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慢性缺氧可改变机体免疫状态，但不同疫苗佐剂在该环境下的免疫调控特征尚待明确。据此，重点评估慢性缺氧对不同佐剂激发特异性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及记忆T细胞应答的调控效应。

以卵清蛋白（ovalbumin，OVA）为抗原，分别联合Th2偏向型佐剂氢氧化铝、Th1偏向型佐剂CpG及Th1/Th2平衡型佐剂QML于第0天和第14天对小鼠进行肌肉注射免疫，将6~8周龄SPF级雌性C57BL/6小鼠（体质量16~18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n=32）：PBS组（无菌PBS）、OVA组（5 μg OVA）、OVA+Alum组（5 μg OVA和100 μg Alum）、OVA+CpG组（5 μg OVA和20 μg CpG）和OVA+QML组（5 μg OVA和50 μL QML）；每组分别设置常氧对照组（n=16，饲养于21%O₂环境）和慢性缺氧组（n=16，模拟海拔5 800 m）。分别于末次免疫后14和60 d，ELISA测定小鼠血清中特异性IgG、IgG1和IgG2c抗体水平，酶联免疫斑点（enzyme-linked immunospot assay，ELISpot）检测小鼠脾淋巴细胞中特异性分泌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白介素-4（interleukin-4，IL-4）和白介素-17A（interleukin-17A，IL-17A）的细胞数量；末次免疫后14 d，流式细胞术检测脾脏中CD4⁺IFN-γ⁺、CD4⁺IL-4⁺、CD4⁺IL-17A⁺、CD8⁺IFN-γ⁺及CD8⁺IL-2⁺细胞亚群的比例；末次免疫后60 d，流式细胞术检测脾脏中CD4⁺/CD8⁺中央记忆T细胞（central memory T cell，Tcm）与效应记忆T细胞（effector memory T cell，Tem）细胞亚群的比例。

慢性缺氧显著抑制单纯OVA诱导IgG抗体的能力（P<0.01），3种佐剂均能逆转该效应；QML对血清特异性IgG、IgG1及IgG2c的提升效应稳定且优于CpG（P<0.05），CpG在慢性缺氧下末次免疫60 d的总IgG（P<0.01）与IgG1（P<0.05）水平显著高于常氧对应组。QML在两种环境下均稳定提升CD4⁺IFN-γ⁺、CD4⁺IL-17A⁺细胞比例及 IFN-γ、IL-4分泌水平；CpG 的T细胞调控效应具有缺氧依赖性，短期（14 d，P<0.01）及长期（60 d，P<0.05）均显著提升缺氧组IFN-γ分泌细胞数量。3种佐剂均能维持缺氧下CD4⁺Tcm水平，CpG还可提升缺氧组CD8⁺Tcm（P<0.05）与CD8⁺Tem比例（P<0.01），氢氧化铝佐剂仅特异性提升缺氧下CD4⁺Tem（P<0.05）。

QML在常氧与缺氧环境下均能稳定诱导全面的免疫应答，CpG则在慢性缺氧下展现出Th1型应答增强与CD8⁺记忆T细胞扩增的优势，为高原等慢性缺氧环境下疫苗佐剂的选择提供了实验依据。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是诱发多种胃部慢性炎症及肿瘤性疾病的危险因素。近年来，脂质纳米颗粒因其良好的递送能力和免疫调节潜力，在疫苗佐剂研究中显示出广阔应用前景。因此，本研究拟制备脂质纳米颗粒（lipid nanoparticle，LNP），并评价其作为幽门螺杆菌重组蛋白疫苗佐剂的免疫增强作用及其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保护效果。

使用微流控技术制备LNP，利用透射电镜观察LNP形态以及动态光散射仪表征其粒径、平均分散系数及Zeta电位。体外实验评价LNP对树突状细胞（bone marrow derived dendritic cells，BMDCs）的激活作用。将6~8周龄雌性BALB/c小鼠（体质量17~20 g）按简单随机抽样法分为（n=10）：PBS组、UreB/NapA组和LNP-H+UreB/NapA组；在第0、14和28天肌肉注射免疫小鼠，ELISA检测末次免疫后14 d小鼠血清中特异性抗体滴度，ELISpot检测小鼠脾脏中IFN-γ和IL-17A的分泌情况；使用幽门螺杆菌对小鼠进行攻毒，构建感染模型，感染4周后，通过探针法Real-Time PCR检测小鼠胃组织中幽门螺杆菌的定植量，通过体外AGS黏附实验评价免疫后小鼠对幽门螺杆菌的黏附抑制能力。

