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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科学观的基本内涵及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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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麟

科普研究 | 科普史 2024,19(2): 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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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研究 | 科普史 2024, 19(2): 82-90

李大钊科学观的基本内涵及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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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麟

作者信息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北京 100048

吴麟，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新闻史论、媒介与社会，E-mail：wulin0809@163.com。

Basic Connotations of Li Dazhao’s View of Scie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Lin Wu

Affiliations

Department of Cultural Popularization，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Beijing 100048

出版时间: 2024-04-20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24.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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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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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先驱皆注重科学对社会的启蒙与改造作用。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科学观有独特意涵。本文秉持历史语境主义的方法论，尝试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场域，在爬梳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归纳阐释，发现较之同辈群体，李大钊秉持一种能动的唯物史观，以对科学精神的信仰作为行动基础，在辩证唯物论立场上倡导科学方法，并且他不止于观念认同，还用行动践履，其科学观具有知行合一的特征。他将科学观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来崇尚，并将之运用于学术研究和现实生活，提倡唯物立场的历史观和奋发有为的人生观，同时也未陷入唯科学主义迷思。这一观念增进了我们对科学理性精神的理解，为当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启示：在理念上需要重视培育和倡导科学精神、建设求真务实的风气；在实践中需要积极开展兼具问题意识与情感关怀的调查研究。

关键词

李大钊 / 科学观 / 科学精神 / 科学方法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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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one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d the role of science in enlightening and transforming society. As one of the earliest Marxists in China，Li Dazhao had a unique perspective on science. This paper adopts a historical contextualist methodology，attempting to return to the context of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it is found that，compared with his contemporaries，Li Dazhao adhered to act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e based his actions on a belief in the spirit of science，advocated scientific methods from a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standpoint，and practiced a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He revered the view of science as both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applying it to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life. He promoted a materialistic view of history and an enterprising outlook on life without falling into the trap of scientism. This perspective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of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provides contemporary insights for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emphasizing the cultivation and advocacy of scientific spirit and a pragmatic ethos in ideology and actively conducting research with both problem awareness and emotional care in practice.

Key words

Li Dazhao / view of science / scientific spirit / scientific method

引用本文

吴麟. 李大钊科学观的基本内涵及当代启示. 科普研究, 2024 , 19 (2) : 82 -90 .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24.02.010

Lin Wu. Basic Connotations of Li Dazhao’s View of Scie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J]. S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2024 , 19 (2) : 82 -90 .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24.02.010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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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是近现代中国科学思潮传播的勃兴与激荡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有79种杂志以“科学”命名，进入宣传科学潮流中的刊物有400种以上^[1]。五四先哲们积极讨论科学的内涵与外延、全面审视科学的社会功能、深入剖析科学精神、重视与探究科学方法、探索科学的文化意蕴及影响、与反科学思潮进行辩驳，他们对科学的多维透视已达到“相当高的深度和水准”^[2]。有研究者认为，在1915至1949年间，中国的科学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科学—社会问题域”，超越学科界域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持续地被用于中国传统文化检讨、现实意义批判和未来社会构想^[3]。

这一时期，陈独秀及其同道是试图将“科学”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并进而提出变革方案的启蒙者，“思想先知”与“布道者”的角色规定了他们科学观的共同基本内涵^[4]¹²¹⁰。在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他们所秉持的具体科学观分别是什么？

观察既有研究，同为建党先驱，陈独秀的科学观已得到一定关注，这自然有着客观原因：陈独秀直接论述“科学”的文字更多而且具有标志性，如他在1915年《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将“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标举为“六义”之一；在1923年作为唯物史观派的代表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郭颖颐批评其是“一种唯物论的、教条的唯科学主义”^[5]。汪晖认为陈独秀将科学视为一种“准宗教信仰”，科学观存在从实证主义到唯物主义的重要发展^[4]^1211-1220。樊洪业则主张存在一个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倾斜轨迹^[6]。高力克提出唯物史观强化了陈独秀的科学主义信仰，反映出五四知识分子的普遍迷思^[7]。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需要回到历史时空中，兼顾文本与实践进行更为细致的考辨。

