者筛查偏好的影响，为提升科普效能以及改善高风险人群的健康筛查行为提供参考依据。

于2023年8月—2024年3月，以上海市闵行区4所医院妇科门诊患者为研究对象，基于信息框架设计宫颈癌筛查科普正向、负向信息组，研究对象被随机分配至不同信息组接受信息干预，通过离散选择实验调查研究对象的选择偏好，最终正向、负向信息组分别纳入221、227例患者，应用STATA 16.0软件混合logit模型进行偏好分析。

妇科患者普遍对公立医院、女医生、更短筛查时间间隔以及更低漏诊率、误诊率属性水平具有正向偏好（β>0）。但不同信息组的研究对象对于属性的重视程度与支付意愿有较大差异，在正向信息组中相对重要性最高的为筛查地点（25.08%），最低为筛查时间间隔（7.24%）；负向信息组中相对重要性最高的为误诊率（22.41%），最低为疼痛感（10.96%）。2组比较，正向信息组对于公立医院、无疼痛感、女医生的支付意愿更高；负向信息组对于5%漏诊率、5%误诊率、筛查时间间隔1年以及2年的支付意愿更高。

正向、负向信息对研究对象宫颈癌筛查偏好产生影响，其中负向信息组的研究对象更关注筛查结果，倾向于为高频、高准确率的筛查方案支付更高费用；而正向信息组的研究对象则更注重筛查过程，并愿意为筛查的舒适体验支付更高费用，科普信息干预应差异化实施。

探索中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西南地区和华北地区4个典型文化区域在校学生香烟和电子烟使用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别，为学生控烟干预的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采用配额抽样和整群抽样结合的多阶段混合抽样方法，于2022年9月—2023年3月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西南地区和华北地区4个典型文化区域抽取中专、高中、大专和本科四类院校的2 815名学生进行风险行为问卷调查，使用Stata 16.0软件进行χ²检验、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和基于似无相关模型SUR的检验。

四地区在校学生现在电子烟使用率和现在吸烟率分别为1.7%和5.6%。男性（OR=7.1）、家庭资产多（OR=4.0）、同伴群体中（过去1个月内聊天≥30 min）有人吸电子烟（OR=3.8）、同伴群体中有人吸香烟（OR=2.5）与在校学生现在电子烟使用呈显著相关；现在吸烟方面，男性（OR=10.4）、18～24岁（OR=1.8）、同伴群体中有人吸香烟（OR=7.4）与学生现在吸烟呈正向关联。不同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对比显示，相比较现在电子烟使用，18～24岁、同伴群体中有人吸烟与学生现在吸烟的关联强度更大；相反，家庭资产多、同伴群体中有人吸电子烟则与学生电子烟使用的关联强度更为显著（P<0.05）。性别虽然在电子烟和香烟使用的模型均呈显著相关，但二者的系数对比无统计学意义。

电子烟使用符合高社会经济地位优先采用的创新扩散模式，吸烟行为相较于15～17岁群体更集中于18～24岁，反映了在校学生电子烟使用处于初期上升阶段，吸烟处于平台或下降阶段。

开发兼具国际可比性和本土特征的中国公众视角卫生体系评价工具（PVS-CN），并检验其信效度。

在合作开发全球版评价工具的基础上经本土化修订、翻译—回译、跨文化调适和优化调整形成PVS-CN，并对其中的量表条目进行检验。于2023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港澳台地区除外）随机抽取移动电话号码进行电话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534份，其中42人在间隔2周后进行了重测。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及其他信效度检验方法验证量表信效度。