制备的LNP形态均一，平均粒径为100~120 nm，平均分散系数为0.1~0.2。LNP可促进BMDCs对抗原的吞噬，并显著提高BMDCs表面共刺激分子CD40、CD80、CD86的表达水平（P<0.001），具有促进BMDCs成熟的潜力；LNP显著提高BMDCs培养上清中IL-6和IL-1β的表达量（P<0.000 1）。LNP与UreB和NapA联用后，显著提升血清中特异性总IgG、IgG1及IgG2a的滴度（P<0.05），并促进脾淋巴细胞中特异性IFN-γ和IL-17A的分泌（P<0.05），提示LNP可增强特异性T细胞免疫应答；降低幽门螺杆菌在小鼠胃组织中的定植量，并显著减少其对胃黏膜上皮细胞的黏附。

LNP可作为幽门螺杆菌重组蛋白疫苗佐剂，能有效增强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应答，对幽门螺杆菌感染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细菌耐药性问题日益严峻，尤其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SA）与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PA）共感染可协同加重病情，临床治疗困难。基于二氧四氢喋啶合酶（lumazine synthase，LS）自组装纳米颗粒，构建一种共展示SA抗原锰离子转运蛋白C（Manganese transporter C，MntC）与PA重组V抗原与外膜蛋白OprI（recombinant PcrV-OprI fusion antigen， rePO）的双联纳米疫苗MntC-rePO@LS，并假设其能在SA与PA单一及共感染模型中提供优于单体或物理混合组的免疫保护效果。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和SpyTag/SpyCatcher系统制备MntC-rePO@LS双联纳米颗粒。将6~8周龄雌性BALB/c小鼠（体质量18~20 g）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n=5）：PBS组、LS组（含8.57 μg LS）、rePO组（含9.43 μg rePO）、MntC组（含10.00 μg MntC）、物理混合组（含8.57 μg LS、10.00 μg MntC和9.43 μg rePO）及MntC-rePO@LS组（含10.86 μg rePO-ST和18.57 μg MntC@LS）。各组均以PBS缓冲液为溶剂配制相应制剂，于第0、7、14天经肌肉注射免疫。采用SDS-PAGE、分子筛层析、动态光散射和透射电镜对疫苗进行理化表征；通过红细胞溶血实验、细胞毒性实验、小鼠体质量监测、组织病理学检查、血常规与血生化分析评估其体内外安全性；于末次免疫后第7天采集血清，采用间接ELISA法检测抗MntC与抗rePO的特异性IgG抗体及其亚型水平以评价免疫原性。分别建立PA、SA及PA/SA共感染的肺炎小鼠模型，攻毒后监测体质量、感染评分，并于24 h后检测肺组织细菌载量及观察病理变化以评价保护效果。

成功构建了结构均一、粒径约65.69 nm的MntC-rePO@LS纳米颗粒。该疫苗在10~200 μg/mL浓度内无明显溶血及细胞毒性，免疫小鼠体质量正常增长，主要脏器及注射局部肌肉未见病理损伤，血常规与血生化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免疫原性结果显示，MntC-rePO@LS组抗MntC与抗rePO特异性IgG效价在3个检测时间点（第0、7、14天）均显著高于单体组及物理混合组（P<0.05），且以IgG2b亚型为主。在PA、SA单一及共感染模型中，与各对照组相比，MntC-rePO@LS组小鼠体质量恢复更快，感染评分更低，肺组织细菌载量均显著降低（P<0.05），肺组织病理损伤明显减轻。

成功构建的MntC-rePO@LS双联纳米颗粒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与免疫原性，可在SA与PA单一及共感染模型中提供显著的免疫保护，证实了其作为应对细菌耐药性及多微生物共感染候选疫苗的科学假设。

肺炎克雷伯菌是临床常见的条件致病菌，其耐药性问题日益严峻。现有疫苗策略受限于血清型多样性复杂及候选抗原免疫原性弱等瓶颈，难以实现有效保护。构建基于乙型肝炎核心蛋白（hepatitis B core antigen， HBc）病毒样颗粒的肺炎克雷伯菌多表位疫苗HBc-KpEpi，旨在克服表位肽免疫原性弱的缺陷，并验证其诱导特异性免疫应答及保护效力。

