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骨肉瘤组织中白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的表达特征，揭示其表达水平与患者临床预后的关联性，并阐明IL-1β在调控骨肉瘤细胞增殖中的核心分子机制。

收集2020年12月至2024年1月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收治的4例骨肉瘤患者的肿瘤及癌旁组织，通过免疫组化、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qPCR）和Western blot检测IL-1β的mRNA和蛋白表达差异；另收集2018年3月至2021年8月期间15例骨肉瘤石蜡标本，经免疫组化染色及Image J软件评分后分为IL-1β高表达组（3+、2+）和低表达组（1+、0）；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评分高低与患者生存率的关联。在体外实验中，以0~100 ng/mL IL-1β重组蛋白处理骨肉瘤细胞系U2OS后，通过EdU掺入、流式细胞术、CCK-8实验及单克隆形成实验筛选最佳增殖刺激浓度；对40 ng/mL IL-1β重组蛋白处理和未处理的U2OS细胞进行转录组测序，分析重组蛋白处理调控U2OS增殖的显著上调信号，并结合RT-qPCR、Western blot、免疫荧光染色验证关键调控分子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NF-κB）。通过慢病毒转染敲低IL-1受体1（interleukin-1 receptor type 1，IL-1R1）；或者以NF-κB抑制剂恩贝林（embelin）处理后，采用EdU掺入实验、流式细胞术、CCK-8实验和单克隆形成实验检测各组细胞增殖变化。体内实验：将12只5周龄雌性裸鼠随机分为3组：对照组、IL-1R1敲低组和IL-1R1抑制剂（阿那白滞素）注射组，每组4只，采用胫骨髓内注射原位骨肉瘤模型，比较各组肿瘤生长情况。

免疫组化染色和生存分析表明，IL-1β高表达骨肉瘤患者的临床预后较差（P<0.05）。体外细胞实验表明，与未处理组相比，IL-1β处理可显著提高骨肉瘤细胞系U2OS的EdU掺入比例（P<0.05）、增加细胞周期G₂/M期占比（P<0.05）、提高单克隆形成能力（P<0.05），表明IL-1β可上调骨肉瘤细胞增殖能力。分析转录组数据表明，IL-1β处理与未处理组之间共存在4 165个差异表达基因，包括1 688个上调表达基因和2 477个下调表达基因；IL-1β可显著上调U2OS中细胞周期和NF-κB信号通路。RT-qPCR结果表明IL-1β处理可显著上调细胞周期相关分子在mRNA水平的表达，该结果在蛋白水平上得到进一步证实。敲低IL-1R1后，与敲低对照组比较，U2OS的增殖能力明显下降（P<0.05），且RT-qPCR和Western blot数据均证实敲低IL-1R1降低了细胞周期相关蛋白和NF-κB的表达水平。Embelin的加入能够显著抑制IL-1β诱导的U2OS细胞中EdU掺入比例（P<0.05）、细胞周期G2/M期占比（P<0.01）和单克隆形成能力（P<0.05），同时抑制细胞周期相关蛋白的表达。动物实验结果表明，敲低IL-1R1组［（0.75±0.10）g， P<0.05］和阿那白滞素注射组［（0.93±0.06）g， P<0.05］小鼠肿瘤质量显著低于对照组（1.46±0.09）g。

临床上IL-1β的瘤内水平与骨肉瘤患者的不良预后呈正相关；IL-1β通过IL-1R1/NF-κB信号轴上调骨肉瘤细胞的增殖能力。

通过应用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 MR）方法，系统探究10种尿毒症相关毒素及代谢物与CD8⁺T细胞衰老表型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

采用双向MR方法，基于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数据库汇总数据，提取与10种尿毒症相关毒素及代谢物以及4种CD8⁺T细胞衰老表型显著相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作为工具变量。逆方差加权法（inverse variance weighting， IVW）作为主要分析方法，同时采用MR-Egger、加权中位数法、简单众数法及加权众数法进行补充分析。通过Cochran’s Q检验、MR-Egger截距检验、MR-PRESSO及留一法等敏感性分析验证结果的稳健性与潜在多效性。

