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8-2016年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Tobit模型和投入导向型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探究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整体维度城市房价与城市生产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曲线,且城市的房价水平超过了“房住不炒”的最高临界值,房价上升的抑制效应显著。房价对于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生产率影响具有异质性,在人口规模达到特大城市时,房价与城市生产率呈现倒U型特征,人口规模达到超大城市后,房价与城市生产率倒U型特征消失。不同类型城市房价与城市生产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和城市的异质性特征表明,我国大中型城市应进行房价的“一城一策”精细化调节,“房住不炒”的政策定位具有坚实理论依据和现实必然。

本文运用反映信息摩擦的产品关联关键性指标,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讨论了产品关联对中国差异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较高的产品关联度能够弱化信息摩擦,促进中国差异化产品出口;②在自由分类法下,基于产品关联的全球价值链活动有利于出口产品信息扩散与共享,在保守分类法下,产品分类的差异性将导致信息摩擦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呈现“产品转移效应”;③在产品关联网络中,中间中心度对中国差异化产品出口更具促进作用,体现了更高的网络资源控制能力、更强的信息传递控制能力、更大的网络枢纽作用等越有利于产品出口;④传统引力模型中的地理距离与反映信息摩擦的产品关联均为影响当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

学术创业跨越了学术与产业两种不同的环境,因此学术型企业家往往肩负着学者与企业家两种角色,他们的社会资本、角色冲突感知都会对该创业进程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扩张-加强假说和资源基础理论,构建了学术型企业家角色冲突感知、社会资本惯性对创业资源获取与创业绩效的整合作用模型,并深入探索企业参与程度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对394位学术型企业家展开问卷调研,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角色冲突感知对资源获取与创业绩效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社会资本惯性对资源获取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资源获取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学者的企业参与程度正向调节了角色冲突感知与创业绩效的关系。以上研究结果从主观感知的角度丰富了学术型企业家双重角色的相关研究,也为有创业想法或者已在创业过程中的学者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新的发展动能,这进一步影响到民营能源企业的经营绩效与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的实现。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民营能源企业2012—2021年的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创新性地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民营能源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民营能源企业绩效,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渠道路径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运营能力,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民营能源企业的绩效增长。就不同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民营能源企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于东部企业、大型企业、成长型企业以及新能源企业,其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对于中西部企业和小型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最差。

企业如何走好新型工业化绿色创新发展道路已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发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成为重要选择。本文基于我国A股2010—2020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 QFII 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QFII 持股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驱动效应,且 QFII 持股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环保投资效率两条路径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约束型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可在QFII 持股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开拓了新的激励机制,同时为我国 QFII 制度改革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带来正向的财务回报,已成为业界重点关注问题。本研究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创新性地使用上市公司数字技术专利拥有量来衡量数字化转型,并详细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地改善财务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优化内部治理、降低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大型企业转型程度越高,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其无论是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通过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对于处于财务困境和竞争激烈环境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越优越,这种促进作用也会越强。

中央环保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采取的重要改革措施,不仅有利于提高环境治理效力,而且也会对微观企业的资源配置决策产生影响。基于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投资进而会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高管无公职经历的企业以及处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强。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提升了企业绩效。研究结论探析了宏观环境政策对微观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对实现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研究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在异质环境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企业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机制以及两者兼具的有调节的中介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维度均有着显著正向影响。②企业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的影响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③环境不确定性能够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基准效应。④环境不确定性可以调节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数字化转型越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同时,环境不确定性还能调节组织韧性稳定性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企业创新越能促进组织韧性稳定性的提升。

现有数字产品创新的研究多关注数字原生型产品创新,然而各类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传统制造企业将传统实体产品创新设计为数字产品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基于海尔智家的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深入剖析将传统实体产品创新设计为数字产品的实现机理。研究发现:①传统实体产品创新设计为数字产品经历“研判新兴数字产品设计趋势-创造数字产品-塑造市场对数字产品的认识”三个阶段。企业通过推动数实关联,发挥数字赋能作用,支持传统实体产品数字重构。②传统实体产品创新设计为数字产品的本质是产品框架发生数字重构,体现为“框架涌现-框架融合-框架给赋”的作用过程。③数字技术在传统实体产品创新设计过程中,分别扮演环境、组件、象征的角色以支持重新审视、重新设计、重新定义的作用发挥。研究贡献于新兴数字产品创新领域的理论议题,对指导传统实体企业构建数字产品优势提供实践启示。

基于2003—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从FDI流入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全球化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全球化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控制同时期其他政策影响以及遗漏变量问题后依然稳健。此外,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全球化主要通过公司治理中的独立董事治理影响高管薪酬,市场机制的作用有限。拓展性研究还发现,全球化对高管薪酬的作用表现出异质性。全球化在非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中具有更大的影响。相较于普通高管,权力型高管在全球化中受益更多,这意味着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企业内部高管之间的不平等在加剧。本文的发现提供了全球化对高管薪酬具有积极影响的中国证据,有助于丰富国际贸易与顶端收入分配领域的文献。

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工具,元分析已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科学领域。随着统计技术的发展,传统元分析已逐渐衍生出大量高阶研究方法。为使研究者和从业者及时捕捉其发展现状,本文全面探讨了元分析的原理、应用及最新进展。首先,详细阐述了传统元分析的基本原理、历史发展及操作步骤。其次,归纳了传统元分析衍生出的高阶研究方法,包括:跨层次元分析、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及其他应用(如可复制性研究与大数据分析)等。最后,讨论了元分析在科学研究中的意义及局限性。本文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元分析方法概述,帮助研究者识别其发展趋势和潜在问题,并有助于进一步改进该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研究需求。

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的增长动力切换关键时期,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本文基于2000—2022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聚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探讨了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时空演变与“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①生产性劳动、研发性劳动、生产投入以及研发投入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②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经历了“生产性劳动与生产投入”、“研发性劳动与生产投入”以及“研发性劳动与研发投入”三个阶段;③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时空演变存在区域异质性和时段异质性,不同区域和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存在显著差异;④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具有外部制约条件,存在“双门槛”效应。同时,采用主实验加入控制变量前后对比、双边缩尾、排除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本研究有助于理解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机制、路径与制约条件,为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战略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基于2006—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实现了企业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转变。实证结论在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员工绿色行为、企业环境社会关注意愿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调节效应发现,公司治理与融资成本能进一步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两种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高环境规制及高学历高管在承担“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上有着更显著的影响。动机分析发现,企业之所以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的转变,其动机在于后者对企业价值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化转型在其中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