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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与乡村公益事业参与的空间延展——以N市D村村务微信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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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贵州

科技和产业 | 产业发展 2025,25(3): 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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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和产业 | 产业发展 2025, 25(3): 71-77

数字技术与乡村公益事业参与的空间延展——以N市D村村务微信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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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贵州

作者信息

南京江北新区教育和社会保障局, 南京 210031

任贵州(1990—),男,河北邯郸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与发展。

Digital Technique and the Spatial Extension of Rural Public Welfare Participation:Taking the WeChat Group for Village Affairs in D Village, N City as an Example

Guizhou REN

Affiliations

Educ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of Jiangbei New Area in Nanjing, Nanjing 210031, China

出版时间: 2025-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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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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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发展背景下,乡民对乡村公益事业的“集体在场”“价值认同”“行动选择”直接影响着各类项目建设的实际效果。伴随社会变革,乡村共同体呈松散化发展趋势,乡民个人的原子化游离不利于乡村公益事业建设的持续推进。借助数字技术的应用,村务微信群在破除时空阻隔、塑造价值共识、聚合集体行动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参与主体、参与意识、参与行动的重新组织,村务微信群的应用推进着乡村公益事业建设参与空间的延展。

关键词

数字技术 / 乡村公益事业 / 参与机制 / 空间延展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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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llective presence, value recognition, and action choices of villagers towards rural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directly affect the actual effectiveness of various project constructions.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rural communities are showing a trend of loose development, and the atomization and dissociation of individual villagers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rural public welfare construction.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village WeChat groups have important value in breaking down time and space barriers, shaping value consensus, and aggregating collective action. Through the reorganization of participating subjects, awareness, and actions, the application of village WeChat groups promotes the extension of participation space in rural public welfa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digital technique / rural public welfare /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 space extension

引用本文

任贵州. 数字技术与乡村公益事业参与的空间延展——以N市D村村务微信群为例. 科技和产业, 2025 , 25 (3) : 71 -77 .

Guizhou REN. Digital Technique and the Spatial Extension of Rural Public Welfare Participation:Taking the WeChat Group for Village Affairs in D Village, N City as an Example[J].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2025 , 25 (3) : 71 -77 .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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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公益事业建设是指在村域范围内生产和提供用于满足全体乡民生产生活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村内公共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建设发展以及其他村内公共服务与福利^[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及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的要求。在此发展背景下,以数字技术搭建乡民互动平台,推动乡民积极参与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村容村貌的改善,有助于以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保障公共服务的精准化^[2],是加快乡村公益事业建设、改善乡村现代生活条件的重要抓手。作为一项关涉全体成员的公共事务,乡村公益事业建设离不开乡民的主体参与,可以说,乡民对乡村公益事业的“集体在场”“价值认同”“行动选择”直接影响着各类项目建设的实际效果。面对现代性的冲击,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联逐渐减弱,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共同体精神也不断消退,部分村庄离散化现象日益严重,“共同体式微”“个人主义膨胀”的社会失序现象频发,这些都导致了乡民对乡村公益事业参与的严重不足,也呼唤着新的互动空间的建构,从而推动乡村公益事业建设和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

1 数字技术助推乡村公益事业参与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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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字技术驱动下的乡村公益事业参与机制的研究,学界围绕数字技术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因和影响开展了持续性探讨,并从信息平台的搭建、主体关系的协调、公共行动的牵引等方面对乡村公共参与进行了策略分析。