MR分析显示，肉碱水平与终末分化CD8⁺T细胞比例（IVW：β=1.71，95%CI：0.59~2.83，P=0.003）、CD45RA⁺CD28^-CD8⁺T细胞比例（IVW：β=2.23，95%CI：0.65~3.80，P=0.006）、CD28^-CD8⁺T细胞比例（IVW：β=1.13，95%CI：0.11~2.15，P=0.030）正相关。犬尿氨酸水平与终末分化CD8⁺T细胞比例正相关（IVW：β=1.69，95%CI：0.57~2.82，P=0.000 3），而白介素-6水平与CD28^-CD8⁺T细胞比例（IVW：β=0.28，95%CI：0.03~0.53，P=0.026）和CD45RA⁺CD28^-CD8⁺T细胞比例（IVW：β=0.41，95%CI：0.02~0.79，P=0.04）正相关。N²，N²-二甲基鸟苷水平与CD45RA⁺CD28^-CD8⁺T细胞绝对计数（IVW：β=2.53，95%CI：0.51~4.55，P=0.014）正相关。反向MR分析显示，CD45RA⁺CD28^-CD8⁺T细胞绝对计数增加可降低肉碱水平（IVW：β=-0.00 003，95%CI：-0.000 062~-0.000 004，P=0.024）。所有敏感性分析均支持主要结果的稳健性。

部分尿毒症相关毒素及代谢物与CD8⁺T细胞衰老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联，为尿毒症患者免疫功能紊乱的机制提供了新的因果证据与潜在干预靶点。

探索淫羊藿苷（icariin，ICA）通过调节骨钙素（osteocalcin，OCN）分泌改善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模型小鼠认知损害及影响相关内分泌激素变化情况。

通过侧脑室注射冈田酸（okadaic acid，OA）制备AD小鼠模型。使用分层设计方法将4周龄，体质量18~22 g的雄性SPF级小鼠分为8组（n=6）：野生对照（wild type，WT）组：小鼠60 mg/kg生理盐水灌胃；野生模型（WT-AD）组：WT小鼠+左侧脑室注射1 µL OA；野生加药（WT+ICA）组：每日60 mg/kg ICA；野生模型加药（WT-AD+ICA）组：WT-AD小鼠+每日60 mg/kg ICA。敲除对照（OCN^-/-）组：OCN^-/-小鼠60 mg/kg生理盐水灌胃；敲除模型（OCN^-/--AD）组：OCN^-/-小鼠+左侧脑室注射1 µL OA。敲除加药（OCN^-/-+ICA）组：OCN^-/-小鼠+每日60 mg/kg ICA；敲除模型加药（OCN^-/--AD+ICA）组：OCN^-/--AD小鼠+每日60 mg/kg ICA。Morris水迷宫实验检测小鼠学习记忆能力，旷场实验评估其焦虑水平；HE染色、镀银染色观察各组小鼠海马组织病理学变化，尼氏染色检测小鼠海马神经元尼氏小体表达情况；免疫组化检测β-淀粉样蛋白（amyloid β-protein，Aβ）、OCN阳性表达，Western blot检测Aβ、OCN的表达水平。ELISA检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CRH）、葡萄糖（glucose，GLU）、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GC）、皮质醇（cortisol，COR）表达水平。

Morris水迷宫实验结果显示，WT-AD+ICA组与WT-AD组相比，OCN^-/--AD+ICA组与OCN^-/--AD组相比，小鼠潜伏期缩短和目标象限停留时间延长，穿越平台次数增加（均P<0.05）；旷场实验结果显示，WT-AD+ICA与WT-AD组相比，OCN^-/--AD+ICA组与OCN^-/--AD组相比，小鼠的运动总距离、中央场运动距离及停留时间显著增加，活动意愿增强，周边区域停留时间和运动距离显著降低（均P<0.05）；染色结果显示，经ICA干预后的海马病理减轻，海马形态结构趋于正常、神经纤维缠结（neurofibrillary tangles，NFTs）减少、尼氏小体呈逐渐恢复状态，但OCN^-/-组小鼠仍未恢复到正常水平；免疫组化结果显示，WT-AD+ICA组与WT-AD组相比，OCN^-/--AD+ICA组与OCN^-/--AD组相比，Aβ水平下降，OCN水平上升（均P<0.05）。Western blot结果显示，WT-AD+ICA组与WT-AD组相比，OCN^-/--AD+ICA组与OCN^-/--AD组相比，Aβ水平下降，OCN水平上升（均P<0.05）。ELISA结果显示，WT-AD+ICA组与WT-AD组相比，OCN^-/--AD+ICA组与OCN^-/--AD相比，CRH、GLU、GC、COR水平明显降低（均P<0. 05）。