相形之下，目前关于李大钊科学观的研究还较为薄弱，专题研究论文较少。陈瑞平提出，整体而言，李大钊的科学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先进科学观，具有三个要点：对科学作用和意义的理解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确认科学是不断进步发展和进步的；强调科学技术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时代产物^[8]。刘友古认为李大钊主要从进化论和历史学两方面论述科学，为其历史研究建立了根基，并且为他走向唯物观确立了证据，因而，关于科学的认识构成了他成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逻辑基础^[9]。此两文有一定的开拓之功。此外，在讨论陈独秀的科学观时，有研究者会简单论及李大钊，将其作为例证之一，以阐述陈独秀的科学概念及其运用方式对那一时代知识分子具有普遍意义^[4]¹²²¹。此类研究显示了建党先驱科学观的共相。

以《李大钊全集》收录的文章看，没有单独成篇谈论科学的文章，这点与陈独秀不同，时人认为陈独秀好谈科学。但李大钊对科学也有独特的认知，如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辨析，他明确强调科学有其界限，认为“科学之所穷，即哲学之所始……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止（只）能到一定的程度为止，科学所不及的，都是哲学的事了”^[10]^201-203；主张“吾人对于人生现象，有时只靠科学的说明，不能满足，则进而求之于哲学，以期得一比较普遍而根本的解决，这亦是自然的要求”^[10]⁵⁶³。可见，李大钊对科学功能持有限肯定的态度；陈独秀则基本持绝对肯定的态度，相信科学发展及其万能作用可以解决一切弊病，主张“真能决疑，厥惟科学”^[11]。因此，关于建党先驱者的科学观，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的探索有必要“同中寻异”。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率先在中国研究、传播唯物史观且将之运用到学术研究和革命实践中，其突出贡献为“同时代人难以企及”^[12]。那么，其科学观是否具有独特意涵？这一历史资源的当代价值何在？

理解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想，需要将之置入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进行考察，才有可能避免时代误置，从而能更准确地理解其意涵。李大钊主张“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明确强调应在历史时空中分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13]^23-24。因此，需要历史地（historically）研究思想史，以更为准确地呈现研究对象的思想本原之所在。秉持这一方法论，本研究首先爬梳剔抉史料，然后进行归纳阐释，以史料为立论基石，通过解释形成框架。在具体研究中，尽可能“顺着”看历史，注重事件发展的本来顺序，以避免用今人的后见之明来看待前人的言行。

1　李大钊科学观的主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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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始于《新青年》的初刊，而终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个时期，只不过八九年，但在中国思想界中，已种下了无数革命的种子”^[14]。1917年入读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在李大钊的引导与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加入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3年11月，他在第6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将其时思想界人物分为“东方文化派”“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其中，科学方法派的代表是胡适、丁文江、杨铨等，他们基本上均学过科学，他们的态度为“第一步是怀疑，第二步是实证（拿证据来）”，他们的主张是“自然科学的宇宙观，机械类的人生观，进化论的历史观，社会化的道德论”^[15]。与之相较，唯物史观派的中心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相信物质变动（老实说，经济变动）则人类思想都要跟着变动”，强调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是他们比科学方法派“尤为彻底的所在”^[15]。文中还进一步提出，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并且自认“亦是相信唯物观之一人”^[15]。李大钊的科学观包括认知与实践两方面，以信仰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为核心，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立场，个人特色颇为鲜明。

1.1　以对科学精神的信仰作为行动基础

1924年6月，《清华学报》复刊，编辑部将其宗旨阐释为“我们以为求学的态度，应以诚实两字为标准：第一，要存一个谦抑的心，然后实事求是，平心静气，来研究学问；第二，要有科学的精神，然后求学的方法，可以渐趋精确稳实，脱离虚浮的习惯”^[16]。当年11月，李大钊援引这段话批评其时的风气，“近来不讲诚实的人太多了！个个自信力太深，不能谦抑，更无所谓实事求是，那里还能平心静气？至于科学的精神更不过口里说，做的时候但求取巧趋易，走近路，绕便道，求学然，做事亦然。这样的人遍中国皆是，中国焉能不乱？”^[17]。在他看来，学报虽是谈学问的机关，但未必不能间接影响为人、做事，对之寄予了“移风易俗”的期待——“我们明知这是极迂缓的方法。但至诚能感金石，我们向这条路走，也许顽石点头”^[17]。这一对科学精神的倡导，在李大钊的著述中早有显现。其撰于1918年六七月间的《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积极呼吁“吾青年”应当突破东西畛域之见、种族血系之分，以科学的精神与行动，推进对世界文明的改造，“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文中，他还进一步将科学精神解释为“动的精神”和“进步的精神”，提出“一切事物，无论其于遗袭之习惯若何神圣，不惮加以验察而寻其真”^[18]³¹⁵。

