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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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5(3): 30-42
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实施：主要途径、基本规律及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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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 1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 长沙 410073
刘书雷，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员。军队相关人才计划入选者，军地多个专家组成员。主要从事重大科技工程治理、新型举国体制、科技发展战略、新兴领域安全治理等研究。主持国家和军队各类课题80余项。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10项。电子信箱：slliu@nudt.edu.cn
梁江海，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重大科技工程治理、新型举国体制、科技发展战略等研究。主持国家和军队各类课题10余项。获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奖。电子信箱：ljhchs11@nudt.edu.cn。
通信作者:
Promoting Implementation of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through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Main Approaches, Basic Principles, and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Affiliations
- 1Institute for Defense Technology and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出版时间: 2026-09-20
doi: 10.3981/j.issn.2097-0781.2026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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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收起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针对重大科技攻关特点，从目标对象、研发周期、力量动员、组织实施等要求，研究新型举国体制与重大科技工程实施的制度匹配性。结合重大科技工程实践，从对象范围、立项决策、组织体系、关系协同、资源保障和应用转化等关键环节，探析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的运作框架和流程模式。梳理总结了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的共性特征，从统筹机构、组织管理、资源配置、专家作用、转化应用、开放创新等多维度论述分析了基本规律。基于这一基本规律，提出了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实施的策略建议，为国家提升重大科技工程实施质效提供有益参考。
新型举国体制
/
重大科技工程
/
管理体制
/
运作机制
/
政策制度
Improving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and organ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constitutes a major decision and deployment made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task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matching between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in four dimensions: target objects, R&D cycles, mobilization of forces, and organizational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from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the operational framework and process model through which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suppor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ch projects are analyzed across six key links: scope of target objects, project approval and decision-making, organizational system, relational coordination, resource assurance, and appl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driven by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and further elaborates and analyzes the basic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operation of such projects from six dimensions: coordinating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resource allocation, expert particip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and open innovation. Based on these basic principles,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empowering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through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providing a usefu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at the national level.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
