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建设从增量发展向存量更新转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成为指导城市发展的核心原则，“百姓园林”是风景园林学科回应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必然路径，以人民为中心回归民生需求。追溯百姓园林的思想渊源与实践演进，从乡土自发营造到现代公众参与模式，借此阐释其理论框架与价值逻辑。结合国内外多元案例，初步提炼出政府主导、多方共治与居民自组织3类实践模式及“共建-共治-共享”三位一体的实施路径，强调通过多元协作、制度创新与社区赋能，推动园林事业从“景观营造”向“人本治理”转型，并展望百姓园林在新时代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潜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引。

西方对中国园林的认知随着传播途径的变化经历了褒扬-贬损-理性的过程，20世纪初期对建筑的专门考察及摄影术的利用开启了西方对中国园林理性研究的序幕，陆续涌现出许多园林专著，其中包括包爱兰撰写的《中国园林览胜》。该书通过地图、照片与文字结合的叙述方式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次在纸上游览中国园林的机会，开创了一种以序列摄影介绍中国园林的独特方式。旨在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从作者生平、写作目的、篇章结构、论述方式、照片使用等角度解析该著作，并探讨其创新与价值。

随着城市进入存量更新阶段，城市绿化的建设亟须强化公众参与机制，中国“百姓园林”的理念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城市绿色空间建设的实施路径尚不清晰，相关制度体系仍需完善。作为国际典型案例，日本东京世田谷区自20世纪90年代起即系统推进公众参与型绿地营造的制度化与体系化建设，形成了具有示范价值的实践模式。通过3个维度展开研究：首先，梳理日本公众参与绿地建设的发展历程，并指出其绿地营造的理论逻辑；其次，以世田谷区为实证对象，系统解析其公众参与绿地建设的组织架构、政策框架及支撑体系；最后，通过对一般财团法人世田谷城镇建设信托核心成员的深度访谈，对该地区绿地营造实践进行综合评估和思考。最终对绿地营造理念展开思考，针对我国情况提出政策、组织和行动3个方面的建议，以促进我国“百姓园林”建设。

“百姓园林”理念提供了中国风景园林行业转型发展的一个视角，是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的积极回响。阐述了“百姓园林”理念的时代背景、核心内涵与多元价值，强调园林应服务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具备普惠共享、生命在场、文化传承与公众参与四大特征。“百姓园林”不仅回应了城市从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更新的发展转型，更通过构建社会、生态、经济与文化四位一体的综合价值体系，推动城市迈向更健康、安全、宜居的未来。从安全、发展、社会、文化、法治5个视角，提出了具体的实践路径与行动框架，为行业转型提供理论思考与实践路径。

1904—1929年，英国邱园造园师唐纳德·麦克利戈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公园绿地监督，他通过引入现代的园林设计理念、引种及培育园林植物、培养及管理专业园丁，对上海公共租界绿地系统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追溯麦克利戈在英国所受的专业教育及工作经历，阐述其在沪工作期间，在公园设计、苗圃建设、道路绿化、团队管理等方面的贡献，结合政府、专业机构及同行的评价予以说明。在麦克利戈监管下，上海公共租界绿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达到当时东亚领先地位。

迷宫是西方古典主义的规则式园林中重要的空间类型，其形式基础源于远古时期的舞蹈仪式符号，进而常见于中世纪时期的宗教化空间图形，最后演变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花园空间。尽管西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存在多种迷宫空间文化类型，但其都具有空间形式构成及空间行为体验的共性，文艺复兴以后的花园迷宫将其平面形式的共性转化为更具景观体验的立体迷园。基于神话、舞蹈、绘画、建筑与园林图像等材料，运用图像学、史料互证及图式分析等研究方法，从西方迷宫文化的源流、类型和构成要素3个方面，探讨其空间形式构成机制，诠释了迷宫的历史概念内涵及空间体验意义。以期为当代景观实践提供特定设计资源，有助于深化中西方园林比较研究的特殊空间文化体验与认知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地影响着景观规划设计领域，为知识生产及规划设计实践带来新机遇和挑战。立足于人工智能介入前后的景观规划设计实践区别，首先深入分析了人工智能在模拟预测、方案生成和设计评估3个关键应用情境中的发展历程；其次，基于时段理论与主客二分理论提出分析框架，辩证地看待人工智能在景观规划设计实践知识生产中的三重角色：作为辅助工具的“仆人”、可能取代设计师的“对手”，以及与设计师协作的“伙伴”；进一步强调了构建人机协作新模式的重要性，提出了基于人机协作的景观规划设计知识生产模式。最后，展望了人工智能在景观规划设计实践知识生产中的未来发展。

以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常用的9种草本护坡植物的根土混合体进行抗剪、抗冲和抗蚀实验，结果显示，9种草本植物均能有效提高边坡稳定性，固土效能排序为：地毯草（Axonopus compressus）>银边草（Arrhenatherum elatius）>紫背竹芋（Stromanthe sanguinea）>南美蟛蜞菊（Sphagneticola trilobata）>蜘蛛兰（Hymenocallis speciosa）>萱草（Hemerocallis fulva）>肾蕨（Nephrolepis cordifolia）>翠芦莉（Ruellia simplex）>冷水花（Pilea notata）。各指标贡献值为：抗冲性（33.44%）>上层抗剪性（26.03%）>下层抗剪性（21.31%）>抗蚀性（19.22%），即水文效应指标对边坡稳定的贡献值接近力学效应指标。上层抗剪性、下层抗剪性、抗蚀性3个指标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P<0.01），但抗冲性仅与抗蚀性存在显著相关性（P<0.01）。

传统公平性测度聚焦于二维用地面积，无法准确反映绿色资源实际分配情况。将高精度遥感影像数据与机器学习技术结合，以南京主城区为例，通过二维绿斑提取、三维绿量测算、可达公平性衡量、公平性演进特征分析4个环节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在无外部干预情境下，二维绿斑分布不均将加剧三维绿量分配失衡。由于三维绿量在绿色空间大幅增减时分别呈现滞后性和急剧性特征，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平性变化较二维绿斑更为复杂，亟须专门调控手段来保障其公平配置。该成果能为绿色空间规划决策提供多维度依据，并为规划方法改良提供新思路。

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我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举措，但其与区域重要生态空间的匹配关系尚不明确。以富春江流域为例探究区域生态网络与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匹配关系，并基于此提出自然保护地空间优化策略。利用InVEST模型、MSPA模型、空间主成分分析法（SPCA）和电路理论构建生态网络；在此基础上，将生态网络与自然保护地进行空间叠加分析，根据空间重合关系将自然保护地划分为3类，并提出分类型优化和管控策略。结果显示：1）共识别富春江流域生态源地25个，总面积为557.39 km²；提取54条生态廊道，总长度为684.55 km，总面积为632.80 km²；识别生态夹点114个，总面积为8.61 km²；2）划分严格保护区280 km²、生态修复区370 km²、潜在保护区386.73 km²；3）优化后的自然保护地空间更具生态上的完整性，为未来自然保护地规划、生态保护与修复提供依据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