ICA可通过调节OCN分泌改善AD模型小鼠认知损害并降低相关亢进内分泌激素水平。

明确Ras相关的C3肉毒杆菌毒素底物2（Ras-related C3 botulinum toxin substrate 2，RAC2）在脑缺血再灌注（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CIR）神经元凋亡中的具体效应，并验证其调控凋亡的分子机制。

①细胞处理与分组（n=5）：以小鼠海马神经元细胞HT22为模型，设立正常对照（normal control， NC）组和氧糖剥夺/复氧（oxygen-glucose deprivation/reoxygenation，OGD/R）组。NC组于正常条件下培养；OGD/R组进行8 h的氧糖剥夺，然后复氧处理。采用CCK-8法和EdU染色检测细胞增殖，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Western blot检测B细胞淋巴瘤-2（B-cell lymphoma-2，Bcl-2）、Bcl-2相关X蛋白（Bcl-2-associated X protein，Bax）、裂解的半胱天冬酶-3（cleaved caspase-3）、裂解的多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1（cleaved PARP-1）、RAC2、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ERK）和磷酸化ERK（phosphorylated ERK，p-ERK）蛋白含量；qRT-PCR检测RAC2 mRNA表达。②构建sh-RAC2载体并转染至HT22细胞。将细胞分为2组（n=5）：OGD/R：sh-NC组（转染非靶向shRNA对照后接受OGD/R处理）和OGD/R：sh-RAC2组（转染sh-RAC2载体后接受OGD/R处理）。Western blot检测凋亡相关蛋白。③通路验证：使用ERK抑制剂FR180204，实验设立4组（n=5）：NC组、OGD/R组、FR180204组、FR180204+OGD/R组。Western blot检测cleaved caspase-3、RAC2及p-ERK蛋白。

①相较于NC组，OGD/R处理HT22细胞，其增殖能力受到抑制，同时细胞凋亡率明显上升（P<0.05）。OGD/R处理上调促凋亡蛋白Bax、cleaved PARP-1和cleaved caspase-3的表达，下调抗凋亡蛋白Bcl-2的表达，并显著提高了RAC2在mRNA和蛋白水平的表达（P<0.05）。②相较于OGD/R组，特异性敲低RAC2（sh-RAC2组），部分恢复了Bcl-2表达，并抑制了OGD/R诱导的Bax和cleaved PARP-1表达升高（P<0.05）。③相较于NC组，OGD/R处理激活ERK信号通路（p-ERK/ERK比值升高），上调RAC2表达和cleaved caspase-3含量（P<0.05）；而与OGD/R组相比，使用ERK抑制剂FR180204可有效阻断OGD/R诱导的RAC2表达上调和caspase-3激活（P<0.05）。