management system
/
operational mechanism
/
policy system
刘书雷, 梁江海, 杨筱, 李林.
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实施：主要途径、基本规律及策略建议.
前瞻科技,
2026
, 5
(3)
: 30
-42
.
DOI: 10.3981/j.issn.2097-0781.20260024
Shulei LIU, Jianghai LIANG, Xiao YANG, Lin LI.
Promoting Implementation of 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through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Main Approaches, Basic Principles, and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esight,
2026
, 5
(3)
: 30
-42
.
DOI: 10.3981/j.issn.2097-0781.20260024
正文
收起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202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这为新时代科技强国建设指明了制度路径与实践抓手。
新型举国体制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具有鲜明的新型特征。一是目标任务之“新要求”，强调要瞄准科技强国建设亟须提供体系化科技供给；二是发展方位之“新阶段”，强调要着眼实现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三是参与力量之“新拓展”，强调要有效动员多元创新主体形成创新合力；四是外部环境之“新挑战”，强调要为赢得大国竞争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五是评价导向之“新调整”，强调要由单一效益向综合效益转化；六是资源配置之“新变化”，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七是科技创新之“新特点”，强调要构建适应创新组织演化的新模式。
新型举国体制是新时代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重大制度保障，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路径设计。在这一体制框架下，重大科技任务与重大科技工程成为国家科技战略落地的有力举措。其中，重大科技任务是由国家顶层设计，以实现特定战略目标、解决关键问题、应对关键挑战为导向，组织跨学科、跨领域力量开展的系统性、战略性科技创新活动。重大科技工程是由国家主导、以实现特定战略目标为导向，通过系统集成和工程技术手段，研制建设具有标志性、复杂性和战略意义的大型技术系统、装备或基础设施的综合性实践活动。重大科技工程是落实重大科技任务的具体抓手和关键载体。因此，重大科技工程不仅是提升国家科技体系化能力的重要途径，更是以举国之力推动核心技术突破的战略安排。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安全挑战复杂交织的历史关口，深入贯彻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大决策部署，系统探究如何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高效推动重大科技工程组织实施，不仅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更具备重大的现实迫切性和战略意义。
1 新型举国体制与重大科技工程实施的契合逻辑
收起
重大科技工程事关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性布局，其启动实施体现了国家战略意志和领导决策层的远见卓识。新型举国体制以党的领导为根本特征，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性机制，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双轮驱动为核心运行模式，以多元创新主体协同为组织特征，以系统性耦合为要素集成方式，在我国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大科技工程具有资源投入优先性、运行非市场性和集体行动属性，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受限，需由国家统筹动员跨部门、跨领域优势力量。因此，新型举国体制与重大科技工程具有显著的制度匹配性（图1），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是取得重大突破、实现重大发展的发动机[1]。
1.1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优势，契合重大科技工程资源统筹需求
重大科技工程以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重大需求为核心指向，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属性”，其所提供的是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公共安全服务”。该类工程所聚焦的国家安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等关键科技问题，尽管可通过成果扩散产生经济社会价值，但其根本目标始终定位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利益作为国家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其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任何社会成员对此类产品的享用均不影响其他成员的同等权益。重大科技工程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难以实现最优效果。受利益驱动的市场化主体参与此类项目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普遍不足，单一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应对资源需求与组织复杂程度，因而必须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体制优势，针对特定任务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开展必要的制度干预与资源调动。
1.2 国家意志主导下的快速响应优势，契合重大科技工程快速突破需求
