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了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对城市的碳减排效应及其机制，而后以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与建设工作为基础构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结合2011~2022年283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国家绿色数据中心的碳减排效应，并探索其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系数为-0.013，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强度，这一结果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排除选择偏差、排除其他政策影响、排除疫情影响等多重稳健性检验和处置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能通过提升数字产业发展水平与地区绿色科技创新水平而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对数字产业发展水平和绿色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0.039和0.061;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的碳减排效应在非能源富裕型城市，高环保水平、高信息水平城市更显著，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对这3类城市的影响至少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分别为-0.016、-0.017、-0.016.应当积极推动数据中心绿色转型，扩大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范围.

从碳足迹角度，结合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方法学，建立二次灰渣再生陶粒项目碳减排计量模型，以4万t/a二次灰渣再生陶粒项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评估项目碳减排量，基于碳排放关键因素解析，对二次灰渣再生陶粒项目碳减排潜力进行优化评估.结果表明，4万t/a二次灰渣再生陶粒项目2023a总的CO₂e减排量为3.26万t，其中，陶粒生产阶段减排贡献达到95%.从碳足迹视角分析，项目年CO₂e排放总量约6.49万t，加工生产和原料获取阶段是陶粒项目碳排放的关键环节.从CO₂排放源类别分析，二次灰渣，污泥等固废原料替代是陶粒行业降碳的重点，另外，固废原料添加的优先级顺序依次为二次灰渣，污泥和废弃土.关于碳减排潜力优化，绿色原料，清洁电网，低碳运输和再生循环4种低碳情景下，二次灰渣再生陶粒项目分别实现6.93，3.42，3.56和3.28万t CO₂e减排量，绿色原料情景下陶粒行业蕴含0.09亿t的碳减排潜力.

以环境规制政策为切入点，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蕴含的理论内涵.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呈现U型关系，跨过拐点后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新质生产力水平将提升124.42%.环境规制对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省份新质生产力水平改善作用显著，其中，对东部地区正向作用最为明显.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影响新型劳动工具和新型基础设施两个子系统路径发挥正向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机制.

为解决传统方法缺乏化工园区内部环境风险刻画、评估指标单一、未考虑风险防控能力因子等问题，在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网格化风险分析法的基础上，通过精细化风险单元网格，优化环境风险场强度模型，完善环境风险受体易损性标准，引入代表环境风险防控水平的修正因子，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化工园区尺度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精细化评估方法.以江苏省某沿江精细化工园区为例，分别采用原评估方法、精细化评估方法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及对比分析.相对于原评估方法，精细化评估方法更好刻画了园区内部的大气和水环境风险分布情况，研究区域内大气环境较高风险和中风险区域涉及人数共增加了1.70万人，水环境高风险和较高风险区域面积分别增加0.91%和9.45%，能够有效建立化工园区、环境风险企业等不同尺度区域的环境风险评估之间的联系，更精确地识别高风险的企业单元与环境受体，保障区内园区内部人群和重点水体的安全.

为了阐明生物炭和典型功能微生物希瓦氏菌MR-1(Shewanella oneidensis MR-1)在电子传递中的协同作用，以Cr(VI)污染土壤为载体，开展了电化学，动力学，电子传递路径识别等研究.结果表明，炭基菌剂对Cr(VI)污染土壤具有较好的修复效果，修复机制以MR-1对Cr(VI)的生物还原为主，符合双过程动力学模型.25mg/kg Cr(VI)含量，5%炭基菌剂投加量，30%土壤含水率时，炭基菌剂还原土壤Cr(VI)的效率最高，可达96.30%.吸附法炭基菌剂还原Cr(VI)迅速，但持续性能差;包埋法炭基菌剂还原Cr(VI)慢，但长期稳定发挥作用.生物炭作为微生物载体促进MR-1生长的同时，将MR-1表面的电子经由碳骨架传递至Cr(VI)，提高了Cr(VI)还原效率.3个循环后炭基菌剂对Cr(VI)的还原率仍可达到60.44%，表明炭基菌剂在长期高效修复铬污染土壤方面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本文从结构维、形态维、密度维、效率维构建了多维度城市蔓延测度指标体系，并基于地图可视化、标准差椭圆和冷热点分析探究中国2005~2020年城市综合蔓延度的时空特征及迁移演化格局，并采用时空地理加权模型(GTWR)实证考察多维度城市蔓延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1)全国城市综合蔓延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差异特征，但在样本后期东部沿海地区及东北地区的城市蔓延度有所下滑.标准差椭圆呈现向心集聚的趋势，且分布重心整体向西南移动.冷热点分析则呈现“东热西冷”的区域性差异.(2)城市总蔓延度对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且随时间迁移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中起到正向促进作用.正向促进作用区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及沿海地区，反向抑制作用区域多为华北平原和南部沿海地区.(3)各维度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时间趋势上，结构维在大部分城市促进碳排放，且影响力逐年增强;形态维在大部分城市对碳排放由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密度维、效率维在大部分城市抑制碳排放，但密度维逐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效率维的影响力则整体减弱.空间分布上，结构维、密度维在东南沿海、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力更强，形态维作用显著区域在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效率维作用显著区域则在中西部.

