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本实验室已建立的常规环境大鼠失血性休克模型，建立高原、高寒、高热特殊环境大鼠致死性休克模型，为特殊环境下致死性休克救治相关研究提供动物模型。

864只12周龄、体质量（200±20）g SPF级雄性SD大鼠按不同预处理环境分为4组（n=216）：高原环境组［低压氧舱模拟4 000 m海拔，（22±2）℃暴露48 h］；高寒环境组（海拔200~300 m，-20 ℃暴露6 h）；高热环境组（海拔200~300 m，35 ℃暴露12 h），常规环境对照组（不做环境预处理）。环境预处理后，采用4种脾损伤方式诱导腹腔自由出血制备非控制性失血性休克模型：①距脾实质末端3 cm处离断；②距脾实质末端3 cm和5 cm处分别离断；③脾尾端小动脉分支离断；④脾尾端小动脉分支离断联合距脾实质末端3 cm处离断，直至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降至40 mmHg即判定模型制备成功。模型成功后，用乳酸林格氏液（lactated Ringer’s solution，LR）低压维持MAP在50~60 mmHg 1 h，经脾动脉结扎彻底止血后，按出血量2倍体积LR进行确定性复苏。监测MAP、呼吸频率（respiratory rate，RR）、心率（heart rate，HR），检测心功能［肌钙蛋白I（troponin I， TnI）］、肝功能［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肾功能［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 BUN）、血清肌肝（serum creatinine，Scr）］，观察大鼠存活时间及6 h存活率，筛选各环境适配的造模方式。用各环境组筛选出的造模方式分别在相应环境预处理的巴马香猪上制备失血性休克模型，并按前述治疗方案确定性复苏后，观察巴马香猪基础生理指标（MAP、RR、HR）、器官功能（心、肝、肾）及存活情况，以验证造模方式稳定性。

不同环境致死性休克模型的适配造模方式存在差异：常规环境优选重度血管联合实质损伤的方式④，高原环境优选重度血管损伤的方式③，高寒环境优选轻度实质损伤的方式①，高热环境优选中度双位点实质损伤的方式②，上述方式均满足休克后6 h致死率>70%、低压复苏后失血量>50%、确定性复苏后存活率>50%的模型标准。休克状态下，各组大鼠MAP显著降低（P<0.001），RR、HR异常改变，心、肝、肾器官功能指标（TnI、AST、ALT、BUN、Scr）显著升高（P<0.05），存活时间缩短；经LR低压复苏联合确定性复苏后，MAP显著回升（P<0.01），器官功能指标显著改善，存活时间延长。巴马香猪验证结果显示：休克组MAP降至约40 mmHg，RR显著降低，HR升高，6 h存活率为0，心、肝、肾器官功能指标（TnI、AST、ALT、BUN、Scr）显著升高（P<0.001）；复苏组MAP显著升高至58.6~68.4 mmHg（P<0.01），器官功能明显改善，6 h存活率达50.00%~56.25%，模型可靠性得到确认。

成功建立了高原、高寒、高热环境下致死性休克模型，明确了各环境对应的标准化造模方式；经巴马香猪验证，模型稳定性与可靠性符合实验要求。

探讨在高海拔地区生活1.5年，对健康非藏族青年男性视网膜血管的影响，并筛选与其相关的血液学及生理学指标，为增加高原地区眼部体检项目提供依据。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方案，于2024年9月至2025年9月完成数据筛选与整理，选取2024年12月时已在海拔4 100 m地区连续居留满1.5年的非藏族青年男性作为研究对象。180名中视网膜血管异常有65例，视网膜血管正常有115例。通过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血液学及生理学指标与视网膜血管异常的关联性。

视网膜血管异常的发生率为36.11%。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显示，两组在慢性高原病（chronic mountain sickness，CMS）上无统计学差异（P=0.527）；心率（P=0.033）、平均视觉反应时间（P=0.07）、γ-谷氨酰转移酶（P=0.18）、总胆固醇（P=0.033）、甘油三酯（P=0.149）、低密度脂蛋白（P=0.095）、血小板计数（P=0.141）、血小板压积（P=0.066）的P值均小于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心率（OR=1.033，95%CI：1.003~1.064，P=0.033）、总胆固醇（OR=1.868，95%CI：1.004~3.477，P=0.049）与视网膜血管改变风险呈正相关，而视觉反应平均时间（OR=0.035，95%CI：0.002~0.723，P=0.03）与视网膜血管改变风险呈负相关。