相关研究普遍认为,数字技术参与乡村治理不仅适应了乡村人口高度流动的现实背景,而且对推进乡村公益事业参与主体多元化、参与结构开放化和参与理念转型产生重要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乡村人口向城镇的快速涌入,原本生活于同一地理空间的乡民个体长期分散在不同时空之中,物理不在场的现实困境严重影响乡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知晓度、认同度和参与度。而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各类即时通信平台能够将分散的乡民再次聚合,密切乡民个体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促进在村乡民和外流乡民通过网络公共空间自由表达、讨论并共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3]。与此同时,学界还认为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村务信息平台推动着乡村公共参与机制的创新,在参与主体上,数字技术介入乡村社会治理逐渐形成以问题解决和需求满足为导向的治理模式,这其中,村两委或村民小组组长不再是乡村公共事务处置的唯一主体,村内外各类与村庄事务相关的人群都可进入意见表达体系^[4]。在参与结构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效破除了村庄中信息发布不及时、政策传播滞后的弊端,进一步开放村民意见反馈和政务评价的渠道,使得公共事务处置由封闭走向开放^[5]。在参与理念上,数字技术减少信息传递的中间层,让乡民及其他参与主体都能直面公共事务处置的过程,进而有利于增强乡民个人的“主人翁”意识,有利于“以人为本”治理理念的重塑^[6]。

基于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动因与影响的分析,学界积极探讨以数字技术推进乡村公共参与的可行策略,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信息平台的搭建。多数学者都倡导将微信、QQ、钉钉的即时通信工具以及抖音、快手、微博等信息发布平台抑或政务平台的自主开发作为聚合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的积极凭借,利用数字化、智能化的管理服务平台压缩管理层级、拓宽参与空间^[7]。②主体关系的协调。利用数字技术解构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行政权力的专断性、改变管理权限相对集中于少数村两委和村小组干部的局面以及加大对乡民参与公共事务处置权利的保护,这些都呈现学界以数字技术形塑多元主体互动、重构政社关系的学术期望^[8]。③公共行动的牵引。乡民的主动意识和创造性直接影响数字技术应用的现实效能,因此,学者们通过对各地区已有的数字治理实践分析,提出了拓宽数字应用场景、建立数字参与激励机制、整合线上线下治理资源、升级乡民与技术的交互体验等策略^[9],为数字技术助力乡村公益事业参与空间的延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的回顾可以看出,乡村公益事业建设与乡民的公共参与密不可分。而现实中,乡民间社会关系的逐渐松散、乡民个体与乡村集体的不断游离,亟须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发挥其智能化、便捷化、可视化的治理优势,搭建起新的空间或平台来牵连各个行动主体,塑造一种新的共同体认同,打造一种新的公共参与组织形式。伴随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数字技术推动下的即时通信工具的转型升级为乡村公益事业参与提供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这其中,以村务微信为主的即时通信平台对乡村公益事业发展意义如何?对推进乡村公益事业的公众参与有何作用?此类问题的讨论对数字发展背景下探寻乡村社区治理的机制创新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2 数字技术拓展乡村公益事业参与空间的个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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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空间生产既是制造物质性空间形态和社会空间体系的过程,又是建构精神文化和社会交往关系的过程,也是资本运作的工具和社会矛盾的中介,揭示了权力结构的变迁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更新^[10]。据此分析数字技术推动下的乡村公共参与这一社会事实,无论是打破社会成员间沟通互动的地理、媒介、空间上的限制,还是以新的互动平台增进乡民情感交流以培育他们的集体意识或公益意识,数字技术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这其中腾讯公司开发的应用软件“微信”以其简捷的操作性、多场景涵盖性,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与人之间文字、语言、表情交流的需要,并以其自由表达、开放思想、价值互动的特征逐渐显现出在线社区(或曰虚拟社区)的新型组织形态,不断建构着网络公共空间。

基于以上分析,通过以N市D村推进垃圾分类项目的实践为个案,从公共空间生产的视角,分析微信群推进乡村公益事业公众参与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本文试图通过个案分析,探讨乡民作为乡村社会发展建设和享用主体,能否借助村务微信群这一线上组织和互动形式实现原有线下互动空间的线上拓展,从而保障垃圾分类这一乡村公益事业的“集体在场”能否通过虚拟空间的表征来构想符号化的公共价值,从而实现“共同体意识”的数字重构以及能否借助线上表征空间的生产,认同数字化参与的价值理念,并以之促成线下参与垃圾分类的“集体行动”,进而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探讨乡村公益事业建设参与机制的再造。个案选取的D村共有20个乡民小组,常住户650户,人口2 350人。该村于2016年10月创建村庄微信群,起初目的在于征求各农户对村级土地承包方案的意见,因部分乡民外出务工未归,遂借助微信群进行集中讨论,完成了全村的意见征集。随后,微信群从公共事务讨论逐渐拓展为乡民日常沟通交流、信息资源分享、各类活动组织的平台。3年多的时间,微信群数量由1个扩展为4个,分别为D之家管理群、D之家1群(210户)、D之家2群(210户)、D之家3群(230户),群组成员扩展至全体农户,群组管理机制也不断完善,成为乡民间村务互动的重要媒介。2019年1月,为落实N市全面推开乡村地区垃圾分类的工作部署,D村充分利用村务微信群开展垃圾分类的信息宣传、工作部署、推进播报、考核公示,成为其所在街道的垃圾分类示范点。

