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of pregnancy，ICP）和子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和妥瑞氏综合征（Tourette’s Syndrome，TS）之间的因果关联以及潜在机制。

数据均来源于公共数据库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其中暴露为ICP（n=123 579），来源于芬兰数据库；结局为ADHD与TS及其他抽动障碍（n=23 918），来源于GWAS Catalog数据库。中介分子中，高密度脂蛋白里的总胆固醇含量（n=21 558）来源于人类血浆蛋白质组的基因图谱，Obg样ATP酶1来源于循环代谢物全基因组研究（n=3 301）。本研究选择满足MR假设的工具变量。双样本MR分析主要方法为逆方差加权（inverse variance weighted，IVW），MR-Egger回归、加权中位数法、加权众数法、简单模式也被采用进行稳健性分析。Cochran’s Q 检验、MR-Egger 截距检验和留一法等敏感性分析用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统计显著性设定为P<0.05。使用中介MR时，从暴露到中介的第一步采用双样本MR，第二步采用多变量MR，此时条件F值被采用检测工具变量的强度。最后使用乘积分布检验验证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ICP与ADHD和TS及其他抽动障碍显著相关（IVW：OR=1.003，95%CI：1.000~1.006，P=0.035），敏感性分析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可能的中介分子包括高密度脂蛋白中总胆固醇含量［总效应 （total effect，TE）=2.855×10^-3；中介效应（mediated effect，ME）=8.628×10^-4；中介效应占比（mediated proportion，MP）=30.217%，95%CI：0.878%~73.954%）］ 和Obg样ATP酶1（TE=2.855×10^-3；ME=1.216×10^-3； MP=42.572%，95%CI：6.356%~90.195%）。

ICP可能通过高密度脂蛋白中总胆固醇含量和Obg样ATP酶1的减少来增加子代ADHD和TS及其他抽动障碍的发病率。

探讨p300在脂质代谢紊乱中的作用。

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p300在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中的表达及其与SREBP-1c及下游脂代谢酶的相关性；通过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p300在不同严重程度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患者肝脏中的表达情况；在体内，通过高脂饮食（high fat diet，HFD）喂养雄性C57BL/6J小鼠12周建立脂代谢紊乱小鼠模型，采用Western blot检测HFD小鼠肝脏中p300表达水平；在体外，建立游离脂肪酸（free fatty acids，FFA）诱导的HepG2/AML-12脂代谢紊乱细胞模型，通过siRNA敲低p300后，观察其对细胞内TC、TG、脂质沉积以及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水平的影响。

在临床上，p300在脂代谢紊乱疾病中高表达，且其表达水平与NAFLD的严重程度成正相关（P<0.05），且GSEA分析显示p300表达与脂肪酸代谢、胆固醇稳态、脂肪生成、PPAR信号通路及过氧化物酶体通路显著相关。在体内，p300在HFD喂养小鼠的肝脏中显著上调（P<0.01）；在体外，FFA刺激后HepG2及AML-12细胞中p300表达显著升高（P<0.01），而敲低p300可显著减少细胞内TG、TC含量（P<0.01）及脂滴沉积，并且敲低p300逆转了FFA诱导的ROS水平升高（P<0.01）。此外，p300与SREBP-1c表达及其下游合成代谢相关酶呈正相关。

p300可能通过乙酰化激活SREBP-1c并调控下游脂代谢酶，影响脂质合成及氧化应激促进肝细胞脂质蓄积，可能是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治疗的潜在靶点。

探究Discs大同源相关蛋白5（discs large homolog associated protein 5，DLGAP5）在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中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其对细胞增殖、迁移、侵袭能力以及Warburg效应的影响。

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OSCC潜在治疗靶标。纳入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3年1月1日—2024年1月1日72例OSCC组织及40例癌旁组织，收集患者临床病理及预后资料。采用免疫组化检测DLGAP5蛋白表达，并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预后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通过Western blot和RT-qPCR检测DLGAP5在HOK、SCC-9、SCC-15、SCC-25及CAL-27细胞系中的表达。针对DLGAP5基因序列设计4条小干扰RNA（small interfering RNA，siRNA），评估转染效率并选取沉默效果最优的序列作为实验组进行后续功能实验。在CAL-27和SCC-15细胞中沉默DLGAP5表达后，采用Western blot分析己糖激酶2（hexokinase 2，HK2）和烯醇化酶1（enolase 1，ENO1）蛋白表达，通过CCK-8实验、划痕愈合实验、Transwell实验及葡萄糖、乳酸、ATP检测试剂盒分别评估OSCC细胞增殖、迁移、侵袭能力与糖酵解代谢水平。