RAC2通过ERK信号通路调控Bcl-2/Bax平衡及PARP-1切割，在CIR诱导的神经元凋亡中发挥关键作用。

分析小核仁RNA（small nucleolar RNA， snoRNA）在肺腺癌中的差异表达及其与患者预后的关联，筛选并验证肺腺癌相关snoRNA，探究其在肺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采用Arraystar Small RNA表达芯片技术筛选肺腺癌组织与正常组织中差异表达的snoRNA，将芯片检测结果通过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中GSE261702数据集验证后，筛选出通过分子克隆实验的snoRNA，并将上述snoRNA利用RT-qPCR进行验证；构建SCARNA4过表达模型（Vector组和SCARNA4组）和敲低模型（siNC组和siSCARNA4组），利用增殖、迁移及侵袭实验验证SCARNA4在肺腺癌细胞中的生物学功能；基于2013年2月至2015年5月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胸外科的108例肺腺癌患者的癌组织标本，通过RT-qPCR检测其SCARNA4表达水平，并运用X-tile软件确定最佳截断值，将患者分为SCARNA4高表达组与低表达组，绘制Kaplan-Meier曲线及构建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SCARNA4表达水平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Small RNA芯片检测结果获得在肺腺癌组织中表达上调的snoRNA共62条，表达下调的snoRNA有4条，通过GEO数据库及分子克隆实验成功获得8条候选snoRNA，RT-qPCR验证结果显示，与正常组织相比，SCARNA4在肺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显著上调（P=0.042 7）；过表达SCARNA4明显促进A549细胞的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P<0.001）；敲低SCARNA4则显著抑制A549细胞的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P<0.001）。根据最佳截断值（3.48），将患者分为SCARNA4高表达组（57例）和SCARNA4低表达组（51例）。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表明，高表达组患者的总生存期显著短于低表达组（P=0.034）。单因素Cox回归分析进一步显示，SCARNA4高表达与患者的不良预后显著相关（HR=2.285，95%CI：1.040~5.020，P=0.039）。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证实，在调整相关协变量后，SCARNA4表达水平是影响肺腺癌患者总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其高表达与患者总生存期缩短显著相关（HR=3.038，95%CI：1.261~7.323，P=0.013）。

SCARNA4在肺腺癌组织中表达上调，与患者不良预后相关，可能通过调控增殖、迁移和侵袭等方式促进肿瘤进展，有望成为肺腺癌治疗的新靶点和预后生物标志物。

探讨基于丙泊酚的全凭静脉麻醉（total intravenous anesthesia， TIVA）和基于七氟烷联合丙泊酚静吸复合麻醉（intravenous-inhalation combined anesthesia， IICA）对肝癌根治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方案，分析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行肝癌根治术患者504例的临床及随访资料，按照麻醉方式不同分为IICA组（n=176）和TIVA组（n=328）。比较在2种不同麻醉方式下接受肝癌根治术，患者术后5年的生存率；并按年龄段、肿瘤大小及数量、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评分、是否有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术中是否输血、乙肝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 AFP）浓度、肿瘤-淋巴-结转移（tumor node metastasis， TNM）分期、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BCLC）分期等进行分层分析，比较亚组下接受2种麻醉方式对肝癌根治术患者术后生存率的影响。

在肝癌根治术患者中，TIVA组肝癌根治术患者5年生存时间为33.00（14.25，60.00）个月，死亡212例（64.60%）。IICA组肝癌根治术患者5年生存时间为27.00（11.00，60.00）个月，死亡125例（71.00%）。在IICA和TIVA下接受肝癌根治术的2组患者术后5年的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1.27，95%CI：0.96~1.67，P>0.05）。分层分析发现，MELD评分>7.24（HR=1.61，95%CI：1.11~2.32，P=0.011）、BCLC分期B期（HR=1.74，95%CI：1.11~2.71， P=0.015）、无门静脉癌栓（R=1.35，95%CI：1.04~1.74，P=0.026）术中未接受输血（R=1.34，95%CI：1.02~1.75，P=0.034）的IICA组的患者5年死亡风险增高，亚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肝癌根治术患者中，TIVA组与IICA组的患者5年总体生存率无差异；但在术前MELD评分>7.24、无门静脉癌栓、BCLC分期B期、未输血的亚组中，IICA方案显著增加患者5年死亡风险。

探讨老年非心脏全麻手术患者延迟转出麻醉后监测治疗室（post-anesthesia care unit，PACU）的独立影响因素，涵盖术前状态、术中管理及创新性时间节律等维度，为优化围术期管理提供参考。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设计，选取2021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接受非心脏全麻手术且进入PACU复苏的1 469例老年（≥60岁）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入PACU至达到改良Aldrete评分≥9分、时间是否超过120 min”，将患者分为延迟组（n=709）和未延迟组（n=760）。通过医院住院管理系统及临床麻醉信息系统，收集患者人口学特征、术前合并症、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级、术中管理指标、术后监测指标、入恢复室相关指标及手术开始/入PACU时间节律数据。首先采用卡方检验或二元Logistic回归对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进行单因素比较；然后将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变量纳入二元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分析延迟转出PACU的独立影响因素。

