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运用高技术制造企业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导向影响新产品开发(NPD)绩效的作用机理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数字化导向正向影响NPD绩效;组织敏捷性在数字化导向与NPD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高管团队异质性不仅增强了数字化导向对组织敏捷性的正向影响,还强化了组织敏捷性在数字化导向与NPD绩效间的中介路径,即高管团队异质性发挥了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在数字化导向驱动下有效提升NPD绩效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数据要素配置是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并因其显著的乘数效应和创新引擎作用,逐渐被视为新质生产力核心生产要素。以企业数据要素配置为出发点,选取2011—2022年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数据要素配置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从数字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两个维度研究中介机制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据要素配置能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尤其对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和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更为明显。机制效应检验表明,数据要素配置能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的“增量提质”作用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为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建议制造业企业积极融入“数据要素×”行动,提高数据要素配置水平,促进数据与技术要素协同联动,推动数字技术产出数量与质量双提升。

近年来数字化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智慧交通产业链应运而生。以智慧交通产业链韧性为研究对象,界定其韧性内涵及影响因素。采用OSM(目标-策略-度量)模型从抵抗、变革及恢复能力3个维度构建产业链韧性诊断指标体系,提出产业链韧性度G1+CRITIC(序关系法-基于指标间相关性的权重确定法)信息熵诊断模型,选取江苏省2015—2024年数据进行实例分析。结果表明,智慧交通产业链韧性度高低主要取决于产业链恢复能力,诊断模型能够有效评判产业链韧性水平并定位短板,根据诊断结果能够精准提出固链及强链措施。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了先进数字产品及高端数字服务要素,同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也是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基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的视角,运用2005—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论证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多个方面存在异质性:其对外资企业、资本密集度型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效应更强,在中西部地区的规模较大的企业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更显著;企业生产率和制造业服务化是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机制。

选取2013—2022年39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运用实证方法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上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提高;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商业银行经营绩效造成显著负面冲击;数字金融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三类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各不相同;风险承担水平在数字金融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

以科技型企业员工为调查对象,将二元工作激情作为中介变量,探究职业召唤对离职倾向的影响机制。对科技型企业404份员工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职业召唤对工作激情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离职倾向无显著影响;强迫型工作激情显著正向影响离职倾向,和谐型工作激情显著负向影响离职倾向;工作激情在职业召唤与离职倾向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基于研究结论可以认为,提高科技型企业员工的职业召唤水平能够增强员工的工作激情,降低离职倾向,提升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