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DLGAP5是OSCC的潜在关键治疗靶点。实验验证显示，DLGAP5在OSCC组织和细胞中均显著高表达（P<0.05），患者临床病理及预后资料分析表明，OSCC患者肿瘤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和分化程度与DLGAP5的表达显著相关，且DLGAP5高表达与患者不良预后相关（P<0.05）。沉默DLGAP5后，实验组HK2和ENO1的表达显著下降，糖酵解代谢产物水平显著降低（P<0.05）；细胞增殖、迁移、侵袭能力显著下降（P<0.05）。

DLGAP5在OSCC中高表达，沉默DLGAP5可能间接调控Warburg效应抑制OSCC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并与患者不良预后相关。

探究基于智能云平台的随访模式在全膝关节置换术（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后随访质量、随访成本及膝关节功能恢复上较传统随访模式是否具备优势。

回顾性收集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TKA的患者资料260例，根据术后不同随访方式分为云平台组（130例）与传统组（130例），收集并比较2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手术前后膝关节功能评分及随访成本。

云平台组的随访满意率高于传统组（P<0.05），且其单次随访时间、单次陪同人数、总随访花费和总随访时间均显著低于传统组（P<0.05）。术后6周、3月、6月、12月，云平台组的关节活动度（range of motion，ROM）均优于传统组（P<0.05），2组间的其他膝关节功能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基于云平台随访模式在术后早期（6周至12个月）膝关节ROM方面优于传统随访模式，且具备低随访成本优势，可作为TKA术后随访的有效替代方案。

探索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为正常、超重与CYP3A4/5酶基因型人群的舒芬太尼药代动力学特征。

招募2020年11月至2021年9月就诊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并在全身麻醉下行腔镜手术的患者，术前采集全麻腔镜手术患者口腔拭子，使用人CYP3A4/5 基因试剂盒行基因分型，依其多态性组合对舒芬太尼代谢潜在影响程度及CYP3A4/5酶不同基因型组合的人群占比，将患者分为Ⅰ（3A4纯合突变或3A4杂合突变+3A5纯合突变）、Ⅱ（3A4杂合突变+3A5杂合突变）、Ⅲ（3A4野生型或3A4杂合突变+3A5野生型）类人群，并根据正常体质量组（BMI >18.5~24.0 kg/m²）、超重组（BMI 24~<28 kg/m²）分为2组进行药物代谢参数的统计学分析。常规全麻诱导（舒芬太尼0.5 μg/kg）后采集静脉血样，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HPLC-MS）检测舒芬太尼血药浓度变化。分别计算3类人群中正常体质量组和超重组及不同基因型组合分组条件下舒芬太尼的药代数据，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入组的90名受试者完成血药浓度检测，8例患者血液样本受到污染（含1例麻醉时间不足2 h），3例属低体质量或超重人群，最终79名纳入正常体质量组和超重组的药代分析。与正常体质量组相比，超重组中央室分布容积显著减少（P<0.05），外周室分布容积、总清除率、外周室清除率、分布半衰期、清除半衰期、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等无显著差异。Ⅰ类人群（n=26）中，超重患者（n=13）与正常体质量患者（n =13）相比，中央室分布容积、周边室分布容积和周边室清除率显著减少（P<0.05），其余药代参数无显著差异；Ⅱ（n=25）和Ⅲ（n=28）类人群中的超重患者与正常体质量患者相比，各药代参数无显著差异。

在CYP3A4/5突变程度基因型组合相同的人群中，超重和正常体质量患者舒芬太尼代谢无差异；Ⅰ类人群中超重患者舒芬太尼的外周室分布范围更小，且代谢过程显著减弱。

探讨经颅多普勒超声（intracranial pressure，TCD）联合有创颅内压（intracranial pres sure，ICP）监测在中重型颅脑创伤（moderate-to-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msTBI）患者ICP探头置入术后早期治疗转归中的预测作用。

通过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2021年1月至2025年3月收治的65例伤后24 h内仅行有创ICP探头置入术及术后常规行TCD检查的msTBI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疾病进展是否达开颅手术指征分为保守治疗成功组（37例）和保守治疗失败组（28例），收集2组的临床基线数据、ICP和TCD的监测参数。通过单因素分析比较2组差异指标，分别对纳入ICP和TCD参数的模型1及纳入潜在混杂因素的模型2，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保守治疗失败的独立预测因素，并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评估各预测因素的诊断效能。

