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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共生:乡村地区“人-地-业-治”协同发展——以张家界龙尾巴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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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晶 , 粟娟 , 覃雯 , 李三清

科技和产业 | 区域实践 2025,25(4): 21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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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共生:乡村地区“人-地-业-治”协同发展——以张家界龙尾巴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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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晶, 粟娟, 覃雯, 李三清

作者信息

吉首大学旅游学院, 湖南张家界 427000

刘晶(1997—),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旅游经济;

粟娟(1973—),女,侗族,湖南怀化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旅游经济;

覃雯(1980—),女,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市场营销;

李三清(1986—),女,湖北红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旅游经济。

Mutually Beneficial Symbiosis: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Land-Industry-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Taking Longweiba Village in Zhangjiajie as an Example

Jing LIU, Juan SU, Wen QIN, Sanqing LI

Affiliations

Tourism Management School of Jishou University, Zhangjiajie 427000, Hunan, China

出版时间: 2025-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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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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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城乡融合,搭建城乡内循环通道,亟须促进人-地-业-治四维要素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以湖南省张家界市龙尾巴村为案例地,利用生态学的共生理论,解析乡村地区“人-地-业-治”协同动态演化过程,以共生理论的“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为框架提出乡村地区共生发展协同路径。以期激活乡村人口、土地、产业、治理等要素活力,实现乡村新内生式发展,为其他乡村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建议。

关键词

乡村旅游 / 人地业治 / 共生理论 / 协同发展 / 乡村振兴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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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establish an internal circulation channel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facilitate the flow, interaction and balanced allocation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eople, land, industry and governance. Taking Longweiba Village in Zhangjiajie City, Hun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he symbiosis theory from ecology to analyze the synergistic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people-land-industry-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was employed.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symbiotic unit-symbiotic environment-symbiotic mode” derived from symbiosis theory, a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path for rural areas was proposed, in order to activate the vitality of rural population, land, industry, governance and other elements, achieve new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referential experiences and suggestions for other rural areas.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 people-land-industry-governance / symbiosis theory /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 rural revitalization

引用本文

刘晶, 粟娟, 覃雯, 李三清. 互惠共生:乡村地区“人-地-业-治”协同发展——以张家界龙尾巴村为例. 科技和产业, 2025 , 25 (4) : 213 -220 .

Jing LIU, Juan SU, Wen QIN, Sanqing LI. Mutually Beneficial Symbiosis: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Land-Industry-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Taking Longweiba Village in Zhangjiajie as an Example[J].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2025 , 25 (4) : 213 -220 .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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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人地业治”协同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和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的重要路径,更是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但在实践过程中,一些地方“人地业治”的关系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如存在重产业振兴、忽略农民发展^[1]、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布局散乱且耕地撂荒严重^[2]、资源整合难导致资源破坏^[3]、多主体合作难形成博弈竞争致使治理困难^[4]等问题,这些问题具有系统复杂性,“牵一发而动全身”。新时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经济效应、基建带动效应和人口虹吸效应能有效推动乡村新内源性发展^[5]、促进乡村脱贫致富^[6]、助力乡村文化修复^[7]。因此,将乡村旅游业培育成为激活乡村地区的重要抓手,秉持“发展、合作、互惠、共赢”的核心理念,通过紧密的协作机制,构建稳定的共生体系^[8],以此构建人口、土地、产业、治理等多要素的协同发展格局,能有效破解乡村地区“人地业治”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理论界目前对于乡村旅游的研究多基于中宏观尺度,构建了包括人、地、业、治在内的乡村发展分析框架,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乡村旅游“人”的研究方面,学者从居民社区参与^[9]、居民可持续生计^[10]、居民回流创业^[11]等问题深入剖析;在乡村旅游“地”的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乡村旅游驱动乡村重构^[12]、农村土地旅游化利用缓解旅游用地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13]、乡村旅游土地收储居民态度^[14]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关于乡村旅游“业”的相关研究,乡村旅游产业扶贫^[15]、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旅游发展^[16]、乡村旅游产业市场需求改变后的主客互动关系^[17]和游客体验^[18]、产业发展方式多元融合^[19]等课题受到重视;“治”的研究从20世纪末进入旅游领域,学者们广泛关注乡村旅游地治理模式^[20]、治理网络^[21]等,还有互惠性治理和平衡治理^[22]也被学者所关注。但目前学者多从单视角或单维度分析,无法深度探讨乡村地区形态及结构,亟须利用多学科交叉方法优化乡村地域系统、重塑乡村空间布局。而乡村旅游地实质上是由人口、土地、产业和治理等多个要素相互协调的共生共荣关系^[23],与生物学上的共生理论所探讨合作竞争关系具有类比性。近年来,学界开始从多个角度探讨区域旅游共生问题,但目前,关于旅游共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区域旅游的竞合与边界共生,致力于探讨强化旅游协同效应的策略以促进区域整体发展,针对微观层面如单一乡村案例地的研究相对匮乏。

