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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馆校合作政策的历史演进、变迁逻辑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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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涌 , 王豆杉 , 袁正 , 郑永和

科普研究 | 科学教育 2025,20(4): 9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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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研究 | 科学教育 2025, 20(4): 93-103

我国馆校合作政策的历史演进、变迁逻辑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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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涌, 王豆杉, 袁正, 郑永和

作者信息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谢涌，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馆校合作、科技馆科学教育，E-mail：xieyong@mail.bnu.edu.cn。

通讯作者:

郑永和为通讯作者，E-mail：zhengyonghe@bnu.edu.c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Changing Logic，and Future Prospects of Museum-School Collaboration Policies in China

Yong Xie, Doushan Wang, Zheng Yuan, Yonghe Zheng

Affili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of Science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25.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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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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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校合作政策的发展对于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学术界对于馆校合作政策变迁的理论关怀有限。本研究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近20年馆校合作政策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从结构逻辑、历史逻辑和动力逻辑对其变迁逻辑进行分析，并提出未来展望和优化路向。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馆校合作的政策演进可以划分为素质教育改革背景下的铺垫起步阶段、未成年人科学素质发展背景下的联结探索阶段、育人方式变革下的深化提质阶段以及“双减”浪潮下的统筹体系化阶段，其变迁受宏观情境、路径依赖与关键历史节点、微观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的影响，未来，需要洞悉社会深层结构，构建政策变迁的动态调整机制；巩固积极路径依赖，构建政策集群的整体推进机制；调适多元利益主体，构建政策执行的协同联动机制。

关键词

馆校合作 / 馆校结合 / 历史制度主义 / 政策划分 / 变迁逻辑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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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school collaboration policy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advanc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education，science，and talent development. However，there is currently limited theoretical focus within academia on the policy evolution associated with museum-school collaboration. This study adopts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useum-school collaboration policie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It analyzes the logic of policy changes from structural，historical，and dynamic dimensions and proposes future outlook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evolution of museum-school collaboration policy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the foundational phase under the backdrop of quality education reform，the exploratory phase of connection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minors’ scientific literacy，the deepening and quality-enhancement phase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approaches，and the systemic integration phase under the“double reduction”policy wave. The policy changes are influenced by macro contexts，path dependence，and 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s，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s and dynamics among micro-level actors. Looking forward，it is essential to：（1）gain insights into deeper societal structures and establish a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for policy changes；（2）consolidate positive path dependencies and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mechanism for policy clusters；and（3）reconcile the interests of diverse stakeholders and create a collaborative and synergistic mechanism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museum-school collaboration / museum-school combination /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 policy phases / change logic

引用本文

谢涌, 王豆杉, 袁正, 郑永和. 我国馆校合作政策的历史演进、变迁逻辑与未来展望. 科普研究, 2025 , 20 (4) : 93 -103 .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25.04.010

Yong Xie, Doushan Wang, Zheng Yuan, Yonghe Zhe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Changing Logic，and Future Prospects of Museum-School Collaboration Policies in China[J]. S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2025 , 20 (4) : 93 -103 .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25.04.010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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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校合作是指场馆与学校为实现共同教育目的，相互配合开展的一种教育活动^[1]，场馆包括博物馆、科技馆及少年宫等。西方馆校合作已有百余年历史，从1895年开始，英国《学校教育法》就将学生参观博物馆纳入学制，并将参观时间计入学时^[2]。20世纪90年代，英国《国家课程标准》提出场馆可以将馆藏资源与课程标准相关联^[3]。美国馆校合作可追溯至1900年，博物馆向学校提供展品资源外借服务。20世纪60年代，超过90%的博物馆针对学校提供服务^[4]。近年来，我国越发重视馆校合作在青少年核心素养发展及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5]，将其作为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系统部署的具体举措。无论是2020年《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还是2023年《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都可窥见国家对馆校合作的关注。

