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中国科协、科技部决定与5月30日第四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系列活动，以实际行动为科技工作者献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增强科技工作者自豪感、获得感、认同感，打造节日品牌。

目前在很多科技领域，中国只能说是“大国”而不是强国，正走在“由大变强”的路上。

当前，病毒尚未肃清，经济有待振兴，全球情势难测。我们科技工作者担负着为国为民，除害解困的重大责任。时间紧迫，容不得犹豫和彷徨，容不下虚浮和自得。所以需要把握实际，钻研真问题；需要步步精进，事事尽心，贯彻始终；需要眼在心在，发现新问题；需要同心合作，互补共进，解决重大问题。为此，我写下几句心得，供年轻同行参考。

邬贺铨院士为《科技导报》“202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专刊”题词

突如其来的灾难到临之时，人们可以详细记录灾难带来的无助、痛苦、愤怒和责难，也可以深入记录积极应对灾难中显示的勇气、担当、对策和决断。而作出这些决断的难度，无异于一个毫无准备的学生面对一场毕生一遇的大考，凭借的是其一以贯之的底蕴和修养。至于当时所做的决策和执行过程是否合理圆满，只有事后才能进行比较周全的总结和判断。后者肯定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有助于此后面对类似灾难时进行科学的运筹，甚至防止其发生，善莫大焉。

在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勇拼搏之际，即将迎来2020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国家步入现代化发展的今天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彰显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值此节日到来之际，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决战脱贫攻坚、助推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祖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辛勤奋斗的全国第一线科技工作者表示衷心祝贺。与全国科技战线的劳动者共勉，让我们弘扬科学精神，为建设强盛的祖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祝愿全国科技工作者节日快乐！祝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段宝岩院士为《科技导报》“202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专刊”题词

无论当今世界如何变幻莫测，外部形势怎样跌宕起伏，科学与技术无疑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并且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此，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日益显著，而且不断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话题。本次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无论中国还是全球各地的科技工作者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危机时期彰显其社会责任的一个缩影。作为一个群体，除了科研以及成果的转化任务之外，科技工作者的责任还涉及政策咨询、科学精神与知识的传播与教育等诸多方面。然而，对众多作为个体的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者）而言，潜心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履行其社会责任的最大体现，无论其成果能否在短期转化为可视的应用。因此，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一方面针对群体与个体有着不同的含义。另一方面，专家之所以被称为专家，是因为在特定专业领域的权威性，负责任的专家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及时发声，是社会责任使然；然而，对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则应当谨言慎行，而非越俎代庖，否则，这不仅对社会无益，而且也将损害科技共同体的形象。

“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胜利，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当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取得全胜，2020年，我们要度过一个较为特殊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了。全球性的疫情防控，离不开科学研究的贡献。从病毒结构鉴定、检测试剂盒研发、疫苗研制，到防护材料的研发以至防护知识的科普，处处闪耀着科技工作者的身影，科技的力量得到了充足的体现。

“痛定思痛”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用得最多的成语之一。“思痛”乃举一反三，深刻反省之谓也，而“思痛”必须在痛苦消停（痛定）之后，惟其如此，方能使反省更科学，更客观，且不情绪化。

1888年，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给科学下了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得出结论。”达尔文对科学的定义指出了科学的内涵：科学就是客观事实，既要发现人们所未知的事实，还要从事实中总结出客观事物本身及事物之间的作用和规律。因此，科学的基石是事实。人们通过应用不同技术，不断发现并验证事实；在学习与继承事实的过程中发展事实、尊重事实并传播事实，根据事实的特点及科学家们的感悟，科学逐渐分化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学科，这些学科归纳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