综上所述,本研究依据共生理论,借鉴徐虹和王彩彩^[6]、张行发和徐虹^[5]关于乡村旅游整合的“人口-土地-产业-治理”四维框架,构建了乡村旅游地多要素共生体系及其作用机制。选取张家界市龙尾巴村作为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乡村旅游地共生系统的演进历程及其特性,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提炼出相应的发展范式,旨在为同类乡村旅游地实现人、地、业、治的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1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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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发展实践中,人-地-业-治关系出现不协调,引用共生理论,全面提供乡村旅游地各子系统协同配合所需要的多维度综合信息,有效促进当前乡村旅游地协同发展实践。

1.1 乡村旅游地“人-地-业-治”共生形式

人、地、业、治4个要素存在紧密的共生关系,表现为:一是要素内部多单元共生。参与主体通过协同合作与竞争,以利益补偿、利益协调、利益共赢等方式在地位平等、权责一致的基础上达到理想的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模式。土地作为人类主要经济活动的空间依托,通过空间的分散和集聚效应,构成多方共赢的“正和博弈”,实现共生目标,强调城市对乡村的反哺作用。乡村旅游通过产业链建设、扩展及形成集群,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互补,第一、二、三产业业态不断融合推进,共同塑造新的产业共同体。二是四个维度要素交互共生。乡村主要常住人口和返乡居民在乡村的治理机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通过正式制度规范、非正式社会习俗和关系网络共同维系乡村社会有序运行。尤其返乡居民带回先进知识、理念和技能,为乡村的产业转型和文化创新注入新的活力。乡村人口回流,能有效缓解乡村空心化、提升土地资源利用率、减少土地撂荒,尤其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和业态创新,乡村经济由单一的第一产业向休闲康养、农产品深加工等多元化业态转型,从而提高土地资源使用价值,为乡村旅游和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在乡村治理方面,正式制度对居民行为设定明确界限,非正式制度利用乡土关系和面子文化等,以更细腻的方式调节社会关系和行为规范,从而提升乡村产业的发展效率,优化乡村社会的内部关系,为解决利益冲突、推动产业升级创造有利条件。

1.2 乡村旅游地“人-地-业-治”共生分析框架

人、地、业、治4个要素按照共生规律进行组合交互,借助共生理论,以此提出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人-地-业-治”协同进化框架(图1),选取张家界龙尾巴村作为研究对象,探究返乡精英与村党支部如何引领村民依托本土资源,实现角色转变与社会治理优化,进而把劣势转化为旅游发展的新优势,促进各方面的互利共生。

2 案例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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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案例地概况

