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科技
| 专题
2026, 5(3): 19-29
新型举国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耦合机制与作用路径
全屏
全屏
作者信息
- 1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 上海 200030
丁明磊，科学技术部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研究员，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实践等研究。电子信箱：dingml@stvc.org.cn
Intrinsic Coupling Mechanisms and Function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Empower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ffiliations
- 1Shanghai Research Center for Innovation Policy Evaluation, Shanghai 200030, China
出版时间: 2026-09-20
doi: 10.3981/j.issn.2097-0781.20260029
文章导航
摘要
收起
立足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理论，融合新发展理念与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文章明确界定“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与“五阶螺旋演化” 核心范畴，以五阶螺旋框架为核心分析工具，系统阐释新型举国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耦合机制与作用路径，提炼战略牵引、场景驱动、生态共建、开放普惠4类本土化可复制实践范式，识别出战略统筹碎片化、创新主体权责失衡、新型要素市场化滞后、敏捷治理供给不足、全球普惠话语权薄弱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系统性实施路径与面向2035的四大前瞻性战略构想，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新型举国体制
/
新质生产力
/
场景创新
/
共同富裕
/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Grounded in the Marxist dialectical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integra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with an institutional analytical economics framework, this paper explicitly defines two core categories—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five-stage spiral evolution”. Employing the five-stage spiral framework as its central analytical tool,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intrinsic coupling mechanisms and function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empower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t distills four categories of localized, replicable practical paradigms: strategic traction, scenario-driven development, ecosystem co-construction, and open inclusiveness. It further identifies five major structural adaptation contradictions: fragmentation of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mbalance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mong innovation entities, lag in marketizing new factors of production, insufficient supply of agile governance, and weak discursive power in global inclusive governance.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oposes a five-in-one systematic implementation pathway and four forward-looking strategic visions toward 2035, thereby offer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and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
scenario innovation
/
common prosperity
/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丁明磊.
新型举国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耦合机制与作用路径.
前瞻科技,
2026
, 5
(3)
