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科技
| 科技政策
2026, 5(3): 103-113
切实加强基础研究 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全屏
全屏
作者信息
- 1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北京100190
万劲波，博士，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学部政策研究支撑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科技战略与规划、基础研究政策、科技智库与治理等研究。主持完成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国家部委战略与规划项目等20余项。发表论文50余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0余篇。电子信箱：wanjinbo@casisd.cn
刘明熹，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特聘骨干研究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数字经济专委会副主任。主要从事科技和产业政策、四链融合、科技人才等研究。主持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等10余项。发表论文30余篇，参与撰写专著10余部。电子信箱：liumingxi@casisd.cn。
通信作者:
Effectively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 to Lay Solid Foundations for Advancing China’s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filiations
- 1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出版时间: 2026-09-20
doi: 10.3981/j.issn.2097-0781.20260019
文章导航
摘要
收起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文章梳理了基础研究科学内涵的演进历程，提出了新时期基础研究的时代特征。当前，基础研究向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深度拓展，全球围绕基础前沿和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我国在科学论文和顶尖应用科学成果产出上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十五五”时期仍需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先进制造等重点方向加强布局。同时，我国基础研究面临投入占比偏低、选题机制相对封闭、组织模式碎片化、青年人才无序流动、国际合作受阻等突出问题。应从多元投入保障、联合选题机制、矩阵式科研组织、青年人才稳定支持、深化国际合作等方面系统施策，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基础研究
/
科技强国
/
有组织科研
/
青年科技人才
Basic research serves as the sour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countr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basic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its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Currently, basic research is expanding further into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extremes, extreme conditions, and highly integrated interdisciplinary domains. Competition over the frontiers of basic research and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unprecedentedly fierce worldwide.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production of scientific papers and top-tier achievements in applied science. However,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t remain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strategic deployment in key areas such as quantum inform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fe and health,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t the same time, basic research in China faces prominent challenges, including a relatively low share of investment, relatively closed topic selection mechanisms, fragmented organizational models, unregulated mobility of young talent, and obstacles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ystematic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areas such as diversified funding support, joint topic selection mechanisms, matrix-based research organization, stable support for young talents, and deepen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lay solid foundations for advancing China’s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research
/
leading countr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organized research
/
you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万劲波, 刘明熹.
切实加强基础研究 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前瞻科技,
2026
, 5
(3)
: 103
-113
.
DOI: 10.3981/j.issn.2097-0781.20260019
Jinbo WAN, Mingxi LIU.
Effectively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 to Lay Solid Foundations for Advancing China’s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esight,
2026
, 5
(3)