重大科技工程聚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具有时间安排的紧迫性。新型举国体制具备国家主导下的快速响应优势，能满足重大科技攻关在时间上的快速突破要求。与其他工程任务相比，重大科技工程瞄准的是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重大需求，事关国家安全利益、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世界百年变局历史性交汇，我国国家安全与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多。面对大国博弈新形势和科技发展新态势，必须努力缩短重大科技工程的研发周期，在短时间内实现大的跨越。新型举国体制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具有“一般协作的生产力属性”[2]，能够快速响应重大科技攻关需求，有效集结劳动者、聚拢劳动过程、集聚各类生产资料，形成国家主导、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的快速响应模式。通过这一机制，可以协调举国力量快速组建攻关团队、及时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加速推进研发进程、迅速催生重大创新成果，从而满足重大科技工程在时间上的快速突破要求。
1.3 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协调优势，契合重大科技工程力量协调需求
重大科技工程涉及多元创新主体，需要开展大规模的协作创新。新型举国体制具有政府主导下的组织优势，能够为多元主体的协同组织提供制度保障。以举国之力推动实施的重大科技工程，满足的并非一般发展需求，而是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技术创新需求。此类工程往往具有资源投入巨大、涉及科技领域广泛、参与部门单位众多等特点，其实施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政府、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的组织协调过程。因此，重大科技工程的治理需要构建一个高效、协调、统一的组织体系，以统筹这些不具备行政隶属关系的各主体之间及主体内部的协作关系。新型举国体制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通过政府行政科层链接与合同契约链接，将多元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整合到国家利益的框架中，运用行政指令与市场手段，系统整合重大科技工程任务所需的国内外各类创新资源，填补巨大的资源需求缺口，从而形成强大的、为国家政府所占有的“协作劳动”，为重大科技工程的顺利推进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1.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优势，契合重大科技工程高效实施需求
重大科技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新型举国体制具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率优势，能够为重大科技工程提供高效灵活的政策机制保障。以举国之力推动的重大科技工程，事关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其实施推进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涵盖确定举国任务、遴选攻关力量、开展创新活动、推动应用转化、评估实施成效等多个环节，具有高资源投入、高复杂性、高不确定性和长攻关周期等显著特征。根据环境条件变化和任务攻关进展动态调整优化，是其内在要求。因此，除构建高效协调统一的组织体系外，还需辅以高效灵活的运行机制。相比传统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依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市场主体参与、开放创新、多元投入、战略科学家主导等，在具体攻关团队遴选、活力动力激发调动、多元资源投入、资源高效配置等方面营造更为完善的政策环境，从而为重大科技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政策机制保障。
2 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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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协作理论[3]，协作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创造出特殊生产力，缩短制造总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扩大劳动空间范围，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进而节约非生产费用。新型举国体制是基于马克思协作理论的最新理论与实践成果，是聚焦重大科技攻关重大任务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大规模社会协作，能够最大限度地在社会主义基本国情背景下提升分工协作效率。相比传统举国体制过度强调国家在资源调配中的支配性地位，新型举国体制更加注重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来实现不同创新主体的分工协作，更加注重通过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分工协作和要素资源整合形成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和产品的差异化、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举国之力推动重大科技工程的关键是科学确定科技攻关重大任务，通过明确的任务目标，把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力量牵引动员到创新链路之上，并综合考虑重大科技攻关特点、科技创新和科研管理规律，建立完善科学高效的协作机制与政策体系，围绕任务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协作。因此，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涵盖了科技攻关任务从决策部署、组织实施到转化应用的全链条、各要素（图2）。
2.1 明确对象范围，设定重大科技工程边界
新型举国体制虽具备一般协作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属性，但并非适用于所有治理领域，正确识别其应用范围是决策重点与成功前提[2]。结合当前科技创新时代特点，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一般应满足以下特征。
（1）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全局性。此类工程高度契合国家意志，着眼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立足战略利益。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果断决策实施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缩小与发达国家科技差距、抢占战略制高点[4]。