PVS-CN量表共27个条目，包含自评健康状况、最近就医体验、对公立医疗体系的评价、对卫生体系的整体评价和对卫生体系质量的期望5个维度，可解释总变异的67.663%；量表条目内容效度指数（I-CVI）为0.71～1.00，平均量表水平内容效度指数（S-CVI/Ave）为0.98，全体一致量表内容效度指数（S-CVI/UA）为0.85，内容效度良好；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量表结构效度良好，χ²/df=2.131，规范拟合指数（NFI）=0.934，比较拟合指数（CFI）=0.964，拟合优度指数（GFI）=0.910，Tucker-Lewis 指数（TLI）=0.960，递增拟合指数（IFI）=0.964，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46；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42，折半信度为0.849，重测信度为0.874，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及稳定性较好。

本研究开发的PVS-CN信效度良好，可作为从公众角度评估我国卫生体系的有效工具并可进一步推广应用。

分析2018—2022年全国各地区医院传染科卫生资源与服务水平变化趋势，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能力提供证据支持。

以《中国统计年鉴（2023）》和《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9—2023）》中全国和各省统计数据为基础，在分析法定传染病发病情况、传染病科医疗卫生资源分布和医疗服务提供情况基础上，基于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卫生资源密度指数和莫兰指数评价2018—2022年我国传染病救治卫生资源及服务供给时空公平性。

2018—2022年，全国医院传染科床位数增长3万张，执业（助理）医师数增长1万人，复合增长率分别为5.25%、15.91%，相较于医院总体水平增速明显，但在医院总体中占比仍较低。2022年，我国医院传染科床位数、门急诊人次数、出院人次数3项指标按人口配置的基尼系数为0.153、0.200、0.183，按地理面积配置的基尼系数为0.612、0.717、0.639，人口公平性优于地理公平性。2018—2022年，3项指标卫生资源密度指数的Moran′s I在0.236～0.475之间，呈现正空间自相关，存在空间聚集性。低–低聚集区主要分布于西北、西南地区，高–高聚集区主要为华东地区，低–高聚集区主要包括河北省、安徽省、湖北省、江西省等地，分布于高–高聚集区附近。

我国医院传染科存在卫生资源总量占比较低、各地区资源及服务量差距较大、发展滞缓地区集聚分布的问题，应从加强政策支持及财政投入、促进医疗资源协调布局、提高社会防治意识3个方面提升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能力。

构建中华预防医学会分支机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为其科学管理和绩效评估提供依据。

基于文献研究和理论分析初步构建分支机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2024年10—12月采用德尔菲法选取22名专家进行两轮咨询以确定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

两轮咨询的专家积极系数（100.00%和90.91%）、权威系数（0.925）均较高，第一轮和第二轮指标重要性评分均值分别为（4.56±0.28）分和（4.59±0.26）分，第二轮协调系数为0.294～0.393（均P<0.05），介于正常范围值，专家意见趋于一致。最终确定的指标体系包括3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和27项三级指标，三级指标综合权重值在0.015 9～0.157 7。

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可靠性和应用价值，能够全面反映中华预防医学会分支机构的工作成效，为其考核评价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推动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健康中国建设。

了解高校在校学生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的知信行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于2023年5—8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北京6所高校1 447名在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一般情况、AED了解情况以及AED知信行等信息，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AED知信行的影响因素。

共调查1 447人，平均年龄（22.51±4.73）岁。调查人群中有123人（8.50%）完全没听说过AED，有867人（59.92%）知道AED及其作用但不会操作，仅有 68人（4.70%）会操作使用AED。AED知信行得分[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为62（55～68）分。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未参加过急救培训（OR=0.71，95%CI=0.52～0.97）、不知道施救行为的法律保障（OR=0.72，95%CI=0.56～0.91）、不知道周围AED配置情况（OR=0.69，95%CI=0.53～0.89）的高校在校学生AED知信行得分较低。知道AED及其作用但不会操作（OR=1.97，95%CI=1.50～2.57）、会操作使用AED（OR=4.51，95%CI=2.36～8.64）的高校在校学生AED知信行得分较高。

调查人群对AED的掌握程度有限，但知信行水平较好，曾是否参加过急救培训、AED了解情况、对施救行为法律保障的知晓情况以及对周围AED配置知晓情况是AED知信行的影响因素。