进入高海拔地区1.5年的健康青年男性中视网膜血管异常发生率较高。心率增快与总胆固醇水平升高是视网膜血管改变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视觉反应时间延长则与风险降低相关。对策　定期进行眼底照相检查，有助于早期识别视网膜血管改变，对预防高海拔相关视网膜病变乃至高原脑水肿的发生与发展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建议将其纳入高原驻留人员的健康监测体系。

评估泛免疫炎症值（pan-immune-inflammation value，PIV）对抑郁状态人群中全因和特定原因死亡率的预测价值。

本研究为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来自美国2005—2018年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NHANES）和2005—2019年国家死亡指数（National Death Index，NDI）。共纳入了8 567名参与者。参与者按PIV四分位数分组（Q1、Q2、Q3、Q4）或按二分位数分组（low组、high组），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PIV与抑郁人群全因死亡率、心血管死亡率和癌症死亡率的相关性；通过平滑曲线拟合探讨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经阈值效应分析确定拐点后，以拐点为界，将参与者分为2组，并构建分段回归模型并结合Kaplan-Meier生存曲线探究PIV与节段生存状态之间的关系。亚组分析探讨了PIV与死亡率关联的稳定性。

Cox结果显示，较高的PIV水平与全因死亡率（HR=1.05，95%CI：1.04~1.07，P<0.001）、心血管死亡率（HR=1.07，95%CI：1.05~1.10，P<0.001）和癌症死亡率（HR=1.05，95%CI：1.01~1.08，P<0.001）增加显著相关。平滑曲线拟合结果显示，PIV与全因死亡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拐点为80.97（P<0.05）。生存分析显示：当PIV＞80.97时，与low组相比， high组的全因死亡率（HR=1.29，95%CI：1.12~1.48，P<0.001）升高；与Q1组相比，Q4组的全因死亡率（HR=1.53，95%CI：1.25~1.87，P<0.001）升高。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女性人群中PIV与全因死亡率（HR=1.08，95%CI：1.05~1.10，P=0.038）和心血管死亡率（HR=1.11，95%CI：1.07~1.16，P=0.031）的关联更强；患有糖尿病以及其他种族（除墨西哥裔美国人、其他西班牙裔、非西班牙裔白人、非西班牙裔黑人之外）人群的PIV与全因死亡率［糖尿病（HR=1.09，95%CI：1.06~1.10，P=0.023）其他种族（HR=1.22，95%CI：1.11~1.35，P=0.032）］和癌症死亡率［糖尿病（HR=1.12，95%CI：1.06~1.18，P=0.006）、其他种族（HR=2.00，95%CI：1.79~2.24，P=0.002）］的关联更强。

PIV升高是抑郁状态人群多种死亡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明确PIV作为死亡风险预测生物标志物的潜力，对高危人群早期识别、精准管理及疾病负担的全面降低提供重要依据。

探究我国中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动态发展轨迹，并分析童年创伤与认知功能对抑郁情绪发展轨迹的影响。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2011—2020年数据。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对7 916名中老年人进行5次调查（T1=2011年，T2=2013年，T3=2015年，T4=2018年，T5=2020年）。使用童年创伤问卷、认知功能问卷及流调中心抑郁简易量表分别测量童年创伤经历、认知功能水平及抑郁情绪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各变量间的关联性。构建潜增长曲线模型，根据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塔克-刘易斯指数（Tucker-Lewis index，TLI）、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SRMR）、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等指标评价模型的拟合度，并通过截距（intercept， I）、线性斜率（slope， S）与二次斜率（quadratic slope， Q）参数刻画抑郁发展轨迹的非线性特征。采用Bootstrap法估计回归系数（β）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以探究中老年人抑郁发展轨迹的影响因素。

①童年创伤与各时间点的认知功能呈显著正相关（r=0.044~0.077，P<0.001），与各时间点的抑郁情绪亦呈显著正相关（r=0.057~0.095，P<0.001）。各时间点的认知功能与抑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r=-0.257~-0.133，P<0.001）。②二次增长模型拟合良好（CFI=0.997，TFI=0.995，SRMR=0.017，RMSEA=0.029），中老年人抑郁情绪随时间呈现“先降后升”的二次增长趋势（I=8.067，S=-0.158，Q=0.033，P<0.001）。③纳入童年创伤变量后，发现童年创伤对抑郁初始水平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294，95%CI：0.208~0.381，P<0.001），但对线性斜率和曲线斜率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④进一步纳入认知功能变量后，发现5个时间点的认知功能均能显著负向预测同期的抑郁情绪（T1：β=-0.194，95%CI：-0.233~-0.155，P<0.001；T2：β=-0.135，95%CI：-0.161~-0.109，P<0.001；T3：β=-0.131，95%CI：-0.161~-0.100，P<0.001；T4：β=-0.134，95%CI：-0.163~-0.106，P<0.001；T5：β=-0.177，95%CI：-0.220~-0.134，P<0.001）。