（2）引领未来发展竞争的前沿探索性。新兴领域是大国战略博弈制高点，以举国之力实施的工程大多发端于新概念、新技术萌芽之时，见微知著、科学凝练、生成需求，美国、欧盟推动的“脑科学计划”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3）具有难度大、风险高的复杂挑战性。此类工程多为高复杂性、高难度、高风险的复杂巨系统工程，在技术研发、任务管理乃至经费投入上均具有“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单一主体或部门难以承担，需发挥国家动员优势，自上而下集中优势力量协同攻关。
（4）覆盖多行业、多领域的辐射带动性。此类工程不仅旨在实现自身科学目标，更可拉动科技、经济、工业等多领域发展。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有力推动了能源、信息、控制等领域发展，带动了电子、材料、制造等工艺创新与产业提升，形成巨大的拉动与辐射效应[5]。
2.2 科学立项决策，确立重大科技攻关任务
新型举国体制下，重大科技工程立项决策需立足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战略需求，兼顾国家科技水平与经济实力，集中稀缺资源破解制约发展的核心难题。综合国内外实践经验，此类决策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源于科学家的敏锐认知与持续推动。科学家具备战略性、前瞻性眼光，能站在学科前沿凝练根本性科学问题，引领发展方向。“星球大战”计划在以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为首的数十名科学家和国防情报局局长丹尼尔·格雷厄姆（Daniel Graham）于1981年向里根总统递交《高边疆：国家生存的战略》报告后启动。
（2）离不开领袖的政治远见。最高领袖的决策是决定重大科技工程能否实施、能否举全国之力的关键因素。“两弹一星”工程若无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果断决策，将难以在内忧外患、科技基础薄弱条件下实现突破。
（3）科学系统的论证。不“唯权威”、广泛调研、迭代论证，在争论中深化认识并统一思想，是重大工程决策的一般做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未照搬美国设计，而是基于铀浓缩工业实际，采用技术难度更大的内爆式铀弹，以高超设计弥补工业能力不足，兼顾了可行性、经济性和时效性。
（4）因地制宜、动态调整决策。每次重大决策均有其时代背景，战略形势与技术发展变化会带来新的挑战，重大科技工程应依据新情况及时调整。美国“未来战斗系统”计划因过于强调“技术至上”，未能平衡“作战适用性”“技术可行性”与“经济可承受性”，最终终止。
2.3 健全组织体系，统筹重大科技攻关任务
结合新时代重大科技攻关特点，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需在高层构建坚强有力的决策指挥，中层建立科学规范的组织实施，末端实现快速高效的攻关突破。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其组织体系主要涵盖3个层面。
（1）在高层决策指挥方面，重大科技工程是面向国家发展重大需求的战略布局，需建立党中央直接领导、权威高效、组织有力的“决策指挥层”，以直接负责举国攻关任务的战略决策、统筹协调与重大事项决策，克服部门偏好与决策分散，形成任务实施的根本依托和重要保障。
（2）在中层组织实施方面，重大科技工程涉及领域多、实施难度大、专业性强，需遴选技术实力雄厚、优势特色鲜明、组织经验丰富的高水平科技创新机构作为总承担单位，具体牵头推进举国科技攻关任务，是国内外推动重大科技工程的成功经验。
（3）在末端执行推进方面，新型举国体制更加注重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通过将重大科技工程细化分解为若干科研项目，采用公开招标、任务赋予、择优选择、定向支持等方式，确定具体承担项目的“任务团队”，组织全国范围内的优势科研力量形成研究体系，确保末端攻关的高效推进与迅速突破。
2.4 强化关系协同，协调重大科技攻关任务
不同部门、不同力量被“集中”在重大任务框架之下，会因决策偏好与利益倾向而无法自然形成跨部门协调，进而导致任务进展受阻[1]。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需构建稳健合理的协同链接关系，统筹协调具有不同行政隶属关系与不同利益诉求的多元主体。
（1）在行政管理上的上下级关系，新型举国体制是自上而下发起的政府行为，而政府的作用“通过不断精细化和扩展的科层组织能力加以实现”[6]。行政链接的存在塑造了项目内部的行政科层体系，呈现出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上级组织按既定目标与计划对下级进行有效领导，下级组织无条件服从上级指令，从而可在短时间内快速集成各类资源与力量。
（2）在创新链路中的上下游协同关系，重大科技工程涵盖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应用研究、原型开发、产品应用等环节，前一环节为后一环节提供知识或技术成果，科研机构、高校、科技企业等创新主体各具优势，在创新链路上承担不同任务，呈现出相互支撑的上下游协同合作关系。
（3）在科技发展中的竞争合作关系，重大科技工程涉及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工业生产，涵盖多学科、多领域的多元创新主体，这些主体均为各领域的重要力量，在日常运营中存在市场竞争关系，但在政治动员与行政力量推动下又会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进行合作配合，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2.5 完善资源保障，保障重大科技攻关任务
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高效实施，需着眼新时代重大科技攻关特点，通过集中配置优势创新资源，推动国家科技战略落实。具体而言，创新人才、经费投入和平台条件的举国动员，是推动重大科技工程的重要保障。
（1）创新人才保障方面，重大科技工程探索性强、不确定性大，必须汇聚各方创新力量，发挥科学家群体主导作用。需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关键作用，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结合国情制定正确的技术路线，主导推动科技重大问题解决，把准科技攻关方向。同时，围绕重大任务广泛延揽各类创新人才，健全高水平人才发现、培养和使用机制，集聚国内外优质智力资源协同攻关。
（2）经费投入保障方面，要加大国家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创新科技金融手段，构建以国家投入为核心，地方财政、科技企业、社会资本等多元参与的投入机制，加强分类设计与针对性安排，激活各方力量，形成功能互补、良性互动的协同投入新格局。在资源配置路径上，政府侧重于自上而下动员调配资源，市场侧重于发挥价格机制与竞争激励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并激发创新活力。
（3）平台条件保障方面，既要持续加强高水平基础设施、科研平台和成果孵化平台建设，科学规划引导国家实验室等创新基地建设，形成体系化的基础与前沿技术创新平台；还要加强创新平台、人才培养与科研任务统筹布局，推进科研基地、重大科学装置与仪器设备等共建共享、资源开放，激发资源聚合效益。
