筛选靶向卵巢肿瘤结构域线性链接特异性去泛素化酶（ovarian tumor domain deubiquitinase with linear linkage specificity，OTULIN）的新型分子胶，为胃癌治疗提供新策略。

以高表达OTULIN的AGS-NC、SNU601-NC胃癌细胞及OTULIN基因敲除细胞（AGS-sgOTULIN、SNU601-sgOTULIN）为研究材料，设对照组（DMSO）、LTL-04-061浓度梯度组（0.1、0.3、1.0、3.0、5.0、7.0、10.0 μmol/L）及蛋白酶体抑制剂干预组（MG-132/MLN4924联合5 μmol/L LTL-04-061），采用Western blot检测OTULIN蛋白表达水平，运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检测OTULIN的mRNA水平；利用免疫共沉淀（co-immunoprecipitation， Co-IP）验证蛋白相互作用；结合分子对接与100 ns分子动力学模拟（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 MD）分析复合物构象；通过CCK-8法、细胞增殖实验、克隆形成实验评估分子胶对胃癌细胞恶性增殖的抑制作用。

分子胶LTL-04-061在0.1~10.0 μmol/L浓度梯度下呈浓度依赖性降解OTULIN蛋白，5 μmol/L浓度时降解效果显著，且该浓度下OTULIN mRNA相对表达水平无显著变化（P>0.05）；蛋白酶体抑制剂MG-132与MLN4924可阻断其降解作用，结合Co-IP实验结果提示该过程依赖CRBN介导的泛素-蛋白酶体通路；同时LTL-04-061可介导OTULIN与CRBN形成三元稳定复合物，并与关键残基HIS-339（OTULIN）、TRP-378/HIS-380（CRBN）存在强相互作用，MD模拟显示50 ns后复合物均方根偏差波动小于0.1 nm，80~100 ns时氢键数量维持较高水平，回旋半径数值保持稳定，无明显波动，表明复合物整体紧凑性未发生显著变化；溶剂可及表面积在此时间段内亦无明显波动，进一步证实复合物构象稳定，未出现明显的结构舒展或塌陷；LTL-04-061呈浓度依赖性抑制胃癌细胞的增殖与克隆形成；CCK-8实验结果显示，LTL-04-061对AGS细胞和SNU601细胞的半数抑制浓度分别为8.95 μmol/L和11.70 μmol/L，并且OTULIN敲除后其抑制效果显著减弱（P<0.01）。

OTULIN在胃癌中发挥促癌作用，分子胶LTL-04-061通过CRBN依赖的泛素-蛋白酶体通路，靶向降解OTULIN蛋白，进而抑制肿瘤细胞恶性增殖，为胃癌分子靶向治疗提供新的候选前体药物。

探索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在抑制焦亡通路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大鼠模型的作用机制。

冲洗骨髓腔法分离提取4周龄SPF级雄性SD大鼠［体质量（100±20）g］骨髓MSCs，并进行培养鉴定。将24只6~8周龄SPF级雄性大鼠［体质量（200±20）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4组（n=6）：假手术组、SAP模型组、乌司他丁组、MSCs治疗组。SAP模型组、乌司他丁组、MSCs治疗组采用逆行胰胆管注射5%牛黄胆酸钠制备大鼠SAP模型，SAP模型组于造模后12 h注射100 μL PBS；乌司他丁组于模型制备完成后立即腹腔注射乌司他丁溶液（5×10⁴ U/kg）；MSCs治疗组于造模后12 h注射MSCs细胞悬液（5×10⁶个/kg）；假手术组切开腹腔并数次翻动胰腺后，关闭腹腔。HE染色比较各组间胰腺组织形态，并进行病理学评分；试剂盒检测血清淀粉酶、脂肪酶水平；ELISA法检测血清炎症因子IL-10、IL-1β、TNF-α水平；透射电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TEM）观察胰腺腺泡细胞超微形态相关变化；免疫荧光观察胰腺组织NLRP3、GSDMD、caspase-1蛋白表达情况；qRT-PCR法检测胰腺组织NLRP3、GSDMD、caspase-1的mRNA含量；Western blot法检测胰腺组织NLRP3、GSDMD、GSDMD-N、caspase-1、cleaved caspase-1、IL-1β的蛋白相对表达量。