: 103
-113
.
DOI: 10.3981/j.issn.2097-0781.20260019
正文
收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早在2013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武器装备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重视基础研究，才能永远保持自主创新能力”，强调“当前，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关联度日益增强，基础研究显得更为重要。要继续抓好这项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1]，阐明了基础研究在支撑国家发展与安全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地位。2026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2]“十五五”时期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打牢基础研究根基，显著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章旨在梳理基础研究科学内涵的演进脉络，总结新时期基础研究的时代特征，结合全球基础研究发展趋势和竞争态势，研判“十五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重点布局方向和工作重点，剖析我国基础研究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为我国“十五五”时期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决策参考。
1 准确把握基础研究的科学内涵与时代特征
收起
科学是人类积累的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规律性认知的知识体系。直到17世纪，自然科学仍被认为是自然哲学。1883年8月，美国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发表《为纯科学呼吁》演讲，讲稿随后刊登于Science杂志，讨论了“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强调若只关注应用研究而忽视原理探索，科学进步将停滞不前。1916年，英国成立科学与工业研究部，明确提出“基础研究”这一概念，目的是促进工业研究。“纯科学”强调“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粹理想，而“基础研究”既强调科学的纯粹性，也传达了实用的愿景。“基础研究”取代“纯科学”，体现了政策范围的扩大，以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基础研究”自提出以来，一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策性概念，其内涵、性质、类型和关键驱动因素不断丰富。随着基础研究实践的深入，对其内涵的理解也逐步深化，大致可以归纳为4类认识[3]。
1.1 “线性模型”
1945年7月，美国总统科学顾问范内瓦·布什向杜鲁门总统提交《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提出基础科学发现能够催生应用科学发现，这一认识强调了基础科学作为应用创新“源头”的累积性作用，被认为是“线性模式”。196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研究与发展调查的推荐标准与规范》，即《弗拉斯卡蒂手册》第1版，认为“基础研究是主要为获得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础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或理论工作，没有任何特定的应用或用途”[4]。该手册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分法”的内涵界定成为各国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R&D）统计调查的基本依据，反映了工业经济时代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认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R&D的定义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一致，并于1984年发布《科学技术活动统计手册》，认为“基础研究主要是为获得关于客观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所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不以任何专门的或具体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
1993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认为，基础研究是增加新的科学知识的活动，没有特定的、直接的商业目的，但不排除会在当前或其他潜在领域具有商业价值，这个定义认识在“线性模型”基础上拓展了基础研究应用的渗透性、广泛性与不确定性，凸显了基础研究的“无用之用”。据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基础研究指一种不预设任何特定应用或使用目的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获得（已发生）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规律和新知识”[5]，这一定义强调了“不预设任何特定应用或使用目的”，也没有排除其未来可能会具有应用价值。
1.2 “象限模型”
199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托克斯在《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中批判了“线性模型”的一维认知，提出“追求基础认知”“应用目标驱动”二维分类标准，这样，基础研究的类型不仅包括好奇心驱动的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还包括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6]。“象限模型”凸显了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钱学森早在1947年提出工程科学，把工程科学定位为沟通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桥梁，是一门新的知识体系；1957年，提出技术科学，强调技术科学是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综合起来的产物，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3个知识部门要同时并进。工程科学、技术科学均属于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是连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桥梁，具有“抓一点带两头”的作用，这一思想具有前瞻性。
2015年，《弗拉斯卡蒂手册》第7版把基础研究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定向基础研究，定向基础研究是指具有明确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4]。该版手册厘清了两类基础研究的定位与规律，有利于建立差异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与评价体系，统筹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促进基础研究融合发展。
