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通过对绿色基础设施研究的演进脉络与知识谱系的梳理，赋能国家公园的研究。研究发现：①绿色基础设施是国际前沿研究领域，是一个由自然和半自然区域及其他环境特征组成的战略性规划网络，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日益凸显的作用，其发展经历了思想萌芽、概念提出、功能拓展、系统治理4个演进阶段。②绿色基础设施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健康福祉、公共政策与气候适应三大议题，相关议题都与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核心命题密切相关。③中国正在建设的国家公园已成为保障生态安全与社会发展的绿色基础设施。未来研究可从多元主体、空间尺度与服务配置3个层面，关注人类与旗舰物种、关键植被等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生态系统服务分配的公平正义问题，并通过理顺多尺度协同的空间治理思路，推动绿色基础设施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总之，本文揭示了绿色基础设施与国家公园研究之间深层的理论关联性，有助于推动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以及培育具有包容性的国土空间规划理念，同时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目的】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是研判国家公园保护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互动关系的重要依据。中国国家公园发展时间较短，通过借鉴成熟国家的相关经验，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体系化发展提供镜鉴。【方法】本文基于1979—2024年美国各类社会经济监测报告，结合文献研究与相关政策分析，梳理了美国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体系发展脉络，并分析了主要监测项目在组织模式、监测内容和方法上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总结美国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及其对中国国家公园的启示。【结果】研究发现：①美国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体系呈现持续性、全面性和规范性不断提升的趋势，并在全国尺度组织开展长期、系统、规范的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②在组织模式方面，美国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强调多方参与和跨部门合作；监测内容涵盖公众意愿、访客消费及经济影响等，体现多尺度特征；在方法上实现了指标和分析方法的标准化与体系化，并通过监测数据的动态性与公开性增强数据应用效能。【结论】美国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体系对中国有重要借鉴价值，但该体系在监测对象、监测方法、影响类型上也存在局限性。中国已初步构建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但与美国国家公园社会经济监测体系还有较大差距，应发挥中国的制度潜力和后发建设优势，优化平衡保护与利用目标，加强多方参与和区域协调，制定统一监测标准和指标，构建动态与长期的监测体系，以及提升数据公开性与公众参与。武夷山国家公园可作为代表性试点，为中国国家公园精细化管理提供支持。

地质公园科普旅游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与生态保护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1999年1月—2024年11月国内外发表的386篇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研究进展，构建核心框架，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研究发现：①地质公园科普旅游研究历程可分为3个阶段：萌芽期（2010年及以前）、探索期（2011—2018年）与发展期（2019年及以后）；②研究内容聚焦资源与产品、解说体系、游客动机与感知、社区参与等方向，形成“供给—价值传递—需求—参与”核心要素链；③研究特征呈现出多维度、多量表、重效果和强体验的特点，但当前研究在理论构建、内容深化与方法创新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优化。基于核心要素链，本文进一步提出中国地质公园科普旅游的研究框架，形成地质公园科普旅游的本土研究范式，并深化对核心要素的探讨，总结未来研究方向，从而支撑地质公园科普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目的】水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国家公园作为典型生态功能区，厘清其内部各类水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是实现区域水安全协同管理的科学基础。【方法】本文基于InVEST模型、PLS-SEM模型、Spearman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分析了2000—2022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4类水生态系统服务（产水量、水源涵养、土壤保持与水质净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权衡/协同关系，识别了关键驱动因素，并据此提出可持续空间规划与管理启示。【结果】①2000—2022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产水量、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3项水生态系统服务整体状况向好，但水质净化功能略有下降；水生态系统服务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五指山—黎母岭山脉一带的水生态功能优于丘陵平原区域；②除产水量与土壤保持、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之间为权衡关系外，其余水生态系统服务间以协同关系为主，Spearman相关系数波动较小，尤以水源涵养与水质净化之间的协同性最强；③气候变化与景观格局对4类水生态系统服务均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且解释力最强；人类活动则表现为直接的负向影响，解释力最弱。