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通过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技术（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scRNA-seq）解析移植前体外培养人胸腺组织切片的残余细胞类型和功能，并利用培养上清液分子标志物的水平特征建立胸腺组织切片质量评估方法。

收集2023年5月至2024年1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胸外科接受心脏外科手术的18例先天心脏病患者废弃的胸腺制备成胸腺组织切片。体外培养14 d后，通过scRNA-seq鉴定残余的细胞类型，联合基因本体论（gene ontology，GO）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富集分析残余细胞的功能，并查阅胸腺组织切片培养的相关文献筛选出指示胸腺细胞功能的分子标志物。采用ELISA检测上清液分子标志物的蛋白水平变化，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以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判定上清液分子标志物对胸腺组织切片质量的评估价值。将分子标志物判定为质量检测合格与质量检测不合格的胸腺组织切片移植至6~8周龄Balb/c-nude雄性小鼠（体质量14~17 g）皮下（对照组不移植胸腺组织切片），通过流式细胞术和组织学检测分析移植后免疫重建效果。

①scRNA-seq数据显示，胸腺组织切片中含有11种细胞，主要细胞为上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和T细胞。GO和KEGG富集分析显示，上皮细胞与趋化作用、上皮细胞发育、细胞基质粘附、紧密连接等条目相关；成纤维细胞主要与细胞外基质组织、上皮细胞增殖、负向调控细胞迁移、肌动蛋白细胞骨架调节等条目相关；T细胞主要与T细胞分化、T细胞活化的调控、T细胞凋亡、T细胞受体信号等条目相关。②筛选出CCL19、CCL21、CXCL12、CXCL16、IL16、SELL作为指示胸腺细胞功能的分子标志物，与第1天相比，CCL19、CCL21、CXCL12和CXCL16蛋白分泌量伴随体外培养显著增加（P<0.05），IL16和L-selectin（SELL表达分泌的蛋白）蛋白分泌量伴随体外培养显著下降（P<0.05）。联合IL16和L-selectin生成预测因子Pre1评估体外培养1 d的胸腺组织切片质量的价值最高，ROC曲线下面积为0.883。联合CCL19、CCL21、CXCL12、CXCL16生成预测因子Pre2评估体外培养14 d的胸腺组织切片质量的价值最高，ROC曲线下面积为0.948。③裸鼠移植实验证实：与对照组相比，质量检测合格的胸腺组织切片能在体内发育成胸腺结构，并有效提升裸鼠外周血中T细胞的比例（P<0.01），而质量检测不合格的胸腺组织切片移植到裸鼠体内无法重建裸鼠的T细胞发育。

移植前胸腺组织切片残留的组成细胞主要为上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和T细胞；IL16和L-selectin可作为判定胸腺原料质量的潜在指标。CCL19、CCL21、CXCL12和CXCL16可有效评估胸腺组织切片成品的质量。

探讨缺氧对胶质瘤内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TAM）转录表型及细胞超微结构的影响。

从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库的健康人外周血样本中分离CD14阳性单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并在人胶质瘤细胞上清共培养的条件下使其分化为TAM。使用不同浓度（50~400 μmol/L）的氯化钴（cobalt chloride hexahydrate，CoCl₂）或缺氧条件（1%、5%、10%O₂）处理48 h后诱导为TAM缺氧细胞模型，同时在相同时间下采用21%O₂处理为TAM常氧细胞模型。使用RT-qPCR和转录组测序技术，检测常氧组和缺氧组TAM的转录表型改变。通过基因集富集分析（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GSEA）比较常氧组及缺氧组TAM中血管生成、糖酵解等缺氧响应相关通路的差异。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或免疫荧光染色检测常氧组TAM和缺氧组TAM（1%O₂）的细胞骨架、内质网与线粒体的超微结构改变。