1.3 “循环模型”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本质上是相互依存而非相互对立的，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进行严格区分，无法适配当代技术融合趋势[7]。2016年，美国哈佛大学Narayanamurti和Odumosu[8]在《发明与发现：反思无尽的前沿》中提出发明−发现“循环模型”，认为发明的内涵是知识的积累和再创造以产生新工具、新器件或新过程，发现的内涵是关于世界新的知识和事实的创造，强调技术发明对科学发现的引导作用；2024年，Narayanamurti和Tsao[9]进一步提出研究与开发循环、科学方法与工程方法循环、问题发现与答案发现循环，揭示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复杂的非线性过程。“循环模型”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与经济、社会加速渗透融合，“科学与技术”汇聚融通、互促共进的知识生产与应用方式。
1.4 “生态模型”
大科学时代、智能化时代的基础研究，创新主体更广泛，合作网络更复杂，投入更多元，导向更多样，更加依赖平台、人才、资金、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形成的创新生态。“生态模型”是线性模型、象限模型、循环模型的融合，一方面寻求普遍知识，以本体论、认识论价值为标准；另一方面受需求牵引，以方法论、实践论价值为标准。基础研究被赋予驱动原始创新、支撑技术原理突破、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响应国家战略需求等多重功能与使命，既重视科学家个体对自然规律和世界本质的深刻认知，也强调科学共同体对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社会责任，体现为融合自由探索与科研自主性、有组织科研与国家战略目标的系统性、综合性原创研究活动。“生态模型”视角的基础研究更加强调以系统观念和战略思维组织基础研究，其发展路径可以归纳为重大基础设施和平台驱动、学科驱动、人才驱动、数据驱动、任务带动、需求拉动及前沿交叉融合推动等[10]。
回顾历史，基础研究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深入、科研范式深刻变革、全球科技竞争更趋基础前沿的复杂背景下，新时期基础研究的内涵已经拓展为所有实验性或理论性的基础科学研究活动，以揭示自然、社会与思维领域基本规律、创造原创科学知识为内核，兼具纯粹学术价值与长远应用价值。基础研究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原创性科学探索活动，源源不断地产出新发现、新学说、新知识，是培育原始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的源头根基，是适配国家战略需求、引领科技范式变革、支撑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支撑，是人类科技发展与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
1.5 新时期基础研究的时代特征
新时期基础研究是兼顾科学本体价值与社会实践价值、融合个体自主探索与国家有组织布局的复合型科研体系。基础研究组织方式以主体协同、要素融通、学科交叉、数智赋能、生态开放为依托，统筹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基础研究治理既要遵循科学发展规律，保障科研人员自由探索，催生原创性前沿发现，也要强化战略目标牵引，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统筹优势资源开展定向攻关。立足我国科技创新发展阶段特征、国家战略需求与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我国新时期基础研究与治理呈现出4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1）战略靶向性，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双向统一。不同于传统以科学家兴趣驱动为主的基础研究模式，我国新时期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深度结合，既尊重基础研究原创性、偶然性的科学规律，鼓励科学家开展无约束前沿探索，又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产业关键瓶颈、民生重大需求精准布局，以战略目标牵引前沿理论攻关，实现“好奇心驱动”的学术探索与“需求驱动”的战略攻坚有机统一，破解纯基础研究脱离实际、应用研究底层不足的双向脱节难题。
（2）融通耦合性，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循环赋能。顺应全球“科学−技术−工程−产业”融通发展趋势，打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边界割裂传统，统筹配置科研任务、平台基地、关键人才，推动基础研究前置化、技术研究基础化双向耦合，以原创科学发现支撑颠覆性技术创新，以原创技术发明迭代倒逼基础理论突破，实现“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程创新−产业赋能”动态循环、互促共进，努力成为“科学−技术−工程−产业”体系化攻关的开拓者、引领者。
（3）生态系统性，多元主体与创新要素协同联动。大科学时代的基础研究组织模式，超越了传统单一学科、小团队、碎片化方式，呈现多主体协同、多学科交叉、全要素支撑的系统化特征。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级创新平台、产学研联合体，协同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多元主体，统筹部署和实施重大科技创新任务，整合人才、资金、数据等核心创新要素，构建开放协同、全域联动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支撑跨领域、跨学科、跨区域的重大原创攻关。
（4）自主引领性，自立自强与开放创新统筹兼顾。面对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核心技术壁垒凸显的新形势，我国基础研究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目标，聚焦前沿空白领域和关键“卡脖子”底层机理开展自主原创研究，持续夯实自主可控的科学理论体系。统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主动拓展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网络，深度开展全球基础前沿研究合作，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吸纳全球优质创新资源，逐步实现从跟跑并跑向局部领跑、整体引领的跨越式转变。
2 基础研究发展态势与“十五五”需关注的重点方向
收起
科研选题是基础研究的首要问题，要坚持“四个面向”，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需求导向，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统筹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提出的前沿问题和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的理论问题，凝练关键科学问题，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