表达并纯化肺炎克雷伯菌多表位疫苗HBc-KpEpi后，分别利用SDS-PAGE、凝胶过滤色谱及透射电镜对其纯度与自组装状态进行表征；通过细胞毒性实验、溶血实验及血清生化指标检测评估其安全性。雌性BALB/c小鼠（6~8周龄，体质量18~20 g）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PBS对照组、KpEpi组和HBc-KpEpi组（n=10），分别于第0、14、21天用PBS、KpEpi和HBc-KpEpi进行滴鼻免疫（抗原含量30 μg/只）；末次免疫后7 d，以致死剂量（6×10⁶ CFU）或亚致死剂量（5×10⁵ CFU）YBQ菌株气管滴注攻毒，检测生存率与体质量变化、肺组织细菌定植量、血清炎症因子（IL-6、TNF-α、IL-1β）水平、肺组织病理学改变、血清特异性抗体（IgG、IgG1、IgG2a）滴度、脾脏CD4⁺ T细胞亚群（Th1、Th2、Th17）比例。通过细胞实验评价疫苗诱导小鼠骨髓来源树突状细胞（bone marrow-derived dendritic cell，BDMC）分化成熟的能力。

成功制备出高纯度且能自组装成规则颗粒的HBc-KpEpi蛋白。HBc-KpEpi组小鼠生存率显著高于PBS组（P<0.05）；肺组织细菌定植量显著低于PBS组与KpEpi组（P<0.01）；IL-6水平显著低于PBS组（P<0.000 1），TNF-α与IL-1β水平亦呈下调趋势；肺泡结构相对完整，炎性细胞浸润明显减少；免疫后诱导出高滴度特异性IgG抗体，且以IgG1亚型为主；CD4⁺ T细胞中Th2与Th17细胞比例显著高于KpEpi组（P<0.05）。体外实验表明，HBc-KpEpi可显著促进BMDC表面MHC-II、CD40、CD80和CD86的表达（P<0.000 1）。

HBc-KpEpi疫苗能显著增强表位肽的免疫原性，诱导以Th2和Th17为主的细胞免疫应答及高滴度特异性抗体，有效降低细菌负荷、缓解炎症损伤并提高小鼠生存率。

组织驻留记忆T细胞（tissue resident memory T cells，T_RM）在黏膜免疫保护中发挥关键“免疫哨兵”作用，但其在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ylori）疫苗诱导下的胃CD4⁺ T_RM形成与长期驻留的分子调控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探索影响T_RM形成、驻留及生存的关键分子及信号通路，特别是Notch-RBPJ轴是否通过转录激活CD38，揭示H.pylori疫苗诱导的胃CD4⁺ T_RM形成以及长期维持的具体分子机制。

对疫苗接种后的胃组织CD4⁺ T细胞的单细胞转录组测序（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SCRNA-seq）进行分析。在小鼠胃浆膜下层接种疫苗后，于第21天与第28天采集胃组织和脾淋巴细胞，进行多色流式细胞术检测；对疫苗接种后28 d的小鼠胃组织切片进行免疫荧光共染色；对H.pylori疫苗接种小鼠持续给予RBPJ特异性抑制剂RIN1，通过流式细胞术分析胃组织中CD4⁺ T细胞亚群的比例变化。通过磁珠分选获得小鼠原代CD4⁺ T细胞，在体外培养体系中分别加入Notch通路抑制剂RG-4733和RBPJ抑制剂RIN1进行处理。取经抑制剂处理后的原代CD4⁺ T细胞，进行多色流式细胞术检测；提取经抑制剂处理后的原代CD4⁺ T细胞总RNA，通过qRT-PCR检测基因mRNA表达水平。构建PGL3-CD38启动子荧光素酶报告质粒和RBPJ过表达质粒，通过qRT-PCR验证过表达质粒的有效性。将CD38启动子报告质粒、RBPJ过表达质粒及内参质粒共转染至293T细胞，培养48 h后检测荧光素酶活性。

选择Notch-RBPJ-CD38轴作为探究影响H.pylori疫苗CCF/SF诱导的胃上皮CD4⁺ T_RM建立与驻留的关键因素。胃浆膜层接种H.pylori疫苗21 d后，与其他类型的胃组织CD4⁺ T细胞亚群相比，胃上皮CD69⁺CD103⁺CD4⁺ T_RM在Notch、Hedgehog信号通路等基因集显著激活，且与其他CD4⁺ T细胞亚群差异最明显，SCENIC分析显示核心转录因子RBPJ与CD38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除CD69、CD103等典型驻留相关分子外，Notch 1、RBPJ、Gzma、Gzmb的mRNA水平是其显著区别于其他CD4⁺ T细胞亚群的特征分子。GO分析及Pathway分析CD4⁺ T_RM细胞可能具有动态增殖潜力。胃浆膜下层手术接种H.pylori疫苗CCF/SF可增加局部Notch信号通路相关蛋白Notch 1的高表达，促进Notch信号通路关键转录因子RBPJ的蛋白表达（P<0.05）。阻断Notch通路可显著降低胃部T_RM细胞驻留比例，体外实验验证了Notch-RBPJ通路抑制后会降低CD38的蛋白表达，从而减少T_RM的驻留，RBPJ通过直接与CD38启动子结合从而调控CD38的表达（P<0.05）。