分析2018—2024年辽宁省医疗机构与自愿咨询检测（VCT）发现的HIV/AIDS患者特征差异，为扩大艾滋病检测、促进艾滋病患者早发现提供依据。

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收集2018—2024年新报告的HIV/AIDS患者历史卡片、随访数据以及艾滋病检测份数表数据；采用χ²检验比较医疗机构与VCT的HIV/AIDS患者特征差异，运用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2种检测途径粗检出率的变化趋势。

2018—2024年辽宁省医疗机构共检测发现HIV/AIDS患者9 314例，粗检出率呈下降趋势（AAPC= –5.78%，P=0.036）。VCT共检测发现HIV/AIDS患者4 657例，粗检出率呈下降趋势（AAPC= –12.38%，P=0.009）。医疗机构检测发现患者中以男性（89.50%）、20～<40岁年龄组（51.21%）、初中及以下（46.17%）、同性传播（59.30%）为主。VCT检测发现患者中以男性（94.09%）、20～<40岁年龄组（63.62%）、大专及以上（44.56%）、同性传播（78.48%）为主。2018—2024年两种途径发现的HIV/AIDS患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等人口学特征构成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医疗机构发现的HIV/AIDS患者首次CD₄⁺T淋巴细胞值<200 cells/μL占比为44.07%，VCT发现的患者≥350 cells/μL占比42.9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

辽宁省医疗机构与自愿咨询检测发现的HIV/AIDS患者特征存在差异。医疗机构是发现患者的主要途径，VCT是能够发现早期患者的重要手段。需充分发挥两者优势，促进感染者早检测、早发现。

分析2014—2023年湖南省居民临终地点变化趋势，为构建符合国情的临终关怀服务体系提供实证依据。

收集2014—2023年湖南省死因监测数据，以2020年湖南省人口普查数据为标准人口，计算经年龄标准化的临终地点构成比，采用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不同临终地点的变化趋势。

2014—2023年，湖南省登记死亡人口中居家临终占比81.18%、年均上升0.40%（AAPC=0.40%，P<0.001）；医疗机构临终构成比呈现先降（2014—2017年APC= −2.49%，P=0.020）后升（2017—2023年APC=1.55%，P<0.001）；养老机构临终构成比年均增长8.59%（AAPC=8.59%，P<0.001）；来院途中临终构成比年均下降4.32%（AAPC= −4.32%，P<0.001）。2014—2023年，湖南省医疗机构临终构成比农村（8.52%）与城市（19.69%）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06 862.300，P<0.001），农村医疗机构临终构成比年均上升1.31%（AAPC=1.31%，P<0.001）。

湖南省临终地点仍以居家为主，但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占比快速上升，呈现机构化转型趋势。未来政策需平衡“资源公平”与“文化适配”，在提升医疗可及性的同时维护临终选择的多样性与尊严。

构建反映非常规医院感染暴发事件客观状态的情景表达模型，为医院决策者制定针对性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基于公共安全“三角形”框架与灾害学理论划分非常规医院感染暴发事件的情景构成要素，运用知识元的理论方法对各情景构成要素进行结构化表达。

非常规医院感染暴发事件的情景构成要素划分为：致灾因子（DF）、承灾体（DB）、孕灾环境（DE）及应急活动（EA）；根据知识元二元组形式构建非常规医院感染暴发事件的空间、时间表达模型，并对事件的部分情景进行表达示例，最终提出非常规医院感染暴发事件“五维”情景表达模型，包括：构成要素维（K）、含义维（N）、特征维（P）、特征值维（D）和时间维（T）。

通过知识元理论的跨域应用，为非常规医院感染暴发事件的情景表达提供创新模型示范，对提升医院感染应急准备工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了解2023—2024年浙江省衢州市新冠病毒（SARS-CoV-2）Omicron变异株流行趋势及刺突蛋白（S）变异进化规律。