2组患者的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lasgow coma scale，GCS）评分、术后ICP均值（mean intracranial pressure，ICPm）、术后灌注压均值（mean cerebral perfusion pressure，CPPm）、原伤侧颈内动脉颅外段（internal cerebral artery terminal，ICAt）及原伤侧大脑中动脉（middle cerebral artery，MCA）的搏动指数（pulsatility index，PI）值、原伤侧MCA的平均血流速度（mean velocity，Vm）值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调整了年龄、入院时GCS评分、血肿量、术后脑温均值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ICPm（OR=1.248，95%CI：1.044~1.491，P=0.015）、原伤侧MCA.Vm（OR=0.964，95%CI：0.933~0.997，P=0.034）、原伤侧MCA.PI（OR=1.612，95%CI：1.026~2.533，P=0.038）是msTBI患者保守治疗失败的独立显著预测因子。进行校正后的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原伤侧MCA.PI、原伤侧MCA.Vm与ICPm的联合模型预测效能达到了0.931（95%CI：0.873~0.988），高于ICPm单一模型的预测效能0.875（95%CI：0.791~0.959）。

TCD和ICP联合监测能更准确预测ICP探头置入术后msTBI患者早期治疗转归情况，为msTBI患者的早期临床诊疗提供更有效的评估方法。

探索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ER表达水平新分层，为不同ER表达水平患者的预后判断提供新证据并指导精准内分泌治疗（endocrine therapy，ET）。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3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进行手术治疗的1 962例ER阳性/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患者。利用X-tile软件确定ER表达量的最佳截点，将患者分为低表达（1%~10%）、中表达（>10%~30%）及ER高表达（>30%~100%）3组。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平衡基线，比较3组间的预后差异，并进一步分析3组患者对不同内分泌治疗方式的应答情况；构建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3组乳腺癌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并进行亚组分析。

经PSM后，129例（11.5%）为ER低表达，151例（13.5%）为ER中表达，840例（75%）为ER高表达。3组患者的无病生存期（disease free survival，D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存在统计学差异（P=8e^-6，P=8e^-14）。在ER低表达患者中，接受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lective est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ERM）治疗或芳香化酶抑制剂（aromatase inhibitor，AI）治疗，其DFS和OS均无统计学差异。而接受AI治疗的ER中表达及高表达患者，其DFS获益均较SERM组更优（P=0.02，P=0.03）。多因素分析显示，与ER中表达组相比，ER高表达组疾病复发/转移风险［HR=0.62（95%CI：0.43~0.88），P=0.009］和死亡风险［HR=0.49（95%CI：0.26~0.93），P=0.03］均显著降低。亚组分析显示，ER中表达组在口服SERM亚组、非保乳患者亚组、淋巴结转移患者亚组、TNM分期Ⅱ期患者以及接受化疗患者亚组的DFS较高表达组差，在口服SERM组、非保乳患者亚组、淋巴结转移患者亚组、TNM分期Ⅱ期以及接受化疗患者亚组的OS较高表达组差。

本研究证实将ER中表达（11%~30%）作为独立分层可指导更精准的预后判断和更合理的内分泌治疗选择。

探讨性别对卵圆孔未闭（patent foramen ovale，PFO）合并脑梗死/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TIA）患者卵圆孔未闭封堵术预后的影响。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3年1月至2023年12月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并行卵圆孔未闭封堵术的脑梗死或 TIA患者为研究对象。按性别进行分组，收集患者的资料，包括年龄、合并的基础疾病、反常栓塞风险评分（the Risk of Paradoxical Embolism Score，RoPE）评分、检验资料、经胸和经食道超声心动图结果等；术后随访中记录了器械相关血栓（device-related thrombosis，DRT）、卒中、出血和心房颤动等并发症。

一共112例患者选入本研究，其中男性59例，女性53例，平均年龄42.47±12.35岁。女性术前RoPE评分显著高于男性（6.6±1.4 vs 6.0±1.5，P=0.046），二者在梗死部位分布存在性别差异趋势（χ²=10.25，P=0.006），男性更易发生后循环梗死。术中经胸超声测量显示，女性卵圆孔距主动脉根部距离显著大于男性（9.3±2.4 vs 7.6±2.0，P<0.001）。术后中位随访期4年，男性组发生心肌梗死1例、脑出血1例、阵发性心房颤动1例、牙龈出血2例、皮肤淤青1例；女性组发生肺栓塞1例、阵发性心房颤动1例、牙龈出血3例、皮肤淤青2例、脑梗死复发2例、TIA复发2例。总体不良事件发生率方面二者无统计学差异（P=0.291），女性组在脑梗死和TIA复发率方面高于男性，但二者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222）。通过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并在校正了包括RoPE评分、年龄、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潜在混杂因素后，本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并非患者术后复合终末事件的独立预测因素。

