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任务偏型技术进步范式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成为共识，但现有工作类型分类方法仍存在细致度和准确率不足的问题。为解决这一不足，本文通过优化Chinese-BERT-wwm大模型，将2013—2019年上市企业的招聘信息区分为非常规型和常规型工作，测试集分类准确率近93%。同时，利用GLM4大模型根据岗位名称和职责描述，将其匹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的小类标准职业名称以识别数字职业，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提高显著增加了对非常规岗位的需求，减少了对常规岗位的需求，且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和制造业中尤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非常规岗位需求的上升主要源于非常规认知型岗位需求的增长。机制分析显示，企业人工智能技术提升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创造数字职业等新岗位促进非常规岗位需求，同时通过替代效应减少常规岗位需求。研究成果拓展了大语言模型在经济学文本分析中的应用。

地缘冲突影响深远,尤其是能源输出大国参与的地缘冲突容易经由能源市场波动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俄罗斯是世界能源输出的大国,2022年俄罗斯的原油、天然气、煤炭的出口量分别占到全球份额的12. 28%、10. 27%和 17.56%。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大幅下降,导致国际能源市场出现波动。中国是目前全球能源消费总量最大的国家,原油、天然气、煤炭的对外依存度都较高,2021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天然气、煤炭分别为2601.6亿元、276.8亿元、464.5亿元,占当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总值的65%(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所以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市场波动对中国的能源供应也产生了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关注能源安全,2023年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要求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因此在地缘冲突的背景下研究能源市场波动的影响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相关研究不但可以拓展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能源市场波动对不同经济体的差异化影响,而且可以测算地缘冲突的影响程度,降低能源市场波动带来的损失,提炼出中国应对突发地缘冲突的政策建议。

小微企业作为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小微企业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减税政策的重点支持对象，也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对象。首先，介绍文献收集过程，分析文献特征，并从多个角度剖析“小微企业”的基本内涵；其次，基于微观企业经营与宏观经济影响的双重视角，全面梳理小微企业减税政策成效的研究成果；再次，从税收制度、微观企业和宏观经济环境三个层面分析影响小微企业减税效果的主要因素，同时探讨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优化路径；最后，分析当前小微企业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指出未来该领域研究应关注的四个方向。即深入研究小微企业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影响机制、深入开展减税政策之间及减税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联动效应研究、引入更为精确的分析工具以提升减税政策设计的精准度与有效性、开展国际比较研究为我国减税政策的改进提供参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渐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企业在数据资源的整合应用及内部管理方面的不足，已成为制约其在人工智能驱动下转型升级的主要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以2007—2022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分析后依旧成立；②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增强数据要素应用水平、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两个独立中介效应及两者链式中介效应促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③人工智能技术对非国有、技术型并购型、技术变化较快行业与高科技行业的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较大。研究结论扩展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企业转型与升级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同时为增强其转型与升级能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科技及其持续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涌现的内在动力与源泉,但目前两者之间的影响路径和机制尚不清晰。本文首先对比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明确新质生产力在员工、企业和产业层面的要素表现,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特征,接着挖掘员工层面人工智能促进新质生产力涌现的“自动化-增强”路径及能力整合机制、能力学习机制和能力重构机制,企业层面的营销、创新、供应链、人力资源、战略决策等职能路径及资源结构化机制、资源重组机制和资源利用机制,产业层面的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路径及劳动替代机制、溢出融合机制、技术创新机制和生态协同机制,进而提出短中长期政策建议。本文拓展人工智能促进新质生产力涌现问题的知识边界,推动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研究的理论对话。

人才治理是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根基，但现实中部分地区片面关注人才竞争，导致治理碎片化问题愈发突出。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法，基于S省人才工作的实践案例，从整体性治理和绩效管理的理论视角，探讨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工具及治理手段的组合破解碎片化难题，从而有效回应人才治理的双重逻辑：对外增强人才竞争力，对内优化人才资源配置。研究发现，S省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既从顶层设计上实现结构统筹、功能聚合和外部协同，又通过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赋予体系执行动能。基于案例分析，本文深入阐释S省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实践路径和内在机理，并构建双重逻辑视角下地方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实践机制框架，为地方推动人才治理现代化提供一定借鉴。

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新兴技术,是引领未来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能够赋能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人工智能赋能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关键要素及其作用机理仍缺乏深度解析,对其作用路径也尚存未知。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多案例探索性研究,构建人工智能赋能企业颠覆性创新的理论模型,并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人工智能赋能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①服务生态、合作网络、技术跃迁、场景深耕、组织结构创新是人工智能赋能企业颠覆性创新的5个关键要素;②技术跃迁是人工智能赋能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必要条件;③存在“技术-服务生态型”、“技术-场景-结构创新型”和“技术-合作网络型”3类4条人工智能赋能企业颠覆性创新实现路径。研究结果为企业结合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人工智能赋能路径实现颠覆性创新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平台具有技术和市场双重属性,其对数字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及其新价值创造的内在机制尚不清晰。本文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聚焦金蝶数字平台发展实践进程,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理论从技术、市场两个层面探究非原生数字平台企业的价值创造机制。通过将数字平台发展划分为构建、成长和扩展阶段,发现三阶段的价值创造机制分别表现为市场主导+技术支持驱动锁定型商业模式创新释放渠道价值、技术主导+市场跟随驱动互补型商业模式创新创造互补价值,以及技术+市场双轮驱动互补+新颖商业模式创新深化生态价值。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数字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及其价值创造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为传统软件企业转型数字平台企业提供参考和借鉴。

保证外商直接投资稳存量、扩增量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深入探究贸易摩擦对外商撤资的影响及内在原因,对于在新形势下稳外资意义重大。本文以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对美国实施的反制关税措施为切入点,研究贸易摩擦对中国外商撤资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贸易摩擦下进口供应链不确定性提升如何在产业链关联中影响外商撤资。研究发现:①贸易摩擦加剧了中国外商撤资行为,对外向型企业、高进口集中度企业和非数字化转型企业影响更大;②贸易摩擦导致进口供应链不确定性增加,这是贸易摩擦加剧外商撤资的重要原因;③进口供应链不确定性的上升对外商撤资还具有同行业及上下游行业溢出效应。本文为解释贸易摩擦下中国外商撤资现象提供了新视角,也从供应链方面为实现“稳外资”提供了政策依据。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其中的理论:“技术-经济范式”是技术创新对宏观、微观经济结构和运作模式重塑后产生的经济格局,它揭示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历经“技术体系-经济结构-社会制度”的演化过程。美国推行的数字经济相关政策虽有着鲜明特色,政策关注点与他国有所差异,但本质上均是遵循“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化逻辑,围绕数字化顶层设计、数字化技术发展、数字化人才培训与培养、数字化协同创新、数字化生态系统,旨在驱动企业演化、产业演化、经济系统演化,最终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的转型升级。在中国制造业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下,通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应从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完善技术创新与标准建设、加强数字化人才支撑、全方位推动协同创新、建设制造业企业梯队等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