20余年来，我国馆校合作的政策及实践持续发展，在不同时代语境下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其背后深植的变迁逻辑，对于厘清其演进脉络和剖析时代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学界对馆校合作的研究，多聚焦于理论模式建构与课程设计实践，针对政策变迁本身的系统性探讨仍显不足，缺乏足够的理论关怀。鉴于此，本研究将以我国馆校合作相关政策文本为核心研究对象，引入历史制度主义视角，通过系统梳理与深度剖析，厘清政策演进的历史轨迹与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路径，为推动馆校合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本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框架对馆校合作政策进行分析（见图1）。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重要流派^[6]，通过追溯一定时期内历史事件发生轨迹及其对现在的重要影响^[7]，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共同剖析政策变迁的机理^[8]。历史制度主义以其兼具“宏观结构—中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有力解释框架，为国内外教育研究者提供了分析教育政策演进的可靠范式^[9-10]。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包含结构逻辑、历史逻辑和动力逻辑。结构逻辑从宏观结构视角分析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和社会文化观念对政策变迁的影响；历史逻辑从中观层面分析政策发展的境遇，包括政策如何维系与持续、已有政策和新政策生成及运行的关系等，特别关注路径依赖^[11]；动力逻辑从微观行动者视角分析不同行动主体间的权力博弈，尤其是不同行动主体利益角逐而造成政策变迁中的权力非对称性。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政策分析包含三步，即历史演进分析、变迁逻辑分析以及优化路向选择^[12]，其中变迁逻辑分析包括对上述的结构逻辑、历史逻辑和动力逻辑的分析。

1　我国馆校合作政策的历史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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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划分历史演进阶段有助于窥探历史演进中“量变”与“质变”的“变点”，探究不同时期的发展特性^[7]。基于关键历史节点，我国馆校合作政策的演进可划分为四阶段，分别是素质教育改革背景下的铺垫起步阶段（1999—2005年）、未成年人科学素质发展背景下的联结探索阶段（2006—2013年）、育人方式变革下的深化提质阶段（2014—2019年）以及“双减”浪潮下的统筹体系化阶段（2020年至今）。

1.1　素质教育改革背景下的铺垫起步阶段（1999—2005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平均保持在9%以上^[13]，发展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成为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推进公民的素质教育改革成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1999年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也作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在此背景下，国家要求场馆和学校共同朝着发展学生科学素质的目标前进，这为后续馆校合作做好了铺垫。2000年，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2001—2005年中国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纲要》，强调科技馆在青少年科技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形成中的核心功能，并要求场馆成为青少年学生素质教育发展的重要场所^[14]。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明确提出，学校要广泛利用校外的博物馆、科技馆等社会课程资源^[15]。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强调要把科普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16]，要求学校和场馆组织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活动。在该阶段，许多政策要求学校广泛利用校外场馆资源，校外场馆为学校学生素质教育发展提供场所，我国的馆校合作已经步入铺垫起步阶段。

1.2　未成年人科学素质发展背景下的联结探索阶段（2006—2013年）

2006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突破2 000美元大关，比2002年翻了一番^[17]。但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整体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仍差距甚大。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将未成年人的科学素质发展列为重点工作。

学生科学素质的发展作为国家公共事业，为馆校合作提供了重要依据。200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将校外活动与学校教育的有效衔接作为重点任务^[18]。随后，“科技馆活动进校园”工作将科技馆资源与学校的科学课程、综合实践活动、研究性学习联结起来，该工作文件也成为我国首个专门针对馆校合作的正式文件。200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颁布《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提出要“将学校的科学课程安排到科技类博物馆和科普基地等科普设施中” ^[19]。2011年，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提出要将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等科普类场所建成中小学科普教育社会实践基地^[20]。在该阶段，国家政策明确让场馆活动进入学校，并且从基础设施保障层面促进了场馆与学校的稳定联系，我国馆校合作正式进入联结探索阶段。

1.3　育人方式变革下的深化提质阶段（2014—2019年）

2013年，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同比2012年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1]。与此同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发展改革稳定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并且“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22]。这意味着素质教育从先前关注扩大规模，到进一步重视提升质量。