2.6 推动应用转化，释放重大科技攻关效益
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是重大科技工程的根本指向，推动创新成果快速转化应用是重大科技工程实施的基本要求，也是切实发挥效益的关键环节。
（1）创新转化机制。要通过成立专门转化机构、构建灵活转化流程等方式，促进举国任务成果转化。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在推动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时，采用聘请作战联络员、成立专门转移机构、构建灵活转化流程等方式，通过技术演示、现场试验、应用价值评估等途径，积极促进新技术转化应用。
（2）注重过程转化。重大科技工程实施过程中，伴随产生大量阶段性技术成果。敏锐识别其潜在应用，紧密结合军事需求与实战环境进行培育转化，可产生重要效益。美国“星球大战”计划虽终止，但在预警探测、精准制导等领域取得阶段性成果，为美国全球一体化反导体系发展提供了巨大技术支撑。
（3）注重向生产力扩散外溢。重大科技工程多具有军民两用属性，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也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美国通过实施“阿波罗计划”，实现了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先进材料、生物医药、深空测控等技术的突破，带动了美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
3 以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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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的战略需求、国情基础、市场结构和科技发展阶段，世界各国在长期的发展、竞争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重大科技工程管理模式（表1）。美国推行市场主导与战略引导型科技攻关模式，激发了颠覆性创新活力；日本推行产业联盟与官产学协同型科技攻关模式，实现了科技追赶期的快速突破；欧洲推行多国联合与规则导向型科技攻关模式，有效整合了碎片化创新资源；以色列推行创新孵化与军民融合型科技攻关模式，培育了高新科技创新生态。以管理创新作为倍增器，灵活配置资源，调动各方力量，协同推进科技创新，确保创新活动的顺畅和高效，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是主要国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始终秉持的基本理念。我国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本质上是在大国战略博弈、超大规模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后发追赶与前沿并跑、开放创新合作条件下，对各国经验进行创造性综合的制度创新，科技组织管理架构是美国、日本、欧盟等科技组织架构的结合体。它既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举国体制，也不是照搬西方自由市场模式，而是推行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双轮驱动的运作模式，既发挥国家意志的战略定向作用，保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执行力，解决市场失灵和外部封锁问题，又利用超大规模市场的反哺力，激发企业主体的市场活力，避免计划经济的僵化。这种模式，是我国突破大国科技博弈重围、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迈向科技强国的制度选择。
3.1 以专门特殊机构统筹推进工程高效实施
集中统一领导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组织保障。重大科技工程涉及利益主体多、实施难度大，且项目推进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若在实施过程中对发展路线仍摇摆不定、技术发展路径模糊不清、战略定力不足，就会导致支持断断续续、时强时弱，很难坚持下来。主要国家纷纷将重大科技项目固化为国家意志，通过设立特殊机构，以超越现行组织管理体系和分工协作模式，将重大工程的统一筹划和管理上升为国家战略行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两弹一星”工程的巨大成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结合技术复杂性和特殊历史条件，探索构建的以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集中统筹协调、高度集权为标志的决策指挥体系[1]。美国“曼哈顿计划”启动之初，罗斯福总统下令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最高政策小组，作为“曼哈顿计划”的直接领导者，制定“曼哈顿计划”的相关政策、协调“曼哈顿计划”的需求，并参与联合政府委员会的活动，让英美科学家共同研制原子弹[7]。日本为加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计划中各主体协同合作，通过电子综合技术研究所牵头，组织协调其国内富士通株式会社（简称富士通）、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简称日立）、三菱电机株式会社（简称三菱）、日本电气株式会社（NEC）和株式会社东芝（简称东芝）等5家半导体领军企业，联合成立新的研究所，研究攻关半导体领域通用性和基础性技术[8]。
3.2 以管理方法创新不断提升工程组织效能
重大科技工程往往涉及众多学科领域和专业技术，需要跨学科、跨地域协作，具有研制周期长、投入经费规模大、风险效益并存等特征，其决策管理和实施推进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必须采用系统工程思维和方法持续推动。早在1962年，在钱学森倡导下，我国航天型号研制就采用了基于系统工程的管理方法，后在“两弹一星”工程中不断总结、完善和提高，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工程决策管理方法，有效解决了复杂系统发展问题，把笼统的研制要求转变为众多任务参与者的具体工作，并综合为一个技术上合理、经济可行、能协调运转的大系统。“阿波罗计划”高峰时期共有2万家企业、200多所大学和80多个科研机构，总人数超过30万人参与协作攻关[9]，这一规模宏大的工程，工程技术的复杂程度难以想象。如此庞大的“阿波罗计划”之所以能如期完成，关键的一点在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开展有效的组织管理。在“阿波罗计划”实施过程中，NASA多次调整组织机构，并引入了项目管理以适应管理需求，同时采用系统工程思想和“矩阵”管理办法对组织、人员、计划、进度和成本进行有效的综合评估、科学管理和全流程监督控制。
3.3 以灵活资源配置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