骨髓MSCs具有成纤维细胞样纺锤体形状，并贴附在培养板的壁上；CD29（99.22%）呈高表达，CD45（0.42%）呈低表达；具有成脂、成骨分化能力，细胞状态良好。与假手术组相比，SAP模型组在胰腺组织病理学评分、血清淀粉酶、脂肪酶、炎症因子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P<0.000 1）。与SAP模型组相比，乌司他丁组、MSCs治疗组胰腺组织病理学评分、血清淀粉酶、脂肪酶、IL-1β、TNF-α水平均降低（P<0.001），IL-10水平升高（P<0.05）；且MSCs治疗组上述指标较乌司他丁组明显好转（P<0.05）。TEM显示MSCs治疗组腺泡细胞线粒体嵴恢复，线粒体形态改变，内质网肿胀减少；且与乌司他丁组相比，MSCs治疗组线粒体与内质网损伤程度减轻。免疫荧光结果显示，与SAP模型组相比，MSCs治疗组和乌司他丁组的胰腺组织NLRP3、GSDMD、caspase-1表达量下降（P<0.000 1）。Western blot结果示，与SAP模型组相比，MSCs治疗组和乌司他丁组胰腺组织NLRP3、GSDMD、GSDMD-N、caspase-1、cleaved caspase-1、IL-1β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P<0.000 1）。qPR-PCR结果示，与SAP模型组相比，MSCs治疗组和乌司他丁组胰腺组织NLRP3、GSDMD、caspase-1 mRNA表达水平明显下降（P<0.01）；且与乌司他丁组相比，MSCs治疗组上述指标均下降更为显著（P<0.001）。

MSCs减轻炎症反应，减少胰腺组织损伤，可通过抑制NLRP3/GSDMD/IL-1β通路改善腺泡细胞焦亡并缓解SAP。

系统揭示胃癌不同转录元程序（meta-program， MP）的肿瘤微环境特征及其空间互作单元，探讨其潜在临床意义。

整合分析2个胃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 scRNA-seq）数据集，鉴定恶性细胞转录MP。在胃癌转录组［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或芯片队列（GSE15459、GSE66229）中验证MP的预后价值。利用scRNA-seq解析在不同MP背景下微环境中特征性细胞亚群的组成差异，推断关键的配体-受体对话机制。结合空间转录组验证上述细胞亚群和配体-受体的共定位。在上述转录组/芯片队列中评估关键细胞特征基因集及互作分子的表达水平与患者总生存期的关系。

在胃癌恶性细胞中，鉴定出4类转录元程序（MP1~MP4），其中MP2和MP4的高表达与患者不良预后显著相关（P<0.05）。在MP2高表达样本中，SPP1⁺巨噬细胞显著富集，且该细胞与T3中性粒细胞通过SPP1-CD44配体-受体对进行细胞互作，空间转录组进一步证实二者在组织中存在共定位。SPP1⁺巨噬细胞特征（P=0.007）及SPP1-CD44联合特征（P=0.008）均与患者不良预后显著相关。在MP4高表达样本中，肌成纤维细胞（myofibroblastic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 myCAF）显著富集，其与耗竭性CD8⁺ T细胞经由COL6A家族-ITGB1信号轴相互作用，空间转录组进一步证实二者在组织中存在共定位。myCAF特征（P=0.001）及COL6A家族-ITGB1联合特征（P<0.001）均与患者不良预后显著相关。