2.1 基础研究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四极”深度拓展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就是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和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强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和前瞻性布局，努力拓展人类科学认知边界，开辟新的前沿方向，为人类科技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重要原创性科学贡献。
从基础研究自身演化逻辑看，当前，重大科学发现越来越依赖于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与多领域、多机构甚至多国家的大协作，如引力波探测、黑洞成像、人类基因组计划等，不仅拓展了人类认知疆域，也为产业变革奠定了科学根基。极宏观层面，借助先进的天文观测设备和空间探测技术，深入探索宇宙起源、暗物质与暗能量本质，以及星系演化等宏大命题；极微观层面，依托高能粒子加速器、量子调控平台等大科学装置，不断逼近物质的基本构成单元，揭示量子世界的基本规律；极端条件层面，依托超高压、超低温、强磁场等，为新物态、新材料和新机制的突破提供了关键突破口；极综合交叉层面，融合物理、化学、生物、信息、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力量，打破了传统学科界限，催生出量子生物学、脑科学、复杂系统科学等新兴前沿领域。
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向“四极”深度拓展的发展态势，决定了当前全球科技竞争已全面转向前沿认知边界、底层科学原理、交叉创新能力、重大设施支撑的基础性竞争。单纯的单点技术突破已难以形成核心竞争优势，系统性、前沿性、交叉性的基础研究能力成为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核心标识。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科学研究“四极”趋势的战略判断，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
2.2 全球围绕基础前沿和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科技的渗透性、扩散性、颠覆性特征凸显，围绕基础前沿和科技制高点的争夺空前激烈。国家科技竞争的焦点前移到基础研究阶段，目标牵引的基础研究更加凸显。
从基础研究功能作用看，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步入“设计时代”，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创新模式加速变革，基础前沿技术呈现交叉融合、集群突破、快速迭代态势。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融合发展成为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动力，物质结构、宇宙起源等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孕育重大突破。化学领域通过物质合成的新的理论方法研究，支撑化学产品和材料结构的精准可控。生命科学领域以重大疾病诊治和突发传染病防控为目标，加速病原学与免疫学等领域的原创理论突破与应用。科技创新到产业化应用的周期大幅缩短，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引领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我国基础研究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紧迫形势。部分国家对我国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先进材料等领域实施严格出口限制和设置技术壁垒。受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争端常态化及“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向更短、更具韧性、更本土化的方向重构。泛安全化趋势使得跨国学术交流、科研人员互访、国际联合研究障碍增多，基础研究合作空间被压缩。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基础前沿和关键新兴领域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话语权争夺加剧。从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出发，必须“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深海、深空、深地等战略领域，一体部署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11]，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
2.3 我国基础研究“十五五”需关注的重点方向
立足基础研究向“四极”深度拓展的总体态势，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焦点全面聚焦基础前沿领域与关键应用基础领域，我国要加快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转变[11]。“十五五”时期，空天科学、人工智能、物质科学、生命科学、数学等关键基础前沿方向成为大国博弈制高点，量子信息、半导体、新能源、关键材料、先进制造等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科学成为国际竞争主赛道。据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2025研究前沿热度指数》[12]报告，美国在地球科学、临床医学、生物科学、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数学5个领域领先；我国在农业科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化学与材料科学，物理学，信息科学，经济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6个领域领先。据2025年自然指数（Nature Index）首份应用科学领域榜单，我国以全球顶尖应用科学成果56%的份额排第1（排名前十的顶尖研究机构全部在我国），美国（仅占10%）排第2。这说明我国在科学论文和顶尖应用科学成果产出上已经明显领先[13]。但也要看到，我国在原创性重大科学发现、颠覆性技术原理突破、极端条件科研、跨学科深度交叉创新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部分关键领域处于跟跑、并跑状态。
在优势领跑领域，重点强化原创理论、底层技术原理供给。我国在量子信息、物理、化学与材料、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学科与产业根基扎实，成果产出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无论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新三样”，还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新新三样”，都具备持续巩固领跑地位的核心条件。但我国的优势集中在应用端与工程化场景，在原创理论、底层技术原理上仍有短板。“十五五”时期，应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场景优势，开展原创性、颠覆性基础研究，推动创新从应用领先转向原创理论、底层技术原理突破，持续夯实极微观调控、极端材料、量子底层规律等核心领域的领跑根基。