与常氧组TAM相比，缺氧组TAM内参与氧气运输、糖酵解代谢、促血管生成相关的缺氧响应标志物的转录表达增加，且与缺氧程度相关（P<0.05）。GSEA结果显示，与常氧组TAM相比，缺氧组TAM的缺氧、血管生成调控、糖酵解与糖异生、饥饿应激通路上调（P<0.05）；而先天免疫调控、巨噬细胞活化、细胞骨架与蛋白成熟通路显著下调（P<0.05）。TEM及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提示，缺氧组TAM细胞骨架、粗面内质网、线粒体的超微结构明显改变，包括：细胞骨架排列紊乱和断裂；粗面内质网变短，表面附着核糖体减少；线粒体水肿且内嵴破环，与粗面内质网的接触减少。

CoCl₂以及缺氧处理诱导TAM呈现缺氧转录表型，可能与细胞骨架、内质网和线粒体的超微结构改变有关。

探究新型抗菌化合物HL-J6与金黄色葡萄球菌青霉素结合蛋白1（penicillin-binding protein 1，PBP1）的相互作用。

以MRSA252基因组DNA为模板，PBP1F/R为上下游引物，以Nde I/Xho I为酶切位点构建表达质粒pET30a-pbp1-39-608。将质粒转入大肠杆菌中进行表达并通过亲和层析纯化获得PBP1-39-608蛋白；利用肽聚糖侧链主干肽的硫酯类似物S2d作为底物，测定HL-J6对PBP1-39-608转肽酶活性的抑制作用；用微量热泳动技术（microscale thermophoresis，MST）检测HL-J6与PBP1-39-608的亲和力，并通过细胞热转移实验（cell thermal shift assay，CETSA）确证结合作用；分别利用AutoDock Vina和Desmond软件进行分子对接和动力学模拟，明确HL-J6与PBP1-39-608蛋白的结合模式和关键氨基酸残基。

成功构建pET30a-pbp1-39-608重组质粒，诱导表达后，经纯化获得相对分子质量约为65×10³的PBP1-39-608蛋白；HL-J6可呈时间依赖性抑制PBP1-39-608的转肽酶活性（P<0.001）；HL-J6与PBP1-39-608的结合解离常数Kd约为64.92 µmol/L；分子对接结果显示HL-J6通过与ILE-348、ASN-370、THR-516、PHE-423等主要氨基酸残基相互作用结合在PBP1-39-608的活性口袋，结合评分为-8.38 kcal/mol（<-5.00 kcal/mol）；动力学模拟结果显示二者结合后50 ns趋于稳定。

HL-J6可显著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PBP1的转肽酶活性，并与其存在稳定的相互作用。

探讨新型吩噻嗪衍生物DA414对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CH）大鼠的疗效及作用机制。

雄性SD大鼠（8~10周龄，体质量250~300 g）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5 mg/（kg·d） DA414组和10 mg/（kg·d）DA414组，每组20只。采用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及组织切片定量分析ICH区域的大小及损伤程度；神经功能通过行为学进行评估；Western blot探讨DA414对铁死亡调节因子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lutathione peroxidase 4，GPX4） 的表达影响；多重荧光免疫组化对血肿周围组织小胶质细胞活化状态定量分析；RT-qPCR检测炎症小体通路（NLRP3、Caspase-1、IL-1β）及促炎（IL-18、TLR4、IL-6、TNF-α）和抗炎（IL-4、IL-10）细胞因子的mRNA表达水平。通过伊文思蓝染色评估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BBB）的完整性，HE染色和临床生化检验评估DA414对肝脏、肾脏和心脏的安全性。

DA414显著促进了ICH后血肿的吸收，减少神经损伤，并显著改善神经功能评分。与模型组相比，DA414处理能够显著上调铁死亡调节因子GPX4的水平（P<0.01）；且显著抑制了ICH后小胶质活化（P<0.001）；RT-qPCR进一步证实其下调炎症小体通路NLRP3（P<0.01）、Caspase-1（P<0.01）、IL-1β（P<0.01）及促炎因子IL-18（P<0.01）、TLR4（P<0.05）、IL-6（P<0.05）、TNF-α（P<0.01），同时上调抗炎细胞因子IL-4、IL-10 mRNA表达（P<0.05），提示其神经保护作用可能通过调节铁死亡及炎症双重机制实现。安全性评估进一步表明DA414干预对大鼠BBB无明显影响，且其对肝脏、肾脏、心脏也无明显损伤。