更可贵的是，李大钊不仅将科学精神作为个人信仰，还推动其成为团体主张，以打造时代的风气。1918年6月25日，李大钊拜访从日本回国的曾琦，与他及王光祈等人商议少年中国学会之事，提出“今日之研究学术，又必须本科学的精神，方不致流于空疏”^[19]⁴⁶⁴。同年6月30日，该学会历史上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在京南的岳云别墅召开，李大钊为发起者之一，当时拟定的学会宗旨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20]¹⁹。经过一年的筹备，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根据李大钊等人的提议，将学会宗旨改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服务，以创造少年中国”^[20]¹⁹。当时公布的修改原因是“词句较为简洁”，其实前后宗旨的内涵已有相当大的差异，有研究者指出，这显示出学会的构想已从带有比较浓厚传统色彩的士子的“进德、治学”，转变为“较具现代风格的知识精英的学术和社会活动的松散组合”，明确提出了“科学的精神”，与时代思潮相呼应，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内容^[20]¹⁹。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知名的社会团体，吸纳众多的知识精英和青年领袖，宗旨中标举“科学的精神”，在行动中也积极实践，影响力不容低估。其相继创办的《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在内容定位上均注重科学，著名哲学家方东美后来回忆，学会会员“盱衡时艰，触发问题，写为文章，先后发行《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两种杂志，风声所播，全国掀动”^[20]⁴¹。

信仰科学精神是李大钊人生观的核心。历时两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他虽未直接参与，但在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中对相关问题有所回应。他在该书最后一节《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中，积极倡导秉持科学态度的、脚踏实地的人生观。在他看来，“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此种态度只要“薰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就可以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若能在生活中贯彻实践，求学则“真理可明”，作事则“功业可就”^[10]⁵⁶⁵。他还强调，这一“科学的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将是连接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要纽带，“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10]⁵⁶⁷。在李大钊短暂而又壮阔的一生中，求索真理、改造社会的行动是其成为先驱者的关键，而他的行动以信仰科学精神为基础。

1.2　在辩证唯物论立场上倡导科学方法

1922年1月8日，《晨报副刊》发表李大钊在北京孔德学校的演讲《今与古》。孔德学校创立于1917年12月，是由蔡元培、李石曾和北大教授沈尹默、马幼渔、马叔平等所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校名中的“孔德”源自法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旨在倡导其注重科学的精神。在此次演讲中，李大钊批判中国怀古、崇古习气的流行，分析其根由在于缺乏科学方法，“中国人怀古的思想，比西洋人怀古的思想还要盛。因为西洋科学早已发明。科学是在自然界中找出‘一定’的法则，有如何的因，便有如何的果。他们能用科学方法证其因果，又能就古来的，而发明古来所未有的。这样，古人的发明，都有明瞭的法则，都遗留给后人，而今人却能于古人的发明以外，用科学方法有所新发明”^[10]¹⁵。这阐明了李大钊关于科学的基本认知：科学是寻找“一定”的因果法则，可以运用科学证明因果法则，可从已有法则发明未有法则。换言之，对科学方法的重视、探索与运用是科学的关键所在。据此，他勉励学生破除怀古的迷思、负起创造的责任。

重视科学方法是李大钊史学理论的重要特色。1923年9月，《北京大学日刊》公布李大钊负责北京大学史学系第四学年“史学思想史”课程，课程主要内容是系统探究西方近代思想的发展。开课时印发的讲义显示，他在梳理鲍丹（Jean Bodin）、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孔道西（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marquis de Condorcet）、桑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理楷尔（Heinrich Rickert）等人的历史思想时，细致考察了诸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他在其中批评孟德斯鸠，认为他不能“发见联接诸事实的普通法则”，太把法律看作“孤立的事实”“独立的现象”以及“静止的与完全的存在”，其相关思想只是简单地“并置”而非“组织的、联结的”，因此只是“纯为勤的蒐集与暗示之丰饶所积聚，非为科学的方法所表明与集合者”^[10]^371-373。