PFO合并脑梗死/TIA患者行卵圆孔未闭封堵术对预后的影响无性别差异，但是女性在脑梗死及TIA复发方面较男性有增加趋势。

探究伴代谢综合征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SCZ）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以及甲状腺激素水平在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etS）相关指标与认知功能间的中介效应。

采用横断面研究，纳入2023年8月至2024年12月在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和住院的SCZ患者共120例（伴MetS者40例，不伴MetS者80例），及健康对照受试者80例。采集甲功五项（促甲状腺激素、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甲状腺素、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和游离甲状腺素）、MetS相关指标（血糖、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腰围）、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Scale，PANSS）及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得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对三组间一般指标的差异进行探讨，事后分析采用LSD检验或Bonferroni检验；采用Pearson检验对代谢综合征组甲状腺激素水平与代谢指标、量表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MetS组的游离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e，FT4）和MoCA得分低于不伴代谢综合征（non-metabolic syndrome，non-MetS）组（P<0.05），而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TSH）和PANSS阴性症状得分高于non-MetS组受试者（P<0.05）。相关性分析发现，MetS组的TSH与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r=0.672，P<0.001）、PANSS阴性症状得分呈正相关关系（r=0.458，P<0.05）；TSH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r=-0.377，P=0.017）、MoCA得分呈负相关关系（r=-0.667，P<0.001）；FT4与MoCA呈正相关关系（r=0.534，P<0.001）。non-MetS组的TSH与HDL-C呈负相关关系（r=-0.236，P=0.036），TSH与阴性呈正相关关系（r=0.267，P=0.017）；T3与腰围呈正相关关系（r=0.268，P=0.017）；FT4与HDL-C（r=-0.207，P=0.067）和MoCA无相关性关系（r=0.216，P=0.055）。中介效应分析表明，TSH在TG与MoCA得分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9.91%。在non-MetS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TSH的异常升高可能是MetS影响SCZ患者认知功能的重要桥梁，为SCZ患者的认知障碍的潜在机制提供了新的见解。

分析1990-2021年中国人群归因于生活方式和代谢因素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ASCVD）负担及预测其变化趋势，以期为公共卫生防控提供参考。

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2021数据库，提取中国人群归因于膳食、低体力活动、烟草、高BMI、高血糖、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高血压主要生活方式及代谢危险因素ASCVD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DALYs），同时计算年龄标准化DALYs率（age-standardized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rate，ASDR），并应用ARIMA模型预测疾病趋势。

①总体趋势变化提示，导致缺血性心脏病（ischemic heart disease，IHD）首要归因危险因素从1990年的膳食风险转变为2021年的高血压，缺血性脑卒中（ischemic stroke，IS）和周围动脉疾病（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PAD）首要归因危险因素分别均是高血压和烟草。②国际对比情况表明，1990—2021年，金砖国家IHD和IS疾病负担的主要风险因素均呈现高血压主导趋势，而关于PAD，中国始终保持烟草和高血糖主导。③性别年龄分布分析，高血压是男女人群共同的首要IHD和IS风险，而PAD风险具有性别差异（男性以烟草为主，女性以高血糖为主）。年龄分层显示，15-49岁人群以膳食（ischemic heart disease，IHD）、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ischemic stroke，IS）、烟草（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PAD）为首要归因危险因素；50-69岁人群以膳食（ischemic heart disease，IHD）、高血压（ischemic stroke，IS）、烟草（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PAD）为首要归因危险因素；≥70岁人群的首要归因危险因素为高血压（ischemic heart disease，IHD/ischemic stroke，IS）与高血糖（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PAD）。④ARIMA模型预测显示，预计到2035年IHD、IS和PAD的DALYs将分别增至8 281.6万、4 680.8万和19.2万人年。

1990—2021年中国人群ASCVD疾病负担持续上升，预测显示至2035年仍将增长，防控形势严峻。对策 建议当前防控重点应是加强代谢因素的综合管理，并针对不同性别、年龄人群实施精准干预，继续推进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和控烟措施，同时构建“防-治-康-研”一体化的防控体系。

探讨估计葡萄糖处理率（estimated glucose disposal rate，eGDR）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的早期识别价值，为临床精准干预提供简便工具。