素质教育的质量提升成为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馆校合作也愈发重视合作模式的有效性。2014年，《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学校要探索利用科技馆、博物馆等社会公共资源进行育人的有效途径”^[23]。2015年，国家文物局和教育部提出要“实现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资源与学校教育的有效衔接，探索构建具有均等性、广覆盖的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机制”^[24]。2017年开始，中国科技馆开始设立“馆校结合基地校”，首批签约200所市级重点校、科技特色校和远郊区县校^[25]。随后，科技馆活动进校园“十三五”工作方案提出建立完善科普场馆科学教育活动与学校科学教育衔接的有效机制的工作目标^[26]。该阶段，实现和优化学生博物馆学习长效机制成为国家育人改革的工作重点，我国馆校合作进入深化提质阶段。

1.4　“双减”浪潮下的统筹体系化阶段（2020年至今）

2020年，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了严重冲击，但在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下，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7]。同时，中国正在酝酿一场名为“双减”的教育改革浪潮，这场浪潮不仅席卷了基础教育变革，也构筑了以育人为中心的教育新生态圈。

馆校合作虽短期受到疫情制约，但在前期积淀的基础上，开始朝大范围、高质量的体系化方向发展。2020年，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进一步加强博物馆资源在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拓展博物馆教育方式途径^[28]。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博物馆改革发展指导意见，强调制定博物馆教育服务标准，丰富博物馆教育课程体系^[29]。中办和国办出台的“双减”政策要求发挥校外活动场所在课后服务中的作用，为馆校合作提供了纲领性指引。中国科协的科普发展规划紧跟其后，提出科技馆要面向“双减”积极提供研究性学习课程、实践体验活动等科技教育服务^[30]。同年12月，《现代科技馆体系发展“十四五”规划》将“馆校结合”区域试点纳入工作重点，并逐步向全国示范推广^[31]。2022年，“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推动科普与学校教育深度融合”，构建小、初、高循序渐进，校内外有机融合的科学教育体系^[32]。2023年，《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的颁布以及“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行动”的开展都极大促进了场馆与学校在队伍、活动、平台、项目资源等方面的协同。在该阶段，馆校合作的资源、途径、机制、组织保障等都得到优化，并且开始探索区域试点和全国示范，我国馆校合作进入统筹体系化阶段。

2　我国馆校合作政策的变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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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素质教育推进以来，我国馆校合作政策的迭代变迁，既折射出不同历史阶段国家对馆校协同育人的导向性要求，也彰显了国家在科技创新人才与高素质人才队伍培养上的战略重视。从发展全貌来看，馆校合作政策演进呈现出“稳中有进”“有序有为”“质效向好”的态势。立足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解析馆校合作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可从宏观结构逻辑、中观历史逻辑与微观动力逻辑三个维度揭示其演进机理。

2.1　结构逻辑：馆校合作政策变迁受宏观情境影响

结构逻辑关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和社会文化观念对政策变迁的影响。在此视角下，馆校合作政策的变迁受三方面影响：一是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二是社会文化环境、主流价值取向以及国际馆校合作动向；三是多部门制度嵌套、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目标转变以及新时代博物馆的转型升级。

首先，馆校合作政策变迁受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的影响。馆校合作政策变迁的目标直指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其本质是科技创新人才和高素质人才大军的培养，因此，馆校合作政策的变迁与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之间密不可分。在国际政治环境方面，各国将科技创新人才作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卡脖子”问题也驱动我国自主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在国内政治环境方面，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成就事业的重要政治法宝，学校要协同博物馆、科技馆等“社会大课堂”力量共同培养高素质人才。在经济发展方面，截至2023年，中国人均GDP为12 614.06美元，仍未超过世界（13 138.3美元）平均水平^①，我国亟须加速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此外，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4%）与高收入国家（美国5.6%，欧盟为5%，英国和澳大利亚分别为5.1%和5.2%）^②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需要进一步协调社会资源共同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在国家重大战略方面，无论是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还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的任务，都为馆校合作政策的深化提供了纲领性依据。