本文主要采用线上观察和信息采集分析、线下人物访谈和实践观察的方法。研究者以乡民朋友的身份于2019年11月30日进入D村微信群,在微信群内开展原始形态的参与观察,对涉及角色管理的事项进行对话互动,了解村落内部垃圾分类的运作机制。2019年12月20—23日、2021年2月24日,对微信群中的15位关键人物和活跃成员进行深度访谈,对部分外出务工人员通过电话、微信进行访谈,对D村借助微信群推进乡村公益事业建设的社会实践有了深度了解,掌握了一些内部资料。

3 信息平台:数字技术建构乡村成员 “集体在场”的空间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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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乡民自身来说,公共参与过程中的集体在场并非单指乡民身体共同处在固定空间内的某种确定的坐标,而是积极活动的身体面向任务的情境定位,这种情境空间性跨越了物理空间限制,形成互动空间的情感性拓展,即更注重互动情境的生成。如此,一系列中介性情境营造也可以建构集体在场情形下的亲密性。以微信群为代表的数字互动平台的意义就在于此,它将分散于不同时空的乡民通过虚拟在场的形式实现了重新聚合,从而改变了乡村公益事业参与的内容和形式^[11]。具体而言,软件开发的逐利性使微信通过多种激励措施督促乡民将个人的账号名称、微信头像、个性签名、文本结构、表情符号进行编辑和完善,朋友圈等内容的设置和定期播报促成多重信息的组合,这些信息较完善地展现出每个乡民的生产生活状态。随着数据科技的不断发展,乡民间的语言沟通、表情互动、舆论生成、诉求表达等多个互动场景也被纳入微信群这一线上场域。故而虽然D村乡民因产业发展而呈现分工式分散,但微信等数字互联平台又将这种分散进行重新组合。D村内部的4个村务微信群充分借助乡民小组的自然设置,在管理群强化垃圾分类组织力量的基础上,通过网格员介入农户群的方式将组织力量与参与力量进行组合,不断强化村落成员对村落环境的共享观念、稳定预期及利益融合。

基于村务微信群对断裂的社会关系进行重构,D村内部形成线上互动的内生组织,它产生于D村内部和村落对外的合作互动过程,乡民之间相似的执业发展路径、长久甚至终身的工作经历以及相同的组织环境塑造了组织成员的共同情感、价值共识和身份认同^[12]。互联网自组织的萌生将身处不同时空的乡民个体聚合在垃圾分类项目推进的进程之中,搭建起包含D村多类型主体的虚拟合作网络,其成员主要包括两委成员及网格员、村庄“留守”青年、无固定职业者、外出务工人员。

3.1 两委成员及网格员

两委(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委员会)是村庄公益事业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压力型体制下,乡村的两委成员加强对项目落地的流程把握,更多的治理资源得以下沉,网格化管理保障了两委对项目推进的技术把控。从“D之家”村务微信群可以看出,两委成员除在村庄管理团队群组中承担着任务派发、绩效考核、流程督促的角色,根据职责分工,他们还与各乡民小组的网格员一同加入村组微信群,及时传达所在街道关于垃圾分类的政策宣导、村集体对垃圾分类的任务分工,并在群组内发挥垃圾分类问题解答、农户间利益调节的功能。网格员在落实分工责任的同时,及时跟进垃圾分类的实施进度,收集乡民诉求,进一步强化了D村垃圾分类的自组织能力。