在胃癌中MP2和MP4分别关联于SPP1⁺巨噬细胞-T3中性粒细胞和myCAF-耗竭性CD8⁺ T细胞这两个免疫抑制性空间互作单元，二者可能分别通过SPP1-CD44和COL6A家族-ITGB1信号轴驱动胃癌进展，为精准免疫治疗提供了潜在靶点。

探究利用MHC-I类分子人源化小鼠（AAD小鼠）和表达恶性疟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 Pf ）环子孢子蛋白（circumsporozoite protein， CSP）的转基因伯氏疟原虫虫株（Pb-PfCSP）建立并评估PfCSP疫苗效果评价模型。

采用尾静脉定量攻击不同剂量（200、500、1 000条）Pb-PfCSP子孢子与野生疟原虫（P.berghei， Pb）子孢子，观察其能否感染两种不同小鼠（C57BL/6J和AAD小鼠，6~8周龄，体质量为20~35 g），每组4只。同时通过检测AAD与C57BL/6J小鼠原虫血症出现时间及原虫率变化情况，比较两种小鼠分别对Pb和Pb-PfCSP的易感性。采用流式细胞术比较分析两种小鼠肝脏的主要免疫细胞频率与数量，初步探讨两种小鼠对不同疟原虫易感性差异的可能机制。采用硝喹（CI-679）减毒Pb-PfCSP子孢子疫苗和自主设计的PfCSP@LNP mRNA疫苗各免疫AAD小鼠作为免疫组小鼠（每组4只），并以未免疫的AAD小鼠作为对照组（每组4只），免疫完成后使用Pb-PfCSP子孢子攻击免疫小鼠，观察免疫保护效果，并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CSP特异性组织驻留记忆性T细胞（tissue resident memory T cell， Trm）的频率与数量，采用ELISA检测CSP特异性抗体滴度，观察该疫苗能否有效诱导CSP特异性的抗体和Trm细胞的免疫应答。

不同剂量Pb-PfCSP都能成功感染AAD和C57BL/6J小鼠，与C57BL/6J小鼠相比，AAD小鼠更易感染Pb和Pb-PfCSP，其易感性表现为红内期出现时间更早，在感染中期原虫血症更高（P<0.05）；并且无论感染与否，AAD小鼠肝脏的NKT细胞频率与数量均显著少于C57BL/6J小鼠（P<0.05），这可能是AAD小鼠更易感染疟原虫的原因之一。PfCSP@LNP mRNA疫苗免疫AAD小鼠后，采用Pb-PfCSP子孢子攻击免疫小鼠后的红内期出现时间延后于对照组小鼠，血清中能检测到较高滴度的CSP特异性抗体，但在肝脏中未能检测到PfCSP特异性Trm。同样采用硝喹减毒Pb-PfCSP子孢子疫苗免疫AAD小鼠，其免疫组的保护效果也只有16.6%，且未能检测到PfCSP特异性Trm。

AAD小鼠感染Pb-PfCSP虫株模型可用于评价PfCSP疫苗诱导产生PfCSP特异性抗体的效果，但用于评价疫苗诱导产生PfCSP特异性CD8⁺ T细胞应答方面该小鼠模型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探讨自体粪菌移植（autologous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AFMT）通过调节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信号通路对氧化偶氮甲烷（azoxymethane，AOM）/葡聚糖硫酸钠（dextran sulfate sodium salt，DSS）诱导的结肠炎相关性结肠癌（colitis-associated colorectal cancer，CAC）模型小鼠免疫功能及肿瘤抑制作用的影响。

将6周龄（specific pathogen free，SPF）级BALB/c雌性小鼠［体质量（20±2）g］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n=5）：空白对照组（Con组）、CAC模型组（Mod组）和AFMT干预组（AFMT组）。采用单次腹腔注射AOM（10 mg/kg）并联合3轮DSS循环处理（3.5%DSS自由饮用7 d和纯净水恢复14 d）建立CAC模型；AFMT组于建模后第7天起隔日灌胃0.1 mL自体粪菌悬液，直至实验结束；其余组灌胃等量无菌生理盐水。实验结束后采集结直肠、脾脏、血清及粪便样本，通过HE染色评估结肠组织病理损伤及炎症细胞浸润程度。Western blot检测结肠组织中NF-κB p65和p-NF-κB p65蛋白表达；ELISA检测各组小鼠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水平；流式细胞术分析脾脏中CD8⁺ T和Treg（CD4⁺CD25⁺Foxp3⁺）的细胞比例，16S rRNA测序分析肠道菌群组成、α多样性与β多样性。