DA414通过靶向抑制铁死亡并调节炎症反应，在ICH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神经保护效应，为ICH治疗提供实验基础。

观察碱基切除修复（base excision repair，BER）蛋白在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分析其与SCLC患者预后的关系，及其与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关系。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方案，纳入2018年12月至2023年6月在陆军特色医学中心胸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局限期SCLC患者共74例。通过免疫组化染色分析蛋白在SCLC组织中的表达，包括脱嘌呤/脱嘧啶核酸内切酶1（apurinic/apyrimidinic endonuclease 1，APE1）、8-羟基鸟嘌呤DNA糖苷酶1（8-oxoguanine DNA glycosylase 1，OGG1）、DNA聚合酶β（DNA polymerase β，POLβ）、X射线交错互补修复蛋白1（X-ray repair cross complementing protein 1，XRCC1）、ATP依赖性DNA连接酶Ⅰ（recombinant ATP dependent DNA ligase Ⅰ，LIGⅠ），以及免疫细胞CD3⁺T、CD8⁺T、CD68⁺巨噬细胞浸润情况；使用χ²检验分析BER蛋白表达与SCLC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BER蛋白及免疫细胞对SCLC患者无病生存率和总生存率的影响，多因素Cox回归评估无病生存率的影响因素，Spearman分析BER蛋白表达和免疫细胞浸润的相关性。采用瞬时转染技术在SCLC细胞系H196中分别过表达APE1、POLβ及LIGⅠ蛋白，实验分为：阴性对照组（negative control，NC），转染空载质粒；过表达组（overexpression，OE），转染目标基因质粒（OEAPE1、OEPOLβ、OELIGⅠ）。CCK-8及TUNEL检测NC组和OE组对顺铂敏感性的影响。裸鼠皮下移植瘤实验采用简单随机分组法将裸鼠分为（n=6）：WT组、E3330组、顺铂组、顺铂+E3330组，并观察E3330联合顺铂对肿瘤生长的影响。

BER通路关键蛋白的表达水平与患者性别、年龄、吸烟史、肿瘤部位、Ki67指数及TNM分期等临床病理特征无显著相关性（P均>0.05）；BER蛋白中APE1、POLβ、LIGⅠ低表达组的无病生存率高于高表达组（P<0.05），而在免疫细胞浸润中CD3⁺T细胞高水平组的无病生存率高于低水平组（P=0.043）。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表明肿瘤TNM分期（HR=2.465）和APE1表达（HR=2.730）是影响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表明，SCLC患者APE1与CD8⁺T细胞水平呈正相关（r=0.27，P<0.05）。细胞实验表明，相较于NC组，OE组（OEAPE1、OELIGⅠ）的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降低（P<0.05）。动物实验表明，顺铂+E3330组肿瘤生长明显抑制，治疗效果更好（P<0.01）。

SCLC患者BER通路中APE1、POLβ、LIGⅠ高表达提示患者无病生存率低、预后不良；APE1高表达与CD8⁺T细胞浸润水平呈正相关，可以作为SCLC免疫治疗的辅助标志物。

利用生物信息学筛选诊断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合并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PAH）的关键生物标志物，并验证其临床意义。

通过高通量测序数据分析鉴定了COPD合并PAH的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并通过功能富集分析探讨了这些基因的生物学功能。利用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支持向量机递归特征消除（support vector machine-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SVM-RFE）机器学习方法筛选出5个潜在的生物标志物。通过单细胞分析揭示了关键基因在巨噬细胞中的表达模式。提取肺组织巨噬细胞进行细胞水平验证，观察肺PAH关键生物标志物表达差异。通过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数据验证关键生物标志物临床意义。利用缺氧方法建立COPD合并PAH小鼠模型，将16只8周龄普通级COPD小鼠（雌雄不限，体质量20~22 g）按随机数字抽样法分为（n=8）：缺氧组（氧浓度为10%±0.5%，COPD合并PAH组）和常氧组（COPD组）。使用免疫荧光技术标记关键生物标志物，计算表达情况。