收集2023年1月—2024年9月衢州市各新冠病毒变异监测哨点和流感监测哨点医院送检的新冠病毒感染者鼻咽拭子、痰液等呼吸道样本；采用纳米孔测序技术对收集的267份呼吸道样本进行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运用Pangolin v4.3和Nextclade v3.13.1在线分析平台进行基因分型，并获取氨基酸变异等信息；通过 TBtools-Ⅱ v2.222 绘制S蛋白关键结构域的氨基酸变异热图，利用VarEPS系统评估氨基酸变异对病毒适应性的影响。

共获得246条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有效序列，均为Omicron变异株，可分为10个进化分支，总体呈BA.5-XBB-BA.2谱系进行顺序更替，其中JN.1及其亚分支占比最高（42.28%，104/246），与系统发育分析结果一致。不同年龄组的新冠病毒基因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氨基酸变异分析显示，S蛋白氨基酸变异最为频繁，其变异位点数随时间逐步增加，并存在氨基酸更替/插入/缺失变异，其中JN.1和XDV.1及其亚分支S蛋白氨基酸突变频率更高，并在关键结构域新增多个变异位点（K356T、R403K、N450D、N481K、E544K、A570V、P621S等）。评估显示，S蛋白多个氨基酸变异位点（R346T、S371F、S373P、T376A、D405N、R408S、K417N、G446S、F456L、Y505H等）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S蛋白与中和抗体的结合稳定性。

2023—2024年衢州地区以Omicron变异株为优势变异株，其基因型呈现多样性，对S蛋白的氨基酸变异监测与分析，有助于及时了解新冠病毒的进化特征，为新冠病毒变异株的流行风险评估及疫情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利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诊疗数据，探讨其在降低垃圾编码率上的应用价值，从源头提高死因数据质量。

本研究基于2023年3月1日—2024年2月29日上海市普陀区8 717例户籍人口死亡审核数据，采用GBD-2019中ICD-10垃圾编码表筛选根本死因为垃圾编码的数据，并分析其基线特征。利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对垃圾编码数据进行病案诊疗信息补充，由2名死因编码员对根本死因进行重新修正或确认，以评估数据质量优化效果。

数据分析显示，<60岁人群、居民死亡推断书及死亡地点为“来院已死”“家中”和“其他”的数据，其根本死因的垃圾编码率较高，分别达14.14%、12.74%、23.81%、13.43%和13.04%。基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垃圾编码诊疗数据匹配成功率为55.32%，根本死因修正率为50.00%。经修正后，总垃圾编码率从7.01%显著降低至5.28%（χ²=22.683，P<0.001），其中≥60岁人群、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居民死亡推断书及死亡地点为“医院病房”、“家中”和“敬老院”的数据垃圾编码率均显著下降（均P<0.05）。在垃圾编码级别方面，修正前级别Ⅰ（严重影响）～Ⅳ（局限影响）的编码率依次为1.96%、2.90%、1.28%、0.86%（χ²=336.015，P<0.001），以级别Ⅱ（重大影响）编码为主，占41.41%。修正后，级别Ⅰ～级别Ⅲ编码率均显著下降（均P<0.05），26.48%的级别Ⅱ编码和29.46%的级别Ⅲ编码修正为非垃圾编码。级别Ⅱ的高频编码高血压和高血压脑病、级别Ⅲ的肺的其他疾患和其他特指的呼吸性疾患编码率显著下降（χ²=15.599，P<0.001；χ²=4.838，P=0.028）。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在优化死因数据质量时，能够精准覆盖最主要的死亡报告来源，有效降低垃圾编码率，从而对整体数据质量的提升产生实质性影响。

了解安徽省马鞍山市饮用水抗生素污染状况，评估水中抗生素的生态风险和人群健康风险，为饮水卫生和抗生素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2024年采集36份饮用水样品，使用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技术检测水源水、出厂水和末梢水中4类13种抗生素浓度，对检出抗生素进行生态风险评估和健康风险评估。