H.pylori疫苗免疫后，T_RM呈现Notch、RBPJ高表达的Notch信号通路激活；证实Notch-RBPJ信号通路通过转录调控CD38的表达，是胃上皮CD4⁺ T_RM细胞驻留的关键机制。

比较Toll样受体5（Toll-like receptor 5， TLR5）激动剂KFD与Toll样受体7（Toll-like receptor 7， TLR7）激动剂R837对鼻上皮细胞（nasal epithelial cell，NEC）与树突状细胞（bone marrow-derived dendritic cell，BMDC）的差异激活特性，并明确二者联合作为鼻腔黏膜佐剂是否产生协同增强效应。

以200 ng/mL KFD或R837单独或联合刺激小鼠NEC及BMDC（n=3），刺激3 h后采用转录组测序分析基因表达谱，通过qPCR验证关键基因表达；刺激12 h后采用ELISA检测上清IL-6水平。6~8周龄C57BL/6雌性小鼠（体质量18~20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n=5）：阴性对照（生理盐水）组、单KFD（2 μg KFD）组、单R837组（2 μg R837）组及KFD+R837联合（2 μg KFD+2 μg R837）组，滴鼻18 h后，收集鼻腔灌洗液（nasal lavage fluid，NALF）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检测IL-6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颈部引流淋巴结（cervical lymph node，CLN）中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表面共刺激分子CD80/CD86表达。以卵清蛋白（ovalbumin，OVA）为模式抗原滴鼻免疫，小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n=5）：单OVA抗原（25 µg OVA）组、OVA+KFD单佐剂（25 µg OVA+2 µg KFD）组、OVA+R837单佐剂（25 µg OVA+2 µg R837）组、OVA+联合佐剂（25 µg OVA +1µg KFD+1µg R837）组、生理盐水（阴性对照）组；于第0、4、8周滴鼻免疫小鼠，末次免疫后2周采集血清及唾液，ELISA检测OVA特异性IgG/IgA抗体水平。

转录组分析表明，KFD主要激活NEC，差异基因富集于TNF、NF-κB等固有免疫通路；R837则强效激活BMDC，差异基因涉及TNF、IL-17等信号通路。体外BMDC实验证实，R837较KFD更强地上调Tnf、Cxcl10 mRNA表达（P<0.01）；二者联用协同增强Tnf、Cxcl10、Cd40表达（P<0.001）及IL-6分泌（KFD+R837 vs 单剂，P<0.000 1）。体内滴鼻后，KFD与R837均能显著上调CLN DC表面CD80/CD86表达，联合组CD80上调最为显著（KFD+R837 vs 单剂，P<0.05）；KFD单独诱导鼻腔灌洗液中IL-6水平显著升高，而联合组未进一步增强。在OVA免疫模型中，与OVA组相比，联合佐剂组血清OVA特异性IgG和唾液OVA特异性IgA抗体水平显著提升（P<0.000 1）；且优于任一单佐剂组（血清IgG：OVA+联合佐剂vs OVA+R837，P<0.05；唾液IgA： OVA+联合佐剂vs OVA+KFD，OVA+联合佐剂vs OVA+R837，P<0.05）。

TLR5与TLR7激动剂差异激活NEC及DC，二者联用可协同活化DC，显著增强黏膜疫苗的系统性与局部特异性免疫应答。

肠道类器官是药物筛选的重要工具，但其对在体组织微环境与药物应答的复刻程度仍缺乏系统评估。通过平行比较肠道类器官与在体肠隐窝，验证二者在基础生物学特征及对川陈皮素（nobiletin，NOB）应答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