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构建贴合实际的资源配置方式，是确保各方力量有序推进重大科技工程的机制保障。不论是美国“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等，还是我国载人航天、北斗导航工程等，在实践中均普遍重视运用计划调控手段和市场竞争手段，灵活配置科技资源，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均注重运用国家战略、集中领导、计划推进等有力手段，确保高度协调、高效决策、有力指挥。同时，在全社会科研、生产和服务能力大幅提升的前提下，注重运用市场机制构建开放竞争的创新环境，激发多元创新主体聚焦举国科技任务开展攻关的活力潜能，充分调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科技企业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形成优势互补、既充分竞争又深度合作的科技力量布局，以官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实现突破。这种模式在大飞机重大科技专项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我国C919大型飞机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政策、资金、组织保障等手段，统筹调配全国资源，加强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等紧密合作，同时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探索“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整合各方资源，调动各方积极性。
3.4 以战略科学家领衔推动关键性问题破解
战略科学家在重大科技攻关中发挥担纲领衔的重要作用，尊重不同层次科技人才的主体地位是重大工程攻坚克难的有力保证。我国863计划一开始就发挥了科学家牵头作用，冲破传统单一的按部门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一流的战略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领域专家委员会和技术主题专家组，实行专家技术决策与行政统一指挥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组织保障由行政人员做主、技术指挥由科学家做主，充分发挥科学家在重大科技工程中的积极主动性，保证了863计划的顺利实施。参与“曼哈顿计划”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22位，大部分在核物理领域卓有建树，并在“曼哈顿计划”中发挥关键核心作用，其中有8位是在“曼哈顿计划”开始之前就已经获奖。我国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的有19位，所获奖项总计35人次，战略科学家和高科技人才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建立以信任为前提的顶尖科学家负责制，给他们充分的人财物自主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鼓励优秀青年人才勇担重任。因此，要站在国家科技发展全局的角度，在制度层面建立战略科学家发起、领导重大科技工程的有效渠道和机制，发挥好战略科学家“设计师”“领军者”作用。
3.5 以成果转化应用展示重大军事经济效益
实施重大科技工程，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推出重大战略产品，是发展经济社会、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渠道。如自北斗系统提供服务以来，已在交通运输、农林渔业、水文监测、气象测报、通信授时、电力调度、救灾减灾、公共安全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其导航服务越来越多地被电子商务、移动智能终端制造、位置服务等厂商采用，广泛进入中国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我国研发的超级计算机已广泛服务于能源开发、气象预报、生命科学、航空航天、材料科学、地质勘探、高能物理、天体物理等领域，有力推动飞机、汽车、高铁、船舶、医药、石油等多个行业的产业提升，渗透应用到国计民生、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十三五”期间布局实施“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其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商用汽车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带动了从上游矿产、中游核心零部件到下游充换电设施、电池回收的完整产业链条，催生了“电池银行”、V2G（车辆到电网）、智慧停车、数据增值服务等全新商业模式，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同时以“三电”（电池、电机、电控）为核心的技术体系，牵引人工智能、高算力芯片、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迭代。
3.6 以开放融合创新实现全球创新资源汇聚
重大科技工程一般需要解决多方面的科技难题，创新力量的广泛参与是充分激发创新活力的战略基石，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科技力量是实施重大科技工程的通行做法。欧盟“脑科学计划”中，共有19个国家、120所大学参与研究，欧盟委员会提供了50%项目资金，参与该计划的成员国则承担另外50%，共担了成本风险，提升了研发效益。欧盟“地平线欧洲”计划（2021—2027年），遵循“开放科学、开放创新和向世界开放”的总原则，让大量参与者参与创新过程，支持创新者和企业家，改善欧洲的整体创新格局，其重点是通过欧洲创新理事会提供快速、灵活的资助和共同投资，吸引创新型公司在欧盟和国际层面扩张，使欧洲成为突破性、市场创造型创新的领跑者[10]。我国863计划的专家库规模达到2万人之多，共有15万科研人员参与承担项目[11]。2025年4月，中国国家航天局宣布探月工程四期嫦娥八号任务合作项目，将有11个国家和地区、1个国际组织参与月面机器人、射电天文学阵列、激光角反射器阵列、月表可见光和红外视像系统等相关技术研发合作。“材料基因组”“脑科学”等当代科技工程，甚至调动了世界各国科研力量，举全球之力才能有效实施。
4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重大科技工程实施的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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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健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不断汇聚科技创新优势资源和优质力量，持续夯实科技自立自强底盘，重大科技工程攻关水平显著提高，科技创新体系效能极大增强，但存在科技创新制度设计仍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作用发挥不够、有组织科研水平有待提高、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仍需完善、科技开放创新与交流合作尚需优化等亟待研究解决的矛盾问题。建议在持续抓好既定战略、规划、部署、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以下工作。