共检出3类7种抗生素，检出率为0.00 %～75.00%，检出浓度为ND～43.70 ng/L，检出浓度最高的抗生素是恩诺沙星（43.70 ng/L）。水处理工艺对抗生素的去除效果较好，去除率达89.97%，其中磺胺甲恶唑、磺胺氯哒嗪和克拉霉素的去除率均达到100.00%。水源水中磺胺氯哒嗪和克拉霉素对3种水生生物均未表现出生态风险，磺胺甲恶唑和恩诺沙星对无脊椎动物和鱼类未表现出生态风险，而对水藻表现出低水平的生态风险。在以最敏感物种水藻为指示生物的前提下，抗生素的复合毒性存在中等生态风险。饮用水单体抗生素克拉霉素的RQ_H最高，但<1×10⁻²，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风险均可忽略不计。抗生素的联合作用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风险RQ_sum<1×10⁻²，呈现先升高再降低再升高的趋势。

马鞍山市饮用水抗生素污染以恩诺沙星为主，抗生素的联合作用存在中等生态风险。

了解2014—2023年中国大陆地区<5岁儿童肺炎不同病原的检出率，为制定我国儿童肺炎相关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知识数据平台、维普中文数据库、中国医学生物文献服务系统、PubMed数据库、Embase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14年1月1日—2024年10月10日公开发表关于中国大陆地区<5岁儿童肺炎病原检测的相关文献，应用Stata 18.0软件对纳入的文献进行meta分析。

最终纳入65篇文献（中文文献55篇、英文文献10篇），累计研究对象197 146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2014—2023年中国大陆地区<5岁儿童肺炎细菌性病原的总检出率为50.9%（95%CI=41.8%～60.0%），其中肺炎链球菌的检出率最高，为14.8%（95%CI=12.4%～17.1%）；病毒性病原的总检出率为47.8%（95%CI=37.8%～57.8%），其中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检出率最高，为21.8%（95%CI=18.3%～25.2%）；支原体和衣原体的总检出率为18.0%（95%CI=14.9%～21.1%），其中支原体的检出率最高，为16.5%（95%CI=13.3%～19.7%）。亚组分析结果显示，<1岁组、1～<3岁组、3～<5岁组和未分组<5岁儿童细菌性病原的检出率分别为49.2%、49.4%、75.0%和43.6%；东部和中西部<5岁儿童细菌性病原的检出率分别为38.9%和54.6%。2014—2019年和2020—2023年<5岁儿童细菌性病原的检出率分别为53.7%和31.5%，不同年龄、地区和时期<5岁儿童细菌性病原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1岁组、1～<3岁组、3～<5岁组和未分组<5岁儿童病毒性病原的检出率分别为53.5%、48.3%、62.0%和38.7%，东部和中西部<5岁儿童病毒性病原的检出率分别为47.0%和42.8%。2014—2019年和2020—2023年<5岁儿童病毒性病原的检出率分别为47.1%和51.2%，不同年龄、地区和时期<5岁儿童病毒性病原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1岁组、1～<3岁组、3～<5岁组和未分组<5岁组儿童支原体和衣原体的检出率分别为10.1%、25.1%、27.6%和20.7%；东部和中西部<5岁儿童支原体和衣原体的检出率分别为18.2%和16.5%；2014—2019年和2020—2023年<5岁儿童支原体和衣原体的检出率分别为18.7%和19.3%，不同年龄、地区和时期<5岁儿童支原体和衣原体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

2014—2023年中国大陆地区<5岁儿童肺炎病原以细菌性病原检出率最高，最主要的细菌性病原为肺炎链球菌；3～<5岁组儿童各类病原检出率均较高，中西部地区和2014—2019年以细菌性感染为主，东部地区和2020—2023年则以病毒性及支原体和衣原体感染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