构建标准的小鼠小肠类器官培养体系，同步分离同源小鼠小肠隐窝组织。采用全转录组测序分析基因表达谱，流式细胞术分析细胞亚群比例，蛋白免疫印迹检测关键蛋白表达水平。分别对在体隐窝与离体类器官给予不同浓度NOB处理：在体以200 mg/kg NOB灌胃给药12 h；类器官培养48 h后给予100 μmol/L NOB处理12 h。对2组隐窝细胞进行GSEA、GO、KEGG富集分析及形态学观察，综合评估NOB对细胞周期、代谢流及信号通路的调控作用。

肠道类器官可较好模拟在体隐窝的核心生物学特征，包括肠干细胞活跃增殖、多谱系分化潜能及CD24标记的细胞分群模式，但类器官呈现特异性代谢重编程与免疫沉默表型，且干细胞标志物OLFM4存在差异糖基化修饰。NOB处理进一步放大模型依赖性差异：在体隐窝中，NOB主要下调免疫防御及氧化应激相关基因，对隐窝形态与OLFM4⁺细胞数量无显著影响；类器官中，NOB显著抑制DNA复制、细胞周期及氨基酸、核苷酸合成等核心合成代谢通路，下调干细胞标志物表达，类器官出芽数显著降低（P<0.001）。

肠道类器官与在体组织在基础状态及药物应答层面存在共性与差异。类器官可模拟肠上皮自我更新进程，但在代谢模式与免疫应答上与在体组织存在偏离。NOB在在体环境中主要调控免疫微环境通路，在类器官中则直接作用于上皮细胞自主性增殖与代谢程序。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MDS）患者具有较高的白血病转化风险，亟须探索新型治疗药物。基于网络药理学预测及分子对接验证，提出木犀草素（luteolin， LUT）可能通过靶向Akt信号通路诱导MDS细胞衰老与凋亡，并通过实验验证其作用靶点及分子机制。

通过整合PharmMapper、GeneCards等数据库，筛选出LUT与MDS的共同靶点。运用STRING数据库和Cytoscape软件构建蛋白互作（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网络图，确定关键靶点。利用DAVID数据库对共同靶点进行GO功能分类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采用AutoDock软件对LUT与关键靶点进行分子对接，并通过结合能分析对接效果。随后用Gromacs进行分子动力学模拟，观察配体与受体的相互作用和构象变化。采用MUTZ-1和MOLM-13细胞作为研究模型，不同浓度LUT处理细胞24 h后，CCK-8检测细胞活力，EdU检测细胞DNA合成能力，软琼脂实验检测细胞克隆形成，透射电镜观察细胞形态变化，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线粒体ROS、线粒体膜电位和细胞凋亡水平，β-半乳糖苷酶（senescence-associated β-galactosidase， SA-β-Gal）染色检测细胞衰老情况，RT-qPCR检测衰老相关分泌表型因子（senescence-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 factors， SASP）mRNA表达水平，Western blotting检测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

共筛选出LUT靶点568个，MDS相关靶点2 348个，两者交集靶点228个。将交集靶点导入DAVID数据库，GO功能富集显示，生物过程富集于氧化应激响应、细胞衰老等；细胞组分富集于蛋白激酶复合物、分泌颗粒腔等；分子功能富集于蛋白激酶活性、细胞因子受体结合等。KEGG通路富集分析显示，主要富集于Akt 信号通路、细胞衰老和凋亡等。经STRING数据库和Cytoscape软件构建PPI网络图筛选出排名前十的关键靶点，分别是IL6、NFKB1、STAT3、TNF、JUN、BCL2、ALB、CASP3、Akt1和IL1B。分子对接结果显示，LUT与Akt1的结合能为-6.25 kcal/mol，具有较强的相互作用。分子动力学模拟结果显示，LUT与靶点Akt1结合稳定。体外实验结果显示，LUT能抑制MUTZ-1和MOLM-13细胞增殖，且呈剂量依赖性。LUT作用于MUTZ-1细胞24 h后的半数抑制浓度（half-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IC₅₀）为29.960 μmol/L，作用于MOLM-13细胞24 h后IC₅₀为8.654 μmol/L。使用不同浓度LUT（MUTZ-1：0、15、30、60 μmol/L，MOLM-13：0、4、8、16 μmol/L）处理MUTZ-1和MOLM-13细胞24 h后，可明显抑制细胞DNA合成和克隆形成（P<0.01），细胞内ROS和线粒体ROS水平增加呈剂量依赖性（P<0.05），且细胞内线粒体膜电位下降呈剂量依赖性（P<0.05）。透射电镜结果显示，LUT作用24 h后MUTZ-1和MOLM-13细胞中出现明显的细胞凋亡形态。不同浓度LUT作用24 h后细胞凋亡率增加，且呈现剂量依赖性（P<0.05），Cleaved PARP和Cleaved caspase-3蛋白表达显著上调，抗凋亡蛋白BCL-2表达显著下调，促凋亡蛋白BAX表达显著上调。SA-β-Gal染色显示，LUT作用24 h后MUTZ-1和MOLM-13细胞衰老比例明显增加，相关SASP表达显著升高（P<0.001），衰老相关蛋白p53、p21、p16表达显著上调，细胞p-Akt（Ser473）蛋白表达显著下调（P<0.05），总Akt蛋白无明显变化，p-MDM2（Ser166）蛋白水平显著下调（P<0.001）。