与Con组比较，Mod组结肠HE染色显示杯状细胞减少，炎性细胞浸润明显，小鼠结肠组织中p-NF-κB p65与NF-κB p65的比例上升（P<0.05），血清中TNF-α炎症因子水平升高（P<0.001），脾脏组织中CD8⁺ T细胞比例下降（P<0.001），Treg细胞比例升高（P<0.05），拟杆菌目（Bacteroidales）的相对丰度升高（P<0.05），乳杆菌目（Lactobacillales）相对丰度下降（P<0.05）。与Mod组相比，AFMT组结肠组织结构损伤较轻，炎性细胞浸润减少，结肠组织中p-NF-κB p65与NF-κB p65的比值下降（P<0.01），TNF-α炎症因子水平下降（P<0.01），CD8⁺ T细胞比例升高（P<0.05），Treg细胞比例降低（P<0.05），Bacteroidales的相对丰度下降（P<0.05），Lactobacillales相对丰度升高（P<0.05）。

AFMT干预后可能通过恢复Lactobacillales的丰度，增强肠道屏障/产生短链脂肪酸，抑制NF-κB炎症通路、降低TNF-α水平、调节T细胞免疫平衡，有效缓解CAC模型小鼠的疾病进展。

探索CXCL12在促进宫腔粘连（intrauterine adhesions， IUA）术后子宫内膜修复中的作用。

采用机械刮宫法构建IUA小鼠模型。将48只7~8周龄C57BL/6健康雌性小鼠（体质量18~20 g）采用区组随机法分为4组（n=12）：假手术组（Sham组）、模型组（Model组）、脐带间充质干细胞（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UC-MSCs）治疗组及CXCL12治疗组。Sham组仅切开腹壁，不进行宫腔操作；Model组机械刮宫后向宫腔内灌注100 μL生理盐水溶液；UC-MSCs治疗组机械刮宫后宫腔灌注UC-MSCs悬液100 μL（含1×10⁶个细胞）；CXCL12治疗组机械刮宫后灌注CXCL12溶液100 μL（含200 ng CXCL12）。造模后7 d，通过组织学验证造模成果；通过免疫荧光染色评估CXCL12对MSCs的趋化作用。造模后21 d，通过HE染色计算子宫内膜厚度、腺体数目；Masson染色评估子宫内膜纤维化面积；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测定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Ki-67、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sirtuin 1， Sirt1）的表达水平；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验证Sirt1表达水平和子宫内膜纤维化的相关性。

造模后7 d，经组织学验证IUA小鼠模型造模成功；各组免疫荧光结果显示：CXCL12治疗组和UC-MSCs治疗组小鼠子宫内膜归巢的MSCs数量比Sham组和Model组显著增加（P<0.001），两治疗组组间MSCs数量比较无显著差异。造模后21 d，各组子宫内膜厚度及腺体数量比较显示：CXCL12治疗组和UC-MSCs治疗组的子宫内膜厚度（P<0.001）及腺体数量（P<0.05）较Model组显著增加。小鼠子宫内膜纤维化程度比较结果显示：CXCL12治疗组和UC-MSCs治疗组的子宫内膜纤维化程度较Model组均明显降低（P<0.001）。造模后21 d，MVD结果显示：CXCL12治疗组及UC-MSCs治疗组的MVD均显著高于Model组（P<0.05）。免疫组化VEGF平均光密度值分析显示：UC-MSCs治疗组和CXCL12治疗组的VEGF表达均显著高于Model组（P<0.001）。Ki-67平均光密度值分析显示：与Model组相比，Ki-67表达水平在UC-MSCs治疗组和CXCL12治疗组均显著升高（P<0.001）。Sirt1平均光密度值分析显示：CXCL12治疗组和UC-MSC治疗组的Sirt1表达较Model组均显著升高（P<0.001）；控制分组变量后，Sirt1表达水平和子宫内膜纤维化面积存在显著负相关（r_s=-0.73，P<0.05，t=-3.86）。

