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是研究地理要素或者地理综合体空间分布规律、时间演变过程和区域特征的一门学科，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的特点。随着地理信息技术发展与研究方法变革，新时期的地理学正在向地理科学进行华丽转身，研究主题更加强调陆地表层系统的综合研究，研究范式经历着从地理学知识描述、格局与过程耦合，向复杂人地系统的模拟和预测转变。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全球战略过程中，地理学正在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在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水土资源管理、地缘政治等领域拥有广阔发展前景。中国地理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耑要紧紧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创新发展综合性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逐步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深远国际影响的地理科学体系，为中国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中国地理学会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其前身是1909年张相文等在天津发起成立的中国地学会（Chinese Geographical Society）。1934年，翁文灏、竺可桢、张其昀等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50年，中国地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在北京合并为现在的中国地理学会，1953年选举竺可桢为第一届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成立至今，共有17位地理学家担任会长或理事长，为中国地理学会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地理学具有多维视角、综合理念、研究人地关系的特征，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其研究目标不仅在于解释过去，更重要的是服务现在、预测未来。在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19年中国地理学大会暨中国地理学会成立110周年纪念活动”上，来自国内外的学者热议“中国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前沿发展”，《科技导报》对与会专家的精彩观点进行整理。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人类生存环境的空间分异、时间演变及人-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地理学的独特之处是“目中有人、目中有理、目中有天、目中有地”。中国自然地理要素不但类型丰富而且区域差异较大，季风湿润区、青藏高寒区以及内陆干旱区构成了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的总体格局，也造就了温度与降水等气候因子的显著空间异质性。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格局决定了中国地理科学研究机构的布局，根据区域的自然地理特色，在全国范围布局了地理学研究院所15家以上，开设地理学专业的高校院系有130余家，地理学从业者超过3万人。得益于这样庞大的研究队伍，70年以来，中国地理科学研究在多个研究方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指导全球发展工作，旨在从2015年到2030年以综合方式努力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3个维度的发展问题，从而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地理科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的特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学科^[1]。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为当代地理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

人地系统耦合强调自然过程与人文过程的有机结合，注重知识-科学-决策的有效链接，通过不同尺度监测调查、模型模拟、情景分析和优化调控，开展多要素、多尺度、多学科、多模型和多源数据集成，探讨系统的脆弱性、恢复力、适应性、承载边界等科学议题。在梳理人地系统耦合研究框架、基于文献计量分析人地系统耦合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探讨了人地系统耦合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和方向。

通过介绍地理科学的基础研究核心——地理系统，梳理了地理系统的组成要素：地理要素、地理空间以及人地系统，说明其独特的系统结构与系统功能。结果表明，地理系统包含了地球表层系统、土地利用系统、人类活动系统与人地耦合系统。地理科学应用研究核心是地理治理。地理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调查评价、规划设计、地理模拟、地理工程、监测预警。地理治理目前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应用体现在国土空间治理方面，主要有自然资源调查、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生态修复等。中国地理科学需要创新发展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由于系统复杂性的存在，土地系统研究面临着越来越难以集成的挑战。通过梳理土地系统研究成果，借鉴系统科学中的生成论思想，从集成转向生成，以寻找能够深入理解和科学认知土地系统的有效途径。研究结果表明，从系统生成论的角度对土地系统的认知和理解更能接近其本质：土地系统是由人类对地球陆地表面及其上下一定空间的改造、利用和适应而生成的复杂开放系统，包括地理环境、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三者相生相克，不可分割。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土地系统具有多功能性：能量转化、物质生产、生态维持、资源供给、社会保障、文化孕育等。以系统生成论为逻辑起点，基于超循环理论、地域分异理论和地理过程理论，土地系统研究除着重于土地系统生成机制、过程、适应性及远程耦合等基础研究外，还应解决科学与政策实践之间的双向协作问题。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是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国土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基本依据。在梳理国土空间规划既有相关理论与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人居环境科学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理论框架将“空间的理论”与“规划的理论”按照“以人为本、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持续发展”等4大理念进行整合，将人居环境科学的5项原则、5个系统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的五级三类体系进行统筹；技术体系涵盖国土空间规划中非常重要的国土资源“双评价”、“三线四区”划定以及规划管理信息平台。

为了获取地形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定量影响，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基于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生成4种地形因子（海拔高度、起伏度、坡度和坡向）表征数字地形特征，并通过遥感影像解译获得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定量分析地形因子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分异性、相关性及其交互作用的定量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起伏度与坡度的空间分异性最显著（显著性水平p<0.01）；起伏度空间相关性最强（空间统计量q=0.012），其次为坡度（q=0.010）；任意两种地形因子交互均具有非线性增强作用，其中海拔高度与起伏度的交互作用最强（q=0.034）。因此，起伏度是影响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最重要的单个地形因子，它和海拔高度一起对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发挥重要作用。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河北平原区具备了土地连片规模经营的基础条件，实施土地规模经营已势在必行，但仍存在土地细碎化、农田基础设施特别是灌溉设施薄弱、土地流转进一步推动规模经营能力受限的问题。通过实地调研与访谈，分析了土地规模经营的现状，探索了土地规模经营的转型特征及驱动。研究表明，河北省土地规模经营正处在土地流转集中型向合作经营和社会服务型转型的阶段，规模经营形态逐渐由单纯的土地流转向土地流转和土地托管并存的形态转型，其转型过程受农业生产力发展、经营主体利益和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等因素驱动。因此，针对现阶段的土地规模经营问题和转型特征，提出河北省应建立地块调换机制，促进土地集中；联动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完善基础设施；以土地托管为引领，带动规模经营；发展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等应对策略。

