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丘脑连接核（thalamic nucleus reuniens，RE）在非快速眼动（non-rapid eye movement，NREM）睡眠期间对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纺锤波以及神经元活动的影响。

将13只野生型C57BL/6J雄性小鼠（8~12周龄，体质量22~28 g）随机分为实验组（n=7）和对照组（n=6）。采用光遗传抑制技术结合多通道记录技术，在NREM睡眠期间用特异性黄光抑制RE投射到mPFC的神经元末梢20 s，两次光刺激间隔大于5 min。根据神经元的波宽参数和放电频率，鉴定神经元类型和分布情况，并分析抑制后mPFC中纺锤波活动的变化以及中间神经元和锥体神经元的放电变化。

形态学数据验证了RE发出的神经纤维密集的投射到mPFC，且主要分布在深层。与光刺激前相比，实验组小鼠在光刺激期间mPFC的纺锤波活动受到明显影响，主要表现在纺锤波的发生频率降低、中心频率降低以及峰-峰值降低（P<0.05），对纺锤波时长、循环个数、对称性及能量值均无影响，同时，在对照组小鼠中的纺锤波指标没有明显变化。小鼠mPFC的中间神经元占比为21.9％，锥体神经元占比为78.1％。光刺激期间实验组中间神经元的放电频率明显下降（P<0.05），锥体神经元的放电频率没有明显变化，而对照组小鼠的中间神经元及锥体神经元的放电活动均不受影响。

在NREM睡眠期间，RE输入可能通过激活中间神经元，从而参与mPFC的纺锤波网络振荡的发生。

研究睡眠剥夺对小鼠海马小清蛋白阳性中间神经元（Parvalbumin-expressing interneuron，PV-IN）在痕迹性眨眼条件反射（Trace eyeblink conditioning，tEBC）训练过程中和恢复性睡眠期间峰电位发放活动的影响。

15只PV-Cre小鼠随机分为睡眠剥夺组（n=8）和对照组（n=7）。2组小鼠均接受连续5 d的行为训练。睡眠剥夺组小鼠每天tEBC训练后进行1.5 h的睡眠剥夺，之后再被允许进行1.5 h的恢复性睡眠。对照组小鼠则在tEBC训练后允许自由睡眠。利用多通道记录和光遗传学刺激技术，在体条件下标记海马PV-IN。

睡眠剥夺组小鼠的条件性眨眼反应（Conditioned eyeblink response，CR）发生率并未随训练日的增加而增加（P>0.05）。在第3~5训练日，睡眠剥夺组小鼠CR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小鼠（P<0.05）；与对照组相比，睡眠剥夺组小鼠海马PV-IN在tEBC训练过程中被条件刺激（Conditioned stimulus，CS）所诱发的放电增强反应显著更低（P<0.05）；与训练前睡眠期相比，睡眠剥夺组小鼠海马PV-IN在恢复性睡眠期尖波涟漪波振荡发生时的峰电位发放显著增强（P<0.05），且增强效应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睡眠剥夺对海马非PV中间神经元在tEBC训练过程中和恢复性睡眠期间峰电位发放活动的影响均不显著（P>0.05）。

睡眠剥夺对海马 PV-IN 在tEBC训练过程中和恢复性睡眠期间放电反应有着双重影响，这可能是睡眠剥夺引起tEBC记忆形成和巩固障碍的细胞活动机制。

探究睡眠模式对各系统疾病发生风险的影响。

研究对象来源于英国生物银行一个含有87 617名志愿者的子样本数据，使用加速度计获得3个维度（睡眠时长和入睡时间；睡眠节律；睡眠质量）6项睡眠指标，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的方法探究人群中存在的睡眠模式，并结合纵向随访医疗记录，分析睡眠模式与467种疾病发生风险的关联。

