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运用高技术制造企业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导向影响新产品开发(NPD)绩效的作用机理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数字化导向正向影响NPD绩效;组织敏捷性在数字化导向与NPD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高管团队异质性不仅增强了数字化导向对组织敏捷性的正向影响,还强化了组织敏捷性在数字化导向与NPD绩效间的中介路径,即高管团队异质性发挥了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在数字化导向驱动下有效提升NPD绩效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数据要素配置是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并因其显著的乘数效应和创新引擎作用,逐渐被视为新质生产力核心生产要素。以企业数据要素配置为出发点,选取2011—2022年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数据要素配置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从数字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两个维度研究中介机制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据要素配置能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尤其对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和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更为明显。机制效应检验表明,数据要素配置能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作用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为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建议制造业企业积极融入“数据要素×”行动,提高数据要素配置水平,促进数据与技术要素协同联动,推动数字技术产出数量与质量双提升。

数字化和绿色化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两大趋势,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两大时代特征。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2年面板数据,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绿色创新。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存在显著促进效应,对于国有企业、低融资企业、高科技企业、非资源型城市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以及大规模企业而言,这种促进效应更加明显。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以及加大研发投入来提高绿色创新能力。

颠覆性技术是颠覆主流技术和重塑竞争格局的战略技术,具有复杂的演化过程,属于典型的“非共识”项目。传统科研项目评价“一评定终身”的方式,对于颠覆性技术项目并不适用,对其应采取评育结合的识别方式。为此,深入剖析颠覆性技术内涵,研究借鉴国外机构典型做法和实践经验,提出“逻辑共识、标准包容”“见长补短、淘沙取金”“梯度布局、动态优化”基本原则,探索构建了符合颠覆性技术演化特点、以“逻辑高共识”为核心的评育结合机制,为精准识别颠覆性技术提供方法参考。

以2011—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将数据转化为生产要素,优化生产流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创新效率,促使企业加快工艺流程更迭和业务模式创新,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因产权性质、高新企业性质及地区市场化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建议政府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和完善创新政策,企业应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加强数据治理,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有效提升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优化营商环境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的视角分析营商环境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发现:单个营商环境要素并不构成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在促进数字经济中发挥重要核心作用;市场环境的建设由于其地域性等特点而明显滞后,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必须营造宽松的市场氛围。

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企业韧性的重要方式。通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2011—2021年行业数据,以实证检验方式研究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韧性,且该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中创新效率、创新质量在影响中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为了更好地提升企业韧性,使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应进一步加强数字化建设,重视创新能力的提升。

选取2013—2022年39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运用实证方法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上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提高;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商业银行经营绩效造成显著负面冲击;数字金融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三类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各不相同;风险承担水平在数字金融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