: 19
-29
.
DOI: 10.3981/j.issn.2097-0781.20260029
Minglei DING.
Intrinsic Coupling Mechanisms and Function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Empower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esight,
2026
, 5
(3)
: 19
-29
.
DOI: 10.3981/j.issn.2097-0781.20260029
正文
收起
当今世界正处于颠覆性技术集群爆发的“科技寒武纪”历史交汇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合成生物学形成跨界融合、指数迭代的技术集群式突破态势，硅基智能深度嵌入碳基文明，人机共生成为文明演化的重要底层特征[1]。与此同时，全球创新生态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剧烈的秩序重构。技术保护主义从暗流涌动走向明面合围，部分国家以“技术−政治复合体”为内核，构建排他性科技联盟，将技术标准、数据规则与供应链布局从市场选择工具升格为战略竞争武器。“小院高墙”愈筑愈高，人才流动壁垒层层加码，标准制定权加速垄断化，全球创新版图由“互联互通”加速滑向“划界分治”，我国科技自立自强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系统性压力前所未有。
立足国内发展阶段，我国告别传统要素驱动增长路径，全面转向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新周期。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十五五”规划连续做出顶层部署，明确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提升至7.08%，全球创新指数排名首次进入前十，为制度优势向发展胜势转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型举国体制是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二者一体两面、双向赋能，共同承载生产效率提升与分配结构优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核心任务。
然而，一个亟待回答的核心理论与实践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如何系统性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胜势？新型举国体制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耦合机制是什么？当前二者深度融合面临哪些结构性梗阻？又当如何在实现共同富裕基础上构建兼顾产业赶超、区域均衡、全球共赢的全链条制度转化路径？ 厘清上述问题，破解制度供给与普惠型生产力之间的结构性错配，是当前科技战略研究必须回应的时代核心命题。
1 科技文明转型背景下新型举国体制与新质生产力的辩证统一
收起
在碳硅共生、技术“狂飙”的双重时代背景下，传统线性科研、条块产业、静态监管模式与颠覆性技术跨界演化节奏形成深刻“适配性困境”，单纯技术追赶已无法支撑长期大国体系博弈，唯有推进治理范式深层革命，依托场景创新锚定普惠需求，才能实现制度优势向产业跃升、全民共富、全球话语权三重胜势转化[1]。
1.1 新型举国体制是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制度范式跃迁
传统举国体制以苏联计划科研体系、美国“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日本产业扶持政策为代表，擅长单点短期技术攻坚，但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资源分配失衡、动态调适能力薄弱、红利向资本集中等先天短板[3]。我国新型举国体制并非计划经济模式的简单复刻，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统筹国家战略、市场活力、全民普惠的顶层制度安排，本质是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4个维度的系统性重构搭建兼顾自立自强与共同富裕的制度底座。
（1）战略引领与全国资源统筹配置。搭建“顶层设计−分层落地−动态调优”闭环决策机制，破除部门、区域、城乡利益壁垒，围绕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量子科技、数字乡村、普惠医疗实施全链条资源调配，同步破解资源碎片化、前沿攻关短视、区域创新鸿沟多重难题[4]。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9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但区域分化显著：北京研发强度达6.73%、上海4.5%左右，而多数中西部省份不足2%， 这一格局凸显了新型举国体制作出全域均衡统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依托国家场景培育与开放体系，统筹布局算力、生物医药、乡村数字普惠等牵引性超级场景，定向调配国家实验室、龙头企业、基层科创力量，同步兼顾产业升级与城乡均衡发展。
（2）生态重构与多元主体协同。摒弃“政府全包揽”旧模式，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基层普惠主体”完整创新共同体。政府角色从研发管理者转型为场景搭建者、公共科创资源供给者，领军企业承担产业链核心攻关任务，同时引导创新资源向县域、乡村、弱势群体倾斜，形成“国家队原始突破、市场主体产业化、基层普惠场景落地”雨林式发展格局[3]。
