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科技及其持续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涌现的内在动力与源泉,但目前两者之间的影响路径和机制尚不清晰。本文首先对比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明确新质生产力在员工、企业和产业层面的要素表现,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特征,接着挖掘员工层面人工智能促进新质生产力涌现的“自动化-增强”路径及能力整合机制、能力学习机制和能力重构机制,企业层面的营销、创新、供应链、人力资源、战略决策等职能路径及资源结构化机制、资源重组机制和资源利用机制,产业层面的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路径及劳动替代机制、溢出融合机制、技术创新机制和生态协同机制,进而提出短中长期政策建议。本文拓展人工智能促进新质生产力涌现问题的知识边界,推动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研究的理论对话。

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行业发展的技术支撑,对数字时代下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借助于国际专利分类提供的创新活动技术信息,在IPC 小组层面识别出数字发明专利,进而构建了数字技术创新数量和数字技术创新质量指标。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这一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政策激励作为切入点,使用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政策激励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激励对微观主体的数字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上述提升效应只在民营企业、大规模企业及高科技企业中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放松行业准入及促进企业数字技术投资是国家政策激励影响数字技术创新的三个渠道。本文为我国政策激励提供了有益参考,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激励微观主体进行数字技术创新。

高标准农田建设可将“粮田”变“良田”,是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的战略基点。本文在梳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耕地“趋粮化”影响效果的理论逻辑基础上,以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地种粮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显著提高了粮食播种面积占比,产生“趋粮化”效应,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动态效应分析发现,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不断推进,其助推耕地“趋粮化”效应不断增强。异质性分析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在平原、农业依赖度高及耕地面积大的地区的耕地“趋粮化”的促进效果更佳。机制分析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借助土地规模化、服务规模化及技术进步渠道影响耕地“趋粮化”。进一步研究表明,合作社发展及涉农信贷投放能够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耕地“趋粮化”的促进作用。

随着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不断增加,气候问题日益严重,各国纷纷采取环境规制政策以应对挑战。碳交易政策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市场力量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减少碳排放。高耗能企业作为我国碳排放的主体,承担着碳减排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亟需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以适应市场环境。为了探究碳交易政策对高耗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采用2000—2022年高耗能行业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交易政策与高耗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能够显著促进高耗能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此外,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情境下政策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对实力较强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相比绿色发明专利,碳交易政策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获得数量的影响更大;企业拥有较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时,其绿色技术创新受碳交易政策的影响更大;处于我国重点进出口省市的企业受到碳交易政策影响要高于其他地区的企业。

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数字中国”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切入点,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传导机制为碳排放水平降低效应、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董事海外背景调节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效应的发挥会因产业类型和行业类型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还能够促进企业扩大规模,推动试点地区经济发展,对试点城市的经济贡献度为0.0184%。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如何利用宏观调控手段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经济“绿色化”和“数字化”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基于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数据,从股权结构角度出发,探究了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逆向混改引入国有股东能够通过增强企业融资能力、改善管理层短视行为、提升企业环保责任感三条作用渠道,有效抑制民营企业愈演愈烈的“漂绿”问题。差异化分析了国有股权的治理效应,发现相较表述性操纵,国有股权对选择性披露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引入逆向混改二次项,验证了国有股权存在最优的参股比例。异质性分析从行业性质、企业信息披露程度及企业声誉出发,揭示了不同情境下逆向混改的绿色治理效应。基于此,本文从深入推动民营企业逆向混改进程、健全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及加强企业团队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有关建议。

创新是新发展阶段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然而由于创新的高风险性和长期性,作为企业掌舵人的管理者并非都能保持创新定力,但鲜有研究系统揭示管理者短视如何影响企业双元创新。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双元创新视角出发,构建了中国A股213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出管理者短视指标,实证探究管理者内在的短视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和管理层激励对这一过程的权变影响。研究发现:①管理者短视对企业双元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②管理者短视抑制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投入进而抑制双元创新绩效产出;③股权激励弱化了管理者短视对双元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薪酬激励强化了管理者与探索式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弱化了管理者短视对利用式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本文研究拓展了管理者短视对企业创新的行为后果及其作用机制分析,对进一步优化企业创新治理机制,激励和引导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理论和实践启示。

全球性的突发事件和经济气候风险给企业带来了不确定性,为探究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决策和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以2013-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经济政策、贸易政策、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探究其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特征与作用机理,并进一步分析在企业投资类型、所有制性质与行业类型三个方面的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四种不确定性均会抑制企业投资,但抑制程度有差异;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地缘政治风险阻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但促进研发投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恰好相反,而气候政策不确定性阻碍以上三种类型企业投资;③贸易政策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行业、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投资影响的差异性大于对另外两种不确定性;④不确定性能通过融资约束途径、企业外部需求渠道影响企业投资,且企业增长机会能缓解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

ESG作为微观企业层面迈向可持续发展进程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推动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现方式,合理评估 ESG的创新价值效应对于新发展阶段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实证研究样本,基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企业 ESG 表现能够强化企业创新效率,具备企业创新的效率改善效应,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企业 ESG 表现通过强化企业研发投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及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三重作用机制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即以研发激励和成本节约效应改善企业创新效率;第三,企业 ESG 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改善效应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在市场化程度更高、民营企业和具有海外高管的样本企业中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为新发展阶段立足ESG战略变革引领创新资源配置优化提供经验参考。

碳交易政策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两项典型的碳减排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是否具有政策叠加效应?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279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政策协同、目标协同的视角探究碳减排政策对城市减污降碳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碳减排“双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具有明显的协同效应,政策实施时间越长,减排效应越强;②“双试点”政策通过创新效应和减源效应实现减污降碳协同;③西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和发达城市实施“双试点”政策,减污降碳效果更好;④两个“单试点”政策都能促进减污降碳,二者相比,碳交易政策的降碳效果更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更优。“双试点”比“单试点”政策对减污降碳更有效,先成为低碳城市试点再实施碳交易政策的“双试点”城市减污降碳效果更明显。本文研究可为碳减排政策的实施提供参考和一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