针对高级氧化降解草甘膦过程中原位产生无机磷淬灭自由基而影响去除效率问题，开发出投加NaOH调节pH值实现过硫酸盐直接电荷转移氧化草甘膦的新策略.通过反应物浓度调控、自由基捕获及电子顺磁共振表征等手段，深入考查了NaOH投加量对草甘膦去除的重要贡献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反应溶液pH值影响草甘膦和PMS的存在形态，进而导致草甘膦的去除率有所差异.碱性条件下，草甘膦的降解遵循直接电荷转移机制，而自由基对草甘膦分解的贡献较小，因此可以有效避免反应过程中原位生成的无机磷对自由基氧化过程的不利影响.在PMS和NaOH浓度分别为5mmo/L和6mmol/L的条件下，反应5min即可实现10mg/L草甘膦的完全分解.

为探讨水流扰动对微囊藻水华生长和颗粒成群特征的影响，基于水槽开展室内控制实验，设置频率分别为30，40，50，60min^-1的水流扰动环境，分析不同条件下微囊藻的生长和群体尺寸变化过程.结果表明，低强度水流扰动(f_b<40min^-1或流速<0.026m/s)有助于藻类分泌EPS，此时，叶绿素a浓度(Chl-a)与胞外聚合物(EPS)浓度具有较高相关性(r²>0.85).高强度水流扰动(f_b>50min^-1或流速>0.034m/s)则抑制藻类分泌EPS，使叶绿素a浓度与EPS浓度的相关性降低(r²<0.8).在本文所设的流速范围(0~0.08m/s)和湍动能范围(0~0.004m²/s²)内，微囊藻群体尺寸变化较小(0.4~0.6mm).实验中还发现，低强度水流扰动有利于藻类形成表面水华层，且水华层的存续时间较短;而较高强度的水流扰动则抑制藻类聚集成群形成水华层，并延长藻类的存活时间.

朊病毒的传播可导致传染性海绵状脑病的迅速蔓延，对动物和人类健康产生严重威胁.土壤是朊病毒的天然储存库.朊病毒通过动物排泄、尸体分解等途径进入土壤，与土壤组分结合.不同组分与朊病毒的结合差异明显，作用效应是同时且相互的，共同影响着朊病毒在土壤中的传播.一方面，土壤颗粒和腐殖质的吸附作用增强了其在土壤中的稳定性和持久性，降低了生物可利用度，进而抑制了朊病毒传播.另一方面，蒙脱石和锰离子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活性和感染性，从而有助于朊病毒的传播.土壤中朊病毒的控制需在提升其检测方法的基础上，通过环境防治、酶处理以及堆肥等生物技术实现.未来对朊病毒在土壤环境中的研究应更多考虑土壤化合物和原生微生物的特性对朊病毒的影响，从而推动原位朊病毒降解方法的开发，以控制其传播.本研究将为土壤朊病毒防治新技术的研发提供理论支撑.

硫酸根自由基(SO₄^•−)高级氧化技术(SR-AOPs)反应体系中含有NO₂⁻和Br⁻时，会分别生成具有“三致”毒性的硝基和溴代副产物.本研究探讨了在二者共存条件下，硝基和溴代副产物的生成机制.结果表明：苯酚在SO₄^•−硝化过程中，产生了3种硝基酚副产物，包括2-硝基酚，4-硝基酚和2，4-二硝基酚.当活化温度为60℃，苯酚，NO₂⁻及过二硫酸盐(PDS)初始浓度分别为50µmol/L，100µmol/L及2mmol/L时，硝基酚的总转化率为34.5%.若反应中存在100µmol/L Br⁻，硝基酚的生成速率明显加快，相同条件下转化率增加至46.0%.原位形成的Br₂/HOBr迅速与NO₂⁻结合，生成了一种强硝化剂—硝酰溴(BrNO₂).BrNO₂直接进攻苯酚，对促进硝基酚的生成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Br⁻最终被释放出来，其作用相当于催化剂.同时，存在NO₂⁻导致溴代副产物(如二溴乙酸)的生成速率受到抑制.因此，在SR-AOPs中，NO₂⁻和Br⁻的转化机制相互影响.二者共存时，促进了硝基酚副产物的生成，但抑制了溴代副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