龙尾巴村毗邻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核心保护区,荣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荣誉称号。近年来,该村抓住契机,盘活农村土地、房屋、人才和农产品等资源,通过实施土地流转、推进产业融合、执行环境整治,并鼓励多元主体合作,本村成功激发了人才、土地、产业、和治理等核心要素的内在动力,引领了生产与生活空间的革命性变革。在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双向流动的大背景下,选取张家界山区代表龙尾巴村作为研究对象,对于理解和复制其振兴策略于相似乡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2 研究方法

2023年和2024年7—8月在该村展开调研,通过座谈会、访谈、该村信息公开平台、网站等渠道收集该村各项数据资料,了解其发展现状与情况。深度访谈对象选取了协和乡乡长、龙尾巴村干部、农家乐与民宿老板、游客、务工人员、村民、商贩等,利用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了解龙尾巴村中高端民宿的管理运营、村基层组织与村民的调解过程、乡村运作过程及发展模式。以期有效揭示龙尾巴村人-地-业-治4个关键要素的关系,刻画该村共生系统模式。

3 案例地共生系统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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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生理论框架和龙尾巴村发展历程,梳理其共生系统演变的阶段性模式,在不同发展模式下,该村人、地、业、治4个关键要素的互相作用机制均展现独特的变化特征。

3.1 寄生模式阶段

2014年以前,龙尾巴村作为众所周知的贫困村,村民缺乏发展动力,村内土地荒废、住宅空置,产业发展层次低且结构单一,集体组织能力薄弱,乡村人、地、业、治四维要素彼此孤立、缺乏有效互动,致使该村共生系统处于寄生模式阶段。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武陵源世界遗产的溢出效应给龙尾巴村带来了短暂的“春天”,让龙尾巴村成为当时武陵源区收入最高的村子。为了满足自身利益需求,农户通过调整宅基地利用决策与行为模式,改变其原有生产生活方式、人口构成、乡村景观和土地利用形态。但随后由于一味追求经济价值,保护意识不强,引发了建筑搭建无序等不可持续的有限理性行为。过度的建设和旅游经营活动对武陵源遗产地的价值产生了威胁,让龙尾巴村成为世界遗产在保护过程中第一批被控制的村子,建设活动受到严格管控。在2008年前,政府为了武陵源景区规划有序,致使龙尾巴村经历三次大拆迁,仅依靠原始的耕种生活无法满足当代居民的生活需求,随着村民外迁,宅基地荒废、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相继浮现,促使该村发展进程显现不良态势(图2)。

3.2 偏利共生模式阶段

借国家美丽乡村建设政策契机,从2014年开始,在外部市场和政策有力驱动下,龙尾巴村依托其独特地理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自然文化资源,通过多元主体支持参与,采用土地流转、社区治理等策略,踏上乡村转型发展道路,引导共生系统由寄生模式向偏利共生模式转变。在此期间,龙尾巴村通过村委会和党员的带头,村集体通过租赁从30多户农户手中流转了约6.67 hm²的土地,并对其统一规划。土地流转后,村集体实施全面生态保护举措,包括统一施用有机肥料改善土壤质量、对生活垃圾和污水进行集中处理减少环境污染、聘请当地居民担任护林员保护森林资源等。此外,村集体展现创新思维,采取反向聘任模式,将土地持有者即农民,重新聘回到他们自己土地上,继续从事耕种活动及农副产品加工工作,通过乡村社区协同中心平台解决部分农产品销售。最后,在地方政府和村支两委重点扶持下,持续招商引资,吸引以杜勇为代表的返乡创业者成立张家界梓山漫居文化旅游公司,为龙尾巴村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激活龙尾巴村景区外小组耕地、宅基地等闲散资源,促使逐渐创办了如梓山漫居、璞舍、虚度等高端民宿,推动村庄产业发展,增强经济活力,实现各要素持续增值。随着共生经济体系蓬勃发展,这阶段如何实现资源公正分配成为一大挑战,返乡居民、外资企业及村集体成为主要受益者,资金主要流向土地与产业发展,而农户的发展需求常被忽略,导致资源配置中出现精英俘获的问题(图3)。