COPD合并PAH 筛选出28个DEGs（|Log₂FC|≥2，P<0.05）。功能富集分析显示，COPD合并PAH的DEGs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Ⅱ和细胞分裂相关，参与溶酶体、氧化磷酸化及细胞周期通路 （P<0.05）。机器学习得到5个潜在的生物标志物（GRN、KLF4、SHTN1、LRP1和GPNMB），进一步的单细胞分析揭示了这些标志物在疾病发展中存在逆向表达模式。从PBMCs中构建的诺模图模型，用于诊断COPD合并PAH［受试者操作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subject curve，AUC）为0.907］。COPD合并PAH组GRN、KLF4、SHTN1、LRP1和GPNMB蛋白和基因显著高表达（P<0.05）。

本研究发现了GRN、KLF4、SHTN1、LRP1和GPNMB可作为COPD合并PAH预测和诊断的关键生物标志物，为COPD合并PAH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见解。

探讨卡介苗（Bacille Calmette-Guérin，BCG）灌注治疗在中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on-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NMIBC）患者电切术后疗效的影响因素，并构建BCG灌注治疗后复发的预测模型。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为确诊为中高危NMIBC并经电切术后接受规律BCG灌注治疗的患者，训练集为2018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陆军特色医学中心泌尿外科就诊的110例患者，外部验证集为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泌尿外科就诊的52例患者。共纳入17项指标，采用单因素、多因素Cox回归分析BCG灌注治疗后复发的影响因素，并构建1、3和5年列线图预测模型。通过预后校准曲线、决策曲线分析和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进行内部和外部验证，对模型的预测效能和临床实用性进行评价。

训练集人群中26例患者（23.64%）在随访期间出现复发，中位无复发生存期为32.00（18.00~50.50）个月。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提示血小板计数、嗜酸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eosin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ELR）、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PLR）、系统性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 inflammation index，SII）、中性粒细胞与单核细胞之和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monocyte to lymphocyte ratio，NMLR）、病理分期T1期（pathological T1 stage，pT1）和血红蛋白、白蛋白、淋巴细胞和血小板计数（hemoglobin，albumin，lymphocyte，and platelet，HALP）的组合评分是BCG灌注治疗后复发的潜在影响因素。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提示高HALP评分（HR=0.185，95%CI：0.046~0.736，P=0.017）是BCG灌注治疗后复发的独立保护性因素，高ELR（HR=3.599，95%CI：1.505~8.608，P=0.004）和pT1（HR=3.240，95%CI：1.191~8.818，P=0.021）是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预后校准曲线显示模型在1、3和5年复发风险的预测曲线和理想曲线接近，决策曲线分析结果提示模型在较大的阈值概率内能获得净收益。在训练集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中模型预测1［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842］、3（AUC=0.847）和5年（AUC=0.887）的复发风险具有良好的效能，在验证集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中也观察到该结果。

BCG灌注治疗前较高的HALP评分是肿瘤复发的保护因素，而高ELR和pT1是危险因素。本研究基于HALP评分、ELR和病理T分期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识别出BCG灌注治疗后高复发风险的人群。

探讨瘦型人群发生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MASLD）的危险因素，并构建风险预测模型。

本研究基于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数据库（2017年1月至2020年3月），纳入1 123名成年个体。通过简单随机抽样将其分为训练集（n=561）和验证集（n=562），并收集有关人口统计学、人体测量学、生活方式、基础疾病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的数据。在训练集中运用LASSO回归筛选潜在变量，再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确定瘦型MASLD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这些危险因素，构建瘦型MASLD预测模型（prediction model for lean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LMPM）。为评估 LMPM的临床价值，将其与脂肪肝指数（fatty liver index，FLI）和肝脂肪变性指数（hepatic steatosis index，HSI）这两种常用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预测模型进行比较。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AUC）、净重新分类指数（net reclassification index，NRI）、综合判别改善指数（integrated discrimination improvement，IDI）、校准曲线、决策曲线和临床影响曲线对模型的性能进行评价和内部验证。