标举科学方法可谓是当时社会的风气。1919年9月，少年中国学会决定与新中学会联为“友会”。前者宗旨强调“本科学的精神”，后者《会宪》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19]⁶¹⁵。通观五四先哲关于“赛先生”的论述，大多皆注重对科学方法的探究。这是当时科学话语共同体的一个主要论题。《科学》杂志上发表过胡明复、任鸿隽等多位自然科学家的相关论述。至于人文思想家群体，他们也对科学方法有极大的热情，典型如胡适，1922年他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一文中提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的最大责任与最大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21]对于这一时代风气，罗志田有敏锐的观察，他认为较之当下，五四人论及科学更注意其“精神”和“方法”，并具体化为“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又渐成为“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22]。

在此时潮中，李大钊对科学方法的倡导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坚持辩证唯物论并且将其显现于对历史理论的探究，反映出作为学者的专业素养。史学研究为李大钊毕生学术志趣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对其进行高度评价，认为他“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当时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思潮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23]¹⁰³。1920年12月，他在《新青年》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指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党宣言》中发见的“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以科学方法为基础，“近来思想界才发生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而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13]^274-275，并且李大钊在接受唯物史观时，非常强调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出一种独具特色的能动的唯物史观^[24]。1919年8月，他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各国社会党遭遇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13]⁵⁵，主张需要有相当的准备活动，体现出对唯物史观中能动因素的彰显。

在李大钊看来，以此种“重在关系”“综合观察”的方法去分析，人类的社会生活乃“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13]^274-275，其与唯心史观的区别在于解释历史的方法。他进一步强调，历史解释的方法不同，历史的实质亦不同，对于读者的影响亦大不同。旧的史学方法是全用“神学的方法”，将所记载的一切历史事变都归之于天命，唯物史观与之迥异。新旧方法的截然不同，将会养成明显不同的人生观：一是在社会本身之外寻社会情状的原因，将人当作漂流于茫茫无涯荒海中的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从而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13]²⁷⁹；另一则将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皆归因为“人力所造”，在人类本身性质之内寻求改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从而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13]²⁷⁹。

综上，较之同辈群体，李大钊的卓异之处是在科学观中较为彻底地突出与运用了唯物史观。信仰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是五四一代知识人的共同特征。在这一群体的底色之上，李大钊的个体特色在于，以信仰科学精神作为行动的基础，以辩证唯物论立场倡导科学方法。在科学观方面，走向社会改造行动，是其与大部分五四知识人的鲜明区别；具备深厚专业学养，是其与其他建党先驱者的重要不同。具体而言，他秉持一种能动的唯物史观，将科学精神内核阐释为“动的精神”“进步的精神”，主张“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提出科学方法的核心是“证其因果”，强调通过“怀疑”与“尊据”及“综合的观察”，寻求“发见联接诸事实的普通法则”；更以其对历史的研究，主张“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并将之运用于现实生活，倡导一种“奋发有为”的人生观，在日常生活中贯彻“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的习性与态度。在将科学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来信仰与崇尚的同时，李大钊未陷入“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义迷思，明确提出科学有其界限。整体上，中国近代思想界的科学观经历了从“器物科学观”到“方法论科学观”再到“启蒙科学观”的演化^[25]。扼要言之，李大钊的科学观，基本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启蒙科学观范畴，同时在理念上与实践上均鲜明地具有能动的唯物史观意蕴，可谓群体共相与个体殊相的有机结合。

2　李大钊科学观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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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李大钊殉难二十周年之际，学者蔡尚思撰文悼念：“我现在以历史研究者的态度，特作此文来纪念他。他最伟大的，有三点：即思想的前进，应用的正确，实践的勇敢，能够兼这三长的，在过去思想史上，几乎只有李先生一个人。”^[26]李大钊毕生都在进行有思想基础的行动，他在就义前撰成的《狱中自述》中自我评判“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27]。同一时代的张申府在追忆他时，也强调其“思想的前进”与“行动的积极”^[28]。可见，实践是解读李大钊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其对科学观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积极倡导本着科学精神的社会调查；二是基于科学信仰的政治批判。

“我国社会实地调查工作，自民国初年方始发轫”^[29]，社会实地调查发源于各大学，逐渐推广至各机关团体。早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就注重通过社会调查以实现对事实的掌握，参与发起中国财政经济学会。有感于经济财政问题与国家命脉关系巨大，而中国政府及多数士人又不懂“生计之竞争”，且研究者很少，国计民生“愈久而愈弊”，该会以“研究经济财政学理及调查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为宗旨，其所确定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开展研究调查，其会员有甲、乙两种，分别是责任会员和荣誉会员，前者共有11名，需要承担学会义务和经费，李大钊即其中之一^[30]。此后，改造社会的诉求与目标进一步促进了他对社会调查的倡导与实践。