3.3 互惠共生模式阶段

龙尾巴村的民宿业蓬勃兴起,引领其共生系统向“效益分配”转型的新阶段,该村采用多种土地流转的形式构建“公司+村集体+农户”模式,使资源变资本、土地变股权、农民变股东、资金变股金,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实现村委会“社区增权”发展,同时调动村民的产业参与积极性。其次,重新规划景区内外休闲农业与茶产业,景区内和湘西保靖县黄金村进行村村合作种植黄金茶园,景区外借助农田整治、生态休闲农业推广等合理手段利用耕地,完善产业配套设施以及优化乡村营商环境,通过培育多元业态建成“上山观景,下山休闲”的多功能农业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最后,汲取21世纪初旅游发展的教训,龙尾巴村严格按照“洁、齐、绿、景、韵”的标准,提质改造农家庭院,实施“三清四治”专项行动,清理村庄垃圾、治理摊棚滥建等环境问题,以治污水、治垃圾、治违建、治陋习为重点,全力推动环境综合整治,制定《龙尾巴村规民约》制度,实施月检查、季点评、年终考核制度,多措并举积极效应下,农户收入水平和内生力持续攀升;土地资产有效释放,转为实际生产力,实现价值持续变现;产业规模与经济效益均稳步提升;宅基地和耕地利用更合理高效,这一系列变化强化了人、地、业、治等核心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正向反馈机制,引领龙尾巴村共生系统向“价值共创、收益共享”的互惠共生状态迈进(图4)。

4 乡村旅游地“人-地-业-治”共生协同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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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对龙尾巴村发展历程的梳理,本研究从共生理论的“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三维框架出发对其进行深入剖析,总结其“人-地-业-治”共生关系形成并促进乡村旅游地协同发展的路径。

4.1 “人-地-业-治”四位一体的共生单元分析

4.1.1 “本土-社会-政府”主体力量三力合一

在主体参与层面,需要“本土根基-社会助力-政府引领”三位一体,内外部多元主体之间共生协同,激活乡村共生系统新内生发展。个体村民以耕地、宅基地等物质基础参与乡村运营,通过闲置资源活化利用、技能展示、文化传扬和就业创业等多元途径提供旅游供给,尤其返乡精英通过基层组织有效整合,实现个体力量汇聚。基层组织以集体利益为纽带,优化资源配置,整合乡村资产,对接外界资源。社会力量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它们与村级组织建立紧密合作,挖掘整合优势资源,促进本土市场的培育与拓展,吸引原乡人才的回流,增强村民社区参与度,实现深度社区融入,同时,其作为“在地化桥梁”,利用广泛网络为乡村引入资源、信息与机遇,打破城乡界限,促进空间融合,重塑乡村发展版图,成为推动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关键催化剂。政府作为“顶层设计者”与“平台构建者”,超越传统扶贫模式下的“垂直干预”,转而注重底层逻辑的梳理与顶层规划的构建,横向联结社会与本土力量,通过提供必要的要素支持与服务配套,政府不仅维系了各方合作的稳定性,还通过权力下放,赋予本土社区与社会组织更多自主权,促进了共生体系内的自主管理与持续发展。各参与主体间的深度合作与协同,确保利益诉求的平衡与共生目标的达成,共同创造共生绩效,缩小旅游发展带来的收益差距,提升主体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在动态调整中维持稳定的共生状态。