（3）机制革新与风险包容托底。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破除“四唯”评价导向，推行里程碑式资助与长周期考核，为颠覆性基础研究提供“耐心资本”；建立跨领域监管沙盒机制，为无人驾驶、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提供真实场景试错空间；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完善科技红利初次、二次、三次分配配套机制，系统性降低创新制度成本[5]。
1.2 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界定与理论定位
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主导，摆脱传统要素依赖，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形态[2]。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新质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物质技术基础，没有生产力代际跃升和效率变革带来的财富增量，共同富裕便会失去支撑；共同富裕是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坐标与制度环境，若技术红利向少数地区、少数人群、少数资本过度集中，将催生新的数字鸿沟、智能鸿沟、技能鸿沟，反过来抑制创新生态、压缩有效需求、积累社会风险。共同富裕并非新质生产力的天然技术属性，而是必须通过战略导向和制度安排主动塑造的价值属性。新质生产力回答“生产力强不强”，共同富裕回答“发展成果公不公”，二者结合的关键不在技术本身，而在制度设计。正因如此，共同富裕应成为新质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重要价值特征，但它不会自动生成；新型举国体制正是适配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载体，加快形成与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生产关系，应作为“十五五”改革的核心任务。
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是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新质生产力在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价值定向与具体实现形态。它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合成生物学等颠覆性技术集群为核心引擎，以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为内在导向，将普惠共享原则内嵌于技术研发、产业布局、要素配置、价值分配全链条，推动生产力代际跃升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同并进。让最前沿的生产力服务于最广泛的人民，正是这一范畴的核心要义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生产力领域的集中体现。这一理论命题的突破在于跳出西方经济学“增长−分配二元对立”固有框架，摒弃“先发展后调节”老路，将普惠共享内嵌于技术研发、产业布局、要素配置、成果分配全链条[7]，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拓展成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数字通用技术推动“一般智力”实现社会化、动态化、开放化升级，催生全新生产力形态，修正资本主导下技术异化缺陷，确立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8]。
1.3 五阶螺旋演化的内在传导逻辑
场景创新是贯通新型举国体制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枢纽，是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的关键通道。二者以场景为轴，形成“制度供给−场景牵引−要素聚合−产业跃升−治理迭代”循环上升的完整运行体系。
（1）战略具象与普惠落地双向统一。国家宏观战略通过超级场景拆解为可落地、可评估、可验证的攻坚任务。“双碳”能源体系、人形机器人智慧工厂、商业航天规模化应用等场景，将抽象科技强国目标转化为具象攻关课题。能源汽车产业依托“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简称“十城千辆工程”）等场景持续迭代验证，完成从跟跑到全球领跑的跃迁，直观印证场景的战略落地载体价值[3]。
（2）要素集聚与均衡配置协同增效。新型举国体制统筹能力弥补市场长周期硬科技投入失灵，政策杠杆撬动社会资本集聚创新资源；市场机制优化要素使用效率，规避传统计划模式资源浪费。我国超大规模复杂应用环境形成独特数据要素重组和快速迭代优势，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市场化高效配置有机统一。
（3）生态协同与价值普惠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跨界融合特性天然要求打破分散式科研壁垒，新型举国体制通过制度设计组建创新联合体，整合分散力量形成体系化攻坚合力；场景作为天然协同纽带，以城市治理、智能制造真实需求凝聚政府、企业、高校、用户多方主体，推动知识、数据、资本高频流动碰撞，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北京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出题、企业答题”的方式，以“三张清单”形成场景建设闭环，是典型实践样本。
（4）全球竞争与全球普惠一体推进。新型举国体制以国家力量统筹国际创新合作，整合全球优质创新资源；新质生产力产业、技术优势依托大规模场景沉淀标准规范，转化为国际竞争话语权。我国量子通信“京沪干线”、新能源汽车全域示范场景沉淀出成套技术规范，为国际标准输出筑牢实践根基，依托场景输出“技术包+标准包+治理包”中国方案，重塑全球创新博弈格局。
2 新型举国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范式与问题挑战
