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基金通过财政出资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投向关键领域，成为科技金融体系的核心载体，也是地方政府培育新兴产业及招商引资的重要工具。本文在介绍中国政府投资基金发展史及“募投管退”运作模式基础上，构建涵盖1900余支政府投资基金设立、逾2万笔股权投资事件和六千余条退出事件的微观数据库，刻画其典型事实：①始于2014年中央对地方政府不规范的税收、财政补贴、土地等优惠政策的约束，政府投资基金作为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替代工具快速扩张；②地方政府基金投资呈强烈的本地偏好；③基金投资的行业整体布局分散，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趋同有低水平重复建设风险；④基金退出渠道单一且受证监会IPO政策的影响较大；⑤区域分化加剧，中西部省份呈“设立多、退出难、回报低”的特征。本文进而从样本选择、研究视角、风险评估、绩效评价等方面探讨若干研究方向，以期为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推动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模式下培育耐心资本提供事实基础与方向启示。

在全球能源结构转型与气候治理深化背景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且结构日趋多元化。鉴于能源投资项目对环境影响的长周期性，基于2008—2024年54个“一带一路”国家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探究中国对外能源投资与各国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投资显著促进其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并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越低的国家产生的绿色促进效应更强，这一结论经过了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同时，中国对外能源投资通过投资结构优化、绿色金融支撑、绿色技术创新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四条渠道对“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考虑投资形式、投资区位和东道国特质层面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存在异质性。中国对外清洁能源投资和绿地并购类投资的绿色发展效应更强，且显著促进陆上丝绸之路国家、亚洲国家、中低收入水平国家和低制度环境国家的绿色发展。研究结果为积极回应国际上针对中国提出的“中国污染转移论”“中国环境威胁论”等舆论和质疑，以及持续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支撑。

首发经济作为激发消费活力的新引擎，是畅通国内大循环、释放内需潜力的动力引擎，能够快速提升城市商业能级与吸引力，对中国式消费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5—2024年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首发经济、创新要素配置与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关系。结果显示：首发经济发展对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提升作用显著，经过调整被解释变量度量方式、剔除省会城市与直辖市样本数据、控制同期政策干扰等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发现，首发经济可通过促进创新要素配置优化，推动中国式消费现代化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大规模城市与市场化水平较高城市中，首发经济对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驱动效果明显强于中小规模城市、市场化水平较低城市。为此，提出多举措推进首发经济、优化创新要素配置、因地制宜培育首发经济的对策建议。上述结论可为中国推进首发经济繁荣、培育中国式消费现代化新增长点提供理论基石与实践路径。

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技术要素跨区域流动成为优化产业格局、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基于“双循环联动”与“结构性支撑”的理论视角，旨在厘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技术要素跨域流动的协同增效机制。研究选取2007—2023年中国283个城市的多源专利转让数据，构建产业升级三维测度体系，实证检验国际技术转入与国内技术转出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国际技术转入与国内技术转出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国内技术转出通过提升区域技术吸收与再创新能力，对国际技术吸纳引致的产业升级发挥显著的结构性支撑作用，为理解单纯依赖技术引进可能带来的路径依赖问题提供了经验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胡焕庸线”东南侧地区依托成熟的创新生态，更易释放技术转移的红利；进一步的门槛检验验证了国内技术转出存在双重门槛特征，揭示了技术要素从碎片化输入到系统性整合的动态演化特征。据此，本文提出构建梯度化区域治理体系与推行制度型开放策略，旨在缓解价值链攀升不足与区域技术发展不平衡问题，为引导创新链与产业链在双循环联动中实现深度耦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具有先增强后削弱的倒U型特征，这一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产业结构异质性及经济基础异质性，东部与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高地区及经济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而西部与东北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低地区及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具有显著影响。第三，人力资本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中介机制，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超过0.270时能够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削弱劳动力市场分割，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超过0.337时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削弱劳动力市场分割。第四，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为深刻认识数字经济在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卡点堵点中的作用提供了经验依据，也为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通用人工智能应用正逐步在千行百业开展概念验证与场景探索，但其能否切实推动劳动生产率提升仍受质疑，因此人工智能应用能否缓解新索洛悖论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基于2012—202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研究人工智能应用缓解新索洛悖论的机制。通过实证发现人工智能应用可以缓解新索洛悖论。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应用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减少组织冗余、强化组织能力来缓解新索洛悖论，且激励机制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非高技术行业比高技术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效果更为显著，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工智能应用效果显著，而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效能提升受到约束。此外，在行业异质性中，人工智能应用显著提升了制造业，服务业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在农业、采矿业和建筑业中，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能受到约束。本文研究为企业应对新索洛悖论挑战、实现人工智能驱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跃升提供了实践启示与政策建议。