4.1.2 重构乡村-城乡共同体空间格局

在土地资源层面,需要提升土地利用效率,重构乡村空间格局,倡导开放的城镇-乡村空间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区域资源优势互补,与区域间形成共生共荣的有机整体。首先,为激活乡村旅游的内生动力,亟须革新土地流转政策,深化其市场化改革,简化烦琐的流转流程,削减流转成本,并向土地流转的参与主体提供一系列政策激励,积极倡导企业与村民的广泛参与,以此促进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其次,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紧密相连,这就要求我们深化农村土地整治的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土地整治政策框架,强化其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协同联动效应。具体而言,可通过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区域等手段,加强对乡村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同时,将土地整治与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结合,借助整治项目的有效推进,加快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升级。再次,建立乡村旅游用地补偿机制,对因乡村旅游开发而征用土地的村民进行经济补偿,保护农民合法权益,防止因土地征用导致社会矛盾或不稳定因素产生,补偿机制应采用如经济补偿、土地置换等多种方式,还要考虑到农民的非经济权益,适当加大补偿力度,并建立健全相关的信息公开制度,保证补偿机制的公正、公平、公开;最后,采取“制度共享-人才流动-资源互通-文化交融”思路,重构城乡空间结构,有效促进城乡共享发展,畅通城乡资金、技术、人才、设施等要素流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4.1.3 扩展产业共生链,完善产业共生链功能

在产业融合层面,需要不断完善乡村产业共生链功能,打通产业共生链通道,促进乡村产业有机融合、互生互促。首先,需推动农文旅一体化发展,进行农文旅资源的深度挖掘和匹配,将乡村特有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等文化资源、田园风光等农业资源、自然景观等旅游资源激活,促进农文旅各资源要素交互点增多,实现深度融合。龙尾巴村依托其土家族民俗文化资源、依托武陵源国家森林公园景区风光改建特色民宿,促进梯田开发农业景观,助力该村乡村旅游发展。其次,打造特色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聚化发展,促进农文旅产品的融合与创新。使其产品在资源优势、市场效率、创新创业和扩张等方面获得优势,进而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龙尾巴村充分考虑当地的农业基础与游客的市场需求,形成高端民宿集群,并和湘西保靖县合作产出黄金茶,为民宿游客提供茶叶采摘、制作、品鉴等服务。最后,采取税收扶持、贷款担保、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支持性策略助力产业链协同发展,引导各参与主体关注市场动态,强化协同效应。

4.1.4 构建利益相关者互惠型治理机制

在乡村治理层面,需要依靠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衔接互动,持续深化共生关系。首先,地方政府统筹构建一个跨区域的共生系统管理框架,以市、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设立专门的乡村旅游开发保护领导小组,高效协同各方力量。定期召集领导小组间的联席会议,下设乡村旅游管理委员会与景区运营办公室,确立统一的乡村旅游管理规则与标准体系,界定各参与部门与景区间的权益界限,确保管理的规范性与一致性。其次,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及沟通监督体系等机制强化沟通效率,在信息共享层面,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将乡村旅游项目的规划蓝图、成本结构、收益预期等关键信息透明化,分享给所有利益相关者,以此消除信息不对称,预防潜在的利益冲突。对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可通过股东大会、居民代表大会、线上社群及论坛等平台,为共生体系中的每一个主体提供发声平台,有效汇聚并处理各类利益诉求,促进利益分配的公正与合理,进而化解潜在矛盾。至于沟通监督机制,可运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与分类,标记解决状态(已解决/待解决),并持续追踪解决效果与效率,确保问题得到及时、有效处理。此外,定期公布监督成果,提升透明度与公信力,形成闭环管理的良好态势。最后,发挥乡村精英、政治精英作用,让紧密型利益相关者缔结联盟,形成关系契约,求同存异。从村民容易接受的价值接触点入手,按照“抓住关键少数”的思路,以关键盟友和关键焦点为重点,逐步形成从价值提升、价值共创走向价值再造的人-地-业-治系统服务的价值网络,形成集体认同和行动共识。

4.2 “国家-地方-市场”多尺度联结的共生环境分析

在国家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下,奠定了乡村新内生式发展模式,明确了其总体发展方向,大大提高乡村当地居民自主性和发展能动力。武陵源区和龙尾巴村相关政府部门敏锐捕捉这一转变,创新性实施“党建引领”下的“政府+企业+基层+农户”四级联动工作机制和“公司+村集体+农户”的社区增权产业发展模式,整合乡村资源,明晰乡村基础设施及地理环境现状与挑战,挖掘并规划乡村自然景观与文化特色,进而增强乡村吸引力,激活“人、地、钱、技”等资源要素。

