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运用高技术制造企业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导向影响新产品开发(NPD)绩效的作用机理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数字化导向正向影响NPD绩效;组织敏捷性在数字化导向与NPD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高管团队异质性不仅增强了数字化导向对组织敏捷性的正向影响,还强化了组织敏捷性在数字化导向与NPD绩效间的中介路径,即高管团队异质性发挥了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在数字化导向驱动下有效提升NPD绩效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基于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法,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自然实验,分析“强制与群众参与结合”型环境问责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问责制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金融化;其作用路径通过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正向强化问责制对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但对信息披露的中介效应无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高市场化水平与强政企关联下环境问责制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数据要素配置是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并因其显著的乘数效应和创新引擎作用,逐渐被视为新质生产力核心生产要素。以企业数据要素配置为出发点,选取2011—2022年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数据要素配置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从数字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两个维度研究中介机制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据要素配置能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尤其对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和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更为明显。机制效应检验表明,数据要素配置能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作用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为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建议制造业企业积极融入“数据要素×”行动,提高数据要素配置水平,促进数据与技术要素协同联动,推动数字技术产出数量与质量双提升。

基于2013—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聚焦于考察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工智能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大致呈现U形关系,并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微观机制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影响服务业结构对服务业就业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拓展讨论表明人工智能的应用对服务业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此外现代服务业相比传统服务业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潜力还在持续上升。

在数字经济与VUCA(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赋能运营管理已成为制造企业稳健运营与高效发展的重要策略,但学界关于数字化能力能否以及如何提升企业运营绩效的研究尚有不足。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运用中国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能力对企业运营绩效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数字化能力(智能能力、连接能力和分析能力)对企业运营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供应链韧性在数字化能力与企业运营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战略匹配正向调节连接能力、分析能力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但对智能能力与供应链韧性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数字化背景下有效提升企业运营绩效具有重要实践启示。

统筹处理好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城市自身发展的关系,是雄安新区实现“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战略目标的核心关键,为建设高质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此,梳理总结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进展,从承接疏解与自身发展的关系出发分析雄安新区当前面临的新形势与挑战。基于城市发展动能理论,研究分析国内外新城发展历程和经验,研判雄安新区城市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不同阶段的城市发展核心动力、发展重点,并提出下阶段雄安新区协同推进承接疏解和自身发展的对策建议。

绿色经济发展已成为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达成“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基于2015—2022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政府注意力配置强度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揭示,政府注意力配置强度对城市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该效应在公众环境关注度高和政府环境执行力强的地区更显著,同时产业结构升级是主效应的重要中介路径之一,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推动制造业由成本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促进贸易模式由数量增长向质量与效益并重转型,加速中国贸易强国进程。从营商环境和技术创新视角,探究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显示,服务业开放水平每提升1%,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即提升0.373%,主要归因于营商环境改善和技术创新溢出。此外,要素市场化水平也影响此关联,且呈现非线性特征,仅当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要素市场化超越门槛时,服务业开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方能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