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全国范围内的首次科普工作统计数据为依据，分析我国当前科普投入现状。同时，把国内科普投入和国内的科技投入及其他国家的科普投入做出对比，找出解决我国科普投入方面存在问题的办法。

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本文分析了新型农民的内涵、农民素质现状和农民教育培训存在的制约因素；提出了依靠政府扶持、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重点建设五支队伍、推进“三进村”让农民就地就近接受教育培训、大规模培养造就新型农民的对策和建议。

“公众理解科学”一词涉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有公众参与的各种各样的科普活动。其表现往往带有社会行为的特征，有主导人物、资源和不断扩大的活动储备。另一方面是指一个不断发展的经验性社会研究领域。本文重在论述后者的演变，它分为3个阶段，即科学素养（迄于20世纪80年代）、公众理解科学（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和科学与社会（20世纪90年代后）。这里称谓的变化不容忽视。各阶段的陈述均包含针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的症结所做出的专门判断，特别要研究的问题以及优先考虑的介入策略；同时可以看出，各阶段之更替在修辞上表现出的是一种“进步”。比较此3个“范式”之后，作者不禁发问：此领域中的研究工作真的有什么进步吗？

科学普及是劳动分工-社会分化的产物。劳动分工-社会分化孕育、造就出科学家阶层。自18世纪科学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形成以来，将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是科学家的重要社会职责。随着社会进步、信息和知识的增长，科学普及的作用日益重要。它可以缓解信息、知识分化的负面影响，是消除知识贫困的有效手段、途径，是社会整合不可缺少的重要社会基础。科学普及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的社会行动。科学普及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形式，只有疏通科学普及社会渠道，让广大社会公众理解科学，才能实现科学的本体化和社会价值。

在科学技术对人类生产与生活日益产生广泛、深入影响的今天，环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与焦点，“环境事件”给各级政府和公务员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事实上，在公众抱怨政府监管不力的同时，我国政府和公务员由于职责和责任的要求，比公众更加关心环境问题。《我国厅局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及对策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厅局级公务员中有60%以上的人“非常关心”环境污染问题；有98.7%的人对“控制和治理污染”的科学技术研究持支持态度；有超过95%的人在决策时会考虑到环境问题。

400多年前，西方近代科技文化通过澳门传入中国内地。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播宗教文化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当时澳门成为中国甚至远东地区的文化传播中心。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澳门涌现出众多活跃民间社团组织。它们对促进澳门在新纪元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旅游博彩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年轻一代健康成长的影响应予以重视，澳门科普教育工作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