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普及是关系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基础。习近平科普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涵盖四个方面：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促进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作出新贡献；加强对青少年的现代文明教育、科普教育。习近平科普工作重要论述蕴含着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等方法论原则，其时代价值体现在不仅拓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赋予科普工作丰富的精神内涵并为国际科普交流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推动科技创新与科普协同发展、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和注重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探析科普对公民科学素质的影响和贡献，本文以系统论思维为基础，从我国科普政策框架中解析出教育、科普、经济社会宏观因素、公民个体自身属性4个主要影响因素，引入相对重要性分析法，通过排除其他主要因素的方式探析科普对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贡献。结果表明，教育和科普是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养成的两大贡献要素，对科学素质总量的累计贡献分别达到66.1%和21.5%，教育对科学素质的贡献占据主导地位；教育和科普对2020—2023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增量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0.5%和40.8%，科普在科学素质增量中发挥重要作用。科协组织切实发挥了科普主要社会力量的作用，科协科普工作占全社会科普总量的贡献率达到48.4%，增量的贡献率达到49.7%。从重点人群层面来看，科学素质提升机制大致分为“传媒驱动型”“传媒与活动驱动型”“传媒与设施驱动型”3种类型，分别适用不同人群。本文旨在进一步深化对新时期科学素质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制定更加有效的科普策略、高质量推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提升农民科学素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研究基于第十四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的5 192份农民群体样本，对比分析2023年数据，旨在深入剖析我国农民科学素质的发展现状与特征，并评估“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的实施成效，为持续有效提升农民科学素质、弥合城乡差距提供决策参考与实证依据。研究结果显示，2024年农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8.09%，与全国总体水平的差距首次缩小。农民科学素质呈现出区域均衡发展态势，东部地区农民科学素质水平相对较高，中西部地区提升速度加快。尽管“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成效显著，青年农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与全国青年平均水平的巨大差距仍需高度关注。基于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扩大覆盖面与实效性；二是针对低学历农民和青年农民等科学素质相对薄弱的群体实施精准策略，补齐科学素质短板；三是丰富农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优化科普内容与传播方式，提升吸引力与有效性；四是引导和激励农民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实际，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使科学素质真正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

科技治理现代化深度依赖于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科学素质。本文基于第十四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数据，聚焦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揭示了该群体在科学素质水平、结构性差异及人工智能认知等方面的特征。研究发现，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具备显著的“头雁效应”，但其科学素质发展在性别、城乡、地区、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维度上存在明显结构性不平衡；科技培训对提升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科学素质有积极作用，有助于提升对人工智能的相关认知与态度，但其在科学素质提升的整体效果上尚未充分发挥作用。此外，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对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认知判断，但对科学决策和施政能力的转化仍显不足。据此提出，强化“头雁效应”，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精准施策，缩小干部群体内部的科学素质差距；优化科技培训体系，构建“学—用—评”闭环，推动科学素质向能力转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公民对AI的认知与态度成为衡量社会技术接受度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第十四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数据，围绕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年龄结构与城乡分布等社会结构变量，描绘中国公民人工智能认知与态度的群体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公民整体对AI持积极态度，信任基础良好，但不同群体在认知水平、使用频率、发展信心与职业替代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数字化程度越高者，对AI的认知与态度更积极；青年群体认知活跃且态度开放，老年群体则表现出认知滞后但态度乐观的特征。城乡之间在认知基础与职业焦虑上也存在明显区别。研究建议从重点人群的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职业再培训及风险治理机制等方面系统推进人工智能的社会通识教育与普及。

数字时代互联网平台媒介逐渐成为公民接触科技资讯的主要途径，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机会与挑战并存。把握公民获取科技信息渠道的特征差异，对于提升科普效能、弥合数字鸿沟及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第十四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数据中公民获取科技信息渠道及科学素质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描摹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渠道的现状，讨论数字时代背景下不同群体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差异和偏好的原因。研究发现，公民通过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大幅跃升；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成为互联网使用者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来源；对科技信息感兴趣的公民更偏向于多渠道获取；内在驱动是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首选动因，而实用需求是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动因；不同群体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各具特征；不同科学素质水平群体获取科技信息渠道情况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完善政策制定，加强短视频与社交平台的科普内容引导；强化内容适配，促进实现各类群体的精准科普供给；弥合数字鸿沟，推动城乡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科学素质对公民自身成长和国家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科普场所是公民获取科学知识和信息、提升科学素质的重要渠道之一。基于2024年第十四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数据，本研究分析发现：公民参观各类科普场所意愿较高，且有一定的收获；参观科普场所与公民科学素质相关，公众的参观行为、动机和收获都对科学素质有正向作用。然而现阶段，各类科普场所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如科技类场所的数量无法满足公众参观的需求，科创类场所开放机会有待增加，博物类场所参观门槛高、参观收获低，文化类场所科普活动形式有待丰富等。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优化科技类场所的布局与建设，多场所共建共享、共筑科普合力，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科普等建议。

国家科普体系和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对于持续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科学生活需求，全面建设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体系”和“能力”的元概念出发，探究了国家科普体系和国家科普能力的概念内涵，即国家科普体系和国家科普能力是一个国家关于科普的一整套系统安排和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并借助“结构—功能”视角系统审视了二者间的多元逻辑关系，其中国家科普体系是前端的结构建设，国家科普能力是后置的功能体现，二者是紧密协同而又功能嵌入式的互补关系。这一逻辑进路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关于科普政策、科普主体、科普投入的多元保障机制，监督与激励相结合的管理机制以及国际科普交流机制在内的一整套效能提升路径。

推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资源科普化是构建“大科普”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结合实验室科普资源的现实优势和当前社会的安全应急需求，以公共服务理论为理论支撑，本文构建了安全科普公共服务供给的“1+3”分析框架，并对8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安全科普公共服务的案例进行比较，最终提出改革实验室科研评价体系、加强实验室科普资源开发、集中科普网络信息资源和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等优化实验室科普公共服务的对策建议。研究将为实验室凝聚科普主题特色，建构安全科普公共服务供给的资源格局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聚焦于Z世代用户在博物馆移动导览中的使用体验与行为偏好，基于用户正向体验特征模型中的“实用性”与“享乐性”价值类别，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对20名Z世代用户开展一对一深度访谈，并借助NVivo 14.0软件进行编码分析。研究识别出4类核心体验需求：信息触达的简洁性、导览路径的个性化、多感官的沉浸参与以及叙事式的知识建构。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以“信息呈现—信息传递—信息反馈”为主线的移动导览优化策略框架，旨在为博物馆在科技赋能背景下实现文化传播与科学普及的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也为体验式导览系统的科普效能提升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