单因素分析显示，延迟组在男性比例、ASA分级Ⅲ-Ⅳ级、合并呼吸系统疾病、术中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及胶体、术中总入量和总出量、术中出血量、术后使用静脉镇痛和神经阻滞镇痛、手术及麻醉持续时间及入PACU体温等方面均显著高于未延迟组（P<0.05），而延迟组使用肌松拮抗剂新斯的明的比例和术后血红蛋白浓度更低（P<0.05）。时间节律方面，2组在手术开始时辰和入PACU时辰的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术前合并呼吸系统疾病（β=0.616，P<0.001）、ASA分级Ⅲ-Ⅳ级（β=0.501，P=0.002）、术中使用胶体（β=0.626，P<0.001）、术中总入量增加（β=0.001，P<0.001）、手术开始于巳时（9~11点）（β=0.353，P=0.005）及入PACU时间为申时（15~17点）（β=0.660，P<0.001）是延迟转出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使用肌松拮抗剂新斯的明（β=-0.327，P=0.007）及在戌时（19~21点）进入PACU（β=-0.468，P=0.042）是独立保护因素。

老年患者全麻术后延迟转出PACU受患者术前状态、术中管理、术后管理及手术时间节律等多因素共同影响。针对高危老年患者实施个体化麻醉与液体管理，使用肌松拮抗剂，并在手术安排与PACU资源配置中考虑时间节律效应，有可能降低其全麻术后延迟转出PACU的发生率。

分析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ATAAD）患者术后肺炎（postoperative pneumonia，POP）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采用多医院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麻醉科接受ATAAD手术治疗的493例患者。收集患者一般资料、术前合并症、手术相关指标、术后监测数据等。根据是否发生POP，将患者分为POP组（n=138）和对照组（n=355），比较2组各项指标。采用单因素分析筛选与POP发生相关的危险变量（P<0.15），进而通过前进法、后退法和Enter法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独立危险因素。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评估连续变量的预测效能并确定最佳截断值。

493例患者中，POP发生率为28.0%（138/493）。与对照组相比，POP组患者的术后机械通气时间［（92.6±68.5） h vs （45.3±32.8） h， P<0.001］、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停留时间［（156.8±88.3） h vs （102.5±65.7） h， P<0.001］、住院天数［（27.3±14.6） d vs （19.8±10.2） d， P<0.001］均显著延长，且院内死亡率显著升高（18.8% vs 7.9%，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前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OR=2.447， 95% CI： 1.191~5.026， P=0.015）、吸入性肺炎史（OR=2.282， 95%CI： 0.992~5.246， P=0.052）、机械通气时间≥68 h（OR=3.619， 95%CI： 1.963~6.672， P<0.001）、红细胞输注量≥10 U（OR=1.984，95%CI：1.113~3.536，P=0.020）、术中最高血糖≥11 mmol/L（OR=2.134， 95%CI： 1.190~3.826， P=0.011）以及术后24 h总引流量≥1 100 mL（OR=1.808， 95%CI： 1.032~3.169， P=0.039）是ATAAD患者POP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连续变量预测POP的效能，其中机械通气时间预测POP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为0.762（95%CI：0.718~0.806），红细胞输注量的AUC为0.682（95%CI：0.632~0.732），术中最高血糖的AUC为0.658（95%CI：0.606~0.710），术后24 h总引流量的AUC为0.642（95%CI：0.589~0.695）。

ATAAD患者POP发生率高达28.0%，显著增加其病死率和住院时间。针对术前合并COPD、吸入性肺炎史、长时间机械通气、大量红细胞输注管理、术中高血糖以及术后早期大量引流等危险因素制定个体化预防策略，有望降低POP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