CXCL12通过促进MSC归巢至IUA小鼠子宫内膜，发挥与UC-MSCs疗法相似的作用，能够有效促进子宫内膜修复并减少间质纤维化，且Sirt1表达上调可能参与此过程。

探究薏苡仁提取物豆甾醇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模型大鼠的作用机制。

40只健康雄性SD大鼠［体质量（120±10）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n=10）：空白（NC）组、模型（Mock）组、豆甾醇（Stigmasterol）组（豆甾醇20 mg/kg）及豆甾醇+GW9662（Stigmasterol+GW9662）组［豆甾醇 20 mg/kg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PPARγ）拮抗剂GW9662（1 mg/kg）］。采用烟熏联合气管内滴注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1 mg/kg）的方法建立COPD大鼠模型，连续干预14 d后，分离肺泡巨噬细胞，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M1/M2极化；qRT-PCR、Western blot及ELISA检测PPARγ表达；采用Seahorse XF细胞能量代谢分析系统检测巨噬细胞的耗氧率（oxygen consumption rate，OCR）与细胞外酸化率（extracellular acidification rate，ECAR）；HE染色及免疫组化观察肺组织病理与巨噬细胞浸润。

与NC组相比，Mock组M1/M2比率显著升高（P<0.01），PPARγ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降低（P<0.001），同时肺泡巨噬细胞的线粒体基础OCR、最大OCR及糖酵解ECAR亦显著降低（P<0.01），肺组织出现典型的肺泡结构破坏、炎性细胞浸润等病理损伤。与Mock组相比，豆甾醇干预能显著逆转上述异常：降低M1/M2比率（P<0.01），上调PPARγ表达（P<0.01），改善线粒体呼吸与糖酵解代谢能力，并减轻肺组织病理损伤（P<0.05）。然而，联合使用PPARγ拮抗剂GW9662后，豆甾醇对M2极化的促进作用、对PPARγ表达的上调作用、对细胞代谢重编程（OCR与ECAR）的改善作用以及对肺组织损伤的保护作用均被显著削弱。

薏苡仁提取物豆甾醇通过激活PPARγ、促进肺泡巨噬细胞代谢重编程并向M2型极化，从而改善COPD大鼠肺组织损伤。

旨在分析伴有自身抗体谱阳性（positive autoantibody profiles， PA）的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MM）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其与治疗反应和预后间的关系。

采用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5年4月至2025年4月于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甘肃省血液病分子诊断与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完成自身抗体谱检查的189例MM患者。随访截至2025年8月1日。依据自身抗体谱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自身抗体谱阴性（negative autoantibody profiles， NA）组与PA组，并比较2组患者的基线特征与治疗反应。治疗反应的评估包括总体反应率（overall response rate，ORR）、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率、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 PR）率、无效率及抗CD38单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logou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uto-HSCT）的关键治疗策略的应用率。进一步将PA组患者按抗体谱亚型分为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 ANA）谱、抗可提取核抗原（extractable nuclear antigen， ENA）抗体谱以及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 ANCA）谱阳性3个亚型，分析其预后差异。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计算中位生存时间，采用Cox回归分析预后影响因素。