3.2 村庄“留守”青年

乡村“留守”青年是乡村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乡村公共事务处置、村落信息传播、个体行动牵引上往往占据主导地位^[13]。D村的“留守”青年(年龄区间为15~40岁)共312人,占村落人口总数的13.4%,基于对新鲜事物较高的学习和适应能力,“留守”青年在“D之家”微信群中长期是活跃分子。通过对图片和帖子的转发、分享,“留守”青年为村落其他成员带来了较多的新鲜信息,开拓了乡民的眼界。而他们对公众事件、公共活动的评论也影响着村落的舆论旨向。在本次垃圾分类项目的推进过程中,“留守”青年积极询问具体分类要求、垃圾处置流程、主动上传自家垃圾分类的图片、分享做法,有效带动了村庄垃圾分类的集体行动。

3.3 无固定职业者

乡村无固定职业者主要指村庄中年老体弱、没有稳定收入来源、没有固定岗位的群体,这一群体在乡村内部占据较大比例。因行动能力的羸弱、言语技巧的缺失抑或自我认知的否定,无固定职业者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而微信交流的物理跨越性、信息丰富性和互动的低成本性给这一群体重新融入乡村共同体提供可能。D村村委动员农户青年主动对家中老人进行“文化反哺”,邀请他们在群里足不出户知晓村内外的大事,老人们在“D之家”用语音发表自己对垃圾分类的看法,很多经验性的建议得到村集体采纳。对于那些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岗位的中青年乡民,D村网格员也将他们拉进了群,鼓励他们对垃圾分类积极点赞、评论,在得到乡民认可的同时积极投入到垃圾分类的实际行动之中,成为D村垃圾分类的参与者之一。

3.4 外出务工人员

D村外出务工人员482人,占总人口的20.5%,在微信出现以前,他们主要通过电话、信件和家人沟通,单一和低效信息传递使得他们逐渐游离于村集体之外。微信等移动互联平台的出现,较大程度上突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让外出务工人员能够低成本地实时知晓村里的大事。在本次垃圾分类的活动中,他们主动将务工地区的先进做法、分类成效转发到微信群里,并且同步关注村里的工作进度,督促家人做好垃圾分类。乡民看到外界青山绿水、优美整洁的环境也受到行动启发。村务微信群对村内大事小情的播报,增强了外出务工人员与村子的感情联络,而基于对共同体生活的追忆,外出务工人员逐渐成为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之一。

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呈现的空间缩影,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存在,也囊括了乡民在日常交往中所建构的社会关系情景,它以线上互联的手段方式将分散于不同时空的乡民集合在数字信息平台之中,让原本没有兴趣、没有能力或不能现场参与的乡民个人在线上及时参与村庄公共讨论。在D村推进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村务微信群突破了乡民“集体在场”的时空限制,原本偏离乡村话语体系的成员被重新纳入村落共同体。线上互联为乡民对乡村公益的“集体在场”提供可能,语音、视频的沟通延续了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的接触方式,有效推动着乡村集体情感的流转与再造。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凭借大数据的数据信息收集渠道,快速对村内外的信息数据进行议题加工、流程分解,将垃圾分类这一公共事务简化识别为不同的数据显示,从而实现了乡民参与流程的简约化和探讨内容的清晰化。

4 公共探讨:数字技术拓展集体意识的培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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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意识是指个体对其所在组织(或集合体)在思想价值上的依赖、认同、服从,是维护组织秩序、增进集体行动的思想基础。从发展脉络来看,中国传统村落的公共伦理文化乃是家庭伦理文化的放大和延伸。但在现代化进程中,既有的乡村社区整合逻辑被打破,单个治理主体存在参与度不足或权力分配不均的治理难题,国家权力的迅速抽离和市场价值下的经济利益驱动使得个人功利化倾向严重,乡民公共意识逐渐淡薄,村庄集体的道德规约作用逐渐消减。在此背景下,借助数字技术建立起包容化、网络化的治理模式,培育乡民“身在村中”的集体意识已经成为重塑乡村公益事业参与机制的关键。