自然与人文多因素交织造成山区贫困差异显著，测定贫困-富裕度及驱动，可为山区脱贫致富提供决策支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从自然环境（A）、土地资源（B）、县域经济（C）、民众生活质量（D）和生计能力（E）5个维度选取33项指标建立指标体系，测度河北山区多维贫困-富裕度状况；引入贫困区位熵分析不同维度对贫困发生的影响；将二者进行空间耦合，找出贫困分布与主导维度的空间一致性与差异，并结合各维度主导因子探讨可持续生计策略。结果表明：研究区多维贫困发生率为89.52%，中度以上贫困发生率为62.50%，贫困程度深；空间分布上，中度和低度贫困连片多发，重度、富裕或相对富裕区分布分散；贫困驱动上，A和C维度主导的贫困发生率高于其他维度，重度贫困与A维度空间耦合度高，中度贫困与A、C维度空间一致。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生态搬迁、增加自然资源效益、土地和产业扶贫等差异化可持续生计策略。

为了制定世界昆虫地理区划方案，按地形、气候等生态条件将世界陆地划分为67个基础地理单元，汇总世界31目1208科104344属昆虫在各地理单元的分布，用新提出的相似性通用公式和多元相似性聚类分析法进行定量分析，得到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聚类实验：在相似性水平为0.300时，67个基础地理单元聚成20个小单元群；在0.200时，聚成7个大单元群。实验结果符合统计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的要求。依此结果制定了7界20亚界的世界首个昆虫的地理区划方案，并分析了各界、各亚界的昆虫区系特征，提出了昆虫与动物、植物、微生物分布格局的同质性及建立世界生物地理区划方案的可能性。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世界科技强国竞争的焦点。研发（R&D）人员是科技人力资源的核心。从研发人员规模与结构、研发人员资源配置、研发人员科研与技术产出效率等角度，对中国与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的研发人员投入产出特征进行了比较，并对中国科技人力资源的培养与使用提出政策建议：壮大研发人员人才队伍，调整研发人员结构，优化研发资源配置，提升研发产出效率。

基于经典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势分析模型对人才贡献率测度方法进行改进，克服了原模型不能测算即时弹性系数的缺陷，同时提高了估计的准确度；对6个典型国家级高新区面板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人才贡献率的主要因素是人才质量，而提高人才质量的关键在于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软环境；通过6个高新区的实证对比分析探索影响人才贡献率的驱动因子，并在此基础上针对高新区政策制定提出建议。

贫困人口满意度评价可反映易地扶贫搬迁实施的效果，关系到扶贫攻坚任务的顺利进行。基于西藏1739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研究了贫困人口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并分析了各因素的边际效应。结果表明：是否征求意见、住房改善、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与当地村民关系等变量对贫困人口的满意度评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而扶贫搬迁中提升易地搬迁农户的住房条件、拓展收入渠道、提高生活水平、提升农户参与度有利于搬迁户更好地融入搬迁社区，有助于易地搬迁目标的实现。

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缺水问题不但在人口集中的华北平原存在，西北荒漠区、西南岩溶区，甚至水资源丰沛的东南地区，也存在饮水困难，特别是在贫水地层分布的基岩山区。基岩缺水区解困方式有集中和分散及其组合多种形式，集中供水的解困效益最为显著，解困难度也最大。以中国地质调查局2017年在赣南扶贫找水实施的兴国县西霞农村集中安全供水示范工程为例，采用实例分析和工程验证的方法，剖析在饮水不安全的基岩山区如何找水、取水、净水、储水、配水、用水、护水等科学问题，并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把科学问题的思考和应用科普化，使工程技术创新、科学问题探索和饮水安全知识科普宣传融合互促，起到了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比较了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应急科普的建设情况，探析了各国面向公务人员、救援人员、志愿者、消费者、社会公众等不同人群分别开展了相应的应急科普技能训练与防护培训的差异性，阐明了新时期中国的应急科普建设应着力向应急文化科普、应急救援人员科普、应急产品科普这3个方向发展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中国未来应急科普发展的新举措。

加强基础研究是应对国际科技竞争格局变化、提升科技创新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和任务。《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基础研究政策支持的重点和方式。结合相关国际经验，分析了基础研究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系，并讨论了该方案中关于基础研究支持经费、支持方向、人才评价、学风建设、国际合作等重点议题。

于敏院士是中国实现氢弹原理突破的首席功臣，也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工程领域的工程管理和战略咨询专家。在长期的国防科研探索和管理工作中，他坚持终生不渝的国防追求，贯彻鲜明的军事需求导向，凭借夯实的基础研究功底解决国防科研实际问题，将《矛盾论》和《实践论》中的唯物辩证思维贯穿国防科研攻关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防科研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