本研究确定年龄、腰围和甘油三酯为瘦型人群发生MASLD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上诉指标建立的LMPM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表现出良好的区分能力，AUC值分别为0.86（95%CI：0.82~0.89）和0.81（95%CI：0.77~0.85），明显优于FLI［训练集AUC=0.83（95%CI：0.79~0.87）；验证集AUC=0.74（95%CI：0.70~0.79）］和HSI［训练集AUC=0.71（95%CI：0.66~0.76）；验证集AUC=0.71（95%CI：0.65~0.76）］。相较于FLI和HSI，LMPM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NRI和IDI均得到改善。校准曲线显示出LMPM的高准确性，决策曲线和临床影响曲线均表明LMPM提供了更大的临床益处。

年龄、腰围和甘油三酯是瘦型MASLD的独立危险因素，据此构建的用于评估瘦型人群发生MASLD风险的预测模型LMPM具有良好的预测性能，对及时识别高危人群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分析昼夜节律紊乱人群的肠道菌群多样性和结构组成及其与认知的相关性。

将2022年8月至2024年10月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工作的夜班人群（昼夜节律紊乱人群）和正常人群（昼夜节律正常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昼夜节律紊乱人群［实验组（n=24）］和昼夜节律正常人群［对照组（n=24）］的身高、体质量、年龄、性别、BMI、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得分、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得分以及新鲜粪便，采用宏基因组学、Alpha多样性、Beta多样性、线性判别分析效应量（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effect size，LEFSE）方法、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分析受试者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结构功能特征。

基线资料显示两组研究对象的身高、体质量、年龄、性别、BMI无统计学差异。Alpha多样性表明两组的ACE、Chao1、Shannon和Simpson指数无统计学差异，Beta多样性有统计学差异（P<0.01）；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肠道菌群结构明显不同。实验组普拉氏粪杆菌和阿加瑟菌直肠种的丰度较对照组减少，大肠杆菌和海豹菌的丰度较对照组增加（P<0.05）。肠道菌群KEGG功能分析显示，实验组在Th17细胞分化和IL-17信号通路方面的水平较对照组上调（P<0.05），阿加瑟菌直肠种和普拉氏粪杆菌与MoCA呈正相关，阿加瑟菌直肠种和普拉氏粪杆菌与MMSE呈显著正相关（P<0.05，P<0.01）。阿加瑟菌直肠种与IL-17信号通路和Th17细胞分化呈负相关。

昼夜节律紊乱人群与昼夜节律正常人群相比，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存在改变，阿加瑟菌直肠种可能参与调节IL-17信号通路和Th17细胞分化进而影响昼夜节律紊乱后认知评分的升高。

对比清宫术与联合子宫动脉栓塞术（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UAE）治疗超声量化评分系统下低评分（≤4分）剖宫产瘢痕妊娠（cesarean scar pregnancy，CSP）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根据本随机对照研究设计的纳排标准，选取2020年5月至2023年8月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门诊经超声量化评分≤4分的CSP患者，按照1∶1比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参与者分为2组，分别为清宫组（n=48）和UAE联合清宫组（UAE+清宫组，n=47）。收集2组患者的一般情况、术中情况、术后3个月内补救措施的使用情况、随访患者的妊娠结局及对患者恢复正常月经后经量的变化产生的影响，随访日期截止至2024年10月。

清宫组与UAE+清宫组患者均完成随访，一般情况中除妊娠囊最大径线之外的基线数据对比无统计学差异，清宫组比UAE+清宫组有更多的妊娠囊最大径线≤25 mm患者［37（77.1%） vs 27（57.4%），P<0.05］。2组患者的清宫术中出血量、术后补救措施的使用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UAE+清宫组比清宫组有更多的恢复正常月经后经量减少患者［30（63.8%） vs 13（27.1%），P<0.001］。2组的妊娠结局及恢复月经的天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对比清宫术联合UAE治疗超声量化评分系统≤4分的CSP患者，清宫术的治疗效果无明显差异，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均较高。