130多年前，赫胥黎在一次题为《科学与艺术》的讲演中说：“科学和艺术就是自然这块奖章的正面和反面，它的一面以感情来表达事物永恒的秩序，另一面则以思想表达事物的永恒秩序。”李政道在给柳城《电影三字经》的序言中写道：“我一直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科学与艺术是人类认识世界与表达世界的不同道路，这两条道路并不是楚河汉界，也不是泾渭分明，更不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恰恰相反，这两条道路通向了一个共同的高峰：真、善、美。作为个体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向这共同的目标奋进。”李政道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提倡科学和艺术的交融，他曾经邀请很多画家，用画笔把物理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用画笔表现出来。后来他主编出版了一部大型的画册《科学与艺术》，其中有吴作人、李可染、黄胄、吴冠中等当代中国著名画家的作品。2017年11月，李政道发起成立了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科学与艺术委员会”，并担任名誉主席，我应邀为成立大会写了题词（图1）。

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恬静的乡村，人类聚居的场所都离不开一栋栋形态各异的建筑。建筑融和了技术与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也代表了特定地域和特定时代的文化。每一栋建筑的背后，都凝聚着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匠心和智慧。建筑师在塑造城市文化的过程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理应得到社会的关注和推崇。然而，现实中当提到建筑师，有谁能够说出或知道哪些人呢？提到一些知名建筑，又有谁能说出设计者是谁呢？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这个问题所反映的是当下中国的建筑师还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建筑文化还很少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

2020年初春，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华夏大地带来严峻的考验，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是战胜疫情的决定因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通过此次抗疫，一方面要充分认识中国在基础科学、医疗、工程及社会管理取得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要对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种不符合科学事实、不尊重科学规律、缺乏科学精神的现象和行为进行反思。通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行科普教育，从而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做好这项工作才是我们从此次疫情的危机中可以获得的最大科学财富，才有可能在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让我们有能力应对的更加科学、有效、从容。

我进入海洋研究领域，源自硕士导师龚一鸣教授的推荐。进入同济大学之前，我跟随张克信教授的团队在东昆仑山无人区填图，每天翻山越岭几十公里。1996年和1997年的中国，科研人员的物质生活比较清贫，无人区里的艰辛让我产生了换一个学习方向的念头。1998年6月，在准备博士入学考试时，将此想法告诉了导师龚一鸣教授。我记得当时是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勘楼前与他说这些话，他看着我，思考了一会说：“我们刚开完一个会，传达了国家后期发展的一些计划，21世纪将是海洋的世纪，你不如投身国家的海洋事业中去吧，可以考虑去上海读同济大学汪品先老师的博士。”我没有过多的询问，立即着手准备，在同济大学卞云华老师的悉心关照下，1999年9月终于成为了汪品先院士的一名博士研究生。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强调指出：“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完善科技评价体系”。科技评价是科技活动的指挥棒和风向标，完善科技评价体系，对引领科技创新发展，弘扬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价值理念，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奋斗之我主动投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最大变化之一是中国进入了世界。

工程科学不是新名词，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形成并有其深刻内涵。20世纪初，以克莱因、普朗特为代表的科学家提出了数学、力学等要面向应用解决工程问题；在力学方面形成应用力学派，普朗特的学生冯·卡门、铁木辛柯等力学家继承应用力学派思想，而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先生对此有所发展，明确提出工程科学（也有人称之为技术科学）思想。

重大科技基础装置是为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技术变革提供极限研究手段的大型复杂科学研究系统，是突破科学前沿、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科技问题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已成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单元，对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目前为止，新冠肺炎全球累计确诊超过400万人，全球仍有35亿人禁足，被控在家中。由疫情引发的全球消费需求严重紧缩，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石油消费剧降。2020年4月20日，WTI原油期货价格更是跌至-37.63美元/桶，世所罕见。

中国的经济体系是由计划体制转型而来，习惯以行业行政管理划分为能源、化工、电力、汽车、铁路、航天等部门，如果以业务类型划分为B to G（做政府买单的业务）、B to C（做终端消费者买单的业务）、B to B（做企业买单的业务）等业务，可能更容易看清中国技术创新的优势与短板。

现代科技，基于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发展了信息技术，包括手机、无线网络、视频、网课……甚至发展到人工智能（代替大脑）。它们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同时也改变了科学、工程学和社会学。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民族的不幸，人类的不幸。但从另一角度看，本次新冠疫情的应对，也凸显了心理学的重要性，促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加快发展心理学的必要性，进一步反思中国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我从事营养与健康科研工作已经30载有余，近10年来也致力于营养科学普及，曾于2014年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如同全国的科技工作者一样，“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设立让我倍感鼓舞。今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就要到了，我对“科技为民、奋斗有我”的活动主题非常赞同，也深有感触。