收起
多年改革实践中，各地各产业探索形成了4类较为成熟、可复制、可推广的协同发展范式，既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也为后续全域路径的系统设计奠定了现实基础。依托新型举国体制集中攻坚优势，我国已在新能源、光伏、量子通信、数字政务普惠等赛道实现全球并跑领跑。以新能源汽车为例，2025年产销量分别达1 662.6万辆和1 649万辆，同比增长29%和28.2%，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达47.9%，产销量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光伏产业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四大环节全球产量占比分别超过93%、96%、94%、84%，装机量连续12年全球第一。然而，现有制度供给与“产业赶超、全域共富”这一更高阶生产力发展需求之间，仍存在多层次的结构性错配。一些深层矛盾持续阻滞制度优势向产业跃升与全民共富双重目标的彻底转化，这正是下一阶段体制改革必须直面的核心攻坚靶点。
2.1 实践范式
（1）战略牵引型范式：依托国家级重大专项实现产业与普惠双向突破。该范式是新型举国体制传统优势现代化升级的经典模式，围绕产业安全、共同富裕双重中长期国家战略设立一体化重大科技专项，统筹基础研究、产业链配套、城乡普惠应用全链条资源协同攻关。新能源汽车的典型实践表明：以“十城千辆工程”为起点，同步布局城市通勤、县域短途、乡村代步多层级普惠应用场景，配套国家级产业规划、核心技术专项、下乡推广扶持政策，建成全球规模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集群，2025年产销规模突破1 600万辆，市场渗透率接近5成，既实现全球产业领跑，也通过平价新能源交通工具缩小城乡出行差距[2]。除新能源汽车这一典型样本外，光伏产业同样遵循这一范式：国家通过金太阳示范工程、光伏发电领跑基地、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等梯次推进的战略部署，同步布局集中式电站与乡村分布式光伏，既建成全球最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又通过“光伏+乡村振兴”模式带动欠发达地区增收。此外，国产大飞机C919的研制历程也体现了战略牵引特征，通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统筹全国数百家单位协同攻关，在实现航空产业自主可控的同时带动高端制造产业链向中西部地区延伸。
这一发展范式的核心经验在于，始终锚定产业升级、全域共富双重中长期国家战略目标，围绕核心赛道统筹产业资源与基层普惠配套资源形成协同攻坚合力，依托分层分级城乡示范场景持续牵引技术迭代与民生普及同步推进，在强化顶层统筹引导前提下充分释放市场竞争活力，为战略性产业赶超、区域发展差距缩小提供标准化、可复制实施路径。
（2）场景驱动型范式：依托超大规模城乡市场实现产业迭代与民生普惠共生。场景驱动是适配碳硅共生时代新型举国体制的创新路径，依托我国城乡一体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全域开放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生态修复、公共服务4类公共场景，构建“产业出题、民生出题、技术攻关、全域普及”的需求牵引型创新闭环，同步释放市场迭代优势与全民普惠价值[1]。这一范式已在多个领域形成规模化实践：杭州城市大脑通过开放交通治理、城市安防、医疗健康等真实场景，培育出一批数字治理领军企业，相关技术已向全国上百个城市复制推广；浙江省“数字乡村”试点通过开放农业生产、乡村治理、农村电商等场景，推动数字技术向县域下沉，2024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突破5 000亿元；京津冀远程普惠医疗场景通过开放优质医疗资源数字化接口，实现三甲医院诊疗能力向基层医疗机构延伸，远程医疗协作网已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和超过90%的县域。通过全域开放真实城乡应用场景，大幅降低企业测试迭代成本，同步推动优质政务、医疗、教育数字技术向乡镇下沉，在培育数字新业态的同时持续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这一发展范式的核心经验在于，充分挖掘我国城乡一体超大规模市场独特禀赋，将市场体量优势同步转化为技术迭代竞争优势与民生普惠载体；全域开放公共数据、基层科创基础设施，同步降低产业创新、县域数字化双重门槛；以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双向真实需求校准研发方向，形成“技术迭代−场景扩容−产业壮大−普惠扩面”可持续正向循环。
（3）生态构建型范式：依托战略科技力量搭建产业普惠双导向创新共同体。以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战略科技力量为核心，联动产业链龙头企业、高校、县域科创机构、民生服务主体组建使命导向创新联合体，同步承载产业核心攻关、基层普惠技术研发双重任务，适配基础前沿、民生交叉学科长周期攻关需求。量子信息产业是典型实践样本：依托国家级量子实验室攻坚基础理论，同步培育市场化企业，开发县域数字安全、普惠政务量子应用，产出“九章”“祖冲之”量子原型机、京沪干线量子通信骨干网等全球领先成果，同步落地县域数字安全普惠场景[1]。此外，人工智能领域依托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构建“基础模型+行业应用+普惠服务”创新生态，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生物医药领域通过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网络，统筹创新药研发与基层适宜技术推广，推动高端医疗技术向县域下沉。