调查呼吸重症监护室（respiratory intensive care unit，RICU）机械通气患者代理决策者决策冲突发生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4年6-12月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101名RICU的机械通气患者代理决策者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表、决策准备度量表、决策冲突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单因素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RICU机械通气患者代理决策者决策准备度总分为（64.14±22.35）分；RICU机械通气患者代理决策者决策冲突总分为（35.18±26.47）分，决策冲突发生率为69.31%。单因素分析显示，是否清楚患者预后、与患者的关系、是否知道患者关于治疗的想法、对机械通气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决策准备度与决策冲突及其3个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机械通气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决策准备度为RICU机械通气患者代理决策者决策冲突的影响因素（P<0.001）。

RICU机械通气患者代理决策者决策冲突水平较高，且代理决策者决策冲突水平与其机械通气相关信息了解程度和决策准备度呈显著负相关。

研究关节功能筛查及纠正对新训人员训练伤预防的干预效果和考核成绩的影响。

试验采用随机对照设计，利用整群抽样法抽取陆军某单位2个建制单位新训人员共265人，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132人）和试验组（133人）。试验组接受关节功能筛查及纠正动作培训并用于新训，对照组按照常规方法训练。试验前后分别采集受试者关节功能筛查数据、受试者新训成绩，训练伤发生情况和受训者人口学数据由训练单位提供。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曲线检验关节功能筛查对于训练伤的预测效能，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和线性回归验证关节功能筛查得分与训练伤和训练成绩的关系。

新训后试验组关节功能筛查分数［（16.62±1.87）分］高于对照组［（14.92±2.58）分，P<0.001］；新训后试验组关节功能筛查分数高于新训前（12.82±1.98分，P<0.001）；对照组新训后关节功能筛查分数亦高于新训前［（12.95±1.81）分，P<0.001］；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62（95%CI：0.694~0.830），显示关节功能筛查对于训练伤的预测效能良好；新训过程中，试验组训练伤发生率（13.53%）明显低于对照组（24.24%，χ²=4.963，P =0.026）；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训练前筛查评估得分是新训训练伤的有效预测指标（OR=0.552，95%CI：0.413~0.660，P<0.001）；试验组新训人员考核成绩均值［733.00（716.00，752.75）分］明显高于对照组［728.79（710.46，744.28）分，P=0.027］；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训练后关节功能筛查得分与新训人员考核成绩具有相关性（P<0.001）。

利用关节功能筛查及纠正对新训人员开展干预可以有效预防新训期的新训训练伤，通过关节功能纠正训练可以有效提升新训人员的考核成绩。

对比不同压力模式的上肢远端缺血预适应（remote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RIPC）训练对急进高海拔环境健康成年男性的促高原习服作用。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麻醉科于2024年5月在重庆通过广告招募有高原旅行计划的平原成年男性居民86名，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受试者分为变压训练组（n=29），恒压训练组（n=29）和对照组（n=28）。变压训练组以变压模式［阻断压为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加40 mmHg］、恒压训练组以恒压模式（阻断压为固定200 mmHg）分别进行14 d的双上肢RIPC训练（2次/d，5个循环/次：缺血10 min后，再灌注5 min），对照组不进行训练。训练结束后第3天进入4 500 m海拔模拟舱，7 h后评估受试者急性高原反应（acute mountain sickness，AMS）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并记录生命体征及脑氧饱和度。