【结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水生态系统服务总体呈现改善趋势，其权衡/协同关系受气候变化与景观格局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较为显著，而人类活动的直接作用相对有限。本文从制度构建、空间规划、生态管理与环境监测4个方面提出了国家公园水生态系统服务的治理框架，未来应进一步构建融合区域生态保护与空间治理需求的水生态安全格局优化理论架构，为维护国家公园水生态系统的完整与稳定、推进国土空间可持续治理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目的】科学评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规律和空间关联性，是支撑差异化生态管控与分区修复的重要基础。【方法】本文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研究区，基于2000—2020年土地覆被数据，综合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最优带宽地理加权回归、随机森林和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变化特征，揭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空间关联性及驱动机制。【结果】①2000—2020年，研究区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面积变化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灌木和耕地变化幅度最大（-3.19%和-2.69%），草地变化幅度最小（-0.13%）。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整体呈上升趋势，高等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面积降幅最大，减少了2.60%；而较低等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面积增幅最大，增加了1.57%。③生态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较高等级生态风险区面积降幅最大，减少了3.05%；中等级生态风险区面积增幅最大，增加了1.42%。④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风险空间关联密切，可分为高价值-高风险、高价值-低风险、低价值-高风险和低价值-低风险4种聚集类型，高价值-高风险面积减少0.50%，而低价值-高风险、低价值-低风险和高价值-低风险分别增加1.41%、1.11%和0.09%。⑤驱动因素分析表明，人类足迹指数和降水量季节性变化是最主要的单因子驱动变量；NDVI与年平均气温、NDVI与人类足迹指数、铁路道路距离与人类足迹指数的交互作用具有较强解释力；共同揭示了自然过程与人类活动的综合驱动机制。【结论】基于空间关联特征，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分为生态保护主导区、生态修复主导区和生态保护与修复并重区。针对3类区域的差异及其相互转换情况，可分类制定分区管理、重点区域管控和差异化治理等生态系统保护策略，以助力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科学保护与修复，更好地发挥其生态功能，推动国家公园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目的】在“生态保护优先”原则下，探寻滨海湿地型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资源向旅游产品的有效转化路径，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并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旨在揭示滨海湿地型国家公园在资源转化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内在逻辑与系统性障碍，进而构建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价值的创新开发模式，以期为同类型国家公园破解“保护与发展”困境提供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范式与实践指引。【方法】引入“空间-属性-行为”三维分析框架：首先，基于辽河口国家公园97个旅游资源点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揭示其空间分布格局；其次，采用AHP-熵权法结合生态敏感度负向修正，构建综合评价模型，量化资源的可转化潜力；最后，结合对1337条网络评论的文本挖掘与情感分析，诊断现有旅游产品的游客感知与市场反馈。【结果】①辽河口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资源呈现“红海滩核心-潮沟次核心-河口外缘递减”的双元集聚空间格局，自然禀赋（权重0.46）是决定旅游产品成熟度的首要因素。②资源转化路径呈现显著分层：成熟旅游产品已形成“资源识别-产品设计-市场运营-生态反哺”的良性循环；而半成熟旅游产品则普遍受困于“四低两高”（低政策确定性、低数据一致性、低淡季客流、低社会认知；高监测成本、高协同难度）的系统性阻碍。③游客对辽河口国家公园旅游产品的感知呈现“生态稀缺-设施短板-静谧氛围”的三重特征，负面情绪（28.5%）主要指向服务与配套设施不足。【结论】本文构建了滨海湿地型国家公园“资源识别-梯度评价-产品分类-模式创新”的4级转化框架，并针对性地提出4种创新开发模式：标志性生态景观驱动的“景-产-城”整合模式、“蓝碳金融+生态修复”创新PPP模式、关键生态资产导向的社区共管模式和“数据孪生国家公园”智慧运维模式。该模式框架旨在通过产业、科技、治理三支柱的协同，为破解滨海湿地型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普遍性困境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目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区域新设企业的影响，对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23年福建省武夷山国家公园内外各县域（县、县级市和地级市市辖区）新设企业的注册信息，综合运用事件研究法、双重差分、机器学习模型，揭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区域新设企业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结果】①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政策对县域新设企业数量具有正向影响。