李大钊积极推动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第二种刊物《少年世界》月刊，宗旨为注重实际调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有别于会刊《少年中国》所注重的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1920年《少年中国》共发行12期，开辟了“学校调查”“工人企业调查·工人生活”“地方调查”等栏目，发表多篇关注实际生活的调查文章。概括而言，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李大钊的社会调查活动有其鲜明特色，他不仅亲自撰写基于调查实践或使用调查材料的文章，如《青年厌世自杀问题》《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青年与农村》《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等，还积极倡导青年进行社会调查并且推动其文章面世，如让青年在其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署名“光舞”的《北京贫民的悲惨生活》，安排北京大学进步学生前往唐山调查工人的劳动状况等。他的调查主题涵盖都市、劳工、农村等多个社会问题域，特别重视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他的调查目标则与社会改造及革命行动紧密结合，希望通过走进底层社会以寻求变革的路径。

批判衰朽政治是李大钊作为思想者与革命者的重要实践，这不仅是其对政治立场的选择使然，其科学观也是重要的内在驱动力量。出于对科学精神的信仰、对科学方法的倡导，他积极地批判与其观念相悖的政治人物、事件、现象、思潮、制度等。如1914年11月，他在第四期《甲寅》上发表的《国情》一文，率先批判了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服务的“国情论”。李大钊所论证的重点除警告袁世凯“国情之不可与客卿谋”的国家利益之外，更在于古德诺等人论述国情时缺乏求是精神，因而与现实“扞格之处甚多”，“究属皮相之见，不叶于实象，所向愈切，所去愈遥”^[31]²⁰⁴。对于“人民生计至艰，无参究政治之能力”等奇论，他依据事实逐一批驳，指出此种所谓的“国情论”是罔顾中国现实，主张应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科学地分析国情，“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耳”^[31]²⁰⁶。

观察李大钊坚定反对政治上尊孔、积极参与非宗教运动等典型事件，可以发现，这一系列政治批判实践，既是直接因应政治斗争的需要，也与其对科学的信仰和对真理的认知密切关联。1917年，他反对北洋政府将孔子之道写入宪法，认为这与真理相悖，提出宇宙间的真理，“必能基于科学，循其逻辑之境”^[31]⁴²⁶，与其信孔子、信耶稣、信释迦，“不如信真理”^[31]⁴²⁷。这一基于科学信仰的政治批判，颇得时人称赞。1917年2月2日，钱玄同在日记评论《真理》“其说甚正”^[19]³¹²。1922年发端的非宗教运动中，李大钊非常活跃，进行了发起通电、起草宣言、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等实践，提出宗教是一种“廉价的幻想”，妨碍人们对真理精神的彻底探求，依赖宗教去解决所有问题，是“一种不承认科学文明的态度”^[10]^81-82。在其思想脉络中考察，诉诸科学话语进行非宗教运动，不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亦出自他对科学的信仰，具有信仰与策略的双重意涵。

综上，李大钊对科学精神的信仰、对科学方法的倡导，不止于观念认同，更指向行动践履，具有知行合一的特征。在对科学观的实践中，他显现出对真理的积极追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场域中，科学是作为“价值—信仰体系”的存在，推崇和倡导科学精神成为时代之“风”。时人眼中，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核无外乎求是的态度和理性的观念，其所指向的首先是真理^[32]。当时，科学话语共同体往往表现出对真理的向往，李大钊更是热切地对其肯定，不仅将追求真理作为核心信仰，更积极付诸具体行动。1917年4月，他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真理之权威》，主张“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18]¹⁴⁸。因而，发言必须坚持追求真理，“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18]^147-148。为此，论事析理需要“查（察）事之精”和“推论之正”二者交备，但“尤以据乎事实为要”^[18]¹⁴⁸。可见，勇于实践与忠于信仰是李大钊科学观的鲜明特色。

3　历史资源的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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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鉴往事，思来者”，是我们对历史的重返，也是“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有机融合，除纯粹的知识兴趣外，亦为现实关切所驱动，我们应尽可能地发掘历史资源的现代价值。李大钊的科学观以五四启蒙精神为基调，以能动的唯物史观为特色，同时积极追求践履笃行，是一份可贵的历史遗产。