评估泛免疫炎症值（pan-immune-inflammation value，PIV）对抑郁状态人群中全因和特定原因死亡率的预测价值。

本研究为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来自美国2005—2018年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NHANES）和2005—2019年国家死亡指数（National Death Index，NDI）。共纳入了8 567名参与者。参与者按PIV四分位数分组（Q1、Q2、Q3、Q4）或按二分位数分组（low组、high组），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PIV与抑郁人群全因死亡率、心血管死亡率和癌症死亡率的相关性；通过平滑曲线拟合探讨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经阈值效应分析确定拐点后，以拐点为界，将参与者分为2组，并构建分段回归模型并结合Kaplan-Meier生存曲线探究PIV与节段生存状态之间的关系。亚组分析探讨了PIV与死亡率关联的稳定性。

Cox结果显示，较高的PIV水平与全因死亡率（HR=1.05，95%CI：1.04~1.07，P<0.001）、心血管死亡率（HR=1.07，95%CI：1.05~1.10，P<0.001）和癌症死亡率（HR=1.05，95%CI：1.01~1.08，P<0.001）增加显著相关。平滑曲线拟合结果显示，PIV与全因死亡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拐点为80.97（P<0.05）。生存分析显示：当PIV＞80.97时，与low组相比， high组的全因死亡率（HR=1.29，95%CI：1.12~1.48，P<0.001）升高；与Q1组相比，Q4组的全因死亡率（HR=1.53，95%CI：1.25~1.87，P<0.001）升高。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女性人群中PIV与全因死亡率（HR=1.08，95%CI：1.05~1.10，P=0.038）和心血管死亡率（HR=1.11，95%CI：1.07~1.16，P=0.031）的关联更强；患有糖尿病以及其他种族（除墨西哥裔美国人、其他西班牙裔、非西班牙裔白人、非西班牙裔黑人之外）人群的PIV与全因死亡率［糖尿病（HR=1.09，95%CI：1.06~1.10，P=0.023）其他种族（HR=1.22，95%CI：1.11~1.35，P=0.032）］和癌症死亡率［糖尿病（HR=1.12，95%CI：1.06~1.18，P=0.006）、其他种族（HR=2.00，95%CI：1.79~2.24，P=0.002）］的关联更强。

PIV升高是抑郁状态人群多种死亡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明确PIV作为死亡风险预测生物标志物的潜力，对高危人群早期识别、精准管理及疾病负担的全面降低提供重要依据。

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数据库2023年数据，分析1990—2023年中国与全球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负担的长期趋势，探讨疫情前后特征与人口学驱动因素，并预测未来负担趋势。

采用GBD 2023数据库提取204个国家/地区数据，计算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ASIR）、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ASPR）和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率（age-standardized 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 rate，ASDR）及95%不确定区间（uncertainty interval，UI）。采用Joinpoint分段回归估计平均年变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AAPC）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结合社会人口学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SDI）、不平等评估及前沿差距进行分析；使用Das Gupta分解评估人口学因素贡献；基于1990—2018年时间序列建立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模型（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ARIMA）预测2024—2040年趋势；同时分析主要可干预社会风险因素归因。

2023年中国ASIR、ASPR、ASDR分别为3 002.50/100 000、2 107.50/100 000和429.44/100 000，均低于全球（3 464.17/100 000、2 815.75/100 000和567.77/100 000）。1990—2023年3项标准化率总体上升：中国ASIR、ASPR、ASDR的AAPC值分别为1.214%（P<0.05）、0.920%（P<0.05）、0.947%（P<0.05）；全球分别为1.222%（P<0.05）、1.385%（P<0.05）和1.380%（P<0.05）。疫情后ASPR与ASDR维持高水平：2023年中国分别较2019年上升7.5%和7.4%，全球分别上升24.5%和24.1%。年龄分布方面：2023年中国粗发病率峰值位于15~19岁，为3 909.88/100 000（95%UI：3 009.15~4 874.13），粗DALY率峰值位于15~19岁，为584.29/100 000（95%UI：361.23~887.27），粗患病率随年龄上升并在≥95岁时达到3 084.41/100 000（95%UI：2 410.08~4 107.62）。2023年ASIR/ASPR/ASDR与SDI的相关性均较弱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RIMA预测显示，中国ASIR、ASPR、ASDR至2040年分别达3 648.92/100 000、2 576.16/100 000和536.31/100 000；2023年DALYs归因占比（中国/全球）为亲密伴侣暴力（8.70%/8.32%）、欺凌受害（8.24%/6.82%）和儿童期性虐待（7.48%/8.20%）。性别分层总体呈现出“女性高于男性”的趋势。