LUT可能通过靶向Akt信号通路诱导MDS细胞发生线粒体依赖性凋亡与衰老，从而抑制MDS细胞增殖。

后交通动脉瘤（pos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neurysm，PCoAA）解剖关系复杂，部分大型或向后内侧指向病变显微夹闭难度大且术后致残风险仍较高，如何选择更有利的手术入路仍是临床关注的重点。本研究比较Dolenc入路与传统翼点入路夹闭大型或向后内侧指向的PCoAA的疗效、安全性及综合表现。

采用前瞻性非随机对照研究设计，纳入2019年9月至2025年9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梁平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79例大型或向后内侧指向PCoAA患者，按入院顺序交替分配至Dolenc入路组41例与传统翼点入路组38例。主要终点为术后3个月预后良好率，预后评估采用格拉斯哥预后评分量表（Glasgow outcome scale，GOS），GOS 4~5分定义为预后良好，GOS 1~3分定义为预后不佳。次要终点包括手术时间、术后住院天数、GOS评分分布及术后3个月CTA/DSA评估的瘤颈残留（影像示瘤颈造影剂充盈定义为残留）。采用Firth偏倚校正的惩罚似然Logistic回归评估手术方式与预后不佳的关联（以年龄分层为协变量），并报告OR、95%CI与P值；同时构建技术-安全-效率三维度标准化得分及综合得分用于描述性比较，并进行成本效果与亚组分析。

主要终点方面，Dolenc组预后良好率为97.6%（40/41），高于传统组78.9%（30/38），2组差值为18.6%（95%CI：4.8%~32.4%，P=0.009）。术后住院天数Dolenc组较传统组更短［（13.46±2.43） vs （16.05±2.46） d］，均值差为-2.59 d（95%CI:-3.69~-1.49，P<0.001）。2组手术时间相近（3.98±0.60 h vs 3.97±0.62 h），均值差为0.01 h（95%CI:-0.26~0.28，P=0.944）。临床功能结局方面，Dolenc组GOS为5分的比例更高（61.0% vs 18.4%），差值为42.6%（95%CI:23.2%~61.9%，P<0.001），且Dolenc组GOS分布更偏向高分，4分和3分比例低于传统翼点组（χ²=14.96，P<0.001）。影像随访方面，瘤颈残留率在Dolenc组更低（2.4% vs 13.2%），差值为-10.8%（95%CI：-22.5%~1.0%，P=0.072）。多变量分析显示，传统翼点入路与预后不佳相关（OR=10.20，95%CI：1.20~87.04，P=0.034）；模型总体显著（χ²=7.56，df=2，P=0.02），校准度良好（Hosmer-Lemeshow检验P=0.82），判别能力中等（AUC=0.75，95%CI：0.61~0.86）。三维度得分及综合得分均显示Dolenc组更高（综合得分0.873 vs 0.739）。亚组分析提示Dolenc入路在高危/复杂亚组中优势更明显，例如Hunt-Hess Ⅲ~Ⅳ级差值0.256（95%CI：0.056~0.475，P=0.025），大型动脉瘤差值0.157（95%CI：0.016~0.305，P=0.049）；部分亚组样本量有限，需谨慎解读。

对于大型或向后内侧指向PCoAA显微夹闭，Dolenc入路与更高的术后3个月预后良好率及更短住院时间相关，且未观察到手术时间延长；其三维度综合得分亦呈现更有利的方向。

非瓣膜性房颤（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NVAF） “一站式”介入治疗传统依赖经食道超声（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TEE）引导，存在麻醉及食道损伤等局限；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联合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TTE）引导能否兼顾疗效与流程简化尚不明确。为此，对不同影像学引导下NVAF“一站式”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进行对比分析。