其次，馆校合作政策变迁与社会文化环境、主流价值取向以及国际馆校合作动向紧密相关。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国家对于科技文化氛围的重视能够深化馆校合作政策。科技文化氛围是社会文化环境的核心构成要素，也是科技创新人才和高素质人才大军培养的重要支撑。无论是2019年国家提出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还是2024年对国家卓越工程师的表彰，都表明国家对科技文化氛围的重视。在主流价值取向方面，素质教育需破除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桎梏，协同场馆等社会力量丰富学生的社会实践。2021年，“双减”政策明确提出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在此价值取向下，学生开始从作业负担中“走出来”到各类场馆，参与到各类探究实践中。在国际馆校合作动向方面，发达国家重视馆校合作的举措值得参考。英国在1895年就将学校参观博物馆写入了《学校教育法》。21世纪馆校双方已围绕国家科学教育课程标准形成制度性共识^[4]。此外，国外在馆校合作课程开发和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最佳实践同样值得学习。

再次，馆校合作政策变迁还与多部门制度嵌套、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目标转变以及新时代博物馆转型升级有关。馆校合作政策的变迁受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等多部门制度的嵌套。馆校合作的开展与学校、场馆及教育行政部门息息相关，因此，政策发布主体也涉及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等多个部门。虽然馆校合作的目的是促进素质教育发展，但不同部门的制度逻辑受历史发展和专业职能的影响而存在差异^[33]，这也使得馆校合作的政策在更迭时受不同制度逻辑的嵌套限制。再者，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目标的转变与馆校合作中学校的能动性紧密相关。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目标经历了“双基”、三维目标和核心素养三个阶段，其变迁体现了从学科知识到学科本质再到学科育人价值的转变^[34]，也让馆校合作从无从谈起到促进资源联结，再到探索体系化的育人模式。而且，博物馆定位的转变与馆校合作中场馆的能动性密不可分。国际博物馆发展趋势表明，博物馆的定位已从以收藏为主转化为以教育为主，其服务对象也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及以上阶级人群向青少年等代表性民众以及区域社区转移^[35]，博物馆重“展”更重“教”的理念转型深刻地影响着馆校合作政策的变迁。

2.2　历史逻辑：馆校合作政策变迁受路径依赖与关键历史节点影响

历史逻辑关注政策发展的境遇，例如，政策如何维系与持续、已有政策和新政策生成及运行的关系等。在该视角下，馆校合作的政策变迁受到积极与消极路径依赖以及关键历史节点的影响。

首先，馆校合作政策变迁中积极的路径依赖呈现出对优势决策的自我强化。一方面，馆校合作政策的变迁始终积极响应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馆校合作政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把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法宝，服务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战略部署，面向拔尖创新人才和高素质人才大军的人才培养需求，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和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提供充分的人力、财政和教育资源保障。另一方面，馆校合作的政策变迁始终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对场馆教育资源的充分应用。无论是铺垫起步阶段面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场馆资源，还是联结探索阶段注重将场馆资源课程化，又或者将基于场馆资源的个性化应用以及探索场馆资源与学校的有效衔接作为重点任务，都体现出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利用场馆资源的优势路径依赖。

其次，馆校合作政策变迁中消极的路径依赖表现为阻滞因素的不断积累。一方面，馆校合作政策的发展受制于不同制度主体权责划分的不协调。馆校合作的发生源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需要，馆校双方通力合作，互利共赢，然而，目前的馆校合作大多存在合作发起随意、合作设计缺失等问题^[36]。学校提供学生，场馆提供资源和接待服务，“馆校合作”就完成了。窥探制度主体的权责要求可以发现，教育部门鼓励在校学生走进场馆，却没提及教师在场馆中的教学，而文博部门和科协等单位鼓励场馆丰富资源和教学方法，却对学生真实的学习需求关注不足。不同制度主体缺乏协调的权责划分不仅有悖于馆校合作的初衷，也阻滞了馆校合作政策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文化中基础教育阶段根深蒂固的应试取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馆校合作政策的发展。尽管素质教育取向已被倡导多年，但取得高分仍然是大量学校和家庭的头等大事。面对场馆强调学生好奇心、想象力、科学思维、STEM职业期望的课程和活动资源，大量中小学校长和老师望而却步。