1990—2023年中国与全球MDD负担持续上升，疫情带来额外上冲并使存量负担在疫情后维持较高水平。年龄结构提示“青少年期高新发与高健康损失”与“中老年阶段绝对量累积”并存；基于疫情前序列的预测显示，我国未来负担仍可能继续增加。对策　建议在提升服务可及性的同时，将筛查与分层干预前移至青少年和女性等重点人群，并把反家暴、反欺凌与儿童保护等社会风险治理纳入抑郁综合防控。

探究我国中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动态发展轨迹，并分析童年创伤与认知功能对抑郁情绪发展轨迹的影响。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2011—2020年数据。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对7 916名中老年人进行5次调查（T1=2011年，T2=2013年，T3=2015年，T4=2018年，T5=2020年）。使用童年创伤问卷、认知功能问卷及流调中心抑郁简易量表分别测量童年创伤经历、认知功能水平及抑郁情绪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各变量间的关联性。构建潜增长曲线模型，根据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塔克-刘易斯指数（Tucker-Lewis index，TLI）、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SRMR）、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等指标评价模型的拟合度，并通过截距（intercept， I）、线性斜率（slope， S）与二次斜率（quadratic slope， Q）参数刻画抑郁发展轨迹的非线性特征。采用Bootstrap法估计回归系数（β）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以探究中老年人抑郁发展轨迹的影响因素。

①童年创伤与各时间点的认知功能呈显著正相关（r=0.044~0.077，P<0.001），与各时间点的抑郁情绪亦呈显著正相关（r=0.057~0.095，P<0.001）。各时间点的认知功能与抑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r=-0.257~-0.133，P<0.001）。②二次增长模型拟合良好（CFI=0.997，TFI=0.995，SRMR=0.017，RMSEA=0.029），中老年人抑郁情绪随时间呈现“先降后升”的二次增长趋势（I=8.067，S=-0.158，Q=0.033，P<0.001）。③纳入童年创伤变量后，发现童年创伤对抑郁初始水平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294，95%CI：0.208~0.381，P<0.001），但对线性斜率和曲线斜率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④进一步纳入认知功能变量后，发现5个时间点的认知功能均能显著负向预测同期的抑郁情绪（T1：β=-0.194，95%CI：-0.233~-0.155，P<0.001；T2：β=-0.135，95%CI：-0.161~-0.109，P<0.001；T3：β=-0.131，95%CI：-0.161~-0.100，P<0.001；T4：β=-0.134，95%CI：-0.163~-0.106，P<0.001；T5：β=-0.177，95%CI：-0.220~-0.134，P<0.001）。

中老年人抑郁情绪发展轨迹呈现二次增长的非线性趋势。童年创伤是影响中老年人抑郁情绪初始水平的风险因素，认知功能是影响中老年人抑郁情绪发展轨迹的保护因素。

修订适用于大学生的服从态度问卷，分析服从态度的人口学特点，初步探讨服从态度对创造力的影响。

以王瑜超的8题服从调查问卷为基础，针对大学生特点进行修订，采用横断面观察性研究设计，通过分层整群抽样，从3所重庆高校（陆军军医大学、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和重庆大学）抽取4 200 名大学生，运用初步修订的大学生服从态度问卷和大学生创造力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并检验信度；采用Mann-Whitney U非参数检验观察大学生服从态度的人口学差异，通过Spearman相关性分析考察变量间相关性，运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探讨服从态度和创造力的预测因素。