在跟跑并跑领域，重点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数学、空天科学、人工智能、地球科学、生命健康等领域是大国科技博弈的制高点。我国地球科学、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发展迅速，论文产出、数据积累、场景应用规模位居全球前列，整体进入并跑阶段；但基础数学原创理论、深空宇宙探索、生命本质与起源、地球深部动力学等基础前沿领域，受研究积淀不足、高端仪器依赖进口、原创理论体系不完善等制约，整体仍处于跟跑并跑状态。美国依托完善的基础学科布局、顶尖人才梯队与重大科研计划，长期垄断基础数学原创理论、深空天体物理、生命演化等极宏观本源研究领域，构建起从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核心算法到场景应用的体系化优势。“十五五”时期，我国需集中优质科研资源提升体系化攻关能力，重点攻坚基础数学原创理论、空天前沿基础理论、人工智能底层算法、深空深地探测、生命本质与起源等核心科学问题，推动相关领域向整体并跑、重点领域领跑跨越。
在战略必争领域，重点解决“卡脖子、补短板”问题。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科学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是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关键。我国在战略必争领域的核心短板集中在基础研究层面，存在核心机理不清、底层理论缺失、基础算法薄弱、精密调控基础能力不足等问题。欧美发达国家凭借上百年的科研积累，垄断高端装备、基础软件、精密仪器的底层理论与核心技术，长期占据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价值链高端。“十五五”时期，我国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需求牵引、问题导向，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定向基础研究与技术科学研究，聚焦产业关键瓶颈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以底层技术原理突破带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提升我国基础研究体系化能力与战略保障能力。还需要采取“非对称”战略，积极发展根技术、颠覆性技术和杀手锏技术，在“遏制与突围”中实现反制、赢得竞争，牢牢掌握主动权。
3 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
收起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显著差距，基础研究选题机制难以充分体现国家战略与产业需求，科研组织模式碎片化特征明显，基础研究人才无序流动现象突出，加之国际环境日趋严峻，我国数据、知识等获取渠道部分受阻。在此背景下，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已刻不容缓。
3.1 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例偏低的问题仍然存在
基础研究是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具有长周期、高风险、厚积薄发等特点，需要长期稳定的支持保障。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277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为7.08%，创历史新高。但与主要发达国家12%~23%的比例相比仍有明显差距，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资本投入相对不足。主要原因是企业较少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据《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4》，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的比重为6.5%，位居主要经济体末位，而韩国为58.25%、日本为47.83%、美国为31.67%、英国为35.73%[14]。
3.2 基础研究选题机制相对封闭
除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外，重大科学问题选题仍然主要由高校和科研机构少数学术权威、既有学科团队和传统评审渠道主导形成，缺乏常态化、制度化、程序化的“破圈”联合选题机制，使得企业、用户和社会力量等外部需求、视角与数据难以被系统性纳入。国家战略需求传导机制不畅，也使得基础研究选题往往局限于高校和科研机构“圈内共识”，与国家战略需求、产业创新需求、领先用户需求和全球科技竞争需求发生“错位”“脱节”。一方面，大量资金被投入趋饱和或战略价值递减的“低风险”课题；另一方面，战略性、前瞻性、体系性科学问题，新兴前沿交叉领域，以及长期性、高价值、高风险研究得不到持续稳定支持。多元主体交流不畅降低了重大原创突破的涌现概率，削弱了基础研究对科产融合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
3.3 基础科研组织模式呈现碎片化
我国基础研究组织模式仍以课题组长负责制（PI制）为主导，资源、平台与数据呈“蜂窝式”分割，不利于基础研究人才的长周期培育。小规模、短周期、快出论文的运行逻辑，使得科研人员规避高不确定性方向、扎堆热点，造成低水平重复与“碎片化”知识产出。面对跨学科、长周期、大协作的“大科学”难题，如量子物态调控、极端制造基础、碳中和底层原理等，PI制既缺乏工程化集成能力，也难以承担千万级共享装置的持续折旧与运维，导致国家战略性选题在执行层面被“层层分解”，系统性原创突破的概率显著降低。
3.4 不同科研主体对青年科技人才的争夺日趋激烈
我国科技人才“内卷式”争夺愈演愈烈，人才“帽子”竞争替代科学竞争。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央企研究院、地方实验室、地方新型研发机构及民营龙头企业研究院等多元主体，将对青年人才的争夺作为提升机构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行政化“抢人”替代了学术生态自然培育，导致青年学者研究方向被迫随待遇漂移，难以形成连续积累。
3.5 国际科技合作环境呈体系化、精准化封堵态势
当前，美欧把科学技术创新全链设计写入政府法案，如美国启动“创世纪计划”，欧洲联盟发布“科学中的人工智能”战略，依托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AI4S）全面贯穿假设提出、实验设计、数据挖掘、成果验证全流程带来的科研效能优势，美国、欧盟同步强化技术与科研壁垒，致使我国同时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基础前沿领域“卡脑子”的双重困境。美国、欧盟相继将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先进人工智能、6G、超算、高超音速、空间科学等重点领域和20多个细分方向纳入“敏感技术清单”，对我国实施许可证+最终用户+实体清单“三位一体”管制。2025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禁止我国机构访问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数据库[15]，科学数据风险从技术“卡脖子”升级为系统性安全风险。据有关学者反映，论文合作及署名、数据跨境、样品共享等需要额外安全审查，周期由14天延长至6~9个月，导致我方获取前沿科学问题、实验数据和高端仪器的成本陡增。
4 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收起