变压训练组AMS发病率为23.1%（RR=0.4，95%CI：0.2~0.8，χ²=9.433，P=0.002）、恒压训练组AMS发病率为16.0%（RR=0.2，95%CI：0.1~0.6，χ²=12.833，P<0.001），均低于对照组AMS发病率65.4%。变压训练组［1.5（0.8，3.0） vs （3.1±1.9），P=0.018］和恒压训练组［1.0（1.0，2.0） vs （3.1±1.9），P=0.001］AMS症状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变压训练组［0（0，1.0） vs 1.0（1.0，1.0），P=0.001］和恒压训练组［1.0（0，1.0） vs 1.0（1.0，1.0），P=0.003］头晕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变压训练组［0（0，0.3） vs 1.0（0，1.0），P=0.006］和恒压训练组［0 vs 1.0（0，1.0），P<0.001］疲劳/虚弱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变压训练组（P=0.010）和恒压训练组（P=0.042）脑氧饱和度下降幅度（Δ cerebral tissue oxygenation index，ΔCTOI）均小于对照组。3组受试者的SpO₂、HR、SBP和DBP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变压训练组和恒压训练组的AMS发病率、AMS评分、头晕评分、疲劳/虚弱评分及ΔCTO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变压（SBP+40 mmHg）和恒压（固定200 mmHg）两种加压模式的上肢RIPC训练均可为急进高原人群提供促高原习服作用，降低AMS发病率，减轻AMS严重程度及减轻脑氧饱和度下降。

探究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伴冻结步态（freezing of gait，FOG）患者的运动功能与心理因素的特征性改变，并探索这些特征的表型异质性趋势。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纳入2023年3月至2024年3月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患者，其中PD不伴FOG（Parkinson’s disease without freezing of gait，PD-NFOG）患者17例，PD伴FOG（Parkinson’s disease with freezing of gait，PD-FOG）患者25例，PD-FOG患者根据步态特征分为原地震颤型（trembling in place，TP）13例和小步伐拖足行进型（shuffling with small steps，SS）12例，同时通过社区招募纳入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信息相匹配的正常对照（healthy control，HC）组28例。采用定量步态参数测定系统和量表，对受试者的运动功能进行评估，包括帕金森病统一得分量表中的运动评分量表（unified Parkinson’s disease rating scalem Ⅲ，UPDRS Ⅲ）、H&Y分级等；采用心理量表对受试者的情绪状态、认知功能及生活质量进行评估，包括医院焦虑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Anxiety，HADS-A）、医院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Depression，HADS-D）、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GAD-7）、抑郁症筛查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快感缺失量表（Snaith-Hamilton Pleasure Scale，SHAPS）、眼神读心测验量表（Reading the Mind in the Eyes Test，RMET）、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数字符号替换测试量表（Digital Symbol Substitution Test，DSST）等。

①PD-FOG和PD-NFOG组在运动功能参数（步宽、步幅、步高、步频等）和认知功能评分（MoCA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组间在RMET［η²=0.716（95%CI：0.611~0.761），P<0.05］、DSST［η²=0.667（95%CI：0.553~0.744），P<0.05］、MoCA［η²=0.597（95%CI：0.425~0.750），P<0.05］3项认知功能评分上显示了最大的效应量，均为中等效应量；②PD-FOG组运动与心理的关联特征：H&Y分级与HADS-A［r=0.470（95%CI：0.080~0.735），P=0.018］、HADS-D［r=0.560（95%CI：0.199~0.787），P=0.004］得分呈现正相关；UPDRS Ⅲ总分与DSST［r=-0.574（95%CI：-0.794~-0.219），P=0.003］得分呈现负相关；③PD-FOG亚组分析：TP组和SS组不仅在运动功能参数上（步幅、步频）存在显著差异（P<0.05），而且在HADS-A［δ=0.752（95%CI：-0.070~1.558），P=0.072］、SHAPS［δ=0.512（95%CI：-0.291~1.305），P=0.132］和HADS-D［δ=0.481（95%CI：-0.321~1.273），P=0.253］3项心理量表得分上显示了中等效应量。相对于SS组，TP组这3项指标的平均值分别增加了39.0%、8.3%和24.5%。

PD-FOG患者的运动功能与心理因素存在特征性改变，PD患者的认知损伤可能是FOG进展的特征性标志，不同运动表型PD-FOG患者的心理特征存在表型异质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