纳入的189例MM患者中PA组57（30.16%）例，NA组132（69.84%）例。所有患者接受治疗，有58（30.69%）例患者接受了抗CD38单抗治疗，57（30.16%）例患者接受auto-HSCT治疗。诱导治疗后MM患者的ORR为75.66%（143/189），CR为32.28%（61/189），PR为43.39%（82/189）。PA组患者的CR显著低于NA组（21.05% vs 37.12%， P=0.031）。当中位随访时间为39（16，59）个月时，此队列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为37（16，58）个月，但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仍尚未达到其中位值。相较于NA组，PA组患者的PFS显著缩短（31 vs 43个月， P=0.048）。根据自身抗体谱类型进行亚组分析，抗ENA抗体谱阳性组患者中位OS较阴性组显著缩短（41 vs 61个月， P=0.038）；中位PFS也显著缩短（28 vs 41个月， P=0.001）。ANA谱与ANCA谱阳性组与阴性组患者的中位PFS与中位OS间均无显著差异。Cox分析显示，抗ENA抗体谱阳性（P=0.004）、男性（P<0.001）是MM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诱导治疗后达到CR（P=0.002）及抗CD38单抗（P=0.008）治疗为MM患者OS的独立保护因素。在PFS方面，男性（P<0.001）与抗ENA抗体谱阳性（P<0.001）是独立危险因素，而纤维蛋白原水平升高（P=0.011）、诱导治疗后达到CR（P=0.009）及抗CD38单抗（P=0.011）治疗是其独立保护因素。

PA的MM患者诱导治疗反应与远期预后均较差，而抗ENA抗体谱阳性是MM患者OS和PFS的独立危险因素。

明确改良宏观现场评估（macroscopic on-site evaluation ，MOSE）能否提升22G/25G FNA标本中核心组织条（macroscopic visible core，MVC）的可视化效果，进而提高标本充足率及病理诊断准确性。

本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随机交叉对照试验，连续纳入2023年2月至2024年8月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拟行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抽吸术（endoscopic ultrasound-guided fine needle aspiration，EUS-FNA）的胰腺实性占位患者90例。患者通过计算机生成的随机序列按1∶1分配至A组（第一针采用传统MOSE，第二针采用改良MOSE）或B组（第一针采用改良MOSE，第二针采用传统MOSE）。改良MOSE的核心参数为：白光强度调节范围为35~1 700 LUX，光源发光面与标本载玻片底部距离固定为37.2 mm，以MVC≥4 mm定义为标本充足。主要结局指标为2组的标本充足率，次要结局指标为细胞病理及组织病理诊断准确率。研究通过盲法评估（病理医师及数据分析人员不知情分组）、标准化操作流程控制偏倚。

改良MOSE组的标本充足率显著高于传统MOSE组［70.0%（95%CI：59.9%~78.5%） vs 43.3%（95%CI：33.6%~54.6%），χ²=13.714，P<0.001］。次要结局方面，改良MOSE组的细胞病理诊断准确率［94.4%(95%CI: 87.7%~97.6%) vs 85.6%(95%CI: 76.8%~91.4%),χ²=4.9, P=0.021)及组织条病理诊断准确率［95.6%(95%CI: 89.1%~98.3%) vs 83.3%(95%CI: 76.8%~91.4%),χ²=7.69, P=0.003]均显著优于传统MOSE组。在针型的亚组分析中显示，在占比87.8%（79/90）的22G针型中，改良MOSE组的标本充足率［65.8%（95%CI：55.1%~76.5%） vs 41.8%（95%CI：30.7%~52.9%），P=0.003］、细胞诊断准确率［93.7%（95%CI：88.1%~99.2%） vs 84.8%（95%CI：76.7%~92.9%），P=0.039］、组织诊断准确率［94.9%（95%CI：90.0%~99.9%）vs 82.3%（95%CI：73.7%~90.9%），P=0.013］比传统MOSE组更有优势。