通过横断面分析的方法，从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中纳入来自2007—2018年共计3 262名具有完整数据的参与者进行分析。采用单因素回归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估计葡萄糖处理率与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率的相关性，通过亚组分析、限制性三次样条和阈值效应分析探究潜在的因素影响和非线性关系。

在所有纳入人群中，948例（25.29%）被诊断为NAFLD，并随着估计葡萄糖处理率的增加人数而逐渐减少（P<0.001）。多元logistic回归显示，估计葡萄糖处理率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呈负向相关（OR=0.86，95%CI：0.83~0.88，P<0.001），且估计葡萄糖处理率≥10.246时可显著降低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生风险（OR=0.20，95%：0.10~0.39，P<0.001），分层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果。

更高的eGDR水平预示着更低的NAFLD患病风险。这提示在临床实践中，通过量化eGDR指标，有助于识别NAFLD的患病风险，从而更早地发现潜在患病人群并实施针对性干预。对策 建议有关部门将eGDR 这一指标纳入公共卫生防控体系，通过社区筛查构建数据驱动的风险分层管理路径；同时将NAFLD防治整合进现有慢性病管理网络，推动多部门协作制定健康饮食与运动支持政策，并加强疾病监测、药物研发与综合干预，从而实现对高危人群的早期识别与精准管理，全面降低NAFLD的疾病负担。

探究新兴的综合生物标志物残余胆固醇炎症指数（remnant cholesterol inflammatory index，RCII）的变异性与卒中发生风险的关联，为卒中的预防提供更多理论基础。

应用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连续参加2006年度、2008年度、2010年度体检的开滦研究人群（n=38 659）作为研究对象，以RCII的变异性四分位进行分组，RCII的变异性用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SD）和平均真实变异性（average real variability，ARV）表示，每2年进行1次随访，以发生卒中（包括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死亡或随访结束（2022年12月31日）为随访终点，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不同分组发生终点事件的累积发病率，并用Log-Rank检验比较各组终点事件累积发生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RCII的变异性与卒中发生风险的关联。

38 659名观察对象在平均随访（11.22±2.26）年后，发生卒中者共2 539名。校正混杂因素后，以RCII-SD四分位分组，与Q1组相比，Q2组-Q4组发生卒中的HR分别为1.034（95%CI ：0.917~1.167，P=0.584）、1.146（95%CI ：1.018~1.290，P=0.025）、1.209（95%CI ：1.066~1.370，P=0.003），P_trend<0.05；以RCII-ARV四分位分组，与Q1组相比，Q2组-Q4组发生卒中的HR分别为1.008（95%CI ：0.894~1.136，P=0.901）、1.109（95% CI ：0.986~1.248，P=0.085）、1.152（95%CI ：1.018~1.303，P=0.025），P_trend<0.05。此外，敏感性分析及分层分析均得出类似结论。

RCII的变异性与卒中有显著相关性，随着RCII的变异性的增加，卒中的发生风险也随之增加。对策 有关部门可以以降低RCII变异性为核心，建立定期监测机制，强化生活方式干预，规范饮食、运动及体重管理，抑制指数波动。用药坚持平稳降脂原则，优选疗效稳定方案，防范血管额外损伤风险。

基于机器学习构建骨科手术围手术期氨甲环酸使用的个性化推荐策略，以减少围手术期出血及相关并发症，改善患者预后。

从INSPIRE数据库中纳入了11 727例骨科手术患者，通过多重插补方法处理缺失数据，并采用Boruta分析筛选出相关特征变量。构建了多种机器学习模型，包括梯度提升机（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GBM）、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GLM）、极端梯度提升机（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XGBoost）、K最近邻（k-nearest neighbors，KNN）、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NNET）、朴素贝叶斯（naive bayes，NB）及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评估各模型在预测术中出血及术后住院时间延长的效能。筛选最优模型后采用加权集成法进行整合，以达到最佳预后为目标对氨甲环酸使用策略进行推荐。通过测试集验证及与医生决策对比，完成模型性能评估。

针对术中出血，RF模型的受试者操作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subject curve，AUC）达到0.73，显著优于其他模型；而针对术后住院时间延长，XGBoost模型表现得最佳（AUC=0.84）。基于上述最佳模型，实施了集成策略，结果显示符合推荐策略的患者术中出血量降低，术后住院时间缩短。

氨甲环酸的使用与术中出血和术后住院时间相关，应用构建的模型进行个性化决策推荐能有效改善患者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