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激活市场发展“活力”和优化资源配置“秩序”,亟须构建多层次、多主体的数据要素生态体系及其中的市场激励和有效监管协同治理新机制,高效推动数据要素流通利用和价值释放,充分发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在剖析数据要素市场的层级基础上,阐释了数据要素价值创造的经济理论逻辑和社会福利效应,构建了政府、供给方、需求方、平台及数据商五元主体的数据要素价值化协同治理模型;提出了打造“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供需联动”的全过程、全链条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多元联动共建的生态系统;探讨了不同阶段的监管重心及其变化转移,明确市场激励和政府有效监管之间的协同原则。最后,提出数据要素价值化过程的实施路径建议,以期推进数据要素的高标准供给、高效率流通、高水平应用和有效化监管,促进数据要素市场的高质量发展,赋能新质生产力。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产业在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传统产业在整体经济结构中的基数大、占比高,是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则成为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关键。本文以河钢集团为例,系统探讨了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理论逻辑方面,依托“数据+模型+算力+应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以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和园区集群为落脚点,构建起了战略引领、场景驱动和生态融合的三维赋能理论框架。实现路径方面,在理论逻辑上构建了五条路径框架,揭示了坚持自主可控,夯实数据底座;厚植钢铁实业,推进科技创新;坚守绿色发展,释放绿色动能;构建产业生态,助力转型升级;助推园区集群,强化协同发展五条赋能路径。本文为赋能传统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

地缘冲突影响深远,尤其是能源输出大国参与的地缘冲突容易经由能源市场波动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俄罗斯是世界能源输出的大国,2022年俄罗斯的原油、天然气、煤炭的出口量分别占到全球份额的12. 28%、10. 27%和 17.56%。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大幅下降,导致国际能源市场出现波动。中国是目前全球能源消费总量最大的国家,原油、天然气、煤炭的对外依存度都较高,2021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天然气、煤炭分别为2601.6亿元、276.8亿元、464.5亿元,占当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总值的65%(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所以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市场波动对中国的能源供应也产生了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关注能源安全,2023年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要求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因此在地缘冲突的背景下研究能源市场波动的影响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相关研究不但可以拓展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能源市场波动对不同经济体的差异化影响,而且可以测算地缘冲突的影响程度,降低能源市场波动带来的损失,提炼出中国应对突发地缘冲突的政策建议。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其中的理论:“技术-经济范式”是技术创新对宏观、微观经济结构和运作模式重塑后产生的经济格局,它揭示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历经“技术体系-经济结构-社会制度”的演化过程。美国推行的数字经济相关政策虽有着鲜明特色,政策关注点与他国有所差异,但本质上均是遵循“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化逻辑,围绕数字化顶层设计、数字化技术发展、数字化人才培训与培养、数字化协同创新、数字化生态系统,旨在驱动企业演化、产业演化、经济系统演化,最终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的转型升级。在中国制造业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下,通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应从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完善技术创新与标准建设、加强数字化人才支撑、全方位推动协同创新、建设制造业企业梯队等方面努力。

本文以2018年中国创新激励政策《关于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的通知》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对2015—2021年上市企业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探讨该政策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下简称“小巨人”企业)在技术创新、融资约束等方面的具体影响,进而验证该政策对“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该政策显著提高了“小巨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年度效应滞后一年后逐年递增;②进一步发现,该政策通过创新效应和认证效应两条途径作用于“小巨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③从异质性的角度出发,与国有企业相比,该政策在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方面效果更为显著。本文深化了对创新激励政策效果的理解,为促进我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施方案。

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为商业银行深化小微金融服务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涵盖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510份商业银行小微企业信贷调查问卷数据为样本,探讨了金融科技对小微企业精准信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同时进一步研究了信用监管环境在其间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显著提升小微企业信贷精准性,且该路径能够通过削弱信息距离约束、改善客户基础条件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依托金融科技改善小微企业精准信贷方面,大型商业银行比中小型商业银行更有潜力,西部和东北地区较东部和中部地区更有潜力。此外,信用监管环境差的地区,金融科技对精准信贷发挥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丰富了金融科技改善小微企业信贷的理论解释,也为商业银行提升小微金融服务能力提供了启示。

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三道红线”政策的实施如何影响上市房企的债务结构。实证结果表明,“三道红线”政策对企业的流动负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长期负债有正向作用,优化调整了公司债务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①对于固定资产占比较低的企业而言,“三道红线”政策的实施对固定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债务结构的调整效应更明显;②国有企业和非东部地区的房企债务结构受到政策的冲击更大;③盈利能力较差,杠杆率较高的企业受到政策的冲击更大,其债务结构的调整效果更好;④政策出台使房地产企业加快营运资本流转,并有针对性地使用长债置换短债。本文在“房住不炒”的政策背景下识别出“三道红线”政策与房地产企业负债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厘清了“三道红线”政策的作用机理,对优化房地产金融政策、降低房地产企业金融化水平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基于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CLES),运用 Eprobit、Eregress、PSM-DID 等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运用4-way反事实总效应分解法,验证了互联网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协同”机制。研究发现:①互联网使用能进一步优化土地要素配置,显著促进农户转出土地的几率,同时显著增加了农户土地转出的面积。②机制研究表明,强社会关系网络仅具备中介效应,农户使用互联网通过强社会关系网络可促进农户转出土地;弱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具备中介效应和交互效应,对农户使用互联网引致的土地流转效应起到拓展的作用;“协同”机制促使经营主体之间的农地交易趋于趋于长期化、合同化。③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普通农户和村集体,互联网与弱社会关系网络协同能有效促进小农主体与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交易衔接。因此,建议通过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加强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与引导等措施,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与转型。

在创新导向的市场环境下,员工越轨创新行为在现代企业屡见不鲜。为探究影响越轨创新行为的个体因素,本文基于主动动机模型,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自恋型员工是否会通过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员工职业使命感的调节作用。基于375份来自科研岗位员工的调研问卷,本文发现员工自恋对其越轨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中介了自恋与越轨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员工的职业使命感正向调节了自恋与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之间的直接效应,且正向调节了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在自恋与越轨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扩展越轨创新领域的文献,以及启发如何引导员工越轨创新行为提供了参考。

以2016—2020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具有技术创新投入效应和技术创新产出效应,事后补助更能激发高质量的技术创新产出;政府补助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技术创新投入,通过促进合作研发提高技术创新产出。扩展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自身知识吸收能力越强,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合作研发意愿、合作研发数量以及合作研发质量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市公司所在省份高校资源越丰富,上市公司所在地设有创新型产业集群,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合作研发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优化和有效利用政府补助政策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