对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李大钊科学观的理念及其实践有何具体意义？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科学理性逐步发展过程。在历史进程中，人类对于如何正确处理自然、社会和自身关系的态度及行为，逐步由朴素的科学理性取向发展出明确、自觉的科学理性精神。中国自近代以来历经艰苦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意味着“对科学理性精神的高度尊重及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的务实态度”^[33]。李大钊将科学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来崇尚，并将之积极运用于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提倡唯物立场的历史观和奋发有为的人生观，同时也未陷入唯科学主义迷思。这一科学观以实事求是为内核，主张知行合一的实践，增进了我们对科学理性精神的理解，其最为重要的当代启示体现于两方面。

其一，在理念上应注重培育和倡导科学精神，建设求真务实的风气。“由一个国家民众的文化追求、价值认同所形成的总体风气”，可以称之为“风俗”^[34]，风俗良莠关乎国家治理，历代学者对此多有论述。李大钊也相当注重风气的建设，在1914年撰成的《论风俗》一文中，明确提出风俗的好坏决定“国群”的兴亡、风俗之厚薄缘自人心之所向等主张^[31]^156-157。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及“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35]。因而，需进一步培育公众的科学精神，在日常实践中贯彻“尊疑”与“重据”的科学态度，运用以辩证唯物论为核心的科学方法，养成“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脚踏实地的习性，推进中国社会形成求真务实的总体风气。

其二，在实践中需要积极开展兼具问题意识与情感关怀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脉络中备受推崇。恩格斯在亲身观察和收集可靠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1ass in England，From Personal Observations and Authentic Sources）。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心系民众的境遇，秉持科学精神与实践态度，积极将改造社会的诉求与调查研究行动密切结合，他们倡导的观念和行动实践，是知识人转向革命者的有力中介。在革命发展进程中，调查研究更成为重要的革命方法论。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的一文中，系统论述调查研究问题，明确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认为调查犹如“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并且对调查技术进行了讨论，提出“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等要求^[36]。2023年3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指出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传家宝”，是应对新时代新征程前进路上的风浪考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举措^[37]。注重倡导与开展本着科学精神的社会调查，是李大钊实践其科学观的重要方式，回顾其具体历程可发现，他心系民众的境遇，高度关注都市的底层、劳工与劳动、农村、农民等多个社会问题域，并就人力车夫、自杀者、煤矿工人、童工等突出群体的具体问题展开细致探索，将个体境遇置于社会结构中考察，以寻求改造社会的方案。调查研究应兼具问题意识与情感关怀，这是其实践所留下的珍贵历史遗产。我们应深入发掘这一历史资源，关注基础基层，聚焦现实问题，突出求真求实，着眼于当下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做好调查研究。

在现代性的构成中，除了国家、经济、法律等制度性因素之外，“科学是最重要的现代结构的构成要素”^[38]。李大钊被誉为近现代中国“第一流的思想家”，其贡献是“不只破坏传统中国旧的思想，同时对于西洋思想亦加以攻击，而建立一种系统的、深刻的、新的思想”^[23]²⁸。科学观的建构与实践正是构成这一贡献的重要部分。秉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信仰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并且以之作为行动基础，是李大钊科学观的基本内涵，其探寻真理和改造社会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观念的展演。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39]。对于当下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依然无比重要。因而，在理念上和实践中积极汲取李大钊的精神遗产，有着内在的现实必要性与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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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早期马克思者群体劳动观的形成与传播研究”(23BXW001)
中国科普研究所委托项目“李大钊科学观的建构与实践研究”(2022070501CG09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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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19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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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24.02.010

接收时间：2023-11-16
首发时间：2026-03-16
出版时间：2024-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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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3-11-16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早期马克思者群体劳动观的形成与传播研究”(23BXW001)

中国科普研究所委托项目“李大钊科学观的建构与实践研究”(2022070501CG09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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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北京 1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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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不同金属材料的力学参数

科 Family	属数 Number of genus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占总种数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species (%)	属 Genus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占总种数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species (%)
鹅膏菌科Amanitaceae	2	11	5.26	鹅膏菌属 Amanita	10	4.78
小菇科 Mycenaceae	2	12	5.74	丝盖伞属 Inocybe	5	2.39
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	8	14	6.70	蜡蘑属 Laccaria	5	2.39
红菇科 Russulaceae	3	23	11.00	小皮伞属 Marasmius	6	2.87
				小菇属 Mycena	11	5.26
				光柄菇属 Pluteus	5	2.39
				红菇属 Russula	17	8.13
				栓菌属 Trametes	5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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