基础研究周期长、挑战大、不确定性强，必须尽早布局，下好先手棋，在“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上全面发力，应坚持系统谋划、综合施策、内外统筹。一方面，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活创新动力活力，健全投入保障、选题立项、组织管理、人才培育等制度体系，拓宽多元投入渠道，创新科研组织模式与评价机制，强化资源统筹与稳定支持，夯实和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深化开放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引领力，拓展国际科技合作网络，强化科技安全、科技伦理等治理，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科技安全防线。
4.1 保障基础研究投入的多元渠道与可持续性
构建央地协作、部门联动、社会协同的多元化投入格局。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健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运行机制，引导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基础研究投入。鼓励科技领军企业聚焦本领域底层理论、算法范式等提出科学问题，引导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凝练形成基础研究需求清单，纳入国家资助布局体系。鼓励科技领军企业和行业组织设立基础探索基金、创新联合基金、基础科研成果转化基金等。推动央地建立基础研究联合资助机制，鼓励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探索跨省（市）联合资助机制。完善以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为核心的分类评价机制，营造基础研究良好条件和微生态。改进基础研究相关科技计划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能，用好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
4.2 建立重大基础研究常态化联合选题机制
由科学技术部牵头，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农业农村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等行业主管部门，依托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国家基础科学重大需求统筹平台”，明确平台统筹主体、运行规则与权责分工，构建常态化、规范化的重大科学问题凝练与论证体系，实行“部门提需求、行业给场景、专家评可行性”的选题清单制度，构建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互促进的基础研究任务部署机制。健全多维度、分层级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凝练机制，相关部门每2年滚动发布“卡脖子”和“未来前沿”需求，依托行业协会、产业联盟、龙头企业梳理工程技术难题，反向提炼底层基础科学问题；依托高校、科研机构、实验室等前沿团队梳理自由探索类前沿科学问题，经联合专家组遴选后形成“国家重大科学问题库”，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军工科研项目的必选题库，确保财政经费30%以上投向入库任务，撬动社会资本、企业资金协同投入，实现“需求出题、联合选题、学术解题、产业阅卷”的闭环管理。
4.3 建立首席科学家负责的“矩阵式”科研组织模式
探索长周期资助模式，加大对从事基础研究的优势团队给予长期稳定支持，鼓励开展长周期、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依托国家实验室和高水平国家科研机构组织大兵团、有组织、分布式的基础研究，更加重视多主体、跨领域“选题、研发、转化、平台、工具、数据、评价、教育、人才、场景等”一体化配置。由中央财政设立“战略性基础研究协同专项”，清晰界定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研究中心、学科交叉平台等不同平台载体的功能定位，对跨学科、跨单位、跨地域的大团队给予连续10年、单项足额的稳定支持，把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仪器、数据、样品等信息纳入国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考核指标由数论文、数专利转为“重大任务完成度+知识集成度+技术就绪度”，切实解决“小散弱重复布局”和“重大任务无人牵头”的问题。
4.4 支持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出台支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持续成长、合理流动的管理办法，普惠支持优秀青年人才在同一方向持续深耕，在竞争择优基础上给予延续支持。建立统一的国家青年人才数据库，对优秀青年科研人才实行“编号唯一、全程记录、动态评估”。国家层面设立“青年科学家长期资助计划”，最长12年，只进行中期和结题考核。推动人才“帽子”、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避免简单以学术头衔、人才称号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的倾向。依托重大科技任务设立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固定岗位，防止青年人才短平快流动，确保重大科技任务接续推进，在科研攻关实践中发现、培养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
4.5 合作与引进并行深化重点方向国际科技合作
建立科技、外交、安全、经贸等部门协调机制，统筹科技交流合作、技术管制研判、替代布局和国际法律维权。对外强化多边科技外交，依托“一带一路”、全球南方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框架，加快建立政府间科研数据与样品流通豁免清单，扩大与新兴市场国家联合实验室布局；对内完善敏感领域全国一盘棋的替代攻关体系，对关键试剂、算法、材料实施集中带量采购和战略储备，确保极端情形下基础科研供应链不断链。用好港澳国际合作平台和友华国家合作平台，建立离岸科研合作区，探索跨境数据、资金、设备、人才、项目合作新模式，为国家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开展基础研究合作提供基础支撑。
5 结束语
收起
基础研究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源头根基，强大的基础研究本身就是国家战略需求。“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要放在国家发展的大系统中把握。必须从全局、长远和战略高度，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优先发展的位置，完善“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互促共进的创新生态，统筹建设多元投入保障、联合选题机制、科研组织模式、青年人才稳定支持、国际合作制度和激励机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基金
收起
- 青海省重点研发与转化计划科技援青合作专项(2025-QY-202)
-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青年基金优秀项目(E6X0211Q)
文献
收起
参考文献
引证文献
排序方式：
[1]
习近平论科技创新(2012年11月8日至2013年12月31日)[EB/OL]. (2024-07-18)[2026-06-08]. 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4750664607282452210&item_id=14750664607282452210.