再次，重大社会事件、国家战略调整等关键历史节点在馆校合作政策变迁中发挥着重要的催化效应。纵观我国馆校合作的发展历程，突变性的政策转换往往以关键性的“历史否决点”为契机。例如，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影响着学校课程教学目标从“双基”转变为面向综合素质发展的“三维目标”，为馆校合作的开展做好了铺垫。再如，《科学素质纲要》将未成年人的科学素质发展列为重点工作，并强调整合校外科学教育资源，这为面向青少年的馆校合作提供了政策依据。此外，2021年，“双减”政策发布后，场馆资源可以进入学校课后服务，学生也有时间走进场馆开展探究实践，深化落实了馆校合作。

2.3　动力逻辑：馆校合作政策变迁存在微观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

动力逻辑关注微观行动者之间权力博弈与利益角逐的影响。在该视角下，馆校合作政策的变迁受政府、中小学、场馆、学校教师、场馆教育工作者等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博弈的影响，是政策变迁的内生动力。

首先，政府与中小学和场馆之间存在推行者与执行者的互动博弈。政府为实现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推行馆校合作政策，加强场馆和学校的合作以提升学生素养。而在政策执行中，馆校合作常常出现形合而神不合的情况。许多中小学校囿于传统课堂教学的桎梏，面临课时紧张、安全责任压力大、外出活动经费有限、学校有其他优先事项等困境，会模糊政策具体执行过程，权宜性和选择性地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而许多场馆愿意为中小学提供参观学习的场地和展览的讲解，因为展览和收藏本就是许多博物馆建馆之初的定位，但若把青少年教育纳入其核心任务，则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和经费，对于许多博物馆的建制存在较大挑战。

其次，场馆与中小学之间存在资源供给者和课标实施者的互动博弈，中小学倾向选择契合国家课标要求的场馆合作。场馆拥有丰富的展品和展览资源，许多场馆会基于其展品开发面向中小学的教学资源和服务。而中小学的工作重心是按照国家课标完成教学任务，提升学校办学质量。因此，学校必然会优先选择具备课标要求的教学资源的场馆开展合作。在英国皇家植物园韦园（Wakehurst）和樱桃树小学（Cherry Tree Primary）之间的馆校合作中，维尔戈（Vergou）针对课程主题对场馆教育者和教师进行访谈，发现场馆主题契合学校课程安排是馆校合作成功的重要因素，也会让学校对场馆产生依赖^[37]。中国科技馆也曾在中考临近期推出“中考串讲”主题活动，基于展品开发契合初中物理课标的教学资源，帮助初三学生在体验和探究中复习知识点，受到中小学和家长的青睐^[38]。

再次，场馆教育工作者和学校教师之间存在授课者和支持者的互动博弈。在馆校合作活动中，场馆教育者往往承担授课的工作，因为他们充分了解展陈内容，并且熟悉展品叙事的场景化逻辑。但囿于他们对教学理论、学生认知特征、教学实践智慧的局限^[39]，因此也离不开学校教师的支持。在活动前，教师要与场馆教育者共同规划和研讨，促成契合课标要求和学生认知规律的场馆教学设计。在活动中，教师要作为带队教师承担组织管理工作。而在活动后，教师要回归课堂带领学生回顾和反思活动过程，强化馆校合作的学习效果。但在实际执行中，许多教师并没有意识到上述支持工作的必要性，会以时间不足、活动秩序混乱、教学任务安排紧张等理由模糊他们所需要承担的支持工作，使得馆校合作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在对英国皇家植物园馆校合作的案例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经验丰富的教师相比新手教师更重视活动前与场馆教育者的规划会议，对于经验丰富的教师，正是这些规划会议促成了极具创意、共同开发的教学活动^[37]。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教师会在后续的馆校合作中优先与熟悉的场馆教育者合作，而场馆教育者也会因为对带队老师的信赖，适时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场馆教学服务。

3　我国馆校合作政策的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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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国馆校合作政策的历史演进，厘清政策变迁的结构逻辑、历史逻辑和动力逻辑，未来应当更加审慎对待变迁中的各种风险与挑战，从三方面把握未来政策发展的应然取向和着力点^[40]：一是洞悉社会深层结构，构建政策变迁的动态调整机制；二是巩固积极路径依赖，构建政策集群的整体推进机制；三是调适多元利益主体，构建政策执行的协同联动机制。