数智赋能双元创新是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基于2010—2023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数智化对双元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智化驱动双元创新具有非对称性，对突破式创新呈线性正向影响，对渐进式创新呈先抑后促的U型影响。数智化促进了双元创新协同，但对其互动关系呈“平衡性下降、互补性上升”的分化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优化要素配置与促进知识集聚是重要的传导路径。其中，资本要素配置与劳动要素配置的传导效应存在“偏向性”，知识集聚的传导效应具有“选择性”。调节效应检验表明，知识扩散不仅正向调节数智化对双元创新及其协同的直接效应，还对知识集聚的后半传导路径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智化对突破式创新的驱动作用在资源型和低科研水平城市中更突出；对渐进式创新的驱动作用仅在高科研水平城市中显著，而在资源型城市中则表现为显著抑制；对双元创新协同的驱动作用在资源型和高科研水平城市中更突出。本文研究深化了数智驱动区域创新的理论内涵，为优化数智化战略布局，因地制宜释放创新潜能提供了科学依据。

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切实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实现融通创新，有效达成创新资源整合与价值共创，已成为当前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议题。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00—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通创新的影响机制及其作用边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融通创新之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表明适度的数字化投入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融通创新，但当数字化转型过度推进时，其边际促进效应会逐步减弱。进一步经过内生性处理、替换核心变量、调整样本区间等多项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调节效应分析还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市场集中度会对该倒U型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提升资源柔性来推动融通创新水平提升。本文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化时代企业融通创新的形成逻辑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也为企业在“十五五”期间科学推进数字化转型、优化创新生态和提升价值共创能力提供了实践参考。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值得深入探讨。基于2010—2022年25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对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显著改善了城市环境质量，该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但受制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环境制度基础以及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其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②机制分析揭示，环境优化效应主要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及发挥数字化绿色传导功能这三条路径得到实现，同时数字化在其中扮演释放环境红利的先决门槛。③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具有阶段性特征，政策效果随时间推移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趋势。从空间维度考察发现该政策在提升本地环境质量的同时有效降低了邻近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表现出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为新发展格局下实现产业发展与环境优化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策制定者因地制宜推进创新型产业集群布局、释放数字化赋能潜力、提升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全球气候治理紧迫性加剧与中国“双碳”目标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厘清新质生产力对碳效率的关联特征对城市绿色转型至关重要。构建涵盖数据要素、新劳动者、新劳动资料、技术研发、新生产组织与新劳动对象六个维度的新质生产力测度体系，采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地级市碳效率，并分解为效率变动与技术变动。进一步结合LightGBM模型与SHAP方法，系统识别各要素与碳效率的关联特征。结果表明：数据要素、新劳动者与新劳动资料是碳效率预测中贡献度最高的关键特征要素，而技术研发、新生产组织与新劳动对象则表现出潜在影响。在非线性关系上，各要素普遍呈现阈值效应，数据要素与新劳动资料呈现U型影响结构，新劳动者与新劳动对象的作用效果表现出显著的成熟度依赖与规模门槛特征，新生产组织则呈现阶段性正向影响。机制分解显示，效率变动主要由数据要素与新生产组织优化资源配置影响，而技术变动则更多受新劳动资料与新劳动对象的前沿技术创新支撑。本文研究旨在识别新质生产力的绿色效应模式，为城市低碳精准施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