在宏观层面,外商投资者、返乡创业者、基层组织等参与主体,在市场、经济、社会等因素驱动下,投身乡村新内生式发展,主动适应外部市场经济,推动乡村市场环境逐步走向规范和完善。这个过程中,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推广等商业策略融入乡村运营中,建立与外部市场的紧密联系,依据外部市场需求适度调整乡村产业结构,通过金融资源向乡村流动、宅基地灵活流转与利用、建设用地入市等途径激励乡村共生系统优化升级。

4.3 “互惠共生模式”转型分析

在共生系统的演进历程中,互惠共生构成其本质与核心的发展导向,它促进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龙尾巴案例深刻揭示要实现乡村共生系统向互惠共生阶段的跨越,关键在于推动共生要素的品质飞跃、促进共生单元间的和谐互动与正向反馈,以及确保共生系统整体价值的稳定增长。

为此,策略上应聚焦于多维度促进农户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鼓励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同时,需精心规划土地利用策略,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探索并实施乡村多功能产业模型,以激发乡村经济的多元化活力;此外,还应致力于打造生态宜居、文化丰富的乡村居住环境,全面提升人口素质、土地效能、产业结构和治理水平。

在具体操作上,可采用拆除重建、改造升级、搬迁整合与综合整治等多维度手段,对乡村的空间布局、景观特色及功能结构实施系统性优化,为共生单元间的协同共进奠定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探索多元主体创新的合作框架,形成灵活的利益共享机制,实现乡村与外界多元力量及关键资源的有效联动,突破发展限制,消解市场分隔,旨在打造一个遵循“共创价值,共享成果”理念的乡村共生新模式,推动乡村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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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共生理念,通过质性研究,选取张家界市龙尾巴村案例,深掘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理念下,多维要素的共生机制及其发展典范。得出以下结论:①乡村共生系统有“人”“地”“业”“治”要素构成,4个要素单元内部多单元共生,外部要素间交互共生,互相作用。②张家界龙尾巴村社会经济环境和多要素发展变化驱动其共生模式向由“寄生模式-偏利共生-互惠共生模式”演进。③从协调人、地、业、治四位一体的共生单元、联结国家、地方、市场三尺度的共生环境以及推动共生模式向互惠共生模式转型,提出实现乡村旅游地共生效益共享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和建议。

通过采纳共生理论,聚焦人、地、业、治四大关键维度,洞察乡村发展的复杂互动,提出了促进各要素协同进化的新策略,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创新的实践支撑。基于共生理论提炼出乡村旅游地“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的协同路径框架为其他乡村发展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范式。但本文受单案例数据限制,从质性研究方法分析,缺乏多案例量化研究,后续可以通过多案例对比比较构建乡村共生系统量化指标体系。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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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2261042)
湖南省科技创新计划(311144023041)
吉首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LYJD202305)
湘西自治州“乡村振兴”专项课题(ZSP2023ZX0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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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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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引证文献

排序方式：

[1]

周国华, 龙花楼, 林万龙, 等. 新时代“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发展[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8): 1919-1940.

[2]

龙花楼, 张英男, 屠爽爽.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10): 1837-1849.

[3]

唐茂林, 李小红, 谢花林. 乡村生态共生与人地业协调发展[J]. 开放导报, 2022(1): 64-73.

[4]

吕文飞, 王英. 中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多元主体共治探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23(5): 127-132.

[5]

张行发, 徐虹. 新内源发展: 乡村旅游驱动贫困村迈向共同富裕的“郝峪模式”[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6): 94-103.

[6]

徐虹, 王彩彩. 包容性发展视域下乡村旅游脱贫致富机制研究——陕西省袁家村的案例启示[J]. 经济问题探索, 2019(6): 59-70.