4.1 公共讨论塑造价值共识

如前所述,数字信息互动平台以其信息呈现方式的多样化和公共对话的超时空性使得具有不同沟通习惯、身处不同时空坐标的个体拥有了参与公共讨论的际遇,为促进不同个体间的思维碰撞,促进多元主体的价值融合提供可能。在垃圾分类项目推进过程中,D村充分利用线上互动,两委班子、网格员、“留守”青年带头展开话题讨论,将“D之家”转化为垃圾分类信息宣传、意见征询、方法教学的公共平台,为塑造价值共识提供有效支撑。

村党委书记兼“D之家”群主ZSP平日经常转发一些倡导美化环境、保护村庄的文章、视频到群里,得到一些乡民的转发和点赞。本次垃圾分类在N市乡村地区全面推行,为了让乡民知道为什么要垃圾分类,ZSP还从“保护家园环境”角度引导乡民参与讨论,很多垃圾分类前后的对比图片、文章被发到微信群里,乡民们发表各家对垃圾分类的看法。同时,ZSP还组织网格员将乡镇政府的垃圾分类方案制作成大字图片发到群里,言简意赅,便于乡民理解。“分垃圾就是保环境”“环境好生活才好”,一些号召性的话语在微信群里呈现,并得到部分乡民的赞同,在他们的讨论中,大部分乡民知晓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为了因地制宜地开展垃圾分类,2019年1月末,ZSP组织村委会研究制定村组内部的垃圾分类推进方案,并且在微信群里积极征求大家的意见。一些外出务工的乡民把自己所在小区的方案转发到了群里,一些在垃圾站上班的乡民把垃圾处理的视频发到群里,开拓了乡民的眼界。一些经验丰富的留守妇女,针对湿垃圾的处理在群里发表了自己的想法,优化了垃圾处置方法。最后,村委会在群里发起线上投票,2/3以上农户同意,方案才得以落地,有效保障了方案的合法性。

公共讨论激发共同利益诉求,通过乡民在“D之家”中关于垃圾分类的讨论片段可以看出,数字技术整合了关于垃圾分类的设施配备、垃圾种类、收运时间、收运方式、考核机制、积分兑换等多种应用场景,同时政务微信互动遵循互惠互利、协同共享的治理原则,邻里间沟通不断增多,对实施方案的讨论有效增强了垃圾分类推进的合法性,垃圾分类的推行进度不断加快。这种线上价值互动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乡村非制度化参与的有限性,乡民通过表达个人意见、播报垃圾分类动态、了解推进进度等,对村庄公共事务逐步达成了价值共识,其线上参与的实践效能逐步内化为一种习惯性的参与行动,在共同利益诉求催化下,数字技术以其强大的信息传播机制促进了乡民行动价值的统一,不断强化着D村乡民个人的集体意识。

4.2 信息传递建构公共伦理

公共伦理是社会成员在长期交往互动、信息传递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社会行动的一般性评价,这种评价寄托着社会成员的归宿意识和公共意识,虽不具备制度条文的刚性,但往往内化于社会规范,形成对个体行为的框架性规约^[14]。乡土文化笼罩下的乡村是封闭式的,在田间地头、大槐树下、戏台水井,人们相互交谈、传递信息,是形成村落舆论、集体伦理的重要方式。鉴于现代化对乡村社会联系方式的改变,数字技术信息互动平台成为重塑对话空间的一种选择,D村乡民对垃圾分类信息的传播、对考核机制的关注、对越轨行为的规约不断塑造着乡村内部关于垃圾分类项目的社会舆论、公共权威和行为规范。