中老年人抑郁情绪发展轨迹呈现二次增长的非线性趋势。童年创伤是影响中老年人抑郁情绪初始水平的风险因素，认知功能是影响中老年人抑郁情绪发展轨迹的保护因素。

探究研究生抑郁症状潜在类别的转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于2021年10月（T1）和2022年10月（T2）对湖北省、安徽省两所高校的5 577名研究生进行2次调查。采用抑郁自评量表测量抑郁情绪水平，并使用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测量发展性困扰。通过潜在类别模型的拟合指标确定最优分类模型，主要包括Entropy值、Lo-Mendell-Rubin（LMR）、Bootstrapped似然比检验（BLRT）等指标。通过潜在转变分析得出不同时间点潜在类别变化的转变概率，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影响研究生抑郁症状潜在类别转变的因素。

①研究生抑郁症状可分为3个类别（T1：Entropy=0.85，LMRP<0.05，BLRT P<0.001；T2：Entropy=0.88，LMR P<0.001，BLRT P<0.001），分别为无抑郁症状组（66.0% vs 64.3%）、轻度抑郁症状组（25.6% vs 26.9%）和中度抑郁症状组（8.4% vs 8.8%）。②各潜在类别在T2时间点保持在原组的概率依次为84.1%、56.9%和26.6%，中度抑郁症状组向轻度抑郁症状组转变的概率是41.3%，轻度抑郁症状组向无抑郁症状组转变的概率是29.3%。③适应困难（OR=1.08，95%CI：1.02~1.16，P<0.05）和就业压力（OR=1.05，95%CI：1.01~1.10，P<0.05）是无抑郁症状组转变为轻度抑郁症状组的促进因素，恋爱困扰（OR=0.86，95%CI：0.76~0.99，P<0.05）是中度抑郁症状组转变为无抑郁症状组的阻碍因素。

研究生抑郁症状存在3个类别，适应困难、就业压力和恋爱困扰是影响抑郁症状发展的重要因素。

苯并（a）芘（benzopyrene，BaP）作为最常见的多环芳烃类污染物，具有强效致癌、致畸和炎症毒性作用，既往研究发现，BaP可通过抑制人支气上皮细胞恶性转化后的铁死亡进而促进其侵袭与迁移能力，但尚不明确BaP能否调控肿瘤细胞焦亡，本研究目的是为了阐明BaP通过抑制LTEP-a-2细胞焦亡促进肺癌侵袭和迁移的作用机制。

基于比较毒理基因组学数据库（comparative toxicogenomics database，CTD）获取BaP可能的潜在基因；基于基因表达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筛选肺癌相关差异基因。对上述2组基因进行交集分析，获取候选基因集。通过STRING数据库进行蛋白-蛋白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网络分析，利用Cytoscape软件进行拓扑属性分析，依据节点度值筛选关键核心靶基因。通过Kaplan-Meier Plotter数据库对PPI网络筛选出的候选基因进行生存分析。采用AutoDock Vina对BaP与各靶蛋白进行分子对接模拟，预测其结合构象并计算结合自由能。使用PyMOL软件进行可视化与分析，通过LigPlot+生成二维相互作用图展示与分析配体-受体间的相互作用。使用梯度浓度BaP（0、0.1、1和10 μmol/L）处理人肺癌细胞LTEP-a-2 48 h，通过CCK-8法检测细胞活力，Transwell实验分析细胞侵袭迁移能力，LDH释放实验评估细胞毒性，采用Annexin V-FITC/PI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通过ELISA定量上清中IL-1β和IL-18水平，采用RT-qPCR和Western blot检测焦亡关键分子（NLRP3、ASC、Caspase-1、GSDMD、IL-1β、IL-18）表达。采用BaP联合焦亡激动剂以及焦亡抑制剂联合焦亡激动剂处理后检测细胞活力与侵袭迁移能力，分析焦亡相关指标（IL-1β/IL-18释放、焦亡关键分子表达）的变化。