改良MOSE能提升22G/25G FNA标本中 MVC 的可视化效果，进而提高标本充足率及病理诊断准确性。

调查共同性外斜视术后近立体视功能重建情况，并分析患者近立体视功能重建的影响因素。

采用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选择2022年2月至2025年6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收治并接受斜视矫正术的共同性外斜视患者，共246例，其中儿童青少年组（6~<18岁）147例，成人组（≥18岁）99例，收集患者术前和术后临床资料，分析其术后近立体视功能重建情况及影响因素。

纳入儿童青少年共同性外斜视患者147例，术前近立体视功能存在率为83.0%，术后近立体视功能存在率为95.9%，近立体视功能治愈率为60.5%，好转率为19.7%，无效率为19.7%；成人共同性外斜视患者99例，术前近立体视功能存在率为43.4%，术后近立体视功能存在率为85.9%，近立体视功能治愈率为27.3%，好转率为43.4%，无效率为29.3%；2组患者术后近立体视功能均较术前显著改善（P<0.001），儿童青少年组术后近立体视功能重建率显著高于成人组（80.3% vs 70.7%，χ²=27.543，P<0.001）。术后近立体视功能重建的单因素分析：儿童青少年组手术年龄、外斜视类型、术前近立体视功能、术前视近及视远斜视度、手术方式、随访时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成人组仅外斜视类型、术前近立体视功能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前近立体视功能、外斜视类型是各年龄段共同性外斜视患者术后近立体视功能重建的影响因素（P<0.05），除此之外，儿童青少年患者近立体视功能重建的影响因素还包括手术年龄、手术方式、随访时间（P<0.05），而成人患者则是发病年龄（P<0.05）。

儿童青少年共同性外斜视术后近立体视功能重建明显高于成人，儿童青少年共同性外斜视术后近立体视功能重建受手术年龄、手术方式、随访时间、外斜视类型及术前近立体视功能的影响，成人则受发病年龄、外斜视类型及术前近立体视功能的影响。成人与儿童青少年共同性外斜视术后近立体视功能重建的影响因素有显著差异，临床上需重点关注。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构建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MASLD）患者发生慢性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预测模型，绘制诊断列线图以指导临床诊治。

本研究基于2007—2018年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数据库，筛选存在肝脏脂肪变性且至少伴有一项心脏代谢危险因素的MASLD患者作为分析样本。在排除合并慢性肾衰竭等患者后，最终纳入2 144例MASLD患者，收集其人口统计学、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指标等34个变量。根据是否发生CKD，将患者分为CKD组（n=347）与非CKD组（n=1 797）。按7∶3比例将总样本分层抽样随机划分为训练集（n=1 501）和内部验证集（n=643），并纳入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消化内科2024年1月至2025年10月期间符合既定纳入与排除标准的110例脂肪肝患者作为外部验证集。在模型构建方面，基于Lasso回归筛选变量后，分别纳入决策树（decision trees，DT）、极端梯度提升机（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K-最近邻算法（K-nearest neighbors，KNN）、朴素贝叶斯（Naive Bayes， NB）、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单隐藏层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s， NNET）、梯度提升机（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LightGBM）、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共8种机器学习算法，以构建CKD风险预测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敏感度、特异度等综合评价模型性能，并进一步通过校准曲线与临床决策曲线评估其临床应用价值。基于沙普利加性解释（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HAP）分析筛选出的重要生物标志物，构建了诊断列线图，并通过ROC曲线评估了其诊断准确性。

本研究确定了10个生物标志物，包括收缩压、年龄、糖尿病史、血尿素氮、BMI、球蛋白、高密度胆固醇、中性粒细胞计数、血尿酸、γ-谷氨酰基转移酶，将上述生物标志物通过8种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预测模型，综合评价发现LightGBM模型性能最好，AUC为0.871，敏感度为0.838，特异度为0.756，准确率为0.825，F1得分为0.889，Brier得分为0.091。校准曲线显示，基于LightGBM算法构建的预测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一致性良好；临床决策曲线显示，使用该模型预测MASLD患者相关肾损害风险有助于临床决策，具有临床实用性。基于SHAP值构建诊断列线图，并以81.7分作为风险阈值，根据列线图风险阈值可将患者分为MASLD CKD高风险和低风险人群，并且列线图显示出良好的准确性和预测性能，其AUC为0.816。