②异质性分析表明，体制试点对大型企业数量的影响大于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港澳台投资和外资企业。③进一步分析发现，体制试点通过吸引“文化、体育和娱乐”“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新设企业，促进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结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作为特殊的生态治理工具，通过环境规制与制度红利双重作用，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各地政府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应制定差异化政策，推动生态优势向可持续发展动能转化，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目的】立足社会文化空间视角，探究自然保护地这类特殊社会文化空间的生成机制，为保护地人类活动及人文资源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方法】依托空间生产理论，融合文化沉积方法论，构建“遗址-记录-映象”三层分析框架。综合运用历史文献考证、GIS空间分析、网络文本挖掘及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系统整合多源长时序数据，解析典型案例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社会文化空间生成机制。【结果】实证研究表明：①在遗址层（空间实践主导），呈现显著的垂直梯度分异，祭祀、书院等精神性遗址高度集中于低海拔原风景名胜区，而茶业与交通等生产性遗址延伸至高海拔核心保护区；②在记录层（空间表象主导），宋明时期理学教化与茶业活动在特定区域形成高密度叠合，构建了稳定核心叙事区，展现了社会意义的历时性空间表象沉积；③在映象层（表征性空间主导），访客聚焦旅游标志性景观，居民则保留深层自然区域文化活态记忆与情感关联，凸显了不同群体体验的表征性空间差异。上述结果揭示了在人类活动驱动与嵌入的作用下，武夷山国家公园社会文化空间在长时序中不断扩展、生成的过程。【结论】基于实证，本文将空间生产理论操作化为三元辩证空间与“遗址-记录-映象”三层相耦合的“三驱三层”分析框架，实现空间生产理论在自然保护地的操作化转换，深化了自然保护地是“社会关系与历史环境的人工制品”这一命题。本文可为优化自然保护地遗产解说体系、协同治理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在全国尺度下分析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平衡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依据。【方法】本文基于2021年3464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公园3类）数据，结合出行O-D点智能查询系统（Travel O-D Point Intelligent Query System，TIQS）和地理探测器，对2846个县级行政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差异、影响因素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空间关系进行研究。【结果】①国家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达性均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格局，国家级自然公园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3类保护地可达性形成了空间互补模式。②高程、地形起伏度和县域面积是影响国家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达性的主导因子，保护地密度和高程则是影响国家级自然公园可达性的主导因子。③3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面临的生态保护-人类利用矛盾与压力存在显著差异。【结论】不同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可达性存在明显空间差异与互补关系，应结合人口分布、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制定差异化的保护开发策略。

【目的】开展国家文化公园物质文化资源的精细化研究，可为公园规范化建设与资源保护开发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为同类公园物质文化资源价值评估提供新的范例。【方法】以东昆仑山文化公园302处物质文化资源为研究对象，以1 km格网为研究单元，运用空间分析和价值评价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异格局，综合评估此区域的物质文化资源价值，并为东昆仑山文化公园的建设提供实践路径。【结果】①东昆仑山文化公园的物质文化资源整体呈“单核凝聚—外围离散”的层级化格局，热点区均集中于北麓的都兰县和兴海县等低海拔区域，次热点区构成“辐射依附”与“内生驱动”的双重特征；物质文化资源的集聚性突出，可概括为“一核多带”模式，分别在“兴海县—同德县”形成1个高密度核心区，在都兰县北部构成1个小型次核心。②研究区的资源开发条件均值为8.29×10^-4，总体水平处于较高值区；但资源价值（均值为0.31×10^-4）、资源属性（均值为0.67×10^-4）、自然环境条件（均值为12.47×10^-4）、社会经济条件（均值为20.43×10^-4）指标的总体水平均位于中值区。③研究区南北两麓的物质文化资源综合价值差异显著，呈现北麓相对高于南麓高寒区的空间分异格局，总体价值处于中值区水平。【结论】研究区外在的资源开发条件整体较好，但物质文化资源本体的内在价值（资源价值、资源属性）与外在支撑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均处于中等水平，且空间分异显著。依托此结果，建议构建“一核两翼五节点”遗产廊道体系，设立多元功能文化区，实施多元组合开发策略，并采取多维度措施推进物质文化资源保护与文化公园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