这一发展范式的核心经验在于，持续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产业攻关、普惠技术研发双重枢纽功能，围绕跨产业、跨城乡核心使命搭建覆盖产业、民生多元主体协同联合体；建立兼顾产业收益、公共普惠收益权责与长效分配机制，系统性打通基础原始创新、产业化落地、基层普惠应用完整链条，实现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与市场、民生多元创新活力深度融合。
（4）开放协同型范式：依托内外联动构建国内共富、全球普惠双格局。该范式彻底摒弃封闭创新思维，依托国内完整产业、全域共富实践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双向整合全球高端创新资源，同步输出成套产业标准与普惠治理方案，统筹国内共同富裕、全球均衡发展双重目标。光伏风电产业、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治理中国方案输出、南南数字普惠合作是代表性实践：依托完整新能源产业链参与“一带一路”绿色共富合作，成套装备、低碳普惠技术对外规模化输出，2024年我国光伏产品出口额超过450亿美元，为全球能源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电力可及性提升作出重要贡献；我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兼顾各国发展均衡诉求，5G、数字乡村标准持续国际化，同步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与普惠治理影响力[10]。
这一发展范式的核心经验在于，始终秉持高水平开放与普惠导向并行发展理念，依托国内完整产业与城乡共富实践搭建双向国际协同网络；同步推动产业技术、民生普惠治理规则国际化落地，在扩大对外开放全过程统筹国内产业安全、全球发展均衡两条底线，实现全球资源整合、国内共同富裕、全球普惠共赢三重目标协同推进。
2.2 问题与挑战
（1）战略统筹层面存在全域均衡布局短板，创新资源空间碎片化。现行科技管理分部门、分层级分割运行治理格局形成“九龙治水”式的多头管理困局，低空经济、空天地一体化、跨区域数字普惠等融合赛道缺少统一顶层统筹机制，体系化产业攻关与县域普惠资源调配难以同步推进[10]。地方政府扎堆布局人工智能、新能源热门赛道，同质化低水平建设挤压基础研究经费与县域普惠科创财政投入空间，原始创新短板与区域创新鸿沟同步放大。现有国家科技规划、重大专项调整周期偏长，弹性不足，无法快速匹配技术迭代与基层普惠需求动态变化，路径依赖固化产业失衡、城乡失衡双重短板。学界研究指出，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新型举国体制，需要完成三重系统性转型：战略规划由刚性管控转向兼顾产业、民生的弹性指引，风险治理由硬性约束转向包容审慎，生产关系由静态定型转向适配碳硅共生、共同富裕的动态演化[3]。
（2）创新主体层面权责双向错位，产学研与普惠主体融合深度不足。国有企业短期业绩考核约束长期前沿、县域普惠技术研发投入意愿；中小普惠型科技服务商融资渠道狭窄，难以承担民生导向长周期技术迭代任务；行业龙头企业参与国家顶层科技决策常态化渠道有限，产业升级、民生普惠双向出题、评价机制尚未完整建立[9]。高校、科研院所科研评价仍偏重论文产出指标，选题脱离产业升级、乡村治理真实需求，大量实验室成果缺少县域转化通道；各类创新联合体偏重产业链攻关，吸纳基层民生主体不足，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形式化，无法兼顾产业收益与公共普惠收益双重目标。国家实验室普遍存在“重挂牌、轻运营”问题，公益类科研院所公益普惠职能与市场化经营边界模糊，原始创新、共性产业技术、基层普惠技术三重供给均存在明显短板。
（3）新型要素层面市场化改革滞后，产业与普惠双向供给失衡。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产权、交易、收益分配基础制度尚不健全，行业、区域数据孤岛广泛存在，政务、医疗、教育公共数据开放层级偏低，数字普惠场景建设缺少数据支撑，同步制约数字产业规模化发展，持续拉大城乡数字能力鸿沟[7]。人才供给呈现双重结构性短缺：战略科学家、顶尖产业工程师储备不足，乡村数字工匠、基层普惠科技人才缺口巨大；青年科研人员同时承受科研考核、生活成本双重压力，职业晋升通道狭窄，面向民生领域原始创新活力受限[8]。科创金融体系适配性严重不足，本土风投普遍追逐短期产业收益，投向基础研究、数字乡村、生态普惠赛道长期耐心资本供给短缺，县域中小普惠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长期存在，产业升级与民生普惠双向动能同步受限[9]。
（5）开放合作层面全球普惠布局不足，国际治理规则话语权偏弱。当前全球创新格局深刻调整，技术保护主义和排他性联盟抬头，依靠技术封锁、人才流动限制割裂全球创新体系，对外普惠技术合作外部约束持续收紧。国内机构全球研发布局偏重高端产业赛道，面向全球南方普惠技术、数字治理方案布局严重不足；全球标准、科技伦理规则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我国新能源、量子产业标准输出成效显著，但数字普惠、绿色共富、公共卫生类中国方案国际传播力、规则塑造力偏弱，无法充分依托国内共富实践转化全球发展话语权[10]。
3 新型举国体制赋能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实施路径
收起
立足时代发展的战略要求、制度适配的现实梗阻与本土探索的实践积淀，系统构建“战略场景清单−使命型创新共同体−新型要素市场化−全域敏捷治理−制度型开放”实施框架，精准补齐制度供给短板，全面打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新质生产力发展胜势转化的全链条传导路径。
3.1 建立3级4类国家战略场景清单制度，以双维度超级场景统筹全域资源
场景是串联国家战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共同富裕的核心枢纽，必须将场景创新、普惠场景建设同步上升为国家级长期战略抓手。将场景从单纯的技术验证工具升级为统筹产业安全与民生普惠的战略配置工具，通过“清单化管理、双维度评估、闭环式运营”实现场景供给的制度化、常态化。
（1）搭建3级分层、4类分类完整场景体系。国家级超级场景同步兼顾产业安全与民生普惠，覆盖一体化算力网络、人工智能（AI） 辅助新药研发、商业航天、全链路智能制造、数字乡村、跨境公共卫生六大方向；区域级结合产业禀赋、城乡差距打造差异化特色场景；产业级同步布局工业转型、基层民生两类应用场景。全部场景划分为技术验证型、产业培育型、民生普惠型、全球合作型4类，实施差异化财政、土地、数据配套扶持政策。