4.1 聚焦重大科技攻关强化科技创新制度设计
科技创新政策制度设计在重大科技工程攻关中发挥根本性、全局性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是确保工程顺利实施并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必须强化科技创新政策制度设计。
（1）强化顶层统筹，建立高效协同机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专门机构实体化运行，统筹科技、产业、人才等专项资金形成“科技创新资金池”，建立“需求导向、统一调配”的资源配置模式；健全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将科技创新协同成效纳入部门年度绩效考核，推动形成工作合力。
（2）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完善风险共担机制。优化“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制度设计，打破企业所有制限制，支持民营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牵头承担重大攻关任务；引导龙头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鼓励企业加大科研配套投入；建立科技金融风险分担机制，通过风险补偿、补贴等方式撬动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
（3）畅通转化通道，健全成果赋权体系。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探索将科技成果从国有资产管理中单列，建立区别于一般国有资产的考核评价机制；推行“先赋权后转化”模式，合理确定科研人员与单位的权益分配；完善尽职免责制度，明确合规转化情形下的免责边界，消除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后顾之忧。
（4）优化评价导向，构建包容创新环境。建立分类评价体系，基础研究实行长周期考核，应用研究突出市场价值和社会效益，重大项目攻关突出成果、贡献导向；制定容错纠错实施办法，明确容错适用情形和认定程序，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
4.2 更好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作用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科技创新“国家队”，在重大科技工程中必须发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主力军作用。
（1）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布局。加强战略科技力量与重大科技工程系统布局，瞄准新兴前沿领域核心关键技术方向，体系化布局、发展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战略科技力量职能定位，搭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汇聚先进创新资源和高端创新智力，有效破解重大科技工程关键难题。
（2）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以国家实验室为龙头，联合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综合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构建形成使命导向、任务导向、高效协同的创新联合网络，聚焦战略目标明确、市场机制失灵的关键技术领域，开展跨区域、跨领域、跨单位的体系化、建制化研发攻关，有效提升重大科技攻关效能。
4.3 不断提高重大科技工程有组织科研水平
有组织科研是有力推动重大科技工程的重要途径，必须积极探索有组织科研基本模式和实施途径，推进科学研究、组织管理范式创新，实现自上而下的资源集聚与创新协同。
（1）实行差异化组织管理模式。根据不同技术特征和创新主体，以人才、资源、项目等有效“组织起来”为导向，制定差异化管理办法，灵活采取多样化科研组织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模式，开展科研组织模式创新，创新科研管理模式，完善相应保障机制，不断探索提升组织效率的方法路径。
（2）推行多样化组织管理形式。深入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悬赏制”等科研组织模式，推行技术总师负责制，构建以“军令状”为核心的奖惩体系，确保各项攻关任务目标明确、责任到人、考核清晰，赋予牵头单位科研组织和资源使用的自主权，实行优胜劣汰、阶段性淘汰，形成良性竞争、融合发展局面。
（3）强化技术攻关与转化统筹部署。加强有组织科研闭环管理，一体推进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标准研制、产业培育，加快攻关成果应用和产品迭代升级，支持科技企业开展重大科技攻关成果转移转化，推动各创新力量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形成以用促研、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
4.4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动重大科技攻关
教育、科技、人才是驱动重大科技工程落地见效的核心支撑，必须以攻关任务为纽带，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提升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
（1）构建科教融合育人体系。围绕重大科技攻关需求，优化调整学科布局和科技设置，建立科研平台与教学实践联动机制，推动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向人才培养开放，实施“项目制培养”育人模式，在科研攻关实践中提升创新能力，实现知识传授与科研训练深度融合，培养实战型复合型创新人才。
（2）打造产教协同创新平台。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方向，整合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创新资源，联合搭建产业技术研究中心，开展产学研协同的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推动技术创新，以技术突破反哺人才培养，实现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高效协同，推动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3）深化科研评价系统改革。建立与攻关任务适配的科研评价体系，突出“创新、任务、成果、贡献”指标，探索实行“编制池”“双聘制”，打通高校、院所与企业人才流动壁垒，实施“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计划，依托重大工程锤炼青年人才、培养领军人才，配套创新奖励、容错机制等政策，形成“攻关出人才、人才促突破”的良性生态。