LightGBM模型较其他模型效能显著，其在临床早期预测MASLD患者CKD风险中具有应用潜力。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图注意力网络（graph attention network，GAT）与增强型灰狼优化算法（enhanced-grey wolf optimizer， EGWO）的多组学整合模型EGWO-GAT，实现对膀胱尿路上皮癌（bladder urothelial carcinoma, BLCA）肿瘤样本的分期预测。

基于在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Xena功能基因组学探索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Xena，UCSC Xena）网站收集的404例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BLCA样本，包含mRNA、DNA甲基化和微小RNA（microRNA，miRNA）数据，将3种组学数据分别进行预处理和差异分析之后得到其节点特征与边特征，以GAT为基础，引入EGWO进行超参数优化，采用多层感知机（multilayer perceptron，MLP）进行后续癌症分期预测。经5折交叉验证分析，将本研究创建的EGWO-GAT模型与多种经典机器学习分期模型的性能进行对比，并进行组学贡献分析和保留不同相似边条数的模型性能比较，采用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F1分数及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作为性能评估的核心指标。

差异特征筛选结果显示，mRNA组学获得534个差异基因，DNA甲基化组学获得3 108个差异探针，miRNA组学获得114个差异miRNA。多模型对比结果表明，当整合所有组学数据类型且保留相似性排名前3的其他患者作为边时，EGWO-GAT模型性能最佳，其AUC值达到0.744，准确率达到0.711，精确率达到0.792，召回率达到0.782，F1分数达到0.785，其综合分类性能显著优于其余经典机器学习方法，且较GS-GAT模型在各项指标上均有明显提升。组学贡献分析显示，全组学（mRNA+DNA甲基化+ miRNA）整合的性能显著优于其他6种组学组合方式。相似性边数性能比较结果表明，保留前3条相似边时模型的AUC、准确率、精确率及F1分数均高于保留前5条或7条边的情况，综合性能最优。

本研究构建的EGWO-GAT多组学整合模型在BLCA分期中性能优异，可为精准分期提供技术支撑，解决因样本异质性引发的临床分期难题，对辅助个体化治疗及改善患者预后意义重大。

探讨积极和消极反刍思维在大学生抑郁症状与执行功能及其子成分（抑制控制、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于2024年9—10月期间，采用方便抽样法，通过问卷星平台向重庆、四川等全国30个省（市）高校发放电子问卷。采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积极和消极反刍思维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rumination scale，PANRS）及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成人版（behavior rating inventory of executive function-adult version，BRIEF-A）对699名大学生进行线上调查，依据PHQ-9评分标准将大学生划分为抑郁症状组（n=466，66.67%）和非抑郁症状组（n=233，33.33%）。比较2组大学生在各量表得分上的差异，并分析各变量间的关系及中介效应。

①抑郁症状组消极反刍思维得分显著高于非抑郁症状组［（30.27±4.93） vs （26.42±3.81）， t=-10.451，P<0.001］，执行功能及其子成分、积极反刍思维得分显著低于非抑郁症状组（P<0.001）；②抑郁症状与消极反刍思维呈显著正相关（r=0.394，P<0.01），与执行功能及其子成分呈显著负相关（P<0.01），与积极反刍思维无显著关联（P>0.05）。③消极反刍思维在大学生抑郁症状与执行功能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0.85%，积极反刍思维正向预测执行功能（β=0.086， P<0.05）。④消极反刍思维在大学生抑郁症状与执行功能子成分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具有特异性（仅对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显著，间接效应占比分别为8.11%和16.94%）；积极反刍思维未表现出显著的中介作用。

消极反刍思维在大学生抑郁症状与执行功能（尤其是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是改善抑郁大学生执行功能受损的核心干预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