Xi Jinp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November 8, 2012-December 31, 2013)[EB/OL]. (2024-07-18)[2026-06-08]. 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4750664607282452210&item_id=14750664607282452210. (in Chinese)
[2]
习近平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EB/OL]. (2026-04-30)[2026-06-08].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4/content_7067520.htm.
Xi Jinping stressed at the forum on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 Strengthen basic research with greater efforts and more practical measures to further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EB/OL]. (2026-04-30)[2026-06-08].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4/content_7067520.htm. (in Chinese)
[3]
万劲波. 基础研究的内涵、模式与高质量发展路径[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11): 86-95.
Wan J B. The connotation, model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basic research[J]. People’s Tribune·Frontiers, 2023(11): 86-95. (in Chinese)
[4]
Frascati manual 2015[EB/OL]. (2015-10-08)[2026-06-08].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2015/10/frascati-manual-2015_g1g57dcb.html.
[5]
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EB/OL]. (2025-09-29)[2026-06-08].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9/content_7042859.htm.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in 2024 [EB/OL]. (2025-09-29)[2026-06-08].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9/content_7042859.htm. (in Chinese)
[6]
Stokes D E. Pasteur’s quadrant: 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7]
Roll-Hansen 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asic and applied science[J]. Journal for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17, 48(4): 535-551.
[8]
Narayanamurti V, Odumosu T. Cycles of invention and discovery: Rethinking the endless frontie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9]
Narayanamurti V, Tsao J Y. How technoscientific knowledge advances: A Bell-Labs-inspired architecture[J]. Research Policy, 2024, 53(4): 104983.
[10]
万劲波. 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N]. 学习时报. 2026-05-27(006).
Wan J B.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research[N]. Study Times, 2026-05-27(006). (in Chinese)
[11]
习近平.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6-07-09(002).
Xi Jinping. Speech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Conference, the Academician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El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 People’s Daily, 2026-07-09(002). (in Chinese)
[12]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科睿唯安. 2025研究前沿热度指数[EB/OL]. (2025-12-04)[2026-06-08]. http://www.casisd.cn/zkcg/zxcg/202512/P020251204408903646771.pdf.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cademy of Sciences, Clarivate. 2025 research frontier heat index [EB/OL]. (2025-12-04)[2026-06-08]. http://www.casisd.cn/zkcg/zxcg/202512/P020251204408903646771.pdf. (in Chinese)
[13]
Applied sciences Institution rankings (2024 data)[EB/OL]. [2026-06-08]. https://www.nature.com/nature-index/applied-sciences/institutions-territory-rankings.
[14]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4[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25.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National innovation index report 2024[M]. Beijing: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Press, 2025. (in Chinese)
[15]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Implementation update: Enhancing security measures for NIH controlled-access data[EB/OL]. (2025-04-02)[2026-06-08]. https://grants.nih.gov/grants/guide/notice-files/NOT-OD-25-083.html.
2026年第5卷第3期
PDF下载
3581
1853
引用本文
BibTeX
文章信息
doi: 10.3981/j.issn.2097-0781.20260019
- 接收时间：2026-06-09
- 出版时间：2026-09-20
- 发布时间：2026-10-10
补充材料
相关文章
表12种不同金属材料的力学参数
| 科 Family | 属数 Number of genus |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 占总种数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species (%) | 属 Genus |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 占总种数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species (%) |
|---|---|---|---|---|---|---|
| 鹅膏菌科Amanitaceae | 2 | 11 | 5.26 | 鹅膏菌属 Amanita | 10 | 4.78 |
| 小菇科 Mycenaceae | 2 | 12 | 5.74 | 丝盖伞属 Inocybe | 5 | 2.39 |
| 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 | 8 | 14 | 6.70 | 蜡蘑属 Laccaria | 5 | 2.39 |
| 红菇科 Russulaceae | 3 | 23 | 11.00 | 小皮伞属 Marasmius | 6 | 2.87 |
| 小菇属 Mycena | 11 | 5.26 | ||||
| 光柄菇属 Pluteus | 5 | 2.39 | ||||
| 红菇属 Russula | 17 | 8.13 | ||||
| 栓菌属 Trametes | 5 | 2.39 |
关闭全屏