微重力科学是空间科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前沿课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以及各国在该领域的研究状态。在微重力这种极端的物理条件下，孕育着物理、化学过程及材料制备中新现象、新规律的发现，以及在更高精度下实现对基本物理规律的检验与验证。本文介绍国内外微重力科学近年最重要的研究进展，并对其进行研判。

进入21世纪，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神经外科领域基于神经网络科学和数字化脑成像技术的神经调控领域，将神经外科学推向神经网络外科（neural networks surgery）新的阶段。神经网络外科不仅为难治性神经系统疾患提供了更安全可靠的方法，同时也为神经外科学开启一扇通往脑科学研究大门^[1-2]。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6年10月9日就网络强国战略进行了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我们要顺应这一趋势，大力发展核心技术，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完善网络治理体系。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实施网络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攻坚战略，推动数字技术如高性能计算、移动通信、量子通信、核心芯片、操作系统等研发和应用取得重大突破。2020年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要求“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积极丰富5G技术应用场景”。5G移动通信技术和应用已上升到国家层面，将在数字经济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很早就已经有了对“计量工作”（古时称为“度量衡”）的要求，如“丈量各种物品的大小（包括丈量土地）”“称量物品的轻重”等。但当时对“计量工作”的管理主要是行政方面，科技含量并不高。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资源关系到生态安全、经济社会安全以及国家安全。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全面推进，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退化、次生水灾害突出等一系列水环境和水生态问题给我国水安全保障带来了诸多挑战。与此同时，全球性气候变暖带来的譬如水资源量及空间分布变化等多方面与综合性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导致中国的水生态问题加剧。

癌症是威胁我国人民健康最主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5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报告显示，中国2015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392.9万例、死亡病例约233.8万例。中国的癌症谱呈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癌症谱共存的局面，癌症防控形势严峻，加强癌症综合防控和抗癌新药研发可以有效改善癌症患者预后。

科学技术与护理人文关怀要实现融合发展与协同创新，亟需在人才培养、技术合作等方面进行新的突破和探索。当前全球人口老龄化、环境改变和新发传染病不断暴发，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护士充分运用教育和培训的手段更新知识，提升能力，促进科技和护理人文关怀的融合，让更有人文关怀的最新、最强科技服务于人类生命周期的全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2000多名海外科技工作者陆续回国，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历经坎坷的归国过程意义深远，使他们成为中国现代留学史上耀眼的群体，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践行科学报国理念的榜样。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科技工作者群体归国大潮作一历史考察，探讨了他们回国的动因、过程和回国后的工作与贡献，以揭示他们在新中国科技与教育事业扬帆起航阶段做出的重要贡献与彰显出的家国情怀。

心理健康对科技工作者发挥创造力和生产力至关重要。一项针对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的大规模调查表明：逾1/5科技工作者存在抑郁表现，10.6%一年内有自杀意念，55.5%具有不同程度的焦虑问题。男性抑郁得分高于女性，中青年、中级职称和无职称科技工作者的抑郁和焦虑程度更高，科研人员抑郁高于支撑和管理人员；工作、经济和生活的压力是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工作获得的支持、自我更好的调节、适应和应对能力等是保护因素；目前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无法满足科技工作者的相关需要，建议建立和加强相关服务的建设，同时注重相关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人才生态环境是影响人才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为了解上海科技人才生态环境现状及其与人才居留意愿的关系，本研究在国内外研究文献基础上进行问卷设计，采用SPSSAU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科技人才分别对5个人才生态环境因子存在着认知差异。不同性别、职称、职务及学科领域的人才居留意愿存在显著差异。经济基础、居住生活、文化特征和人才政策对居留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其中人才政策对居留意愿的影响最大。研究表明：上海人才政策应在满足人才基本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对不同人才实行不同的政策标准，以满足不同人才的不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