采用队列研究设计，严格依据既定纳入与排除标准，选择2014年8月1日至2024年07月31日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住院并行“一站式”介入治疗的NVAF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术中引导方式不同分为DSA联合TTE组（简称DSA组，n=77）与DSA联合TEE组（简称TEE组，n=209）。从医院大数据智能平台病历系统收集患者的相关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合并基础疾病、TTE和TEE检查结果等，随访患者术后心房颤动复发、卒中、出血、器械相关血栓（ device-related thrombosis，DRT）、心包填塞、心衰住院、心源性死亡等情况，应用统计学方法比较2组患者行“一站式”介入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共计286例患者入组本研究，其中男性170例，女性116例，DSA组77例， TEE组209例。所有患者均完成6个月以上随访，平均随访时间（36.49±14.26）个月。2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DSA组平均手术时间更短［（202.4±39.3）min vs （214.1±33.4）min，P=0.013］。DSA组DRT的发生比例高于TEE组（3.9% vs. 1.4%），但两者比较无统计学差异。DSA组心房颤动复发为10例（13%），TEE组为19例（9.1%），两者相比无统计学差异。在终末事件比较上：2组患者在卒中、大出血、心包填塞、心衰再住院及心源性死亡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2组患者复合终点［复合心脑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Events，MACE）、疗效复合终点（房颤复发、心衰再住院、卒中、TIA）］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NVAF患者行“一站式”介入治疗时，DSA引导可缩短手术时间，除DRT的发生有增加趋势外，可取得与TEE引导一致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不孕不育是全球重大生殖健康挑战。夫妻双方代谢物水平高度相关且互为潜在混杂因素，但双方孕前血浆整体代谢谱如何共同影响自然受孕结局尚不明确。基于重庆市孕前生殖健康与出生结局队列（preconception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birth outcomes cohort， PREBIC），旨在探究育龄夫妇双方孕前血浆代谢物水平与受孕结局的关联。

重庆市PREBIC于2019年1月在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启动招募，纳入进行孕前健康检查的育龄夫妇建立基线，并采集血液样本。随后每3个月进行1次随访，随访24个月无保护性交后的临床妊娠结果。本研究最终纳入1 292对育龄夫妇进行分析，根据是否自然受孕将志愿者分为怀孕组（n=967）和非怀孕组（n=325）。采用布鲁克IVDr核磁共振平台对基线血浆样本进行标准化代谢组学检测，获得167个代谢指标。采用弹性网络回归筛选关键代谢物，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代谢物与2年受孕结局的关联，并校正年龄、体质量指数、吸烟、饮酒等混杂因素。

1 292对育龄夫妇两年后怀孕比例为74.85%。双方之间有82种代谢物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相关系数为0.15。弹性网络模型控制变量间相关性后，共发现14个男性代谢物和20个女性代谢物与受孕结局相关。Logistic回归显示，夫妻双方血浆代谢物水平与受孕结局存在性别特异性关联：男方低密度脂蛋白的甘油三酯与受孕结局正相关（Q4 vs Q1： RR=1.12，95%CI： 1.03~1.19，P adjust=0.047）。女方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中载脂蛋白A、低密度脂蛋白中载脂蛋白B、肌酐、亮氨酸与受孕结局负相关。夫妻双方的乙酸均与受孕结局正相关（Q4 vs Q1： 男方RR=1.13，95%CI： 1.04~1.21，P adjust=0.047；女方RR=1.18，95%CI： 1.05~1.28，P adjust=0.007）。

育龄夫妻双方孕前代谢物水平可能以性别特异性的方式共同作用于未来生育潜能，并存在共同的关键代谢物。对策 基于本研究结果，建议卫生政策制定部门加快推动孕前保健服务从单一关注女性，转向夫妻双主体共同管理模式；将育龄人群男女双方孕前代谢纳入常规孕前优生健康服务，重点监测脂质稳态、能量代谢等代谢指标，并根据男女代谢差异制定精准化干预方案，完善覆盖城乡的夫妻共同孕前健康管理体系，从公共卫生源头提升育龄人群生育健康水平，为优化出生人口素质提供政策依据与技术支撑。

中国结核病防控成效显著，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女性疾病负担依然沉重且地区异质性突出。气候因素对其发病的差异化影响及驱动机制尚不明确，尤其缺乏基于气候梯度的特异性证据。通过分析六大气候带中气候因素与大气污染物对女性结核病发病率的异质性效应及关键驱动路径，为构建性别敏感、气候适配的精准防控策略提供循证依据。