4.5 创新推动重大工程开放创新与交流合作
着眼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我国重大科技工程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融入全球前沿科技创新网络，最大限度用好全球创新资源。
（1）探索多元化跨国协同模式。发挥政府间科技合作机制的引导作用，实施“一国一策”合作战略，探索跨国多机构灵活合作模式，拓宽民间科技合作渠道，鼓励科技社团、学术机构及民营企业开展多层次、宽领域、有重点的国际学术交流与产学研合作，努力提高全球创新资源汇聚和配置能力。
（2）联合组建跨国创新联合体。高质量布局建设“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与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区，鼓励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领军企业联合组建跨国创新联合体，以市场需求和科技前沿为双导向，开展联合研发和工程化验证，形成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型范式。
（3）打造国际科研开放创新平台。适应科学智能发展潮流，依托算力中心、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型基础设施，打造国际科学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在前沿基础领域布局开源项目，搭建国际创新协同网络，广泛吸引、汇聚全球创新要素和优质创新力量，增强基础前沿领域重大科技攻关能力。
（4）构建分类开放合作体系。主动开放基础前沿领域，牵头发起量子科学、生命科学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吸引外籍科学家参与，推动数据共享、联合实验室建设，坚持对等互利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通用技术领域开放，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许可等方面建立对等的国际合作框架，对高端芯片、关键基础材料等“卡脖子”领域，实行以自主攻关为主的策略，保持产业链中下游的紧密合作，建立安全审查机制，严控核心技术外流。
5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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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是中国政府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机遇期，突破“西方科技封锁”、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战略选择，也是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出路。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工程是动态发展的，既要传承传统科技攻关举国体制的经验做法，也要借鉴国际上以举国之力推动重大科技工程的有益做法，还需要应时而变、应势而变，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技水平变化、国际竞争要求，不断深化新型举国体制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有效应对西方国家对我科技封锁打压的“新环境”，实现抢占科技战略制高点的“新要求”，充分利用世界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的“新条件”。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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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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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5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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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3981/j.issn.2097-0781.20260024
- 接收时间：2026-07-15
- 出版时间：2026-09-20
- 发布时间：2026-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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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种不同金属材料的力学参数
| 科 Family | 属数 Number of genus |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 占总种数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species (%) | 属 Genus |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 占总种数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species (%) |
|---|---|---|---|---|---|---|
| 鹅膏菌科Amanitaceae | 2 | 11 | 5.26 | 鹅膏菌属 Amanita | 10 | 4.78 |
| 小菇科 Mycenaceae | 2 | 12 | 5.74 | 丝盖伞属 Inocybe | 5 | 2.39 |
| 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 | 8 | 14 | 6.70 | 蜡蘑属 Laccaria | 5 | 2.39 |
| 红菇科 Russulaceae | 3 | 23 | 11.00 | 小皮伞属 Marasmius | 6 | 2.87 |
| 小菇属 Mycena | 11 | 5.26 | ||||
| 光柄菇属 Pluteus | 5 | 2.39 | ||||
| 红菇属 Russula | 17 | 8.13 | ||||
| 栓菌属 Trametes | 5 | 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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