3.1　洞悉社会深层结构，构建政策变迁的动态调整机制

政策变迁往往受到更具普遍意义的深层结构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优化馆校合作政策时，需要洞悉和把握好宏观视角下关键因素的影响，保障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一是孕育以场馆为主体的区域协同教育中心。为实现拔尖创新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大军的培养目标，馆校合作政策的变迁应当始终把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法宝，以馆校合作为基础纽带，联结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社会力量^[41]，孕育以场馆为主体的区域协同教育中心。在第21届国际博物馆协会代表大会上，博物馆的定义被明确修订，将教育调整为博物馆业务目的之首^[35]，青少年教育正式成为博物馆的核心任务。此外，各类博物馆由于直属文化部门、科协等单位，便于联结地方科技文化人才和资源，实现所在区域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分层次教师专业发展、学生研究性学习和社会实践等需求，从而有效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部署。

二是持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科技创新精神。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科技创新精神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面向青少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科技创新精神对于塑造具有爱国精神的拔尖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馆校合作要加强利用博物馆中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及科技馆中经典和前沿的科技创新成果，一方面要“走出去”，让学生浸润在优秀传统文化和科技创新精神滋养的博物馆场景中；另一方面要“请进来”，从基础教育阶段营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科技创新精神的校园氛围。

三是紧跟技术发展以促进馆校合作的数字化转型。智能技术的快速更迭促使馆校合作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这也为应对偏远地区时空限制、场馆资源与学校需求衔接不畅以及场馆教育者与学校教师协作备课受阻等难题提供了解决之策。场馆可以基于数字化技术构建面向线上和线下教学的资源菜单，不仅便于学校预约线下教学服务，也便于偏远地区的学校在线获取场馆教学资源。此外，场馆还可以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馆校合作支持平台，为馆校合作的前期课程开发和备课，中期评价记录，以及后期反思总结提供技术支撑。美国史密森学习与数字资源中心构建的史密森学习实验室（Smithsonian Learning Lab）平台就是典型案例^①，该平台不仅拥有史密森博物馆教育者与教师共同制作的数字化展品，还允许教师和学生对资源进行个性化定制和加工^[42]。

3.2　巩固积极路径依赖，构建政策集群的整体推进机制

馆校合作政策的制定要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巩固积极路径依赖，避免思维定式与片面决策，降低政策转换的成本与风险。

一是加强不同政策发布部门的协作。我国馆校合作政策涉及教育部、文博部门、科协等多部门，不同部门的政策逻辑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嵌套，影响政策执行的效率。因此，馆校合作要从政策制定时就加强多部门协作，针对先前实践中反馈的问题进行联席讨论，明确不同部门的职责，优化政策中的阻滞因素，强化政策中的优势路径，以提升政策实施主体的执行效率。

二是开展跨区域的馆校合作政策试验。政策试验是政府应对政策变迁不确定性、增进政策问题及方案有效性认知的重要策略，对于中国社会政策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关键作用^[43]。由于馆校合作政策涉及政府、场馆、中小学、主管部门等多元主体，在实践中还会受到地方经济、教育、科技、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调适馆校合作政策的路径时，可以采用政策试验的策略，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开展政策试点，探索可复制的政策框架后，再推广至发展情况相似的区域。

三是要完善馆校合作的效果评价机制。馆校合作的效果提升离不开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但若评价方式仅由教师自我评估，或评价内容重点关注学生的满意度，那么，对效果提升的作用甚微。馆校合作的效果评价应当合理应用问卷、访谈、观察、观点记录、成果分析等评价方式^[38]，将教师、教研员、教育主管部门纳入评价主体，将学生发展^[44]、教师自身专业发展、社会效益等维度共同作为评价内容，从而促进场馆和学校共同审视教学主题、展教资源选择、教学形式等方面的不足，优化和提升馆校合作的效果。