（2）搭建全闭环场景运营管理机制。形成“需求双向凝练（产业+民生同步征集）−清单公开发布−揭榜挂帅攻关−城乡分层试点验证−产业效益+科技惠及度双指标评估−全域标准输出”完整流程，定期同步发布产业攻关、数字普惠两类场景机会清单；成熟产业技术全国复制，普惠类技术优先向欠发达县域、全球南方国家倾斜，实现落地一个场景、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培育一个支柱产业、缩小一类发展差距。
（3）配套双向政策资源倾斜机制。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产业专项资金同步向产业超级场景、基层普惠场景倾斜；设立国家级场景创新与数字普惠双专项基金，对长周期民生类前沿场景提供连续稳定资助；在公共数据开放、监管沙盒准入、科创用地供给等方面给予产业、普惠场景同等便利政策。
3.2 打造产业普惠双导向使命创新共同体，重塑城乡协同攻坚组织模式
顺应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所呈现的跨界融合、跨城乡联动发展特征，应打破单一产业、碎片化科研模式，构建分层分类的创新载体，统筹承载产业赶超与民生均衡双重任务。将“共同富裕”从创新活动的外部社会责任转化为创新组织的内在使命，通过组织架构设计和评价机制重构，使普惠导向成为创新共同体的刚性约束而非柔性倡导。
（1）3类差异化创新共同体统筹布局。链主型产业共同体由行业龙头企业牵头攻坚产业链“卡脖子”环节，同步配套县域普惠技术研发分支；以国家实验室为平台依托，组建基础研究创新共同体，平行设立前沿产业、民生普惠两大研究部门；交叉前沿共同体主攻AI+医疗、量子+政务等民生融合赛道。
（2）长效协同运行配套机制。全面推行兼顾产业收益、民生普惠双重目标创新契约管理制度，实行“行政总指挥+首席科学家+民生总师”三总师协同架构；全面落实里程碑长周期考核，将基层普及成效、“科技惠及度” 纳入核心评价指标；完善科技红利初次、二次、三次分配完整机制，兼顾创新主体收益与基层公共普惠投入。
（3）强化战略科技双向枢纽定位。推动国家实验室同步设立产业攻关部、普惠技术研发部；深化科研院所分类改革，清晰界定公益院所数字乡村、生态共富核心职能，补齐共性产业、基层普惠技术双重供给短板。
3.3 纵深推进新型要素市场化综合改革，同步释放产业与普惠内生增长动能
数据、人才、科创资本作为新质生产力核心生产要素，必须同步打通产业应用、县域普惠双向流动壁垒，构建兼顾效率与均衡的市场化配置体系。改革的核心逻辑是，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通过制度设计矫正市场在普惠领域的失灵，使要素流动同时服从效率逻辑与公平逻辑。
（1）健全分层分类数据全链条基础制度。完善数据产权界定、场内场外相结合的交易规则、收益分配、安全监管完整规则体系，搭建全国统一数据要素交易平台；分级分类开放政务、医疗、教育公共数据，定向向县域、乡村供给普惠数据资源，系统性破除城乡数据孤岛，缩小数字能力鸿沟[7]。
（2）构建产业、普惠双梯队多层次人才体系。实施战略科学家专项培育计划，同步布局乡村数字工匠、基层医疗科技人才长期扶持项目；完善青年科研人员长效稳定资助体系，拓宽普惠类科研晋升通道；深化人才分类评价改革，将基层普惠、生态共富贡献纳入核心考核标准；完善海外普惠领域顶尖人才引进配套政策，打造全球兼顾产业、民生的人才集聚高地[8]。
（3）培育长周期且兼顾普惠的现代化科创金融体系。设立国家级长期科创母基金，资金同步投向硬科技产业赛道与数字乡村、绿色普惠领域；优化创投激励政策，引导机构“投早、投小、投产业民生硬科技”；创新知识产权质押、普惠科创保险、县域信贷风险补偿工具，系统性降低中小普惠科技服务商融资成本。
3.4 全域构建适配碳硅共生敏捷治理体系，平衡创新、普惠、安全三重目标
践行“有界加速”全球科技治理核心准则，划定安全底线、伦理边界、普惠红线三重约束，搭建包容审慎、动态可调现代化治理框架，破解技术迭代与静态规则错配矛盾。从“事前审批+事后处罚”的静态监管模式转向“沙盒试错+动态调整+反馈迭代”的敏捷治理模式，使治理规则本身成为五阶螺旋演化中治理迭代环节的有机组成部分。
（1）升级跨部门一体化监管沙盒2.0机制，分设产业创新、民生普惠两大独立试点专区，依据产业风险、民生影响动态调整监管尺度；推进国内区域沙盒规则互通、国际普惠沙盒成果互认，为跨境数字医疗、绿色能源合作提供制度便利。
（2）深化分层分类科技评价综合改革，破除各类隐形“唯论文”导向，增加“科技惠及度”普惠专项核心评价指标；对数字乡村、远程医疗、生态修复等民生类项目延长考核周期，减少短期频次考核；完善全国统一科研诚信治理体系，营造鼓励产业突破、包容民生试错全域创新生态。
（3）健全全覆盖科技伦理与全链条安全防控体系。建立人工智能、生物、数字普惠常态化伦理审查机制；构建覆盖研发、转化、对外合作全流程风险预警研判处置体系，将数据公平、民生普惠管控内嵌技术全生命周期，实现产业发展、民生均衡、安全可控动态平衡。
3.5 推进普惠导向制度型开放，构建国内共富、全球共赢创新合作新格局
新型举国体制坚持自主创新与高水平开放双向统一，依托国内产业、城乡共富实践优势，同步转化国内均衡发展能力、全球普惠治理双重国际话语权[10]。将对外开放从“引进来、走出去”的传统模式升级为“制度型开放+普惠型合作”的新模式，以共富实践的制度经验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塑造。
（1）搭建面向全球南方普惠创新长期合作网络。高举发展普惠、科技向善合作旗帜，依托“一带一路”与发展中国家共建跨境智慧物流、数字普惠医疗、绿色能源转型联合创新场景；以成套技术、标准、治理方案为载体输出中国共富实践经验，探索超越零和博弈、兼顾各国发展差距的共赢创新路径。
（2）加快产业、普惠两类标准国际化同步输出。依托新能源、量子、车路云一体化优势赛道深度参与国际标准组织，主导全球通用产业规范；持续输出数字乡村、公共卫生、绿色共富中国治理倡议，推动多边、公平、包容全球科技治理体系系统性改革。
（3）打造全球高端创新要素一体化引力场。稳步扩大科技领域制度型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创新营商环境；鼓励跨国企业在我国设立普惠技术全球研发总部，布局跨境科创合作示范区；完善海外产业、普惠人才双向交流配套政策，搭建联通全球兼顾产业与民生的创新协作网络。
4 面向2035的新型举国体制四大战略构想