LPA将人群分成5个不同睡眠模式的亚群，与参考亚群4相比，其他亚群分别在不同的睡眠维度表现出差异，至少1种睡眠指标呈现不良趋势。不同睡眠模式的亚群在人种构成、倒班工作、社会剥夺指数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同亚群在各系统疾病的发生风险上也有明显差异（P<0.05）。与参考亚群4相比，其余各亚群均表现出某些疾病（共计126种）风险上升，以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和骨骼肌肉系统关联病种最多；各亚群中，亚群2（睡眠时长较短，入睡较晚）和亚群5（节律指标较差）关联的风险病种最多（分别为85和91种），且两者关联的病种在系统构成上也有一定差异。

人群中存在不同睡眠模式的群体，其与多系统疾病风险上升有关。针对睡眠的整体模式而非单个维度进行综合干预，可能形成显著的健康收益。

验证基于睡眠期体动特征的无感睡眠监测床垫（non-contact sleep monitoring mattress，NCSMM）在神经外科术前患者睡眠质量评估中的准确性，旨在为临床医护人员提供更加便携有效的评估工具。

采用单臂研究设计，便利抽样法抽取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住院患者114名，通过NCSMM、多导睡眠图（polysomnography，PSG）、患者报告结局测量信息系统（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measurement information system，PROMIS）睡眠障碍简表、理查兹-坎贝尔睡眠量表（Richards-Campbell sleep questionnaire，RCSQ）以及可穿戴设备手表共5种睡眠质量评估工具进行一晚的睡眠监测。以PSG监测的睡眠效率（≤85%）为诊断睡眠障碍的依据，计算NCSMM、PROMIS、ROSQ、可穿戴设备手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率、阴性预测率及Youden指数等指标，比较各工具的评估效果。

NCSMM、PROMIS、RCSQ、可穿戴设备手表的AUC分别为0.788［95%CI（0.687，0.888），P<0.001］、0.664［95%CI（0.543，0.784），P=0.020］、0.723［95%CI（0.600，0.846），P=0.001］、0.750［95%CI（0.654，0.846），P<0.001］，诊断准确率分别为0.774、0.559、0.742、0.602，Youden指数分别为0.488、0.321、0.456、0.459。NCSMM的AUC、诊断准确率、Youden指数均优于其他3种工具。

NCSMM在神经外科术前住院患者睡眠质量评估中表现出一定的的准确性，可作为便携有效的评估工具。

探究植物源性免疫刺激分子麦冬皂苷对以冠状病毒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RBD）为抗原的亚单位疫苗的免疫应答增强效应及初步机制。

用CCK-8法评价麦冬皂苷D’（ophiopogonin D’，OPD’）对骨髓来源的树突状细胞（bone marrow-derived dendritic cell，BMDCs）的细胞毒性；将Balb/c雌性小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4组：Control组、RBD组、RBD/OPD’组、RBD/Alum组，使用免疫剂量为抗原5 μg/只、佐剂100 μg/只，按照第 0、21、42天肌肉注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监测小鼠体质量、生化指标等评价其体内安全性；用ELISA检测特异性IgG及其亚型抗体滴度；用ELISA试剂盒检测脾细胞上清中细胞因子水平； ELISpot检测脾细胞分泌γ干扰素（interferon-gamma ，IFN-γ）的细胞数量；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BMDCs对抗原的摄取；流式细胞术定量分析BMDCs对抗原的吞噬能力；用转录组学技术结合生物信息学研究方法，初步探究其增强免疫效应的机制。

当OPD’浓度<5 μg/mL时BMDCs存活率为100%；小鼠单次肌肉注射后除体质量略有下降外，生化指标结果均处于正常范围；疫苗肌肉注射免疫后，RBD/OPD’组血清特异性IgG、IgG1和IgG2a滴度与RBD组相比均显著升高（P<0.05）；与RBD组相比，RBD/OPD’组Th1细胞免疫应答的细胞因子IL-1β、TNF-α、IFN-γ显著增高（P<0.01），促进淋巴细胞分泌IFN-γ的细胞数量显著增加（P<0.001）；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发现，OPD’处理后的BMDCs能摄取更多抗原，流式细胞术定量分析结果显示OPD’能显著提高BMDCs的抗原摄取率（P<0.01）；转录组学结果显示，与RBD组相比RBD/OPD’组PPAR信号通路显著富集。