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设计，根据中国气候分区标准及典型气候特征选取6个代表性区域，分别对应六大气候带：干寒带、热湿带、暖湿带、温带大陆带、高寒带和温带季风带。样本代表性评估从3个维度进行：地理覆盖范围（涵盖中国北部、南部、东部、西部及中部）、气候一致性（与对应区域核心气候特征相符）以及人口流行病学代表性。收集2017—2024年6地新发女性结核病病例9 570例及同期气象和大气污染物官方监测数据；设置病例与气象污染2类测量指标，经缺失值填充、构建滞后1~3期变量等预处理形成面板数据集，以女性结核病发病数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通过R²、VIF、F/t 检验评估模型性能。

六大气候带女性结核病患者的总体人口学与临床特征呈极显著异质性（P<0.001）；女性结核病发病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升高，发病率在各地区呈现波动性下降趋势，且存在显著气候带差异，高寒地区发病率高，先降后增，从2017年155/100 000降低至2022年36/100 000，后增加至2024年91/100 000；各气候带回归模型均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VIF<10）且具极显著统计学意义（均P<0.001），干寒带R²=0.452、热湿带R²=0.589、暖湿带R²=0.610、温带大陆带R²=0.626、高寒带R²=0.641、温带季风带R²=0.580，联合模型R²=0.584 （F=71.548，P<0.001），所有区域均存在2~3期滞后效应，各气候带核心驱动因子具特异性，滞后1期PM10为女性结核病发病的核心正向驱动因子。

我国六大气候带的气候条件与大气污染物对女性结核病发病存在显著异质性影响，2~3期滞后效应与结核菌感染潜伏期基本吻合，发病区域差异与气候特点、人群行为模式及污染物暴露特征密切相关。对策 建议依托现行结核病防治技术指导体系，新增适配属地气候条件的预警细则与污染物滞后筛查窗口期标准；结合现有人群管控台账，按气候条件划定重点防控群体，落地分区域分层精细化管理；参照各区域核心污染驱动因素，调整基层筛查资源与宣教力量配比；打通现有气象、环境与结核病监测数据端口，搭建联动研判机制，实现分区域分时段精准预警与针对性干预。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不平等在宫颈癌自然史连续谱（从癌前病变到浸润癌）中的作用模式目前尚不清晰。本研究旨在系统探讨不同维度的SES与不同阶段宫颈病变风险的关联，为识别高危人群、制定精准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采用病例-对照设计，纳入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就诊的508例女性受试者，依据病理诊断结合《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10th revision， ICD-10），编码将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原位癌及宫颈浸润癌设为3个病例组，无宫颈病变者为对照组。问卷收集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个人月工资及居住地经济水平4个SES指标。鉴于结局变量具有有序性且比例优势假设不成立，构建3个独立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分析各SES指标与不同病变阶段的关联，估算OR及95%CI，并调整年龄、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及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 HPV）疫苗接种状态等混杂因素；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检验多重共线性，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进行敏感性分析。

共纳入508例患者，其中无病变组74例（14.6%）、宫颈上皮内瘤变组213例（41.9%）、宫颈原位癌组110例（21.7%）、宫颈浸润癌组111例（21.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与宫颈上皮内瘤变（OR=0.475， 95%CI： 0.258~0.877， P=0.017）及宫颈浸润癌（OR=0.361， 95%CI： 0.175~0.746， P=0.006）发生风险降低相关，但与宫颈原位癌无显著关联； 个人月工资>5 000元与宫颈浸润癌发生风险降低相关（OR=0.332， 95%CI： 0.137~0.806， P=0.015）；非富裕地区女性宫颈浸润癌发生风险较富裕地区增加92%（OR=1.920， 95%CI： 1.005~3.668， P=0.048）。家庭年收入与各阶段病变的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模型3所有变量的VIF <1.12，提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敏感性分析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以无病变组为共同参照，结果显示各SES指标与病变阶段的相对风险比（relative risk ratio， RRR）与上述独立二分类模型方向一致，提示结果稳健。

社会经济差异对中国女性宫颈病变风险的影响呈现维度差异性。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与宫颈上皮内瘤变及宫颈浸润癌发生风险降低独立相关，而居住地经济水平和个人月工资水平主要影响宫颈浸润癌发生风险。对策　建议通过整合筛查至基层计划生育体系、实施数据驱动的瓶颈分析与微干预、强化社区动员与家庭参与等策略，系统性消除低教育水平及非富裕地区人群在宫颈癌疫苗接种、筛查与治疗环节面临的可及性壁垒，确保消除宫颈癌目标公平惠及弱势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