体外实验表明，与对照组相比，1和10 μmol/L BaP处理能显著促进人肺癌细胞LTEP-a-2的增殖与侵袭迁移能力（P<0.01），但未引起细胞凋亡的显著变化。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BaP相关基因显著富集于细胞焦亡通路。不同剂量BaP处理显著抑制了细胞焦亡，表现为LDH释放减少（P<0.05），炎症因子IL-1β和IL-18的分泌下调，以及焦亡通路关键分子（NLRP3、ASC、Caspase-1、GSDMD、IL-1β、IL-18）的mRNA和蛋白表达均显著下降（P<0.05）。与之相反，焦亡激动剂处理（与对照组相比）则诱发了明显的焦亡表型，并抑制了细胞增殖与侵袭迁移能力（P<0.05）。而BaP或焦亡抑制剂联合焦亡激动剂处理组中，焦亡激动剂对肿瘤细胞增殖和侵袭迁移能力的抑制效应均被显著回复（P<0.01）。生信预测及分子对接提示NLRP3和PTGS2可能是BaP调控肺癌细胞焦亡的潜在作用靶点。

BaP可通过抑制LTEP-a-2细胞NLRP3-Caspase-1-GSDMD焦亡信号通路，进而促进其侵袭和迁移。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构建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MASLD）患者发生慢性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预测模型，绘制诊断列线图以指导临床诊治。

本研究基于2007—2018年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数据库，筛选存在肝脏脂肪变性且至少伴有一项心脏代谢危险因素的MASLD患者作为分析样本。在排除合并慢性肾衰竭等患者后，最终纳入2 144例MASLD患者，收集其人口统计学、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指标等34个变量。根据是否发生CKD，将患者分为CKD组（n=347）与非CKD组（n=1 797）。按7∶3比例将总样本分层抽样随机划分为训练集（n=1 501）和内部验证集（n=643），并纳入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消化内科2024年1月至2025年10月期间符合既定纳入与排除标准的110例脂肪肝患者作为外部验证集。在模型构建方面，基于Lasso回归筛选变量后，分别纳入决策树（decision trees，DT）、极端梯度提升机（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K-最近邻算法（K-nearest neighbors，KNN）、朴素贝叶斯（Naive Bayes， NB）、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单隐藏层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s， NNET）、梯度提升机（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LightGBM）、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共8种机器学习算法，以构建CKD风险预测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敏感度、特异度等综合评价模型性能，并进一步通过校准曲线与临床决策曲线评估其临床应用价值。基于沙普利加性解释（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HAP）分析筛选出的重要生物标志物，构建了诊断列线图，并通过ROC曲线评估了其诊断准确性。

本研究确定了10个生物标志物，包括收缩压、年龄、糖尿病史、血尿素氮、BMI、球蛋白、高密度胆固醇、中性粒细胞计数、血尿酸、γ-谷氨酰基转移酶，将上述生物标志物通过8种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预测模型，综合评价发现LightGBM模型性能最好，AUC为0.871，敏感度为0.838，特异度为0.756，准确率为0.825，F1得分为0.889，Brier得分为0.091。校准曲线显示，基于LightGBM算法构建的预测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一致性良好；临床决策曲线显示，使用该模型预测MASLD患者相关肾损害风险有助于临床决策，具有临床实用性。基于SHAP值构建诊断列线图，并以81.7分作为风险阈值，根据列线图风险阈值可将患者分为MASLD CKD高风险和低风险人群，并且列线图显示出良好的准确性和预测性能，其AUC为0.816。

LightGBM模型较其他模型效能显著，其在临床早期预测MASLD患者CKD风险中具有应用潜力。

加速康复外科的推广使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患者住院时间缩短，出院时多处于康复关键期，易因排尿障碍、携带尿管等问题导致出院准备不足。出院准备度虽已被证实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但其对生活质量的作用机制尚未不明确。本研究基于压力与应对理论，探讨应对方式在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患者出院准备度与生活质量间的中介作用，为开展针对性过渡期护理干预提供依据。

采用前瞻性纵向研究设计，于2024年8月至2025年9月，便利选取重庆市3家三级甲等医院泌尿外科的161名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患者作为调查对象。在出院前24 h内，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出院准备度量表（Readiness for Hospital Discharge Scale，RHDS）、医学应对方式量表（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MCMQ）进行调查；术后1个月采用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评分进行现场测评或电话测评。运用Process宏程序Model 4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