为了建立垃圾分类的长效机制,群主ZSP召集各位网格员征求大家的意见。“加强监督”“定期曝光”“多劳多得”(访谈记录:2019年11月21日)的呼声成为乡民的共识。根据乡民在微信群里提出的意见建议,D村拟定了村庄内部的垃圾分类考核奖励方案,以网格区域为单位,每家农户的垃圾桶独立编号,每日由清洁人员记录分类执行情况,网格员收集完毕后在群内公示,对于执行好的农户可以凭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对执行不力的农户提出整改建议。这些内容以条目式的信息被发布在群里,每月按照农户积分在群里排列“垃圾分类红蓝榜”。一系列线上信息传送举措下来,部分执行不好的农户被“爆了光”,其他乡民也忍不住发了声“垃圾是小,卫生是大”“分类其实很简单,每家每户做好了,我们环境才能好”“说得对,卫生不是一家两家的事,要靠我们大家”(访谈记录:2019年11月21日)。乡民围绕垃圾分类执行过程的讨论,潜移默化地激活或建构着地方性规范,因而具备了公共伦理的生成功能。在内部评价压力下,被曝光的农户不得不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微信群通过塑造多数乡民的“虚拟在场”的空间,将乡民的线上信息传递形成一种相互规训的压力,成为促进村庄规范形成的重要机制。

数字技术搭建的信息互动平台以其时空跨越性、信息传递及时性、对话留痕性较大程度上缓和了乡村公共空间环境松散、范围萎缩、群体互动频率降低的现实困境,让身处不同时空坐标的乡民随时获取村庄内部公共事务最新动态,也可根据个人想法提出意见。这种双向沟通的机制不仅增强了乡民对村庄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提升了村庄公共性向乡民个人的投射力度,使数字公共交往跨越生活消遣,成为离散化村庄的一种非正式规训手段。另一方面,乡民在数字信息互动平台中组织的各类探讨逐渐建构起虚拟公共空间的公共互动,并在日常话语交流中产生了情感层面的文化共鸣,形成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共同记忆为中介,以公共交流为纽带集体观念^[15]。这不仅有利于形成一个支持性的文化网络,也将进一步催生实际行动上的相互支持与协作。

5 集体行动:数字技术延伸公共参与的协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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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项目作为一项自上而下推行的国家政策,在乡镇(街道)基层政府全力推行的外在压力下,若要得到乡民内生性的参与,自然需要和内部社会机制结合起来。而现代数字技术对社会个体的联结、对集体观念的激发,有利于聚合垃圾分类行动的参与主体,增强乡民间的关注性互动以及自身的公共参与意识。以此为基础,D村通过村务微信群组织乡民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参与到垃圾分类项目的意见征询、集体决策、资金筹集、劳工投入等一系列社会行动之中。

为推进垃圾分类项目的落地,每出台一次重要方案、每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群主ZSP都会在“D之家”中做好意见征询,关涉全村利益的重要款项支出、项目引进都会邀请乡民在约定时间进行线上投票,线上决策与线下行动结合。2020年9月,为进一步提高垃圾分类处理效率,D村与邻近的R村准备修建一个小型垃圾存储站,但集体资金不足,需要向乡民筹措一部分资金。群主ZSP主动将存储站的基本情况及设计方案发布在微信群,说明存储站在提高垃圾处置效率、降低运输成本的优势,并在微信群公布费用摊派方法。针对乡民的疑虑,群主ZSP说明此项目为“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政府出资比例较高,考虑到后期主要由两个村庄使用,才会有一部分资金来自乡民。网格员将垃圾站的具体位置、资金处置计划转发到群里,解决乡民的后顾之忧。一些技术性问题也在群里得到解答。众筹公告发布后,乡民积极筹款,很多外出务工人员也通过微信转账参与了筹资,共筹措资金6.2万元用于支撑建设。一些经济困难的乡民在群里说明了情况,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在垃圾站建设过程中,他们积极参与板材运输、义务劳动,照片也被发到了群里,得到了大家的赞许。乡民ZDX:“大部分人都掏了钱,我家当时手头紧,没能拿出来钱,所以我去现场帮了两天忙,要不然不好意思”(访谈记录:2021年2月24日);乡民RDT:“我们那个小垃圾站能建成,跟微信群有很大关系,不仅钱筹好了,好多人还到现场去帮了忙,现场真的是热火朝天” (访谈记录:2021-02-24)。