①项目分析无删除条目；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趋利服从和避害服从两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良好（χ²/df=2.90、RMSEA=0.03、CFI=0.99、IFI=0.99、TLI=0.99）；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0.87~0.91）。②大学生整体服从倾向较高（42.51±9.85，M=46），避害服从得分（21.34±5.48）高于趋利服从（21.17±5.34）；服从态度总分及各维度与创造力呈显著正相关（r_s=0.28~0.87，P<0.001）；男性和年龄≤22岁个体在服从态度及各维度得分上均高于对应的女性和年龄>22岁个体（均P<0.05）；年龄（β=-0.21，P<0.001）是服从态度的负向预测因素，男性（β=0.06，P<0.001）、已婚（β=0.11，P<0.001）及研究生（β=0.13，P<0.001）是服从态度的正向预测因素；男性（β=0.04，P<0.01）、研究生（β=0.05，P<0.05）、服从态度（β=0.44，P<0.001）及服从态度与年龄的交互项（β=0.05，P<0.05）是创造力的正向预测因素，服从态度与已婚的交互项（β=-0.04，P<0.05）是创造力的负向预测因素。

修订形成的大学生服从态度问卷信效度良好。大学生服从倾向较高，年龄较大的个体服从性较低，而男性服从性高于女性，适度服从包括趋利服从和避害服从有利于创造力提升。

解析高原低压缺氧条件下高原暴露与失血性休克对大鼠心肌蛋白质组和代谢组的影响特征，并评价乳酸林格液（lactated Ringer’s solution，LR）早期复苏对相关分子异常的调节作用，为阐明高原休克心肌损伤机制及优化高原复苏策略提供依据。

将40只10~12周龄、体质量180~220 g的SPF级雄性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n=10）：平原正常组（normoxic control， NC）、高原假手术组（Sham）、高原失血性休克组（uncontrolled hemorrhagic shock，UHS）及高原失血性休克LR复苏组（LR1h）。采用低压缺氧舱模拟5 000 m海拔，大鼠进舱48 h后出舱，经尾静脉注入油酸诱导0.5 h，随后进行脾动脉离断自由出血至平均动脉血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降至40 mmHg，建立高原失血性休克模型。造模成功后，UHS组不予复苏，仅持续监测；LR1h组经股静脉输入LR在低压条件下复苏1 h。于相应时间点取心脏组织，开展4D-FastDIA定量蛋白质组学（n=4）与非靶向代谢组学检测（n=6），并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差异蛋白/代谢物筛选、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富集分析解析不同处理条件对心肌分子表达的影响特征。

高原暴露效应（Sham组 vs NC组）：鉴定到差异蛋白229个（上调154个、下调75个，P<0.05），富集分析显示免疫与炎症反应相关过程上调，而心肌收缩、线粒体基因表达及蛋白合成等过程下调；差异代谢物633个（上调509个、下调124个，VIP≥1且P<0.05），主要富集于脂质、萜类与多酮及氨基酸等基础代谢通路。失血性休克效应（UHS组 vs Sham组）：鉴定到差异蛋白193个（上调42个、下调151个，P<0.05），表现为胆固醇及脂质代谢增强，而补体-凝血级联、溶酶体功能、免疫与炎症调控及多条感染相关通路整体下调；差异代谢物1 100个（上调267个、下调833个，VIP≥1且P<0.05），富集到的通路类型总体保持一致，但富集到的化合物数量整体下降，尤其在脂质代谢（31个降至20个）、萜类与多酮代谢（20个降至14个）以及氨基酸代谢（11个降至6个）等关键代谢轴上更为明显。LR复苏效应（LR1h组 vs UHS组）：鉴定到差异蛋白108个（上调39个、下调69个，P<0.05），囊泡运输、自噬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等通路呈上调趋势，但补体-凝血级联、体液免疫、炎症反应及多条感染与代谢通路仍继续下调，氧运输等过程亦被抑制；差异代谢物494个（上调456个、下调38个，VIP≥1且P<0.05），富集通路仍集中于上述主要代谢途径，但这些通路的富集化合物数量较休克状态进一步减少，包括脂质代谢（20个降至10个）、萜类与多酮代谢（14个降至12个）以及氨基酸代谢（6个降至0个）。

高原低压缺氧下失血性休克诱发心肌免疫/凝血抑制与代谢紊乱，早期乳酸林格液复苏难以在分子层面逆转该改变，提示单纯晶体液容量复苏不足以实现高原休克心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