麦冬皂苷D’可有效增强RBD亚单位疫苗的免疫应答水平，且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激活PPAR信号通路有关。

探讨在阈下和阈上刺激条件下，癌症复发恐惧的乳腺癌患者对癌症相关刺激的注意偏向特点。

2022年09月至2023年03月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招募94名女性乳腺癌患者完成癌症复发恐惧量表简版 （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inventory-short form，FCRI-SF）及点探测任务。以FCRI-SF划界分（13分）将乳腺癌患者分为临床和非临床癌症复发恐惧组，每组招募患者47人。采用单样本t检验及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两组被试在注意偏向分数、注意定向分数及注意脱离困难分数上进行统计分析。

临床癌症复发恐惧的乳腺癌患者对癌症相关负性词语有显著注意偏向（P＜0.05）。在阈下刺激条件下，其主要成分为对癌症相关负性词语注意定向（P＜0.05）。在阈上刺激条件下，其主要成分为对癌症相关负性词语所匹配的中性词语注意定向，且对癌症相关负性词语注意脱离困难以及对癌症相关正性词语注意回避（P＜0.05）。

临床癌症复发恐惧的乳腺癌患者存在对癌症相关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减少对癌症相关负性刺激的关注可能是降低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的有效方法。

旨在识别并划分中国中老年人群抑郁症状的发展轨迹，并探索我国中老年人群抑郁症状轨迹的风险因素。

基于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的数据，根据纳入、排除标准筛选出7 600名被试，对其2011年至2023年期间5波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采用潜在增长曲线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s，LGCM）、潜在增长类别模型（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s，LCGM）识别被试抑郁症状的发展轨迹。通过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城乡居住情况、年经济收入、自评健康状况、童年被霸凌经历是否为不同抑郁症状轨迹的风险因素。

共识别并划分出低水平稳定型（5 545，72.96%）和高水平上升型（2 055，27.04%）两种抑郁症状发展轨迹。以低水平稳定组为参照，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女性（OR=1.373，95CI%=1.191~1.584，P<0.001）、居住在乡村（OR：1.634，95CI%：1.410~1.895，P<0.001）、自评健康状况不好（OR：2.059，95%CI：1.890~2.243，P<0.001）、童年期被霸凌经历（OR：1.76，95%CI：1.489~2.080，P<0.001）与高水平上升型抑郁轨迹风险增加有关。

我国中老年人群抑郁情绪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轨迹，自评健康状况不好、童年期被霸凌、女性、居住在乡村是抑郁症状高水平上升型轨迹的风险因素。

分别探究焦虑、抑郁、神经质等3种负面情绪与复发性流产之间的因果关系。

利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数据提取与焦虑、抑郁、神经质密切相关的遗传位点作为工具变量，分别利用逆方差加权法、加权中位数法、加权众数法及MR-Egger回归法进行孟德尔随机化分析，评价焦虑、抑郁、神经质与复发性流产之间的因果效应，并进行异质性、基因多效性与敏感性分析。

从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数据中提取共46个SNPs作为工具变量（焦虑数据5个，抑郁数据9个，神经质数据32个），经逆方差加权法、加权中位数法、加权众数法及MR-Egger回归法计算OR值与95%CI，焦虑数据结果分别为1.07（0.86~1.32）、1.10（0.85~1.43）、1.14（0.81~1.59）、1.18（0.53~2.61），抑郁数据结果分别为1.11（0.93~1.32）、1.05（0.83~1.32）、0.96（0.67~1.38）、0.57（0.25~1.31），神经质数据结果分别为1.01（0.75~1.36）、1.07（0.73~1.56）、1.02（0.49~2.12）、2.40（0.46~12.44），上述因果分析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经可靠性分析，异质性评价Cochran’s Q检验差异不具有显著性（P均>0.05），基因多效性评价MR-Egger回归截距均接近于0（P均>0.05），敏感性评价留一法检验后合并因果效应值相近。

焦虑、抑郁、神经质与复发性流产之间不存在因果关联，可靠性检验提示结果相对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