多元化、多场景的数字技术应用为乡民积极参与乡村公益事业建设提供了具有包容性和回应性的技术和制度空间。从D村推进垃圾分类项目的社会实践可以看出,通过移动互联技术的应用,乡民参与乡村公益事业建设的意见征询、集体决策、资金筹集、劳工投入的多个行动场景实现互联互通,避免了信息重叠、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造成的村民参与热情抵消。另一方面,集合性的数字参与平台通过村庄内外的人员、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高效回应乡民在参与垃圾分类实践行动中的实际需求,提高了乡民公共参与的交互体验,增进了乡民数字参与的功能效用。

6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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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乡村数字治理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顶层设计中。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媒介化合作网络可以将离散在不同空间的群体纳入社会互动中,成为流动性增强背景下整合乡村社区集体行动的新形式,有利于增强乡村治理的公共性、社会性与有效性。着眼社会分工、思想变革、社会改革等要素影响下乡民共同体呈松散化的发展趋势,充分借助数字技术,将微信等一系列即时通信平台作为联结松散个体的技术媒介,利用语言、表情的线上重现,唤醒乡村共同体的情感记忆、塑造价值共识,以成员互动的超时空性重塑“共同在场”的系统情境,对重塑乡村社会的内在规训机制和行动整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数字技术的嵌入和现代即时互动交流平台的引入,有利于恢复乡村共同体的社会整合功能,对增强乡村公益事业建设的合法性和参与性具有促进作用。借助村务微信群对社会行动的聚合,D村公益事业参与成为理所当然,受内在规训影响下的乡民将垃圾分类的参与当作维护共同利益的行动旨向,微信群的行动集合性将村庄群体的最大公约数纳入社区治理中。依托微信群对空间、时间阻隔的消弭,乡村集体在促进乡村公益内生发展的角色作用不断突出。数字技术在塑造亲密关系的社会运作机制、关系网络和村集体在动员资源、举债筹资过程中的作用发挥,都在D村垃圾分类项目中得到了印证。

本文尝试以政务微信群为代表的数字信息互动平台为研究对象,关注数字技术对乡民社会关联、价值生成、行动协作的影响,探讨数字技术促进乡民参与乡村公益事业的实践过程和作用机制。作为单案例研究,其数字参与空间的延展路径还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所有乡村。乡村公益事业建设涉及制度设定、主体权责、供需互动等多个层面的协调推进,每个乡村的资源禀赋、文化环境、乡民结构存在着差异,数字技术在聚合行动主体、传递村务信息、协调参与行动方面的作用发挥也随之产生不同。数字技术的开源特征在于多元行动者信息互动和协作机制创新打造出多元参与主体跨界合作、共同行动的村庄治理体系,使多个参与主体在价值共创中实现公共价值和空间延展。而这其中应当警惕因数字技术对复杂事务的简化、清晰化向往所导致的对乡民个体技术使用能力的差异、实际参与诉求的忽视,即可能出现载体空间的弹性缺失、价值空间的活力受阻以及行动空间的体验失落^[16]。在此背景下,系统探讨数字技术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协同、制度规则建构以及文化价值生成,也将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开展的研究内容。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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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SH0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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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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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25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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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时间：2024-08-12
首发时间：2025-07-21
出版时间：2025-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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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史

收稿日期：2024-08-12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SH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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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北新区教育和社会保障局, 南京 21003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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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不同金属材料的力学参数

科 Family	属数 Number of genus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占总种数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species (%)	属 Genus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占总种数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species (%)
鹅膏菌科Amanitaceae	2	11	5.26	鹅膏菌属 Amanita	10	4.78
小菇科 Mycenaceae	2	12	5.74	丝盖伞属 Inocybe	5	2.39
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	8	14	6.70	蜡蘑属 Laccaria	5	2.39
红菇科 Russulaceae	3	23	11.00	小皮伞属 Marasmius	6	2.87
				小菇属 Mycena	11	5.26
				光柄菇属 Pluteus	5	2.39
				红菇属 Russula	17	8.13
				栓菌属 Trametes	5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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