收起
当碳硅共生文明加速演化，大国博弈进入深水区，共同富裕目标对科技治理提出更高要求，新型举国体制必须实现从“集中攻关”向“系统引领”的战略升维。未来一段时期，应围绕治理形态、全球合作、制度试验、安全架构四大维度前瞻布局，推动体制架构、运行逻辑与制度效能全面迭代，形成支撑科技强国建设的现代化科技治理体系。
4.1 打造数字化新型举国体制智能治理全新形态
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全域改造现有新型举国体制运行架构，搭建兼顾产业升级、城乡普惠的国家级科技治理大脑，整合科技、产业、人才、城乡发展全域数据，依托人工智能实现全球颠覆性技术预警、全域资源智能调配、普惠资源定向下沉精准决策。建设全国一体化数字化协同创新网络，以数字孪生搭建跨地域、城乡虚拟科研协作空间，打破机构、地域物理边界，实现产业攻关、民生普惠项目远程同步柔性协同。推动全链条治理流程智能化闭环再造，将产业效益、“科技惠及度”双指标嵌入智能绩效系统，落地“规则即代码”动态敏捷治理新模式，从根源破解资源碎片化、普惠资源下沉不足等长期治理难题。
4.2 构建全球普惠创新共同体完成国际角色范式根本转换
跳出单一项目式国际科技合作浅层模式，以“科技向善、普惠共生”为核心价值推动全球创新治理向更加包容均衡的方向发展，搭建常态化南北协同创新长效协作机制。坚定反对技术壁垒、标准垄断与全球发展分层格局，面向全球南方输出适配本土发展阶段、低成本场景综合解决方案；主动推动国际科技组织治理机制系统性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制定、全球科技伦理磋商中的平等参与权；将我国共富实践完整转化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为碳硅共生时代全球均衡发展注入东方协调共生治理智慧。
4.3 布局国家级科技治理现代化集成先行试验区
设立跨区域综合改革专项试验区，采用负面清单、容错免责等完整配套机制，围绕科研组织、科技评价、普惠科创金融、敏捷监管、跨境开放、科技红利分配六大领域开展集成式制度先行先试。实行差异化试验区布局：京津冀试验区侧重战略科技力量兼顾普惠职能体制改革；长三角试验区聚焦跨区域产业与城乡协同创新机制；粤港澳大湾区试验区主攻跨境普惠科创开放、国际规则对接新模式；试点成熟制度全域复制推广，系统性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深层次体制障碍。
4.4 构建“发展−安全−普惠”三元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
升级原有“发展−安全”双核架构，拓展为安全、产业发展、共同富裕三元协同国家创新体系，统筹高水平自立自强、产业全球竞争力、全民与全球普惠三大长期目标。划分三大独立功能板块：安全内核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全链条自主可控，筑牢产业链、数据、民生安全底线；发展内核面向前沿新兴产业赛道，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普惠内核统筹国内城乡、区域均衡与全球南方发展均衡，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定向调配创新资源下沉基层、对外输出普惠技术。建立分级分类弹性自主技术发展策略：“卡脖子”技术全链条自主攻关，通用竞争性技术全面开放协同，普惠类前沿技术主动全球共享；搭建主动式全域风险防控体系，将数据公平、民生普惠审查内嵌对外开放全流程，实现自立自强、产业跃升、全民普惠三位一体长期协同发展。
5 结束语
收起
当前，人类文明正处于“科技寒武纪”——技术大爆发与碳硅共生形态跃迁的历史交汇点，大国博弈进入制度与价值全方位竞争新阶段。我国正处在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跨越的战略跃升期，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进共同富裕辩证统一，将制度优势系统性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胜势，关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百年变局下的长远战略主动。
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回答“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怎样发展生产力、为谁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问题；构建与之适配的新型举国体制，正是从制度层面系统回应这一根本问题的生产关系安排。我国以“有界加速”为准则，将安全、伦理与普惠内嵌于创新全链条，走出效率公平、发展安全并重的科技现代化新道路。面向“十五五”时期乃至2035年，必须推进治理模式、要素配置、组织形态与全球格局的制度重塑：当务之急是锚定五大结构性梗阻，推进“战略场景清单−使命创新共同体−要素市场化−全域敏捷治理−普惠型制度型开放”路径；前瞻布局碳硅共生文明治理，迭代数字化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发展−安全−普惠”三元协同的国家创新体系。
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支撑，归根到底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让前沿技术红利最广泛惠及全体人民。我国探索的不只是科技强国路径，更是效率公平安全兼具的新型生产力文明形态。坚持理论创新、制度变革与实践探索良性互动，必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胜势，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与制度方案。
基金
收起
- 国家高端智库重点研究课题(ZXZK202502)
文献
收起
参考文献
引证文献
排序方式：
[1]
丁明磊. 新型举国体制下科技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进路[J]. 国家治理, 2025(16): 12-18.