3.3　调适多元利益主体，构建政策执行的协同联动机制

馆校合作的高质量开展涉及政府、场馆、学校等利益主体，其政策具有制度层次性、领域广泛性、主体多元性和强互动性，需要合理平衡资源配置，打造公平、合理的政策网络环境。

一是构建地方教育部门牵头的馆校合作保障机制。馆校合作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场馆和学校形成合作意向，更需要保障其可持续发展，否则，合作很容易因资金不足、人员配备短缺、安全保障不到位等问题而搁置。因此，各地政府应当构建馆校合作保障机制，由地方教育部门牵头进行协调和管理，场馆内部成立专门的教育服务部门，学校配备专门的馆校合作负责人，明确不同政策实施主体的职责。这不仅可以为馆校双方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提供保障，还可以实现“1+1大于2”的合作效果。

二是强化场馆教学资源与学校教育需求的衔接。对场馆与学校的互动博弈分析结果表明，学校的教育需求在馆校合作中占主导地位，契合学校教育需求的场馆会更受青睐。在美国老史德桥村博物馆的馆校合作实践中，正是由于博物馆能详细分析学校师生的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资源，精心设计多形式、分层次、系统化的教育项目，提供针对性的教学服务^[45]，从而促成馆校合作的“最佳实践”。因此，场馆要强化与学校教育需求的衔接，基于学校的现实教学困境，开发面向高阶思维发展、跨学科学习、前沿科技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等方面的教学资源，实现场馆课程与学校教育目标、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

三是强化馆校合作教师队伍建设。强教必先强师，场馆教育者和学校教师是馆校合作开展的中坚力量。然而，调研结果表明，场馆教育者熟悉展品及其叙事的场景化逻辑，但其教学理论和实践能力亟待提升^[39]；学校教师熟悉课标、教学重难点、学生认知规律，但对馆校合作中学习特征的认知及教学策略的使用仍需加强^[46-47]。面对教师队伍不足的困境，美国纽约市政府出资开展“城市优势”项目，在真实教学项目中培训教师，并促进学生在场馆中完成探究学习^[48]。这也启示我国教育部门，要加强在真实馆校合作项目中培训场馆教育者、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专业能力，强化馆校合作教师队伍建设，实现育人目标。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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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对我国20余年馆校合作政策的演进脉络进行了梳理，认为我国馆校合作政策的历史演进包括四个阶段，分别为素质教育改革背景下的铺垫起步阶段、未成年人科学素质发展背景下的联结探索阶段、育人方式变革下的深化提质阶段以及“双减”浪潮下的统筹体系化阶段。从结构逻辑、历史逻辑和动力逻辑视角对政策变迁过程进行研究发现，我国馆校合作政策的变迁受宏观情境、路径依赖与关键历史节点、微观行动者之间互动与博弈的影响。未来，馆校合作政策的优化路向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洞悉社会深层结构，构建政策变迁的动态调整机制；二是巩固积极路径依赖，构建政策集群的整体推进机制；三是调适多元利益主体，构建政策执行的协同联动机制。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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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馆“现代科技馆体系发展”研究项目“科技馆‘馆校结合’促进科学教育体系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展望”(zgkjgwtxm-2024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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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2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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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25.04.010

接收时间：2025-05-23
首发时间：202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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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5-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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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馆“现代科技馆体系发展”研究项目“科技馆‘馆校结合’促进科学教育体系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展望”(zgkjgwtxm-2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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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通讯作者:

郑永和为通讯作者，E-mail：zhengyonghe@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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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不同金属材料的力学参数

科 Family	属数 Number of genus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占总种数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species (%)	属 Genus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占总种数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species (%)
鹅膏菌科Amanitaceae	2	11	5.26	鹅膏菌属 Amanita	10	4.78
小菇科 Mycenaceae	2	12	5.74	丝盖伞属 Inocybe	5	2.39
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	8	14	6.70	蜡蘑属 Laccaria	5	2.39
红菇科 Russulaceae	3	23	11.00	小皮伞属 Marasmius	6	2.87
				小菇属 Mycena	11	5.26
				光柄菇属 Pluteus	5	2.39
				红菇属 Russula	17	8.13
				栓菌属 Trametes	5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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