[7]

孙九霞.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乡村旅游与乡村文化复兴[J]. 旅游学刊, 2019, 34(6): 1.

[8]

陶慧, 张梦真, 刘家明. 共生与融合: 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4): 582-594.

[9]

庞清云, 保继刚. 涓滴策略对乡村社区旅游收益分配的影响[J]. 旅游学刊, 2022, 37(8): 13-25.

[10]

黄潇婷, 王志慧, 张野. 乡村社区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过程及影响因素——以栾川县重渡村为例[J]. 人文地理, 2023, 38(1): 158-168.

[11]

张圆刚, 郝亚梦, 董晓婷, 等. 乡村旅游地居民回乡就业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J]. 旅游学刊, 2023, 38(5): 102-114.

[12]

卢松, 刘君玫, 饶小芳, 等. 旅游影响下的乡村重构研究进展[J]. 中国生态旅游, 2021, 11(3): 315-331.

[13]

罗文斌, 雷洁琼, 楚雪莲. 乡村转型视域下农村土地旅游化利用行为驱动机理—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人际行为理论的整合框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3, 32(1): 221-233.

[14]

代美玲, 马晓龙. 乡村旅游开发土地收储阶段居民意愿特征与细分机制——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J]. 旅游学刊, 2020, 35(4): 26-35.

[15]

王庆生, 张行发, 郭静. 基于共生理论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和路径优化研究——以山东省沂南县竹泉村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9, 38(3): 108-112.

[16]

孙九霞, 张凌媛, 罗意林.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 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318-334.

[17]

王建芹. 高质量发展视阈下乡村旅游主客互动对游客公民行为的影响[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1, 40(4): 85-90.

[18]

任以胜, 查志敏, 程玥涵, 等. 游客视角下婺源县乡村旅游数字化发展满意度研究[J]. 科技和产业, 2021, 21(10): 161-168.

[19]

雷明, 王钰晴. 交融与共生: 乡村农文旅产业融合的运营机制与模式——基于三个典型村庄的田野调查[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9(6): 20-36.

[20]

郑诗琳, 黄焕, 张晓梦, 等.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治理模式转变与发展要素互动——以四川省成都崇州市竹艺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22, 42(8): 1474-1482.

[21]

张凌媛, 吴志才. 乡村旅游社区多元主体的治理网络研究——英德市河头村的个案分析[J]. 旅游学刊, 2021, 36(11): 40-56.

[22]

王克岭, 李刚. 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冲突及互惠型治理机制——基于共生理论的探讨[J]. 社会科学家, 2023(2): 53-58.

[23]

徐虹, 张行发. 人-地-业-治: 乡村旅游研究的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J]. 旅游导刊, 2023, 7(6): 1-21.

2025年第2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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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时间：2024-08-27
首发时间：2025-07-21
出版时间：2025-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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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4-08-27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2261042)

湖南省科技创新计划(311144023041)

吉首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LYJD202305)

湘西自治州“乡村振兴”专项课题(ZSP2023ZX03)

作者信息

吉首大学旅游学院, 湖南张家界 4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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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stjournals.cast.org.cn/joweb/kjhcy/CN/115398769409601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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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不同金属材料的力学参数

科 Family	属数 Number of genus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占总种数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species (%)	属 Genus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占总种数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species (%)
鹅膏菌科Amanitaceae	2	11	5.26	鹅膏菌属 Amanita	10	4.78
小菇科 Mycenaceae	2	12	5.74	丝盖伞属 Inocybe	5	2.39
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	8	14	6.70	蜡蘑属 Laccaria	5	2.39
红菇科 Russulaceae	3	23	11.00	小皮伞属 Marasmius	6	2.87
				小菇属 Mycena	11	5.26
				光柄菇属 Pluteus	5	2.39
				红菇属 Russula	17	8.13
				栓菌属 Trametes	5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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