Ding M L. The logical approach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under the new-type national system[J]. National Governance, 2025(16): 12-18. (in Chinese)
[2]
王志刚.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J]. 求是, 2022(24): 34-42.
Wang Z G. Fully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improve the new-type national system[J]. Qiushi Journal, 2022(24): 34-42. (in Chinese)
[3]
付华. 新型举国体制促进我国科技“领跑”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OL]. 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 doi: 10.12451/202606.02715.
Fu H. Theoretical logic and realization path for the new-type national system to boost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ading-edge” development[J/OL]. Preprint platform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i: 10.12451/202606.02715. (in Chinese)
[4]
科技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EB/OL]. (2022-08-12)[2026-08-16]. 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gfxwj2022/202208/t20220812_181851.html.
Notice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ther five departments on issuing the guiding opinions on accelerating scenario-driven innovation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via high-leve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B/OL]. (2022-08-12)[2026-08-16]. 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gfxwj2022/202208/t20220812_181851.html. (in Chinese)
[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Xi J P. 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in unity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2. (in Chinese)
[6]
王杰. 习近平关于新型举国体制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6(2): 34-42.
Wang J. 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new-type national system[J]. Contemporary World Socialism, 2026(2): 34-42. (in Chinese)
[7]
李海舰.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理论内涵与实践逻辑[J]. 经济与管理, 2025(5): 1-12.
Li H J.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logic[J]. Economy and Management, 2025(5): 1-12. (in Chinese)
[8]
郑扬涛. 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3): 89-98.
Zheng Y 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via the new-type national system[J]. Studies in Marxism, 2025(3): 89-98. (in Chinese)
[9]
傅慧芳, 游深铖. 新型举国体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独特优势与实践路向[J]. 东南学术, 2024(5): 123-132.
Fu H F, You S C. Unique advantages and practical directions of the new-type national system for boosting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J].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2024(5): 123-132. (in Chinese)
[10]
马媛媛. 新型举国体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理路、独特优势和实践路径[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5, 24(19): 8-10.
Ma Y Y. Logical approach, unique advantag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new-type national system to advance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J]. Industry and Science-Technology Forum, 2025, 24(19): 8-10. (in Chinese)
2026年第5卷第3期
PDF下载
5607
2811
引用本文
BibTeX
文章信息
doi: 10.3981/j.issn.2097-0781.20260029
- 接收时间：2026-08-03
- 出版时间：2026-09-20
- 发布时间：2026-10-10
补充材料
相关文章
表12种不同金属材料的力学参数
| 科 Family | 属数 Number of genus |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 占总种数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species (%) | 属 Genus |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 占总种数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species (%) |
|---|---|---|---|---|---|---|
| 鹅膏菌科Amanitaceae | 2 | 11 | 5.26 | 鹅膏菌属 Amanita | 10 | 4.78 |
| 小菇科 Mycenaceae | 2 | 12 | 5.74 | 丝盖伞属 Inocybe | 5 | 2.39 |
| 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 | 8 | 14 | 6.70 | 蜡蘑属 Laccaria | 5 | 2.39 |
| 红菇科 Russulaceae | 3 | 23 | 11.00 | 小皮伞属 Marasmius | 6 | 2.87 |
| 小菇属 Mycena | 11 | 5.26 | ||||
| 光柄菇属 Pluteus | 5 | 2.39 | ||||
| 红菇属 Russula | 17 | 8.13 | ||||
| 栓菌属 Trametes | 5 | 2.39 |
关闭全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