161例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患者RHDS得分为（84.72±17.96）分，应对方式三个维度得分分别为：面对维度（19.02±4.02）分、回避维度（14.57±2.69）分、屈服维度（8.19±2.57）分，QOL得分为（46.50±7.11）分。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生活质量总分与出院准备度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r=0.485~0.618，P<0.01），与医学应对方式中面对维度呈正相关（r=0.361，P<0.01），与回避维度无显著相关性，与屈服维度呈负相关（r=-0.383，P<0.01）。Process中介效应分析提示：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患者应对方式在出院准备度与生活质量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038，95%CI为0.014~0.068，总中介效应显著（P<0.01）。中介效应占比15.89%，面对应对和屈服应对分别占6.74%和9.15%。

应对方式在出院准备度与生活质量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减少屈服应对的中介效应更强。提示临床应重点识别并干预屈服应对倾向患者，以提升生活质量。

系统揭示胃癌不同转录元程序（meta-program， MP）的肿瘤微环境特征及其空间互作单元，探讨其潜在临床意义。

整合分析2个胃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 scRNA-seq）数据集，鉴定恶性细胞转录MP。在胃癌转录组［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或芯片队列（GSE15459、GSE66229）中验证MP的预后价值。利用scRNA-seq解析在不同MP背景下微环境中特征性细胞亚群的组成差异，推断关键的配体-受体对话机制。结合空间转录组验证上述细胞亚群和配体-受体的共定位。在上述转录组/芯片队列中评估关键细胞特征基因集及互作分子的表达水平与患者总生存期的关系。

在胃癌恶性细胞中，鉴定出4类转录元程序（MP1~MP4），其中MP2和MP4的高表达与患者不良预后显著相关（P<0.05）。在MP2高表达样本中，SPP1⁺巨噬细胞显著富集，且该细胞与T3中性粒细胞通过SPP1-CD44配体-受体对进行细胞互作，空间转录组进一步证实二者在组织中存在共定位。SPP1⁺巨噬细胞特征（P=0.007）及SPP1-CD44联合特征（P=0.008）均与患者不良预后显著相关。在MP4高表达样本中，肌成纤维细胞（myofibroblastic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 myCAF）显著富集，其与耗竭性CD8⁺ T细胞经由COL6A家族-ITGB1信号轴相互作用，空间转录组进一步证实二者在组织中存在共定位。myCAF特征（P=0.001）及COL6A家族-ITGB1联合特征（P<0.001）均与患者不良预后显著相关。

在胃癌中MP2和MP4分别关联于SPP1⁺巨噬细胞-T3中性粒细胞和myCAF-耗竭性CD8⁺ T细胞这两个免疫抑制性空间互作单元，二者可能分别通过SPP1-CD44和COL6A家族-ITGB1信号轴驱动胃癌进展，为精准免疫治疗提供了潜在靶点。

探讨基于丙泊酚的全凭静脉麻醉（total intravenous anesthesia， TIVA）和基于七氟烷联合丙泊酚静吸复合麻醉（intravenous-inhalation combined anesthesia， IICA）对肝癌根治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方案，分析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行肝癌根治术患者504例的临床及随访资料，按照麻醉方式不同分为IICA组（n=176）和TIVA组（n=328）。比较在2种不同麻醉方式下接受肝癌根治术，患者术后5年的生存率；并按年龄段、肿瘤大小及数量、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评分、是否有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术中是否输血、乙肝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 AFP）浓度、肿瘤-淋巴-结转移（tumor node metastasis， TNM）分期、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BCLC）分期等进行分层分析，比较亚组下接受2种麻醉方式对肝癌根治术患者术后生存率的影响。

在肝癌根治术患者中，TIVA组肝癌根治术患者5年生存时间为33.00（14.25，60.00）个月，死亡212例（64.60%）。IICA组肝癌根治术患者5年生存时间为27.00（11.00，60.00）个月，死亡125例（71.00%）。在IICA和TIVA下接受肝癌根治术的2组患者术后5年的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1.27，95%CI：0.96~1.67，P>0.05）。分层分析发现，MELD评分>7.24（HR=1.61，95%CI：1.11~2.32，P=0.011）、BCLC分期B期（HR=1.74，95%CI：1.11~2.71， P=0.015）、无门静脉癌栓（R=1.35，95%CI：1.04~1.74，P=0.026）术中未接受输血（R=1.34，95%CI：1.02~1.75，P=0.034）的IICA组的患者5年死亡风险增高，亚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肝癌根治术患者中，TIVA组与IICA组的患者5年总体生存率无差异；但在术前MELD评分>7.24、无门静脉癌栓、BCLC分期B期、未输血的亚组中，IICA方案显著增加患者5年死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